悼念薩米爾·阿明 |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擺脱依附與危機_風聞

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擺脱依附與危機

訪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

文 | 丁曄

一、馬克思主義及其本國化問題

問：阿明教授您好！很感謝您能夠接受我的採訪。中國的很多學者對您的依附理論、全球化理論等都比較熟悉。能不能請您先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一談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薩米爾·阿明：**從1948年起，我就是一名共產主義者，當時我17歲，現在我85歲了，但是我認為我不會改變。我在大學中接受教育，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然而我不是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是一名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我的觀點經常被一些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其實是馬克思學的學者所誤解。這些人研究馬克思，但是從不將之與鬥爭，尤其是階級鬥爭相聯繫。我一直是一位積極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我將馬克思主義視為鬥爭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種理論。用馬克思那句著名的話來説就是：我們不僅要認識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理解這個世界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為改造世界過程中一個有效的因素。這是第一部分。

 其次，我愛中國和中國人民。我人生中最難忘的時刻之一就是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北京。那時候我還年輕——不僅是因為那時的我充滿熱情，還因為我有些天真——我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終結。中國的革命不只是中國的，而是會席捲整個亞洲，而且在20年內，東南亞、非洲等地都會取得革命的勝利。那時的我年輕天真，但這也是我充滿熱情的原因。後來我像當時的很多人一樣，成為一名斯大林主義者——認為蘇聯就是社會主義的典範。

 1952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被譯為西方的語言，我當時讀到了，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成為毛主義者。我覺得毛澤東的書比其他人的書更好地回答了我們自己的問題。毛澤東的觀點有何不同呢？我不是説它比馬克思的書、列寧的書更好，而是説馬克思和列寧屬於過去的時代，而毛澤東的書則是針對當時情況。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的學院派理論，而是鬥爭中的人民的理論。因此對於現時代的我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鬥爭中的人們是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問題要比以抽象的方式、泛泛地談論馬克思主義更重要。當然，總體上來談論馬克思主義是十分有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這只是第一步。然後就要將這種馬克思主義轉換為有效的馬克思主義，那就是要將人民現實面臨的挑戰考慮進來。

問：有些西方學者表示他們無法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概念，他們認為正如數學、科學無法中國化一樣，馬克思主義也不存在中國化的問題。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薩米爾·阿明：**我認為這完全取決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底是指什麼。很多西方學者否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性，是因為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並不能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那麼，馬克思主義如何才能通過對中國社會面臨的現實挑戰加以考慮而變得有用？馬克思主義必須要回答法國人在法國、剛果人在剛果、中國人在中國所遇到的實際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説，馬克思主義必須要法國化、剛果化、中國化。但是，並不是所有使用這個概念的人都是指同一個含義。有些人使用這一概念也許是為了替右的道路、選擇資本主義道路而辯護，而另一些人則是做出左翼的回應，例如毛澤東。

問：在此基礎上，您能否結合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來具體談一談邊緣、半邊緣國家將馬克思主義同本國情況相結合的問題？

**薩米爾·阿明：**資本主義歷來就是帝國主義，在這一觀點上，我跟列寧稍有不同。我認為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與壟斷聯繫的新階段。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征服世界，並將其劃分為主導的中心與被主導的邊緣。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塊邊緣地帶就是南北美洲，後者作為殖民地從屬於前者。西歐資本主義為了加速自己積累擴張的進程，摧毀了美洲印第安人本土的社會和文化。所以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製造了中心與邊緣。當然，這就導致了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對立，但這種對立在歷史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為了適應中心資本主義積累的需要不斷進行調整的。就這一點而言，列寧確實是對的，壟斷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我認為資本主義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的，這對你們而言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中國在1840年由於鴉片戰爭被迫對世界打開國門，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簽署不平等條約，這是在列寧的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主義之前就開始了。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種理解的結果將是，以革命方式超越資本主義的努力不是從帝國主義中心——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以及日本開始的，而是從俄國、中國、越南這樣的邊緣或半邊緣國家開始的。這就是不平等發展的歷史，這對資本主義有利，資本主義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的。因此，歷史進程中的革命是從邊緣爆發的革命，那時主要是中國和俄國。馬克思主義必須對這些加以考慮。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是歐洲中心主義的，認為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不可能在歐洲之外的任何地方發生，相信無產階級革命將在作為中心的歐洲開始。

 但是這種革命——即列寧所説的最薄弱的環節上的革命——俄國革命，是在邊緣國家、半邊緣國家發生的，而不是在中心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發生的。因此，俄國革命就面臨兩方面的新問題。

 一是如何發動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參與到革命中來，並最終走向社會主義，這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情況不同。因為，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農民只佔人口的3%—5%。但是俄國和中國的情況則是農民佔大多數，那麼怎樣用共產主義的名義來動員農民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呢？在這方面，毛澤東比列寧認識得更深刻。因為毛澤東是後來者，借鑑了俄國革命的經驗，並加以推進。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從來沒有説過1949年中國就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了。中國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這是人民民主的——工人和農民的勝利，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動員起了貧農，中立了中農——他們占人口的大多數。毛澤東對這一問題認識得很透徹，並且找到了很好的解決之道，即取得革命勝利之後，不是將土地作為私有財產平均分給農民，而是將土地作為國家的財產，但是農民有土地使用權。這一點很重要，雖不可能完全公平，但最大可能地保證公平。但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一點，因為他們是西方的學者。而在西方，農民並不占人口的多數。

二是帝國主義國家對俄國和中國革命的憎惡。通常認為冷戰爆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認為不是這樣。在我看來冷戰始於1917年，之後以熱戰（武力戰爭）和冷戰的形式交替繼續。1917年—1920年，西方國家對蘇聯的聯合武裝干涉，然後是一段冷戰，其後又是熱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然後又是冷戰。1949年後中國很長一段時間被孤立，不是中國人和毛澤東自己的選擇，而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和打壓。他們不承認新中國政府，而是支持退居在台灣的蔣介石。因此，我們要知道西方國家為什麼對這些革命充滿仇恨。當然，部分原因是這些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等等，但這不是全部原因。更主要的是因為這些國家決心要獨立，不依附於全球的資本主義體系，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決不會接受的。他們不會容忍任何獨立的國家，即使是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更不用説社會主義國家了。這就是為何自1991年以來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俄羅斯——它也無意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依然處於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冷戰之中。為什麼呢？因為俄羅斯想要在全球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保持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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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邊緣結構與擺脱依附的關鍵

問：如果説您近年關注的焦點從邊緣國家的依附轉向了中心國家的內爆，從經濟批判轉向了政治、文化和生態批判，您認同嗎？

**薩米爾·阿明：**不，我要強調的是我一直關注的是整個全球體系，包括中心與邊緣，但是更關注邊緣國家發生了什麼。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我自己就是一個邊緣國家的公民；二是我們是大多數，佔據了全球人口的85%，亞洲除了日本、整個非洲以及拉美都是；三是在歐洲、美國和日本也有令人困窘的貧窮，雖然並不像我們這些國家這麼多。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不是隻侷限在經濟領域，而是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將經濟、政治、文化、組織等各方面緊密聯繫在一起，不能只孤立地強調其中一方面。

問：我注意到您的中心—邊緣的理論框架與其他的理論框架有很大的不同，請您詳細闡述一下好嗎？

**薩米爾·阿明：**好的。我將一個國家的經濟分為四個部門：奢侈品消費部門、羣眾消費部門、出口部門以及設備生產部門。對於一般邊緣國家而言，奢侈品生產部門和出口生產部門是主導性的經濟部門。其中奢侈品生產部門為國內富人服務，出口生產部門為國外服務。由於不重視羣眾消費部門和設備生產部門，這樣的經濟結構既不能滿足國內多數勞動者的需求，又不能實現工業化來擺脱邊緣的依附地位。這一分析框架潛在的意義在於可以通過階級分析來考察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因為在不同的階級結構下，邊緣國家可能關注經濟的不同部門。如果是工人階級主導的階級結構，他們會注重四部門之間的聯繫，強調羣眾消費部門和設備生產部門；但如果是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他們就會重視奢侈品和出口部門。中國需要的是以普通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國內市場能夠優先發展，並以羣眾消費部門的繁榮為基礎來促進設備生產部門的發展。

 關鍵是看哪些消費品生產更受重視——是以中產階級為主要消費對象的消費品，還是以占人口大多數的大眾為主要消費對象的消費品？以交通問題為例。如果以汽車生產為重點，就意味着注重的是中產階級的消費，因為普通中國人買不起貴的汽車，但是中產階級可以。但如果以公共交通工具為優先——比如令公共汽車的數量是現在的十倍，那就是滿足大眾消費。

問：請您談談您的理論框架以及人們對它的理解。

**薩米爾·阿明：**我的理論框架可以歸納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也是最基本的，就是階級結構；第二個層面是國家層面；第三個層面，也是最引人注意、影響最大的國際或稱全球層面。大家一般更多地關注的是第三個層面，即中心—邊緣的劃分。但是對於前兩者，尤其是階級層面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但是，在我看來，如果沒有國內階級結構的改變，就不會有國際上中心—外圍的改變。因為事物的變化都是從內部、底部開始的，不可能憑空從天而降。正是底層的階級鬥爭改變了權力結構關係，進而改變那些因變的關係層面，這為改變全球體系創造了條件。但是，你知道我不相信聯合國的那些國際會議能夠自上而下地找到解決國際問題的途徑。但是1955年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的體系不同——亞洲和非洲國家為了獨立自主、為了“脱鈎”、為了相互合作與支持而聚集到一起，他們同帝國主義國家鬥爭，希望調整和重建國際秩序。

我想，那是中國在世界上非常受歡迎的時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赤腳醫生援非。在一個只有兩名赤腳醫生的村莊裏，村民們就能都被救治。他們就説中國人真了不起，真好！中國人為我們所做的，比我們的政府、比任何人所做的都多。二是從達累斯薩拉姆到盧薩卡的鐵路。這條長鐵路為南部非洲的國家帶來自由，讓它們擺脱對南非的依賴。同時也讓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韋這些國家有獲得武器的途徑，因為這三個國家離鐵路非常近。

 其實，中國現在在國際上也應該負有重要的責任。因為中國可以、而且是唯一可以支持其他國家工業化的國家。中國可以通過提供自己掌握的大多數技術對這些國家予以支持。中國掌握着很多技術，可以建造小汽車、公共汽車、鐵路等工廠。當然，我們不是想讓中國將這些作為免費禮物送給我們。你們需要原材料。

 比如贊比亞在卡翁達（Kaunda）之後選出了一個非常有合作精神（願望）的政府。他們的總統邀請我商討如何同中國進行公開的協商溝通。我説，中國別的都不想要，他們想要銅，而贊比亞是最重要的銅生產國之一。那麼贊比亞就可以同中國進行協商：中國是否希望在銅產業中投資，以便生產更多的銅，並保證出口給中國？定價類型也可以協商，雙方是準備採納國際價格，還是準備逐步實現自行定價？這些都可以協商。

 我們會保證中國在獲取銅方面具有優先權——數量、價錢都可以協商。相應的，我們要求中國做兩件事：第一是幫助我們建立我們自己的工業。我們希望出口銅獲得的收入能從中國換取技術，這樣我們就能把銅出口與工業化二者聯繫起來。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工業計劃。我們可以購買中國的設備和技術。中國也可以提供技術培訓、技術人員教給我們如何做。第二是復興我們的家庭農業，我們種植玉米，但是生產率低。中國有專家。我們應該就所有附帶的這些內容達成協議。中國有能力實施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全球政策。這不只是提供資金的問題，而是運用中國的實力來支持其他國家，作為對等交換，中國可以獲得所需的原材料。對很多其他國家都可以這樣幫助。如果中國這麼做，會很受歡迎。但這不是中國正在做的事情。中國的一些企業正在做兩件事：一是像其他國家一樣只是在做生意。二是一定程度加入了圈地活動，將當地土地用於生產出口給中國的產品。這樣做是在破壞當地的農業。其實你們可以提供幫助使當地農業生產力提高，讓部分農產品出口到中國。

三、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與擺脱危機的出路

問：2010年以來，可以説我們目睹了阿拉伯國家、歐洲、美國等頻繁發生的社會運動和羣眾抗議，您如何看待這些運動的作用和侷限性？

**薩米爾·阿明：**我寫過與此相關的兩篇文章，一篇是關於埃及、敍利亞、伊拉克、尼日利亞、利比亞和突尼斯等國的運動和混亂。另一篇是關於更為寬泛的在全球層面上的社會主義運動。2010年到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爆發的大規模羣眾運動實際上是有預兆的。在那之前，突尼斯的加夫薩爆發了礦工罷工，埃及也反覆發生罷工等等。但是突尼斯和埃及的這種大規模的爆發還是令很多人吃驚。這些運動的參與者羣體多樣化，訴求也多樣化，但正是組成羣體的多樣化、訴求的碎片化以及運動本身缺乏甚至沒有足夠的組織，導致這些運動最後只可能將其目標定位得非常具體，即驅逐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這裏我不想過多談論這些運動本身。

 我們可以概括出兩大類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一類是運動本身就有着明確的、激進的目標，即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代之以工人所有權；另一類沒有前者這麼激進，它們只是謀求勞資關係上的一些實質的、重要的改變。就整體而言，這兩大類中的很多運動都可以稱為我所説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ovement to socialism），這是我從南美一些政黨那裏借用來的詞。歷史上，這些“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大致沿着兩條線路發生，一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國家中爆發的，二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國家發生的。中國無疑是後者的一個成功例子。我個人認為，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要處理好整體統一性——國家、民族與多樣性——國家的多種社會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

 而這一點正是當前諸多運動所缺乏的。這些運動不缺乏足夠的、多樣的參與羣體，但缺乏統一的革命策略將其團結起來，缺乏有力的組織。然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尤其是現在。這需要中心國家的激進左翼與邊緣國家的激進左翼的共同努力。這也是為什麼我説就阿拉伯國家的革命而言，最核心的是脱離自由主義經濟的體系，沒有這一點，民主和國家獨立都無從談起。這也是為什麼我説資本主義的秋天與人民的春天不能簡單等同。

 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合會”式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有他們的地緣戰略計劃——要保持他們對全球的統治，尤其是要保證他們對全球自然資源的排外性的佔有和使用，儘管這很明顯會帶來全球的生態災難。他們在諸如“保衞民主”“文明的戰爭”等偽文化命題下掩蓋了問題的實質，那就是南方國家的落魄流氓式發展（lumpen-development），除此以外再無其他。這樣的一個體系是不可持續的，在政治、社會、生態方面均是如此。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革命、抗議是對這種戰略的反抗，但絕不是唯一的。

問：這些運動除了體現了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民眾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反應之外，能否反映出資本主義自身的一些新變化？

**薩米爾·阿明：**我想説的是，我們面臨的是雙重危機，而不是單一危機。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的危機，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的危機；另一方面，我們也面臨反對資本主義的羣眾運動的危機，即馬克思主義者的危機。

 資本主義的危機——我們進入了帝國主義的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從1975年-1990年的15年間，壟斷資本主義以更快的速度集中化。以同一標準計算，巨型跨國公司的數量從1.5萬降低至5000家，這是一個質的變化。其結果就是少數人間接控制一切。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分包生產。我舉一個關於西方的農業、農民（主要是美國和歐洲）的例子。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了上下游產業，銀行、孟山都公司這樣的壟斷資本提供種子、設備，控制上游，出售農產品的大型連鎖超市等控制了下游，勞動創造的利潤被壟斷資本主義拿走了。

 另一個變化是，過去的帝國主義是複數形式的，有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例如德國、日本、美國、法國還有英國。今天我們面臨的是由美國、歐洲和日本三方組成的“集體帝國主義”，他們有集體的政治組織和集體的軍事組織北約。這也是質的變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退居次要地位。針對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他們有共同的戰略。這是重要的變化之一。我在我的上一本書——《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闡述過這一點。那麼，這種變化的結果就是今天的“集體帝國主義”。現在正是處於這個“集體帝國主義”時期。

權力和寡頭的集中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一是西方民主在衰落。選舉民主，尤其是美國、歐洲的選舉民主被證明是虛偽的，毫無意義。二是法西斯主義的新形式和新途徑。在歐洲，我們可以看見種族法西斯主義。在像我們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也可以看見宗教外衣下的新法西斯主義。三是第三國際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例如列寧主義、毛主義淡出了視野，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在面臨當今挑戰的時候，如何重新建立馬克思主義？今天的中國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已經很不同了，甚至是有很大的區別。所以，中國面臨新的挑戰。我們不需要懷舊毛主義，而是需要新的毛主義——能夠回應現在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的新的毛主義。這一點上還比較薄弱。這也是我所説的，為什麼當今的社會運動無法團結一致。抗議，尤其是一些大規模的抗議缺乏統一的、都認同的策略。

 雙重危機——資本主義的危機與羣眾運動的危機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一個混亂的局面。

問“您曾經提到過資本主義在各方面發生內爆，其中包括生態方面，那麼這種雙重危機造成的混亂與生態問題之間有怎樣的聯繫？

薩米爾·阿明：寡頭公司財富的集中導致了雙重結果，第一是寡頭政治體系的形成。寡頭政治不是隻在俄國統治，美國、歐洲以及日本都有寡頭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有。第二是超額利潤在國內市場的擴張中沒有了再投資的出路，所以投資為了尋找出路導致了兩種結果：一是金融泡沫，金融投機，比如房地產投機——中國也有。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諸如原油、銅之類的原材料投機、食品市場的投機等。二是生態問題，以更快的速度掠奪地球上的自然資源，破壞自然資源，這就導致了很多嚴重的生態問題，比如氣候變化等。在資本主義的邏輯框架內不可能徹底解決生態問題，因為資本主義是短視的——只求今日之高額利潤，不關心明天如何。只有在社會主義精神下，擁有長遠、寬廣的視野，才可以正確地引入生態維度。

 理論上，社會主義經濟比資本主義經濟眼光更為長遠，不是隻關注短期和中期利益。

問：所以在您看來，生態危機主要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而造成的？那麼，資本主義本身可不可能變得目光長遠？

**薩米爾·阿明：**是的，目前的生態危機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造成的，但是它永遠不可能克服。這是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由於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個別企業總是優先考慮自己的利潤，而不是考慮作為社會總體利益的環境問題。即使中心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轉嫁污染給邊緣、半邊緣國家，以緩和本國直接的生態危機，但資本主義作為世界體系本身的生態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問：有人認為，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以及蘇聯，也有很嚴重的生態問題，社會主義並不能解決生態問題。您怎麼看？

**薩米爾·阿明：**在毛時代的中國和蘇聯確實有一些生態問題，但既不像資本主義的生態問題那樣嚴重和系統，也不是不可克服的。社會主義將最終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從而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當這一矛盾解決之後，企業不再為利潤生產，而是為了社會總體利益生產，就可以避免私有制下企業忽視生態環境的短視現象。此外，社會主義由於根本上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也不會鼓勵消費主義，這也有利於減輕由過度榨取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生態問題。

問：您是否認為毛澤東時代沒有過度榨取自然資源的消費主義？

**薩米爾·阿明：**是的。在那時候，中國的農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只有20%，現在城市人口占50%或者更多。生態這一維度的問題發生了質的變化。毛澤東時代的生態問題是比較邊緣化的問題，但是現在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一直記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也就是説資本和資本的積累破壞了人類財富的兩個重要基礎：一是人本身，即人的異化；二是自然，馬克思用的是他那個時代的語言——土地來代表自然。考慮到這個語境，我們擴展了土地的內涵。所以馬克思最早注意到了生態維度，後來的生態學家只是重新發現了馬克思，但是他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告訴他們了——他們只是在重複150年前馬克思所説的話。但他們不知道，仔細讀馬克思的書就不難發現這點。領導着《每月評論》的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寫過一本很好的關於馬克思的書，注意是馬克思，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當然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在闡述。但是他所説的確是如此——人們過度使用了化肥和化學物質，破壞了土地。

四、中心—邊緣的體系中不發達國家的發展路徑

問：按照您剛才提到的，西方的新帝國主義國家不僅不會接受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強大，就連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大也不會接受，那麼西方國家發動冷戰，不只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想要在這些革命國家與自身之間重新構建中心—邊緣的關係嗎？

**薩米爾·阿明：**是的。處於中心國家地位的新帝國主義想要控制、主導邊緣國家，期望邊緣國家的經濟依附於他們，希望邊緣國家為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利益而進行分包生產。中心國家決不會接受任何獨立國家的強大或快速發展，即使是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邊緣國家的資本主義必須依附於他們。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列寧和斯大林時期，在中國——毛澤東時期，都面臨這兩方面的問題，即農民佔多數的國家以及西方國家的冷戰和熱戰。中心國家決不會接受共存的局面。所以當我聽到有的中國學者説我們正處於一段較長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和平共存的時期時，我很震驚。資本主義是不會接受和平共存，更不願讓你在和平環境下崛起的。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最近日本要重新軍事化，尋求成為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不是日本自己的決定，而是美國的決定。

問：您如何看待當今以美日歐為代表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薩米爾 ·阿明：**日本其實是在充當工具，因為日本統治階級的大多數從屬於美國。這就是我提出的比較新的概念“集體帝國主義”——由美國、歐洲和日本三方所組成的“三合會”。其中，美國是領導，日歐是從屬的聯盟。它們不是依附的、邊緣的，而是屬於中心地帶。它們同美國之間存在競爭，與此同時又在政治上甚至文化、軍事上從屬於美國。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問：可是為什麼美日歐當時可以成為獨立的發達帝國主義國家，而現在其他國家則沒有這樣的條件了呢？****薩米爾 ·阿明：**歐洲、美國、日本能成為發達帝國主義國家，是因為它們有兩個優勢：一是，歐洲資本主義在農村摧毀了農村社會和農民農業，但是工業化的城市可以吸收這些人。因為19世紀的工業還是勞動密集型工業，在歐洲像英國、法國，美國東北部都是如此。所以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勞動力可以在城市工業中找到工作，儘管工作很差。但是現代技術早已不是勞動密集型的了，因此如果我們加快農村地區解體的速度，多餘的勞動力將無法被城鎮的工業生產吸收。這正是第三世界國家，比如越南等，正在面臨的問題。這些國家出現了很多貧民區，那裏的人們都是從農村轉向城市的，但是他們找不到工作，住在郊區，生活境遇悲慘。埃及首都開羅有2500萬人口，其中失業人口1500萬，處於絕對貧困之中。上述是歐洲的優勢之一。19世紀的工業還是勞動密集型的，今天的工業已不再是了。

 歐洲等國家的第二個優勢是向外大量移民。在16世紀，當時的歐洲（那時候在歐洲之外幾乎沒有歐洲人）佔全球人口的18%。四個世紀之後，進入20世紀後，歐洲人口加上歐洲人在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及其他地區的後代，一共佔全球人口的36%。這就意味着從歐洲向外移民的人口約等於原來歐洲的人口。但是在沒有這種向外移民的情況下，如果加速中國、印度、東南亞國家、非洲國家農村生活瓦解的速度，這些地區大約有30億的富餘農民，即使我們能吸收5億農民，那麼剩下的25億何去何從？我們大約需要五個美洲來吸收這些人口，但是到哪去找五個美洲呢？

問：您是否認為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不僅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還有中心—邊緣關係的原因？如果中國想要打破這種關係，他們就會反對？

**薩米爾 ·阿明：**是的，也包括那些想要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這是很多人不理解的——以為如果同是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就會對你好。其實不然。19世紀的日本可以。但是現在看看釣魚島問題，看看美國在韓國、日本（沖繩）、菲律賓甚至是印度尼西亞的軍事力量。帝國主義的“三合會”——美國、歐洲和日本永遠不會接受一個多中心的、多極的世界。

 現在的壟斷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壟斷資本主義不允許美歐日以外的新的帝國主義的出現。那怕是和平發展成強大的國家他們也不歡迎，而是千方百計打壓。看看他們如何對待智利就知道了。1973年9月11日他們殺害了民選總統阿連德，阿連德是温和派，不是共產主義者。因為帝國主義對阿連德的銅政策不滿，不允許此項政策在違背美國意願的情況下實施並給智利帶來好處。

 再比如，我們都知道贊比亞的銅。假如贊比亞有個受歡迎的民族主義政府沒收了外國在贊比亞擁有的銅礦，要國有化。如果該銅礦屬於美國公司，第二天美國就會轟炸贊比亞。你們願意這樣做嗎？你們不可能這樣做。你們也不會被允許這樣做。因此，你們不可能成為帝國主義國家。

問：也正是基於此，您認為中國走上發達資本主義道路是一種幻覺？

**薩米爾 ·阿明：**對，我擔心的是，在毛澤東時代之後的中國，一些人有一種錯覺或者幻覺，認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推行完全的市場化，就可以追趕上來，很快成為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主權國家。這種幻覺認為，中國可以成為一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力量，因為中國是有着13億多人口的大國，人口規模使其容易成為第一；還認為中國的人均收入可以上升到大致跟西歐、美國差不多，中國可以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那只是個夢，是孫中山和國民黨的夢。然而，蔣介石、國民黨證明了這個夢不可能實現。

 我覺得你們很快會感受到這一點。因為全球危機正在持續並且加深，影響波及各個方面，在中國也有影響。

 這就是今天處於邊緣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想要成為像中心國家那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的原因所在。那隻能是種幻覺、是個夢，也許現在依然有人抱有這樣的幻想。但這很明顯不可能。因為我相信如果他們意識到這不可能的話，他們就會懂得除了社會主義，別無他途。

問：中國不可能走上發達資本主義道路，您認為還有其他原因嗎？

**薩米爾 ·阿明：**其他的原因，還包括軍事的，以及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支持的一些勢力，比如對中國造成困擾的以達賴集團為首的分裂勢力及美國的盟國——日本等。北約在軍事上給其他國家造成極大的困擾。我們應該加強自身的軍事實力。我完全贊成中國軍隊的現代化，但是如果沒有好的對外政策做支撐，將會引起很大的誤解。

在這樣一種中心—邊緣的體系下，您認為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應該注意或警惕些什麼？

**薩米爾 ·阿明：**不發達國家要想不單方面地、被動地受制於現在的世界體系和全球化，就要逐漸努力構建自己的主權工程。那麼，中國的主權工程意味着什麼呢？我認為有三層含義：一是控制對外關係，即要保持對金融、貿易等方面的國家控制；二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而言，長期全面的計劃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工業化的各個方面，包括高科技，從手機到導彈，從民用到軍事，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現代的工業體系；三是將工業同農民農業的復興相聯繫，即在農業上保持家庭小生產。不要過於加快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速度，要適度轉型。這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也許100年。這個必須要控制。農民農業的復興，建立現代農業，這是個關鍵問題。在中國農村問題上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在世界銀行的影響下，中國派往美國的留學生——他們被洗腦了——所主張的土地商品化之後，可以自由買賣。也許中國在禁止土地私有化，但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而不是完全的。應該完全禁止。否則中國會像印度。印度人口中80%是世界上最貧窮的。這是你們所樂見的模式嗎？

 另一條路線是中國的温鐵軍教授所堅持的，他將組織合作社與農民和農業的復興緊密聯繫在一起，保持家庭小單位的生產，但是有更高的生產力。這就是毛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續，是要理解革命是在農民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發生的，那麼數億的農民就不能被遷移到城鎮裏去，而是必須在農村中尋找到讓他們過上現代化生活的途徑。

問：我們發現您雖然很贊成毛澤東的農業和農民政策，但是在我看來，在農民問題上，您和毛澤東還是有區別的。毛澤東贊成將農民組織成集體的生產單位，而您認為應該繼續保持小農生產。

**薩米爾 ·阿明：**我不贊成蘇聯模式的那種集體生產，但我贊成毛澤東的公社制度。因為公社制度不是蘇聯的集體農莊，它保留了家庭生產，但是在它們之間建立有很強的合作。另外，還有教育、醫療、住房的公共服務等等。所以這一制度是很明智地將家庭生產與集體團結協作相結合。

 毛澤東知道蘇聯集體農莊的問題所在。他在相同的名義下，集體化的名義下，創立了完全不同的制度。這同蘇聯是截然不同的。其實在農業和農民問題上我與毛澤東的主張沒有實質的區別。

 當鄧小平取消了公社制度後，農民之間很快就顯現出差別，一些地區的農民比另一些地區的更成功。因為大城鎮附近的農民更容易找到出路，比如北京和上海附近的農民發現市場其實很近，可那些身處大山裏（特別是邊遠山區裏）的農民則不然，他們也許需要跨越幾千公里去尋找工作。鄧小平保留了一個原則——土地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形式上依然是國有財產。現在，原則還在那，可是有很多例外，越來越多的例外。雖然有一些迫使這一原則被打破的壓力，但據我所知，這一原則還保持着。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現在還不是資本主義的重要原因。

本文原題丁曄:《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擺脱依附與危機——訪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3期。感謝馬克思主義研究雜誌公號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