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鄉村建設最缺的是審辨思維_風聞

【2018年6月，《世界不一定是這樣：關於鄉村建設的見聞和思考》一書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全書前言。】

1967年11月16日，我與300多名北京的中學生一道，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額仁高比公社插隊落户。1978年我在東烏珠穆沁旗參加了高考，通過高考到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專業學習。在插隊落户的11年中，我放羊、放馬、當獸醫，從未離開過牧業，11年基本是在蒙古包中度過的。離開草原後的40年間，我一直與曾經插隊的生產隊（現在稱為“嘎查”）保持着聯繫，每隔一兩年就會返鄉探望一次從少年時代一道長大的蒙古族的牧民朋友。手機普及以來，經常通話互相問好。近幾年，更是通過微信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由於自己11年人民公社社員的經歷，由於與一個生產隊在整整半個世紀的實踐中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我一直關注農村問題。出於對農村問題的關注，我在2011年退休以後，又親身走訪了一些典型的農村，包括山西昔陽大寨村，安徽鳳陽小崗村，安徽肥西小井村，河南新鄉劉莊，河南新鄉小冀村，河南臨潁南街村，河南臨潁北徐莊村，河南濮陽西辛莊村，河南信陽郝堂村，河南鞏義回郭鎮，江蘇江陰華西村，江蘇夏港長江村，江蘇金港長江村，江蘇金港長山村，廣東中山崖口村，遼寧鳳城大梨樹村，山東威海的西霞口村，河北晉城周家莊村，河北臨西東留善固村，河北武強周窩村，等等。其中，大部分村莊都是我自己開車走訪的。由於是自己開車，在走訪劉莊、南街等先進村莊時，為了進行一些比較，我一般會同時走訪與這些村莊臨近的一些村莊。

江蘇江陰華西村

在自己開車走訪的同時，我也一直關注媒體、網絡上關於“三農”問題的報道。通過這些親身的走訪，通過對相關資料的閲讀，引起我一些思考。在這本冊子中，收集了我在這些農村的一些見聞，也述説了自己關於鄉村建設的一些思考。

近幾年，我關注國民審辯式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發展。一個具有審辯式思維的人，理解語言的侷限性，理解形式邏輯的侷限性。他理解，在堅守“符合事實（fact，data，evidence）”和符合形式邏輯的基礎之上，基於不同的個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基於人的個別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還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看法的區別不是對（right or correct）錯的區別，也不是合理（rational or reasonable）與否的區別，而是屬於不同的普樂好（plausible）選擇。基於這種審辯的思維方式，我無意主張某一種鄉村建設模式是“正確”或“錯誤”，我只是想通過記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表達自己的看法：世界不一定是這個樣子，世界還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鄉村的情況千差萬別，非常不同。第一，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內陸地區不同；第二，平原與山區不同；第三，擁有的自然資源不同，這些資源包括水利資源，礦產資源。旅遊資源（如張家界、九寨溝等）等；第四，大中城市的近郊區與遠離大中城市的農村地區不同。更重要的差異是，有的村莊具有一個比較堅強的黨組織，有的村莊黨組織基本癱瘓；有的村莊擁有一個正派、能幹的帶頭人，有的村莊沒有這樣的好帶頭人，甚至存在領導以權謀私的現象，存在領導與黑惡勢力勾結的問題。

婺源鄉村旅遊景觀

面對差異如此巨大的廣大農村，並不存在一種普世、普適、普時的鄉村建設模式，並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鄉村建設模式。每個鄉村，需要審時度勢，選擇最符合自身條件的發展模式。“橘生於淮南則為橘，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不能簡單照搬別人的成功經驗。

80年代初在剛剛開始農村改革的時候，當時的農村政策制定者頭腦是比較清醒的，對中國農村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有比較充分的認識。1981年1月1-8日，杜潤生同志陪同時任總理考查了鄂豫魯三省的宜昌、荊州、南陽、開封和菏澤五個地區。之後，寫出《關於農村經濟政策問題的一些意見》一文。當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了這篇文章。[1] 在這篇文章中，杜潤生同志建議，大約20%的困難地區可以實行“包產到户”；大約50-60%的中間地區則可以實行“統一經營、聯產到勞的責任制”；大約25%的先進社隊則可以實行“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的責任制”。這是一種“因地制宜”的政策建議，而不是一種“一刀切”的建議。30多年後回頭看，當時這種因地制宜的政策建議是符合中國農村實際情況的。

​基於對中國農村複雜狀況的清醒認識，當時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雙層經營、統分結合”的基本農業發展政策。在中共中央的多個農村政策文件中，曾反覆申明瞭這一基本政策。但是，這一政策後來被“一刀切”的“土地承包”、“免除集體提留”等政策沖垮。實際情況是，在相當比例的中國農村“雙層經營”成為一句空話，集體經營一層實際上被取消了，僅僅剩下個體經營。“統”實際上被取消了，僅僅剩下了“分”。

遺憾的是，由於後來的農村政策制定者逐漸拋棄了審辯（critical argument）的問題解決思路，選擇了一種“一刀切”的問題解決思路，使中國的農業發展走了很大一段“規模經營——碎片化——重啓規模經營”的彎路，被迫在30年後重走合作化的道路，重新開始通過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增加農業生產的抗風險能力。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認真總結的歷史教訓。

雖然30多年來鄉村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不可否認，在廣闊的中國農村，確實存在着不少凋敝、衰落甚至消亡的村莊。這種使人憂慮的局面，體現在許多關於農村的調查研究報告中，體現在許多大學生和公務員的“回鄉見聞”中。其中，給人印象深刻的有作家梁鴻的《中國在梁莊》[2]和《出梁莊記——中國的細節與經驗》[3]，有廣東金融學院黃燈副教授的《大地上的親人》[4]。黃燈在武漢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中山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梁鴻和黃燈都詳細地記述了自己家鄉農村的沉淪、頹敗和無奈。

伴隨手機的普及，伴隨移動互聯網逐步覆蓋農村的廣大地區，一些村莊出現了更加讓人擔憂的的局面：許多人沉湎於手機遊戲，大量的時間泡在微信上，通過手機參與賭博，參與“買碼”（一種賭博），等等。農村中大量由祖父母隔代看護的留守兒童的狀況更令人擔憂，不少留守兒童沉迷網絡遊戲，厭學，逃學，輟學。

玩手機的農村少年

最讓人心酸的是一些地區出現了老人自殺的“新民俗”。一些老人，為了不連累子女，為了減輕子女的負擔，在患病或衰老之後，自我了斷。對此，華中科技大學的賀雪峯老師和武漢大學的劉燕舞老師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發表了多篇關於農村老年人自殺問題的論文。[5] [6] [7] [8]

1985年3月7日，鄧同志在全國科技會議上説：“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9] 我們的政策是否已經導致兩極分化？這個問題，確實需要引起我們的思考。

1990年3月3日，鄧同志在與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説：“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10] 今天，是否需要發展規模經營？是否需要發展集體經濟？是否需要實現“第二個飛躍”？這些問題，也確實需要引起我們的思考。

30年來，我曾與許多關心鄉村建設的朋友討論這一問題。我看到，一些崇尚自由主義的朋友一方面口口聲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另一方面卻對河南劉莊、江蘇華西、河南南街、河北周家莊、廣東崖口等許許多多通過堅持集體經濟實現了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視而不見，對分田單幹以後許多鄉村的凋敝視而不見，對個體農户低下的生產效率視而不見，對個體農户脆弱的抗擊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能力視而不見。我深感這些朋友需要提高自己的論證水平，需要儘量保持自己論證過程中的邏輯一致性。

農業問題專家、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峯在為農村問題資深研究者張路雄同志的著作《耕者有其田：中國耕地制度的現實與邏輯》[11]一書所寫序言中警告説：“普世意識形態高調和黑板經濟學教條已經誤導了當前中國的三農政策。從事三農研究的學者，制定三農政策的官員，也許都應有一個更加深入的農村調查，甚至需要到農村從事一個時期的三農工作。如此，則農民幸甚，中國幸甚。”賀雪峯教授的警告，確實應該引起一些同志的警醒。

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九召開。“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十九大報告也指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今天，我們仍然面臨着艱苦的鄉村建設重任，仍然面臨艱鉅的農村扶貧任務，仍然需要面對一些曾經脱貧的村莊在市場的起伏中再次返貧的難題。這時，我們需要汲取歷史的教訓，拒絕“一刀切”的做法。我們需要理解，在某個地區非常成功的經驗，並不適用於另一些地區，切不可強行推行一些在某些地區確實取得成功經驗的做法，避免出現“橘枳效應”。

參考文獻：

[1] 杜潤生：杜潤生文集，山西經濟出版社，2008年出版，上卷。20-29頁

[2] 梁鴻：中國在梁莊，中信出版社，2014年

[3] 梁鴻：出梁莊記————中國的細節與經驗，花城出版社2013年出版

[4] 黃燈：大地上的親人，台海出版社，2017年出版

[5] 賀雪峯、郭俊霞：試論農村自殺的類型和邏輯，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108-116頁

[6] 劉燕舞：農村家庭養老之殤——農村老年人自殺的視角，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4期，13-16頁

[7]劉燕舞、王曉慧：農村老年人自殺的地域差異與文化分析，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4期，125-134頁

[8] 劉燕舞：農村老人的養老之痛——一名社會學博士後的鄉村調查手記，南風窗，2012年第24期，第62-65頁

[9]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頁

[10]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頁

[11] 張路雄：耕者有其田：中國耕地制度的現實與邏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

附：《世界不一定是這樣》目錄

做人要做這樣的人：勞動模範史來賀

周家莊道路：在自己家鄉實現保持尊嚴的城鎮化

努力做一個純粹的人：看電影《毛豐美》和《卒跡》

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財富：讀《解讀蘇南》

15歲的合作社女社長呂玉蘭

廣東崖口村隨想

劉莊與額仁高比

保持尊嚴的城鎮化是可能的

讀《耕者有其田：中國耕地制度的現實與邏輯》

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

權力和資本都需要關進籠子

劉莊的實踐能否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

感謝生活

有圖有真相：靠掙工分自費旅遊的人民公社社員

45年前我們下鄉插隊

知青陳麗霞的“田園夢”

上山下鄉的本質是什麼？

知青生活是多彩的

文明對文化的掃蕩

論證和決策過程中不應忘記的“初心”

為什麼西方國家集體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