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中國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鴿派或鷹派，而是龍派（三）_風聞

【本文為張文木教授《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八，部分精彩內容在社區定期更新，敬請關注。】

21. 大國外交，最忌傻愣。愣傻之間，寧傻勿愣。

22. 羅斯福總統告誡説：“話説得客氣些，手裏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辦得多。”[1]今天的美國戰略層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沒有耐心（時間）支撐的雄心，往往是底氣不足的表現。當前美國政治家處處顯示出富家弟子的戰略觀念中只有“地緣”而無“政治”的致命短處。他們來到黃海的行為很像1903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來到黃海時的隨性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對已表示“我不願發生戰爭”的尼古拉二世説：“陛下，不堅決打擊是不能揮着拳頭的。”[2]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時任大臣委員會主席的維特事後評論説：“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卻使戰爭無法避免。”[3]現在美國人也來到黃海，與當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國是在國內經濟一片低迷，國際上被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折騰得焦頭爛額的時候來到黃海的，美國人顯然不願打仗，但卻揮起了拳頭，這樣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給人一種“困獸猶鬥”的印象。

23.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政要經年不斷地參拜靖國神社，但在那裏堆放的都是一些東條英機式的因沒有戰略哲學而毀滅了日本明治成就並將日本帶向大災難的政治人物的遺骸。而長期參拜這些人物的結果會使日本國民的戰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國家的戰略能力在亢奮的情緒中逐年遞減。

24. 美國金融問題的根源不在華爾街而在中東，正是美國退出中亞，而不是什麼資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國金融危機。同樣的道理，解救歐洲經濟困局的關鍵也不在歐洲大陸而在中東，中東石油結算幣種——而這又是由槍桿子敲定的——是決定世界石油產銷利潤份額的關鍵。鑑於歐盟內部國家主權的眾多存在，與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需要比美國更多的“資本原始積累”一樣，歐洲的政治統一與發展，較美國而言，則需要更為巨大的資源份額，目前處在上升期的歐洲與處於衰落期的美國一樣，都迫切需要對中東石油產地，從而石油價格的控制權以支撐各自金融。這是歐美矛盾最難以調和的關鍵[4]。

華爾街

25. 在美英幫助下的歐洲統一，其結果不可避免地要產生“俄狄浦斯”（Oedipous）[5]即兒子顛覆老子的效應。因為歐洲統一將使英國和美國，特別是英國在地緣政治上絕對邊緣化。我們知道，美國，尤其是英國，利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曾大獲其利，正因此，它們對歐洲的統一一直持謹慎的態度。儘管1946年丘吉爾呼籲建立“歐洲合眾國”，但直到1973年英國才加入歐共體，迄今仍未加入歐元區。英國明白，近代以來英國的全部輝煌，都是以歐洲的破碎為基礎的；而沒有破碎的歐洲，也就沒有近代的英國。一旦歐洲大陸統一，英國外交特有的“離岸平衡手”的優勢就蕩然無存，面對統一的歐洲大陸，英國在地緣政治上不免落入與日本在亞洲同樣的邊緣地位。英國人明白，沒有一個統一的歐洲，正如張伯倫先生預見的那樣，歐洲的世界霸權就會為美國或俄國所取代[6]；英國人更明白，一旦歐洲統一，英國的歐洲優勢地位也將不復存在。明乎此，我們也就明白了“二戰”一結束就呼籲“歐洲合眾國”卻直到1973年才加入歐共體的英國至今還在歐元區外躑躅的原因。但對地緣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國人而言，這種為歐洲統一而自覺犧牲的尺度，隨歐洲統一的進程加快，將會日益減小。

26. 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發展機遇，在任何時候也是通過最堅決的鬥爭贏得的。在第三世界面前，西方國家可以“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但條件是這個對手必須是軟弱的。如果當他們感到對手無法戰勝時，他們內部就“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7]的特徵。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方整個世界都以蘇聯為敵，試圖通過將德國納粹“禍水東移”蘇聯的方式來緩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日益白熱化的爭奪資源空間的矛盾。但在蘇聯取得斯大林格勒會戰（1942年），尤其是庫爾斯克會戰（1943年）的勝利，蘇德戰場勝負已成定局後，美國就率先拋棄實力比較弱小的英國，主動與蘇聯在同盟國中結成針對英國的“暗盟”。這樣才有了後來蘇聯和美國聯手建立的雅爾塔世界和平體系。同樣，正是中國人民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誓死長期抵抗，才將與日本已接近達成“兩國諒解”[8]的美國拉到中國抗戰一邊，這樣才有中國參加開羅會議與英美共同簽署《波茨坦公告》併成為遠東雅爾塔和平體系締造國的事實。

希特勒

27.只有將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9]結合在一起研讀，我們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擱置爭議”[10]的思想。80年代的三大任務，即反霸、解決台灣問題和發展生產力。當時，鄧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內解決台灣問題，“擱置爭議”和“三大任務”，這就是“有所不為”和“有所為”的統一。因此，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擱置爭議”，是一個積極的和充滿辯證智慧的戰略思想，而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所謂主權問題也可“擱置”。

28. 以前我們用錢贖買資本家階級的歸順，現在我們也可以用錢延長轉瞬即逝的戰略機遇期。

29. 看歷史知道昨天外來鴉片已使“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林則徐），今看電視各式娛樂大賽，擔心其中有些節目會使中國盡失血性男兒。

30. 使對手國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覺地雌化，是擊敗這個國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歷史時刻，名旦梅蘭芳拒絕日本人的“邀請”，決定“蓄鬚明志，息影舞台”[11]，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

​參考文獻：

[1] 轉引自［美］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頁。

[2] 張蓉初譯：《庫羅巴特金日記》，《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91頁。

[3]［俄］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56頁。

[4] 此方面的論述可參見［德］威廉•恩道爾著，趙剛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

[5]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底比斯國王拉伊俄斯的兒子。因神曾預言他將殺父娶母，出生後就被其父棄在山崖，但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國王收養。長大後，想逃避殺父娶母的命運，卻無意中殺死親父並娶其母為妻。此處比喻美國的命運是生於歐洲但註定要毀滅歐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運。參見梁德潤編著：《希臘羅馬神話和聖經小辭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頁。

[6]1938年10月19日，張伯倫派英國首席顧問利思·羅斯以私人的身份與德國駐英商務參贊呂特爾和德國經濟部官員施文迪在倫敦進行非官方秘談，他再次提醒德方官員慕尼黑協定之後建立的歐洲安全集體合作的排外性質，説：“作為英國政府的經濟顧問，他有責任使促進歐洲國家合作的任何適當機會都不致錯過。同樣，假若歐洲四大國不是相互合作，而是互相拆台的話，那麼歐洲經濟就將處於嚴重的危險中，特別是在面臨美利堅合眾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力量的時候。”參閲《德國駐英大使狄克遜的備忘錄》（1938年10月19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364頁。

[7]“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德］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頁。

[8]1940年11月，美國天主教梅利諾大學的秘書長德勞特與主教沃爾什訪問日本，同近衞首相的密友、日本產業組合中央金庫理事井川忠雄秘密舉行改善美日關係的“民間會談”。1941年2月14日，野村大使會見羅斯福總統，商定從3月8日開始日美談判。3月中旬，德勞特和沃爾什在與日本高層廣泛交流的基礎上與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特別助理陸軍省軍事課長巖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擬出包括解決中日衝突在內的《原則協定初步方案》。雙方分別報告美日政府首腦。4月2日，巖畔大佐作為野村大使的助理介入日美談判，雙方磋商後，由巖畔執筆擬出《日美諒解方案》“兩神甫與巖畔和井川擬定的《日美諒解方案》也向羅斯福總統提出”；“羅斯福總統邀請赫爾國務卿，聽取兩神甫的意見”。（參閲沈予著：《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39頁；重光葵著：《日本侵華內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動亂》），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頁。）儘管這個方案只是草案，但羅斯福事前已聽取了德勞特與沃爾什關於他們與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諒解方案》的彙報，這從某種意義上説，《日美諒解方案》內容已獲美方的相當認同。方案開宗明義：“日本國政府及美國政府，為了談判並簽訂一項旨在恢復兩國間傳統友好關係的全面協定，現願承擔共同責任。”1941年4月1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與日本大使野村開始會談。其間，赫爾表示：總的來説，美國並不反對《日美諒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頁。）關於這個方案的具體細節，可參閲《日美兩國諒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頁。

[9]1980年1月，鄧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要加緊經濟建設”。在台灣問題上，小平特別強調説：“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參閲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頁。

[10] 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頁。

[11] 關於這一段事蹟，參見梅紹武回憶文章：《傲骨從來耐歲寒——憶父親堅決拒為敵偽演出的事蹟》，載於梅紹武著：《我的父親梅蘭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