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中國缺乏科學精神,不如改成“需要”_風聞
大包-独立撰稿人-大包科技随笔2018-08-14 13:07
科技日報社總編輯劉亞東最近演講説,中國1919年缺乏科學精神,2019年依然缺乏。
劉總編説中國缺乏科學精神,雖然可以爭議,但相信不少人還是認同的,網上讀者的評論也確實如此。但演講中,劉總編把許多別的問題都歸結為科學精神的缺失,比如:
“與科學精神缺失伴生的還有學術腐敗、造假,浮誇浮躁等很多醜陋現象。”
“誠信問題深深地困擾着我們的社會……什麼才能造就獨立人格?古希臘人給出了經典的答案:科學。”
“契約精神與科學精神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有着一種密不可分的天然聯繫。”
而且劉總編特別強調了兩點,來説明他心目中的科學精神,一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成果劃等號,二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家劃等號。這就厲害了,因為他心中的科學精神和你掌握了多少科學知識、產出了多少科學成果都不是劃等號的,而是達到了“獨立人格”、“契約精神”的境界,所以他在演講中,追慕到古希臘,歐洲的啓蒙運動和理性主義。
因此我們要理解,劉總編説中國缺乏科學精神,實際上是缺乏一堆精神,質疑精神、理性精神、契約精神、獨立精神,什麼都缺,他追慕到古希臘、文藝復興的先賢,恐怕意味着人文精神中國也缺,真不是一個筐能裝下的。
所以你要找劉總編抬槓,就要做好準備了,因為他描述的是一種不能量化的東西。
科學素質是可以量化的,一旦用某種標準去衡量,可以説,科學素質全世界都缺乏。
比如説中國的公民科學素質,即便按照美國人的測試,中國也和美國差距不大,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8年用10個簡單問題測試公眾對科學的理解,美國公眾正確率是60%,中國是40%,發達國家的公眾科學素質也不咋地,而且其中判斷題“地球繞太陽轉”所有國家正確率都很高,這題中國的數據卻空缺,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中國的平均分。
對公民科學素質,中國是可以樂觀的。2018年中國大學畢業生820萬,到2020年,全世界25-34歲的畢業生中有29%都來自中國,不難推斷,按照量化知識測試的標準,中國人的科學素質會不斷提高,因為説到底這就是一個受教育問題,而中國教育規模擺在這裏。
但科學素質並不是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
基礎科學研究實力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自然》雜誌的自然指數,2012年以來,美國就一直是第一,中國一直是第二,德國一直是第三。隨着中國科研經費增長,中國在自然指數上的表現會越來越亮眼。
但基礎科學研究實力也不是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
生產力是可以量化的。最近飽受爭議的胡鞍鋼就是做綜合國力量化的,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整體實力超過美國了,但勞動生產力沒有達到。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依靠產業不斷創新、不斷升級,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則需要依靠投資。
2010年-2015年,中國企業研發支出年均增長22%,美國年均增長9%,歐盟是4.9%,日本幾乎停滯。中國企業總研發支出已經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當然和美國相比,中國差距還比較大,2016年企業研發支出總量只有美國一半,研發規模前2500的企業(集中在高端產業),則進一步下降到只有美國的1/4。特別是高端領域全球企業研發投入最大的生物醫藥、硬件設備、汽車和軟件服務,比起美國、歐盟和日本,中國還只能在“其他國家”裏。但中國的增長率高,意味着從趨勢看,也是可以樂觀的。
但生產力更不代表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劉總編特別指出:“説技術是生產力,沒有問題;要是説科學是生產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條件。……有些科學是生產力;有些現在不是,將來有可能是;還有一些永遠都不是。”
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是不能量化的,而他認為“科學是舶來品,不是我們的土特產,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水土不服。”更是否定科學是世界各文明理智成熟後的共同體現之一,而認為是特定文明獨有的。
世界上第一次有關隕石雨的詳細記載來自中國,《左傳》解釋説,“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星隕為石的科學見解。《左傳》用簡潔、理性的回答揭示“隕石”、“鳥飛退”這些異象背後真正的原因,而對宋襄公從巫術思維出發對異象的詢問,周內史直言“君失問”,因為這些現象可以通過自然之理解釋,不必訴諸神靈。這難道不是科學精神嗎?
而劉總編眼中的科學精神是來自古希臘的。希臘文明是地中海文明圈中的一員,埃及、巴比倫、波斯、亞述、赫梯、腓尼基、猶太……這些文明通過貿易、文化交流,在地中海文明圈內互相影響滲透,身處交匯地帶的希臘文明,本身就是地中海各大分支文明交融的產物,希臘語的書寫符號系統也是對腓尼基字母的借鑑。是文明的多樣性,而不是獨特性,造就了希臘文明的理智成熟,希臘文明的例子恰恰證明,“舶來品”、“水土不服”這樣歐洲中心主義的概念在許多場合並不適用。
相比希臘文明,華夏文明面對有挑戰性的多文明交流機會要少得多,但上面關於隕石的例子表明,華夏文明同樣孕育出了用理性方式思考宇宙萬物的思維方式。當然,可以説這種思維方式沒有佔據華夏文明的主流,但考察基督教文明時,我們同樣很難説科學精神佔據了主流,劉總編已經説了,這事和科學家的數量不能劃等號。
除了不能量化,起源上的獨特化,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還被過度抽象拔高,被他塑造成了一種獨立人格的特質。
科學精神缺乏,可以體現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上,比如疫苗信任危機。美國“反DPT運動”,日本抵制HPV疫苗都是科學精神缺乏的體現。美國總統特朗普相信疫苗會導致兒童自閉症,更是世界第一強國的大統領反科學的生動寫照,很難想象中國會發生這種事情。中國在執行層面,做到了疫苗接種學校監督,而美國的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是根本不監督的,這説明在疫苗接種上,中國將科學精神落到了實處。
而按照劉總編的意思,疫苗造假才是因為科學精神缺乏,“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由科學精神缺失造成的。……與科學精神缺失伴生的還有學術腐敗、造假,浮誇浮躁等很多醜陋現象。”推而廣之,三聚氰胺、地溝油之類問題,恐怕也要被劃到缺乏科學精神上了。
實際上,這些就是道德人品問題,劉總編也説了,“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崇尚、踐行科學精神,也不能成為科學精神的化身。因為在一定條件下,你依然可能做出違背科學精神的事來。”這種現象,並不是科學家缺乏科學精神,而是因為道德人品的缺陷,因為利益的驅動,他做了違背科學精神的事情,他自己心裏可並不糊塗。你給他“灌注”再多科學精神,也救不了人格的缺陷,這是大眾都明白的淺顯道理。
解決造假問題,要依靠的不是在高處無法保證的科學精神,而是要用更嚴厲的處罰機制,更健全的法律去守衞底線。
再説劉總編詬病的網絡謠言多,這主要也不是因為科學精神缺乏。《科學》雜誌今年刊登了麻省理工學院研究人員的一項研究,分析了過去12年間的12.6萬則新聞在推特上的傳播情況,結果發現:假新聞跑得比真新聞更快,而跑得最快的假新聞類型則是政治新聞。被人們轉發的假新聞有一個明顯的特質:新鮮。
對此,《科學》雜誌的作者提出的解決之道,不是培養公民的科學精神,因為這條路走不通,研究表明人在認知上存在偏見——更容易選擇和接受自己已經相信的東西。那怎麼辦?他們提出的具體措施是對社交媒體平台的干預:調整算法,給予真實、高質量的信息更多的權重,也就是讓它們更頻繁地出現在更顯眼的位置上,而讓那些錯誤、低質的信息出現在更不顯眼的位置上。
最後,我想總結一下。劉總編所説的科學精神,承載了過多、過高、過大的內涵,我當然不敢貶低其“神聖性”,但如此神聖的精神,恐怕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是不缺乏的。如果我來做這個演講,我會説中國需要科學精神,除了換成“需要”這個詞,我還會説,中國更需要將科學精神落到實處的辦法。我們的機制有自身的合理性,保證了不會出現美國那樣一個反科學的領導人,這是我們的優勢。而對“造假”、“謠言”、“浮誇”這些現象,我們需要更多科學的辦法來探索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