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中國缺乏科學精神，不如改成“需要”_風聞

科技日報社總編輯劉亞東最近演講説，中國1919年缺乏科學精神，2019年依然缺乏。

劉總編説中國缺乏科學精神，雖然可以爭議，但相信不少人還是認同的，網上讀者的評論也確實如此。但演講中，劉總編把許多別的問題都歸結為科學精神的缺失，比如：

“與科學精神缺失伴生的還有學術腐敗、造假，浮誇浮躁等很多醜陋現象。”

“誠信問題深深地困擾着我們的社會……什麼才能造就獨立人格？古希臘人給出了經典的答案：科學。”

“契約精神與科學精神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有着一種密不可分的天然聯繫。”

而且劉總編特別強調了兩點，來説明他心目中的科學精神，一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成果劃等號，二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家劃等號。這就厲害了，因為他心中的科學精神和你掌握了多少科學知識、產出了多少科學成果都不是劃等號的，而是達到了“獨立人格”、“契約精神”的境界，所以他在演講中，追慕到古希臘，歐洲的啓蒙運動和理性主義。

因此我們要理解，劉總編説中國缺乏科學精神，實際上是缺乏一堆精神，質疑精神、理性精神、契約精神、獨立精神，什麼都缺，他追慕到古希臘、文藝復興的先賢，恐怕意味着人文精神中國也缺，真不是一個筐能裝下的。

所以你要找劉總編抬槓，就要做好準備了，因為他描述的是一種不能量化的東西。

科學素質是可以量化的，一旦用某種標準去衡量，可以説，科學素質全世界都缺乏。

比如説中國的公民科學素質，即便按照美國人的測試，中國也和美國差距不大，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8年用10個簡單問題測試公眾對科學的理解，美國公眾正確率是60%，中國是40%，發達國家的公眾科學素質也不咋地，而且其中判斷題“地球繞太陽轉”所有國家正確率都很高，這題中國的數據卻空缺，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中國的平均分。

對公民科學素質，中國是可以樂觀的。2018年中國大學畢業生820萬，到2020年，全世界25-34歲的畢業生中有29%都來自中國，不難推斷，按照量化知識測試的標準，中國人的科學素質會不斷提高，因為説到底這就是一個受教育問題，而中國教育規模擺在這裏。

但科學素質並不是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

基礎科學研究實力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自然》雜誌的自然指數，2012年以來，美國就一直是第一，中國一直是第二，德國一直是第三。隨着中國科研經費增長，中國在自然指數上的表現會越來越亮眼。

但基礎科學研究實力也不是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

生產力是可以量化的。最近飽受爭議的胡鞍鋼就是做綜合國力量化的，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整體實力超過美國了，但勞動生產力沒有達到。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依靠產業不斷創新、不斷升級，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則需要依靠投資。

2010年-2015年，中國企業研發支出年均增長22%，美國年均增長9%，歐盟是4.9%，日本幾乎停滯。中國企業總研發支出已經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當然和美國相比，中國差距還比較大，2016年企業研發支出總量只有美國一半，研發規模前2500的企業（集中在高端產業），則進一步下降到只有美國的1/4。特別是高端領域全球企業研發投入最大的生物醫藥、硬件設備、汽車和軟件服務，比起美國、歐盟和日本，中國還只能在“其他國家”裏。但中國的增長率高，意味着從趨勢看，也是可以樂觀的。

但生產力更不代表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劉總編特別指出：“説技術是生產力，沒有問題；要是説科學是生產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條件。……有些科學是生產力；有些現在不是，將來有可能是；還有一些永遠都不是。”

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是不能量化的，而他認為“科學是舶來品，不是我們的土特產，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水土不服。”更是否定科學是世界各文明理智成熟後的共同體現之一，而認為是特定文明獨有的。

世界上第一次有關隕石雨的詳細記載來自中國，《左傳》解釋説，“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星隕為石的科學見解。《左傳》用簡潔、理性的回答揭示“隕石”、“鳥飛退”這些異象背後真正的原因，而對宋襄公從巫術思維出發對異象的詢問，周內史直言“君失問”，因為這些現象可以通過自然之理解釋，不必訴諸神靈。這難道不是科學精神嗎？

而劉總編眼中的科學精神是來自古希臘的。希臘文明是地中海文明圈中的一員，埃及、巴比倫、波斯、亞述、赫梯、腓尼基、猶太……這些文明通過貿易、文化交流，在地中海文明圈內互相影響滲透，身處交匯地帶的希臘文明，本身就是地中海各大分支文明交融的產物，希臘語的書寫符號系統也是對腓尼基字母的借鑑。是文明的多樣性，而不是獨特性，造就了希臘文明的理智成熟，希臘文明的例子恰恰證明，“舶來品”、“水土不服”這樣歐洲中心主義的概念在許多場合並不適用。

相比希臘文明，華夏文明面對有挑戰性的多文明交流機會要少得多，但上面關於隕石的例子表明，華夏文明同樣孕育出了用理性方式思考宇宙萬物的思維方式。當然，可以説這種思維方式沒有佔據華夏文明的主流，但考察基督教文明時，我們同樣很難説科學精神佔據了主流，劉總編已經説了，這事和科學家的數量不能劃等號。

除了不能量化，起源上的獨特化，劉總編説的科學精神，還被過度抽象拔高，被他塑造成了一種獨立人格的特質。

科學精神缺乏，可以體現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上，比如疫苗信任危機。美國“反DPT運動”，日本抵制HPV疫苗都是科學精神缺乏的體現。美國總統特朗普相信疫苗會導致兒童自閉症，更是世界第一強國的大統領反科學的生動寫照，很難想象中國會發生這種事情。中國在執行層面，做到了疫苗接種學校監督，而美國的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是根本不監督的，這説明在疫苗接種上，中國將科學精神落到了實處。

而按照劉總編的意思，疫苗造假才是因為科學精神缺乏，“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由科學精神缺失造成的。……與科學精神缺失伴生的還有學術腐敗、造假，浮誇浮躁等很多醜陋現象。”推而廣之，三聚氰胺、地溝油之類問題，恐怕也要被劃到缺乏科學精神上了。

實際上，這些就是道德人品問題，劉總編也説了，“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崇尚、踐行科學精神，也不能成為科學精神的化身。因為在一定條件下，你依然可能做出違背科學精神的事來。”這種現象，並不是科學家缺乏科學精神，而是因為道德人品的缺陷，因為利益的驅動，他做了違背科學精神的事情，他自己心裏可並不糊塗。你給他“灌注”再多科學精神，也救不了人格的缺陷，這是大眾都明白的淺顯道理。

解決造假問題，要依靠的不是在高處無法保證的科學精神，而是要用更嚴厲的處罰機制，更健全的法律去守衞底線。

再説劉總編詬病的網絡謠言多，這主要也不是因為科學精神缺乏。《科學》雜誌今年刊登了麻省理工學院研究人員的一項研究，分析了過去12年間的12.6萬則新聞在推特上的傳播情況，結果發現：假新聞跑得比真新聞更快，而跑得最快的假新聞類型則是政治新聞。被人們轉發的假新聞有一個明顯的特質：新鮮。

對此，《科學》雜誌的作者提出的解決之道，不是培養公民的科學精神，因為這條路走不通，研究表明人在認知上存在偏見——更容易選擇和接受自己已經相信的東西。那怎麼辦？他們提出的具體措施是對社交媒體平台的干預：調整算法，給予真實、高質量的信息更多的權重，也就是讓它們更頻繁地出現在更顯眼的位置上，而讓那些錯誤、低質的信息出現在更不顯眼的位置上。

最後，我想總結一下。劉總編所説的科學精神，承載了過多、過高、過大的內涵，我當然不敢貶低其“神聖性”，但如此神聖的精神，恐怕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是不缺乏的。如果我來做這個演講，我會説中國需要科學精神，除了換成“需要”這個詞，我還會説，中國更需要將科學精神落到實處的辦法。我們的機制有自身的合理性，保證了不會出現美國那樣一個反科學的領導人，這是我們的優勢。而對“造假”、“謠言”、“浮誇”這些現象，我們需要更多科學的辦法來探索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