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薩米爾·阿明_風聞

【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薩米爾·阿明因罹患癌症，當地時間2018年8月12日在巴黎病逝。海螺重新推送劉健芝老師的文章，以表達悼念緬懷之情。】

他去年12月已預感到自己不久於人世，他最後的國際旅行選擇了中國。他在中國的最後一餐是和健芝、戴錦華以及戴老師的學生們童童、亮宇、夢秋和子敏一起。（攝於2018年5月8日）

對即便十分遙遠的未來所做的準備，始於今天。我們想要的社會模型是什麼？基於什麼原則？是個體之間的毀滅性的競爭，還是對團結之優勢的肯定？我們要的是把不平等合法化的自由，還是與平等相關的自由？是對全球資源進行罔顧未來的掠奪，還是把地球生命狀況的再生產所需的那些確切措施也納入考慮？未來必須被視為普世人類文明之更高階段的實現，而不僅僅是我們所認識的一種更加“公平”或更加“有效”的文明模型（“現代”資本主義文明）。

為避免停留在一廂情願的境地，為避免重走十九世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老路，我們應該確保回答以下的主題：一、在今天，是什麼樣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知識會追問過去所表達的“烏托邦”？二、關於地球生命的再生產條件，我們擁有什麼樣新的科學知識？ 在追趕今天的富裕社會，比如説美國（中國的目標）、德國、日本甚或歐洲的富裕小國（其他國家的目標）嗎？這樣的目標是可欲且可能的嗎？還是説這目標更具野心：創造條件讓我們三大陸社會為人類文明之更高階段的發明做出貢獻？

——薩米爾·阿明

我所認識的薩米爾**·阿明**

我們懷着喜悦的心情，在此慶祝阿明85歲生日。阿明，是一位令人景仰的老師，也是我們摯愛的朋友。

我充滿深情地回憶起那我們那美好的初識，2000年左右我們都在巴塞羅那參加一個由UBUNTU舉辦的會議。

早餐時，我們恰好坐在同桌。阿明問我來自哪裏，我回答香港。他眼睛閃閃發亮，接着便熱情地告訴我，你一定要與一個非常優秀的團隊聯繫，有很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做了很多知識類工作。我認真地聽着，他告訴我那個團隊的名字叫做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亞洲學者另類實踐交流”）。我説，我就是ARENA的聯合主席。他立刻笑出聲來，那一刻便是我們友誼開始的見證，亦見證我們在後來的許多項目中的共同合作，比如另類世界論壇、全球可持續大學以及其他的全球項目。阿明與許多ARENA成員都相熟，因此我們也與Muto Ichiyo, Mushakoji Kinhide, Surichai Wun’gaeo, Francis Loh, Samuel Lee, Vinod Raina以及許多其他人建立了共同的友誼。

在與阿明的交往中，我們聽取了他有關當今世界面臨的風險，以及尋求進步而帶來的挑戰等問題的頗有見地的分析。但我們不會感到悲觀或絕望，因為阿明的樂觀極富感染力。他會用極有説服力的方式來表述他的分析，並總能指出將其付諸行動的可能性與希望所在。

他經常講笑話，不論是他自己想要講一個，還是出於我對他的請求：阿明，請講一個吧！即使這不是我第一次聽見這個笑話，但每一次我仍會像從未聽過一般覺得非常好笑。阿明會用嚴肅的語調開頭，似乎他在做一個演講，他極富情感地講這個笑話，以致於在聽眾們發笑前，他自己常常先開懷大笑起來。

阿明是這樣一個正直且極具奉獻精神的人，對生命充滿熱情，在生活中富有情趣。他對於愚蠢，以及對於像Hosni Mubarak這樣暴虐的統治者的嘲諷，是以其對不公正、地區以及世界範圍內的腐敗與欺詐行為的抗爭，以及讓這個世界對每個人而言變得更好為根基。

我最喜歡的關於阿明的故事，是他六歲起萌發的對共產主義的好感。當他的母親與他在街上看到一個兒童乞丐，他母親向他傳達了一種關於社會公平的意識。並非出於對兒童乞丐的憐憫，他隱約感覺到那是一種社會不公。

阿明以其父母作為榜樣，他們都是醫生，他們用法語和阿拉伯語對阿明進行語言學與文化教學，卻不帶有任何沙文主義或不平等。他的父母因有着良好的信用與慷慨的工作在埃及塞得港的民眾中很出名。當阿明不得不為了躲過由於自身的政治活動而帶來的逮捕危險，準備逃出埃及時，他父親的朋友、一個保衞員放他通過了安檢，乘船前往歐洲尋求庇護。正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熟識阿明，他的許多作品都在中國出版了。他因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而出名。阿明談及他的所到之處時也會極富情感地談到中國的一兩個地區。在這些年我對他的採訪中，他告訴我，他17歲時加入共產黨，一年後，就被中國的革命所展現出來的能量震撼了。同時，他也被越南反抗美國與法國而進行的革命所鼓舞，這亦是一個“弱小”人民羣眾戰勝兩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例子。

​阿明並非是一個沒有批判性的中國與越南革命的擁躉。他看到革命在抵抗和阻撓帝國侵略中的能量和動力，所以仍然希望，主權國家如果能拒絕屈服於霸權政治中的“三合會”——美國、歐洲和日本，就可以在今天的地緣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阿明用極具批判的眼光看待真實的政治：與其説將政治從全球的金融霸權中脱鈎，不如説用政治提供一種“萬隆會議”所代表的不結盟精神那樣的領導力，比如説，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它在非洲與拉美地區已失去其人民性，因為中國關注於貿易，而非團結。

然而，阿明補充説，將中國與“三合會”相提並論是不對的。這不僅因為中國曾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受害者之一，而且才剛剛逃出生天，還由於中國不可能如“三合會”一般部署其軍事力量，在貿易中強加其議程或不平等條款。

阿明從不為了批評而批評，他總是能提出積極的，可行的建議。比如，他認為，中國應當支持非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而不只是把成品賣到非洲。中國應當幫助他們實現經濟與政權上的獨立自主，應當與非洲國家建立政治團結，以嘗試建立長期的同盟來抵抗來自“三合會”的侵略與霸權。中國不應該把存在於資本主義核心與邊緣之間的剝削關係簡單化，不應該讓自己向資本主義全球化妥協，因為這種全球化就是通過積累而成的掠奪，融合了原始的暴行。

由於帝國主義力量壟斷了科技、金融、自然資源、媒體以及武器，並且以犧牲主權與發展中國家人民的人權為代價，與其脱鈎的戰略應當既為主權國家也為工人和農民等勞動羣眾指引一條道路。人民抵制全球化應當從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追求自力更生。

因此，保衞自己的土地、水資源以及他們家庭農業的農民角色，是在脱鈎戰略中最為重要的。爭取生態公正，保衞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公有資源，由是成為與野蠻全球化脱鈎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國和越南大部分的農民仍然擁有一部分分配的土地，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成就，阿明為此也在堅持不懈地維護這樣的成就。

阿明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的共產主義的視野與承諾堅實地根植於他的心中、思想中以及行動中，我對此一直懷着深深的敬意。在他生命的不同時間點，阿明加入過各種不同的政黨——法國共產黨、埃及的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黨。

我發現阿明在政治黨派的問題上從不會循規蹈矩。他認為組織並非那麼必要，而是對其信念十分堅定。他認為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多個政治黨派的成員。有何不可呢？對此，他咧嘴一笑。他與許多極富經驗的共產主義者保持着友誼，即使他並不總是和他們立場一致。

健芝與阿明夫婦

阿明不僅僅是一個傑出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也是一名活躍的組織者，因為他將組織社會運動視為一種保衞以及深化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的重要途徑。

他在一些運動中扮演着奠基者的角色，如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理事會CODESRIA,第三世界論壇Third World Forum，另類實踐世界論壇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以及全球可持續發展大學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同時亦慷慨投入大量時間在各種革命工作中，比如組織，社運網絡建設，資源募集，與演講者、作者溝通為世界社會論壇準備與撰寫報告等。

我曾與他在世界多地一同參加過許多工作坊以及會議，在北京，西安，重慶，香港，台北，韶山，河內，孟買，達喀爾，開羅，突尼斯，巴馬科，內羅畢，阿爾及爾，德班，加洛加斯，阿雷格里港，巴塞羅馬，馬德里，羅馬，巴黎……我得此榮幸可感受其智慧與博學。2012年12月的三峽之遊，作為“南南論壇”的議程之一，是我與阿明以及Isabelle最為難忘的旅程——可口的食物，縱情的歌唱，壯美的風景以及深度的交流辯論。

我很後悔我錯過了在2011年9月的尼羅河行程，那是由其朋友為阿明舉辦的80歲生日慶祝活動。每天，在漫遊途中，阿明都會以“價值”為主題進行演講，並且在遊船到達的尼羅河沿岸，他便作為當地導遊為大家介紹自己的祖國。我可以想象，當在介紹河岸邊的歷史遺蹟時，他為自己是埃及人而驕傲，他是這個國家的兒子，這個有着悠久的歷史文明但卻不幸地被來自帝國主義力量的掠奪者和毀滅者所侵略，而如今，卻被獨裁者，原教旨主義者以及新自由主義者所割裂。

當今世界日益不公，人民以健康、幸福甚至生命為代價創造的社會財富被私有化，要生存除了抵抗別無他法，只有抵抗才能獲得自由與主權。但是我們無處安放絕望，必須付諸行動。在阿明的字典中，“絕望”一詞並不存在。他仍是共產主義鬥士，為抵抗野蠻、為以真正民主為標識的社會進步、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社會變革理想、以及為了人類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