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偉志：“大王”的背影_風聞

本文自微信公號仲偉志搜神記

▲ 柳市的街巷

十幾年後我再次來到柳市，找劉大源和葉建華。

柳市是一個鎮，隸屬浙江省樂清市（樂清是縣級市，由地級温州市代管），户籍人口 20 餘萬，外來人口 25 萬，擁有正泰、德力西、人民電器等知名品牌。這個喧譁的小鎮，是如今的“浙江第一強鎮”，全球最大的低壓電器生產基地。

但是在柳市，最富傳奇色彩的，並不是那些已經功成名就的企業家，而是劉大源，以及與他一起經歷了那些冒險歲月的柳市個體户們。正是從這批人的抗爭、犧牲與奮鬥發軔，柳市最終成為“温州模式”的發祥地，而温州，則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耶路撒冷，“温州模式”成為了一個時代的信仰。

在那個年代，他們被稱為“温州八大王”。現在，他們怎麼樣了？

“螺絲大王”

劉大源，柳市最早富起來的個體專業户之一。

他 1948 年出生於柳市，從小心靈手巧，年輕時是一位“打小鐵”（小五金的加工修理）師傅，也是一個天生的商人。1976 年温州大旱，當地水庫乾涸，不能發電，劉大源自己動手做了 100 多個煤油燈，拿到集市上賣給鄉親們用來照明。他因此賺到了 5000 塊錢。這是他的“第一桶金”，在當時，這堪稱一筆巨資了。

後來有電了，煤油燈沒有生意了，他就擴大規模做起了煤油爐。他生產的煤油爐據説也特別好用。組裝煤油爐需要鉚釘，所以他又轉移到了螺絲生意。70 年代末，柳市的五金電器火爆了起來，由此也帶來對螺絲的大量需求。劉大源看準商機，跑到了當時的工業中心上海，從國營上海標準件廠大量購入螺絲產品，然後轉手販賣。

最開始的時候，那種艱苦不是我們能想象的。他曾用一輛自行車將幾百斤螺絲運回了柳市。由於重量太大，他只好分站式馱運，先把一部分螺絲運到前面幾十公里一個地方，再返回去拉另外一部分螺絲，如此往復，風餐露宿三天，才能從上海趕回柳市。温州老闆大都經歷過類似的創業艱辛。到後來，劉大源做大了，據説每天要從上海拉回一卡車的螺絲，一個月賣出的螺絲，接起來就可以繞地球一週。

搞民營經濟，温州人是走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或者説，温州人的“改革開放”，遠遠不止四十週年了。

據説，劉大源經營的螺絲是這個國家最為齊全的，足足有一萬七千種。他的大元螺絲店，就是這個國家的螺絲博物館。他被人稱為“螺絲大王”，當時柳市還有“電器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翻砂大王”吳師濂、“線圈大王”鄭祥青、“膠木大王”陳銀松、“舊貨大王”王邁仟，合稱“八大王”。有人叫他們“柳市八大王”，也有人叫他們“温州八大王”。

“八大王”中，除了“舊貨大王”王邁仟於 1995 年因病去世之外，其他人都還在世。

劉大源是柳市第一個裝上電話的人，那是 1977 年。那個三位數的電話號碼，劉大源至今記得很清楚：282。這部電話打通了他與外界進行業務聯繫的屏障。那時柳市政府裏用的都還是搖把子電話，打電話還是個體力活。有政府幹部説，大源，明天我到你家打個電話，他高興了就答應，不高興的時候，誰來也不讓打。

於是就有人説，劉大源是一個不太聽話的人。

1980 年，他又成為柳市第一個買摩托車的人。他把摩托車從上海運回柳市，街坊四鄰都來圍觀。那個時候，別説柳市，整個樂清，誰不知道有個劉大源？——他是那個時候的樂清首富。

無論裝電話，還是買摩托，其實都是劉大源做買賣的需要。但是他頭角崢嶸、招搖過市，自然會引來很多嫉妒甚至非議。所以，在後來的“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中，他不出意料地被列為“八大王”中最重要的打擊對象。

1982 年 8 月的一天，劉大源早起上街，後面便有兩人盯梢。當他看到牆上張貼的“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大幅標語，暗自心驚。他做出了生平最為快速的決定，趁人不備鑽進小巷，回家取出幾萬塊現金來到河邊，跳進一隻機動小木船，亡命天涯。劉大源回憶説，逃跑時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褲。

那個時候，中國已經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但是由於國民經濟出現嚴重過熱，物資流通秩序混亂，於是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温州八大王就成了典型中的典型。當時的樂清縣委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大案要案進行查處。這一年，除了劉大源逃亡之外，其他 7 人都作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被捕入獄，直到 1984 年才重新審理，或取保候審，或無罪釋放。

上述“八大王”名單，與江湖上流傳的名單有些出入。這個版本加上另外的版本，“八大王”一共涉及到十四個人，但本文所列出的名單，出自 1984 年 6 月 14 日由浙江省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聯席會議辦公室印行的“情況簡報”。——這是供抓人用的，準確度應該是最高的。

▲  劉大源舊照。攝影：朱躍

“目錄大王”

葉建華沒有跑。

那時，他曾經勸劉大源趕快跑，但他壓根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抓去坐牢。這個老實人還沉浸在“勤勞致富”的美夢中。

葉建華生於 1949 年。早年間，他的父親曾在温州市開了一家照相館，抗戰時期，由於日本飛機天天在温州市區丟炸彈，全家只得逃回永嘉烏牛老家，後來到柳市開了一家“勝我照相館”。解放後走合作化道路，照相館歸柳市供銷合作社，照相器材也全部收歸集體所有。

葉建華初中畢業，兄妹四個，其他三個人下鄉，就他一人留城，但沒有工作。他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學會了照相，學會了用最原始的方法沖洗照片。他想靠這個手藝賺錢。

但是根本沒錢買照相機。他就請了一位在柳市前街很有名氣的木工師傅，仿製出一部木頭做的三腳架照相機。照相機所需的配件，一部分是從一台報廢的進口金屬照相機拆下來的，一部分是自己加工的。用了五個月，一台中外結合的照相機終於裝配成功，配上從上海舊貨商店用 7 塊錢買來的一箇舊鏡頭，葉建華的“飯碗”就這樣誕生了。

“飯碗”有了，但到哪裏去要飯呢？當時根本不允許個體經營謀生，照相又是特種行業，老百姓更是不能開照相館的。葉建華只能選擇到偏僻的永嘉楠溪江山區深處“打游擊”。由於沒有暗房，他白天替人拍照，等晚上天色暗下來後，就在村民家的煤油燈下衝洗黑白照片。村裏的男女老少都來觀看，當顯影液裏慢慢出現他們的影像時，鄉親們都很驚奇、快樂。照一次相，一張底片洗三張相片，共四毛五分錢，葉建華能賺到兩毛左右。那個時候，他是羣山中真正的人民照相館。

有一次，聽説洞頭縣漁民出海生產需要漁民證，證件上要有人像照片，而海島上沒有照相館，他馬上下海去各島嶼拍照，生意相當好。但是即便在天涯海角，還是有人管着。在洞頭狀元岙島，他被管理人員沒收了照相機，還好，經漁民們説情拿了回來。後來，還有兩次被沒收了照相機，一次在永嘉縣沙頭，另一次在永強三甲村，都是在苦苦哀求下經教育“認錯”後才拿回來的。

“我們現在經常看到那些在市場邊、馬路旁拉着自己種的蔬菜、水果臨時擺地攤的農民老伯，來了城管就拼命逃跑，來不及逃的還被沒收了秤子，這些不聽話的農民老伯就是昨天的我呀。”2018 年的這一天，葉建華這樣説。

十八九歲時，他獨自一人去了青海省剛察縣，想為牧區民眾拍照。那裏有他幾位外出養蜂、彈棉花的親友。但是當地派出所懷疑他是偷拍情報的特務，他被趕了回去。用去那麼多的路費，收穫的只是在草原蒙古包前的一張自拍照。

1978 年後，國家終於允許個體户存在，葉建華興高采烈地領到了工商局頒發的營業許可執照，正式在柳市街上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照相館。想到自己終於可以合法經營，用不着再提心吊膽過日子，也應該露出笑容面對未來的生活了，於是為自己的照相館取名“笑笑照相館”。

那是一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自找創業門路光榮”的時代。柳市人首先行動起來，人人是英雄，個個是大王。他們用最簡單的手工勞作生產各種工業產品。很多人在家中辦起作坊，生產觸點、線圈、電刷、指示燈等，有的人在街上店前經營產品、店後裝配產品。在柳市周邊還出現了多個專業村，供銷員拿着產品實物到全國各地推銷。後來產品越來越多，供銷員無法隨身攜帶那麼多實物，這時有人找到葉建華，請他把產品拍成照片，然後拿着產品照片出去談生意。葉建華一下子開了竅，趕緊把柳市街以及各專業村的電器產品拍成照片，並在照片上備註產品名稱、規格、型號等。不久之後，封面燙金、十六開厚本的《產品樣本》和《產品價目表》就問世了，很快成了熱門貨。葉建華“目錄大王”的名號也迅速傳了開來。

但是，就是這本《電器產品樣本》讓葉建華遭受了牢獄之災。其實他只賺了兩三萬元。他先被送進一個學習班，兩個月後被宣佈逮捕。在看守所待了三個月後，法院宣判。宣判大會在葉建華的母校柳市小學舉行。那天，有三個“大王”是一起判的。他被五花大綁着，第一個被押上台。他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沒收財產 4 萬元，罪名是“投機詐騙”、“牟取暴利”。這個判決結果相對而言算是比較輕了，據説是由於葉建華認罪態度好，家裏主動上繳了“非法所得”。

後來葉建華回憶説，“春天裏也還有寒意”，那是一次“冷空氣南下”，他們不幸中招了。

1984 年，葉建華被“無罪釋放”。那被沒收的 4 萬元，23000 元作補税處理，另外的 17000 元予以退回。此後，他又開了一間笑笑照相館。

▲  葉建華舊照。攝影：朱躍

2004：傳奇之死

2004 年深秋時節，王均瑤因患腸癌不幸病世，年僅 38 歲。

温州很多商界人士都認為，在温州，名氣最大的企業家不是柳市的南存輝，而是蒼南的王均瑤——儘管南存輝也是温州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這或許是因為，王均瑤的雄心與當時剛剛浮現的社會價值形態相吻合。

他曾是那種最具傳奇色彩的企業家，25 歲首開私人包機先河，26 歲創辦國內首家民營包機公司。與“八大王”不同，與另外一些土豪老闆也不同，王均瑤是一個並非商學院出身卻努力向現代商業社會轉型的典範，他對世界充滿了經驗性的認識，卻比大多數人更為理想主義。那時温州剛剛從最艱難的意識形態桎梏中掙脱出來，中國民營經濟正處於從初級模式向高級模式過渡的關鍵時期，理想主義者英年早逝，自然讓人嘆惋不已。

他幾乎就是累死的。

王均瑤去世之後，一些醫學專家發表言論説，民營企業家健康狀況形勢嚴峻，精神壓力過大是根本原因——不少人都有潛藏的恐懼失敗的心理，加之生活沒有規律，睡眠得不到保證，最終導致免疫力下降，身體崩潰。

據説王均瑤曾經擁有 15 項社會頭銜，應酬頻繁。在人們眼中，他已經擁有了一個人一生所能擁有的任何東西。他的行事決策看上去有些浪漫色彩和英雄主義。那個時代需要這樣的商業英雄，一個神話由此而產生，英雄也就在神話中生活。一個凡人進入神話生活，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我是比較早得知王均瑤去世的消息的。惋惜之餘，作為一家媒體的記者，我對這一代温州企業家的命運產生了很大的興趣。那年秋天，我在温州走訪了很多人，但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正在退出歷史視野的柳市“八大王”們。

我在柳市鎮嘈雜混亂的街巷裏七轉八轉，找到了那個當年在柳市第一個買摩托車、第一個裝電話的“嚴重經濟犯罪分子”劉大源。當時他正在收拾貨物，一身工作服，看上去就是一個店夥計的樣子。聽我談起王均瑤去世的消息，他感喟一番，然後説：“我很幸運。”

1984 年，上面的政策再度趨向市場化，“八大王”平反。但就在他們驚魂未定或者雲裏霧裏的時候，很多柳市企業後來居上，比如正泰和德力西，不但賺了個盆滿缽滿，而且很快就取代“八大王”成為温州模式的代言人。——南存輝是 1984 年才開始辦廠的，他曾經説過，“八大王”不平反，他是不敢辦的。

温州的民營老闆，過去好就好在沒文化。後來，對於温州老闆來説，產生奇蹟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以南存輝為代表的温州企業家證實了當地一個的説法——腦袋裝得多，口袋裝得多。這個樸素的説法，遠比兩分法的所有制理論和家族企業治理理論更能準確解釋温州的變遷。

但是劉大源説：“別人眼紅他們（那些發達起來的温州企業家），我不。我現在心很平，一年賺30 萬就夠了。”

自稱“刁民”、動輒將地方官員稱作“土八路”的劉大源，很輕看正泰這樣的企業。他把 1978 年之後的温州民營經濟歷史分為了四個階段：對着幹、開着幹（公開）、放着幹、扶着幹。他認為“八大王”處於“對着幹”和“開着幹”階段之間，而正泰和德力西則是“扶着幹”起來的，不可同日而語。

劉大源只是老老實實守着他的門面，並沒有往前再走一步。那年我見到他的時候，傳説中的“大源螺絲店”已經變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單開間狹長的門面，足以讓他在柳市最好地段購置房產，種養蘭花，安居樂業。他的處世原則是，老老實實做自己的老百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律推辭。他説，這樣至少可以讓自己睡得安穩——他幾乎每天都在睡懶覺。他説他時刻都在提醒自己，凡事都要適度，否則壓力太大，身體吃不消。

王均瑤之死，也讓他更加篤信自己的人生哲學。

劉大源最好的朋友就是葉建華。那天劉大源請我和葉建華去吃飯。柳市那麼多好吃的，他偏偏帶我們吃西餐，一招一式頗為講究。這讓我有些意外。我想，這或許與他當年穿梭上海與温州之間有關。他見過世面。但是這個見過世面的人，這個傳説中比王均瑤還要“膽大包天”的人，卻是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生意經非常保守。

當時，也有人勸“目錄大王”葉建華再去搞產品目錄，他搖搖頭：“哪裏還有膽，牢監門等着我進。”

那段經歷讓葉建華感覺“總有些陰影潛伏在骨髓裏”。但他也學會了一種更積極的人生態度，“有遺憾也有收穫吧，它讓我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做事説話多了一些沉穩，少了一些浮躁。”

由於競爭激烈，笑笑照相館早已關閉。1989 年，為改變境遇，他曾帶着兒子偷渡到國外，從俄羅斯海參崴出發，橫穿亞歐大陸到了意大利。但後來因為不太順利，又回到柳市。他喜歡鑽研技術，整天寫寫畫畫。那年我見到他的時候，他的一項攝影顯像技術剛剛拿到 3000 元的樂清科技專利獎金，他很滿足，也是一副別無他求的樣子。

也就是在那些年，另一個浙江人基於互聯網做了與葉建華相同的事情，他叫馬雲。後來，當地有人戲稱葉建華為“阿里爺爺”——阿里巴巴的爸爸。

那個曾經成功轉型的人

在柳市，當年“對着幹”並被打擊的當然不僅僅是“八大王”，在遭受打擊的那些人當中，並非所有人都偃旗息鼓，也有人激流勇進。

在一個關於“八大王”的民間版本中，鄭元忠作為“機電大王”赫然在冊。而根據我拿到的那份1984 年由浙江省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聯席會議辦公室印行的“情況簡報”，鄭元忠並不在“八大王”名單之內。不過，在 1982 年那場打擊經濟犯罪的運動中，鄭元忠未能倖免。他的“罪行”是辦了幾間電器作坊，蓋起了一棟三層小洋樓（《人民日報》説院子裏可以停12輛小轎車），還有一項，與劉大源一樣，他也買了一輛別人罕有的摩托。他曾潛逃兩年，感覺風聲好轉回到柳市，但很快就被公安抓獲，關押了 186 天。

出獄後，鄭元忠重操舊業，創辦了樂清市第一家規範化股份合作企業精益開關廠。與他同時做開關生意的柳市人有南存輝、胡成中等。正是在這一批人的努力下，柳市後來成為了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低壓電器生產基地。

鄭元忠的成功轉型並非偶然。1992 年，也就是王均瑤創辦國內首家民營包機公司的那一年，40 歲的鄭元忠背起書包走進了温州大學國際貿易系，成為温州大學年紀最大的大學生。四年大學生活之後，鄭元忠來了一個華麗轉身，離開低壓電器領域，創建了莊吉集團有限公司——温州服飾業中投資較大和起點較高的中外合資企業。在很長時間內，“莊吉”都是温州一個著名品牌，鄭元忠本人也曾被評為“温州改革十大風雲人物”。

2004 年我到温州的時候，莊吉集團如日中天。

與劉大源劃分方法不同，我的老朋友、温州本土最有名的思想家之一洪振寧將温州民營經濟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能人階段，所謂能人，就是跑供銷、拿訂單的家長；第二是老闆階段，老闆也是兼管財務的廠長；第三是企業家階段，老闆們變成了公司的董事長——其中以 1996 年底高天樂、高天放兄弟的天正公司年薪 30 萬公開招聘總經理為轉折點。

在他看來，鄭元忠是從能人階段進階到企業家階段的傑出代表。

當時，我真的為鄭元忠感到高興。他沒有像劉大源和葉建華那樣被這個時代提前“佛系”。在王均瑤之後，這是又一位努力向現代商業世界轉型的温州老闆。

激流勇進者之“死”

這十年來，我不再關注温州，甚至不再關注商業世界的發展。温州已經迴歸到了一個地級城市應有的位置，而“温州模式”也早已退出了官方的話語系統。直到今年，2018，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看到大家都在寫這方面的文章，我才想起了與温州有關的一些人和事，才想起來温州看看老朋友，併為當年寫過的那些關於温州的文章補充一些細節。

我已經丟掉了劉大源的電話號碼。但是在柳市前市街，很多當地人都可以把你帶到他的家裏。他依然是柳市最有名的人之一。我們先是聊了半天，他又約了葉建華，第二天過來一起接着聊。

從他們這裏才聽説，曾經風光無限的莊吉集團，前兩年已經死了。

據説就是從我 2004 年來温州的時候，鄭元忠開始多元化擴張，先後涉足商業地產、有色金屬、造船業等等六大產業，企業規模急劇膨脹，但大多投資都以失敗而告終。與此同時，作為主業的服裝紡織業又遭遇寒冬，莊吉最終破產，導致銀行產生 300 多億壞賬。

劉大源説，莊吉破產，他一點也不意外，“莊吉是死在大環境裏，逃脱不了的，是死在企業互保、銀行抽貸上。還好沒有跳樓，人沒有死就好。”這些年他看到更多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或者就是進了監獄，而鄭元忠還是一條漢子，宣稱不跳樓，不跑路，大不了欠錢慢慢還。

在温州，銀行為了轉嫁風險，要求企業互保聯保，一家企業發生危機，就對互保企業施行壓貸、抽貸，一些運行良好的企業，也往往一夜之間禍從天降，何況擁有 90 多家子公司孫公子的莊吉集團。當年的一個數字説，温州有 98%的企業存在互保，而一旦互保圈危機爆發，肯定就是一輪企業破產倒閉潮。

温州老闆做製造業，可能有基因上的先天不足。一是温州本地發展空間太小，二是製造業基礎相對低端，温州老闆的資金，也較少投入到製造業的技術改造和轉型升級中去。在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的這些年，以小草經濟著稱的温州創造了一種“新温州模式”——賺快錢，民間資本大量外流，變成了橫行中國的炒房團、炒棉團、炒煤團、炒礦團。但是，我們也並沒有給這些資金更多的選擇。

現在，像温州這樣的市場化領先地區，凡是可以依靠底層力量推動、老百姓能夠做的微觀領域的制度創新基本上都已經完成。將來，再也不會產生“八大王”，再也不會有王均瑤**，不會有鄭元忠****。**甚至，再也不會有南存輝和胡成中。

從這個角度看，這又並非一個簡單的温州老闆有沒有文化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營造透明的競爭環境的問題，是一個如何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温州商人羣體之間的人格化交易模式就不可避免，温州商人也就難以適應傳統商業社會向現代商業社會的轉型，就會承擔更多的機會成本和經營風險。

劉大源已經不再做任何生意，“在家享受生活”。前不久，有官員提議在柳市建造一個“八大王紀念館”，來找劉大源商量。劉大源説，你們體制內的事，我不參與。這麼過年過去了，他還是把當地官員稱為“土八路”，依然是一個不怎麼聽話的人。

“我沒有花過你們一分錢，為什麼要聽你們的？”他説。

劉大源是一個胡雪巖迷，對胡雪巖的家世瞭如指掌。他説那是他最佩服的人，當然也是他的鏡鑑。如今他又迷上了養信鴿。他對外面的世界依然充滿了興趣，掐指一算，他已經去過了 31 個國家和地區。

雖對“八大王紀念館”不感興趣，但他對樂清市越劇團正在排演的《柳市故事》充滿期待。這部戲以柳市“八大王”故事為原型，展現的是樂清人敢於創新、頑強拼搏、奮勇向前的創業精神。不久之後，劉大源就可以一邊看戲，一邊重温他們這批人艱苦創業的激情歲月了。

他説，柳市現在最缺的就是拉琴的、唱戲的，缺少藝術家。**“柳市人似乎只會做買賣，這就像到了山林中聽不到鳥叫一樣。”**他希望，哪怕來了流浪藝術家，也不要轟人家走。他覺得與很多年前相比，柳市的活力正在消失，歸根結底，是由於年輕人都在往外跑。“如果年輕人跑光了，柳市不就是死水一潭了嗎？”

他有三個孩子——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沒有一個經商的。劉大源説，“我不讓他們做生意，等將來環境好了，也許可以讓孫子孫女繼續做生意。”

葉建華也有三個孩子，一個在新華保險工作，一個在浦發銀行工作，一個當老師。也是沒有一個經商的。這位“阿里爺爺”依然沉迷於他的科學研究，目的就是為了充實自己的晚年生活。他給我看了他自己設計製作的一台打火機零配件自動裝配機。這台設備用上了很多現代電子科技，這些都是他後來自學的。這讓我對柳市人的心靈手巧有了新的認識。

“我正在申請關於海浪發電的專利，但是項目要成功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你認識馬雲嗎？你能不能幫我把材料遞給馬雲？”葉建華説。

▲  2018 年 7 月，劉大源在柳市

▲  2018 年 7 月，葉建華在柳市

▲  2018 年 7 月，劉大源和葉建華合影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為仲偉志攝影

謹以此文獻給改革開放四十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