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50年代顧頡剛吐槽尹達的日記，就能得出這神結論？_風聞

顧頡剛和尹達同為中國現代傑出史學家，但兩人的治學理路卻有着極大的不同。今天看到一自媒體博主在曬顧頡剛50年代的日記，其中記述尹達的部分，堪稱憂怨滿滿。

在這兒，給大家貼一下：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號星期三（六月初二）（第二卷187頁）

到莘田處，與同到孟真處，未晤，莘田邀飲雪糕。

一九七三年七月補記：予於解放後到北京，任職歷史所，彼謂我“討價還價”，譖於尹達，尹遂藉所長權力壓我。彼於一九五八年死亡，使我釋一重負，讒人之可畏如此。

一九五四年十月九號星期六（九月十三）（第七卷600頁）

尹達告我，有寄匿名信訐予者，不知何人所為，可發一噱。此見予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只有走進商界，方得免此閒是非耳。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號星期四（二月廿四）（第七卷第666頁）

尹達對予態度，一若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令人難受。“到此方知獄吏尊”，洵然！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號星期日（八月十二）（第八卷118—119頁）

予之病，已界衰年，一也。受經濟之壓迫，卒卒無閒，二也。受尹達之侮辱，三也。靜秋易怒，常致反目，四也。予若工作輕些，家庭和樂，領導方面有相當之禮貌，則雖屆衰年，尚可有水平線上之健康也。

一九五七年七月卅一號星期三（七月初五）（第八卷第288頁）

本月十四日曉，夢見尹達，板着臉，對予言曰：“我所以不要你作事，為的是你一作就把事情作壞了！”醒而思之，其言良是。……尹達之不要我作事，無論其動機如何，而客觀效果卻是延長了我的壽命，使我在小範圍裏還能得些成就，所謂“塞翁失馬，未必非福”也。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號星期二（九月十四）（第八卷第335頁）

招我到北京而不給以助手，此尹達之宗派主義，害事、害我，至於今日之局面者也。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八號星期五（正月十一）（第八卷第390頁）

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五日《新蘇州報》刊登《懶漢怪莊稼》

此一寓言正寫出了尹達對我的樣子。我所以能受到一點政治教育，虧得加入了民進。尹達只要我自生自滅。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號星期一（七月廿五）（第八卷第488頁）

今日讀《李將軍傳》，覺得我遇尹達，宛然李廣遇衞青，不知他日將如何得罪耳。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號星期一（十月十六）（第八卷第719頁）

大字報許多條批評尹達，總結其説，約為下數事：

一，越穩越右——自謂穩步而實際停步，故本所業務迄未開展。

二，以“不學無術”為擋箭牌。

三，不問所中職工之政治思想及生活，只在黨的命令下敷衍佈置。

四，《歷史研究》為全國矚目之思想性刊物，而從不建立中心思想，起不了作用，使外間失望。

五，説話多，實行少，“但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總而言之，一切固步自封，對本所工作毫無具體辦法及遠大理想，過一天日子撞一天鐘耳。

有霍適之者，為尹達作一詩云：保守思想，“平平穩穩”。幹勁不大，拖拖拉拉。甘居中游，疲疲塌塌。驕傲自滿，常常自誇。總路線呀，沒照尹達。

尹達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又為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又為《歷史研究》主編，負責全國曆史科學指導之重責，而從不發表一篇文章，作一回學術演講，亦未曾為研究工作定出一份有效的計劃，徒以沉默為持盈保泰之手段，此全所之所以羣起而批評之也。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七號星期五（十月廿七）（第八卷第725頁）

凡寫大字報四張，兩張為《忠告尹所長》，兩張為《質問尹所長》，約四千字，以舒積鬱。

據此，這自媒體的作者感慨道：

​前輩的恩怨自不應多加置喙。兩位學者的水平孰高孰低，大家見仁見智。不過，若説顧頡剛的鬱結緣於五十年代的陣痛，這有點尷尬呀。

畢竟，從30年代開始，顧先生的學術心結就形成了好嗎！看時人的回憶，常提及顧氏心結，他覺得自己應該有很高的學術地位，但又常怕被別人瞧不起。這種心境在他的日記裏也時有反饋。

其實，翻翻民國學術史即可知顧先生在當時的處境。那時，他先和傅斯年撕逼，遂使得胡適開始冷落他。“趨新”的他又不被陳寅恪、錢穆這樣的舊派看得上，新舊之間都沒收穫多少認同。所以，抗戰前夕，他就投靠蔣公，成了半個御用史學家。弄得抗戰勝利後，根本無法回北京教書，所以輾轉於上海的幾個不知名高校間。

細想想，後來他再次成為大佬，其實離不開新中國的影響。新中國建立以後,毛主席提出標點二十四史，即由顧頡剛牽頭，組織全國學者對二十四史進行點校。於是顧先生在史學界的地位瞬間提升。

從這個角度説，若非要論證“50年代的知識分子改造壓抑了民國學人”這一結論，舉顧頡剛的例子恰恰是自己打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