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華：我見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內幕_風聞

【作者：謝武申   國防大學研究員】

黨的十九大期間，2017年11月7日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83歲的胡福明老人的採訪。他説：“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這句話依然深刻體現着實踐與真理之間的關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產生於新時代和新實踐的堅實基礎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五年的實踐充分證明，習近平同志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論斷、思想、理論是完全正確的。”

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以下簡稱《實踐》），曾經在全國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從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界的思想大解放，加速了改革開放的宏偉大業。

為真實地評述這一不平凡的歷史進程，當年《實踐》的約稿者和責任編輯王強華老人，邀原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林建公教授和筆者，共同研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撰寫一部信史。

在《實踐》發表40週年前夕，筆者受王、林二老之託，先將《實踐》約稿、寫作、修改和發表的真相，公之於世，以饗讀者，以正視聽。

1978年4月，王強華（右）與到北京修改《實踐》稿的胡福明（左）合影

《實踐》一稿是如何投到《光明日報》社的

1977年7月，南京理論界組織了全國性的理論研討會，深入揭批“四人幫”。《光明日報》社接到了研討會的邀請函。

《光明日報》理論部哲學組組長王強華是南京人，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就被打成了“黑幫”。他被“解放”之後，由於工作忙，很長時間沒有回過南京。報社領導考慮他對南京比較熟悉，又能順便探望母親和女兒，就把去南京參加理論研討會、採寫新聞和為《哲學專刊》組稿的任務，交給了王強華。

在理論研討會上，王強華不經意間發現了一位聲音洪亮的學者，他説：“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唯生產力論’是完全錯誤的。‘唯生產力論’根本上就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嘛！沒有生產力，物質靠什麼去創造？‘唯生產力論’強調生產力的最大發展，那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啊！它的發展，也並不否認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也是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論的出發點……”

這些話，引起了王強華的共鳴。他邊聽邊想：現在粉碎“四人幫”還不到一年，“兩個凡是”剛剛出台沒幾個月，“唯生產力論”還被普遍認為是“修正主義”的。這位發言者敢碰這個“碰不得”的大題目，恐怕要冒點風險吧！

這位發言者的觀點，果然在研討會上引起了爭議，有幾個人當即反駁他的觀點，説“唯生產力論”就是應該批判，因為它與“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不相符。於是，討論會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研討會的主持人認為會議主題是批判“四人幫”，與會人員自己爭論起來，與主題不相符合，就高聲宣佈暫時休會。

休會時，王強華在人羣中找到了那位發言者，熱情地伸出手，説：“我是《光明日報》的記者，叫王強華。報社派我來南京參加這次理論研討會。”

發言者邊和王強華握手，邊自我介紹：“我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叫胡福明。”

王強華説：“剛才你發言的觀點一點兒也沒錯。”然後，告訴他在北京科學會堂召開的理論討論會上，于光遠等人發言肯定“唯生產力論”的情況。

研討會結束後，王強華再次找到胡福明，向他表示了約稿的意圖，但並沒有給他定具體的題目，只是根據《光明日報》的宣傳主題，在基本理論上，包括在存在與思維、物質與意識、實踐與理論、經濟與政治、生產與革命等關係問題上，約請他寫一篇從理論上撥亂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文章。

任何一位學者，能有被約請為《光明日報》撰稿的機會，都是求之不得之事。胡福明欣然應約。

1977年9月，胡福明就給《光明日報》的“哲學專刊”寄出了兩篇稿件：一篇題為《女人也是生產力嗎？》，另一篇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他並未説明如果報社只採用一篇時，他自己傾向於用哪一篇。

這兩篇稿件寄到報社時，恰巧王強華出差在外地。“哲學專刊”的同事們認為：《女人也是生產力嗎？》，是批判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説女人能夠生兒育女，子女成人後就是生產三要素中的第一要素——勞動者（勞動力），因此女人是天然的生產力。江青的本意是為她當“女皇”造輿論，“強調”女人的“生理優勢”，充分暴露了她篡黨奪權的野心。如果這篇稿子登在別的欄目，當然也是一篇不錯的批判文章。但因江青的這個謬論沒有什麼哲學理論可言，登在“哲學專刊”就不大合適，所以初定不用此稿。

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稿，由於它以較多篇幅從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免不了要多引證一些馬列原著，對原著進行闡釋，但缺乏與實際的聯繫，而被認為是一篇“純理論”文章，也不打算採用。

但是，由於這兩篇文章是王強華在南京約的稿，他又是哲學組的組長，出於對他的尊重，兩稿均未退給胡福明，而是等王強華回報社後，親自看了稿子，再作最後處理。

直到1977年12月，王強華才回到報社，閲讀了胡福明寄來的兩篇稿件。他也認為《女人也是生產力嗎？》在哲學專刊上發表不大合適，同意不用；而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稿，他認為儘管引證馬列原話及闡釋過多，但它畢竟提出了一個當時重大而又敏感的問題——實踐與理論的關係和真理標準的問題。稿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幫”鼓吹的“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符合報社理論部和“哲學專刊”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長枯燥的大段引證刪去，增加聯繫實際的內容，不失為一篇好文章。所以，就兩文相較取其一了。

王強華和“哲學專刊”組的同事們商量後，他們也都有這樣的心境，便欣然同意了王強華編髮《實踐》一稿的意見。

於是，王強華親自動手，刪去一些重複的文字，按報社正常發稿程序，於1978年1月14日，在《實踐》最初的修改稿上，簽字發排了。

王強華1978年4月13日晚會議記錄 

《光明日報》社對《實踐》一稿的多次修改

王強華髮排《實踐》稿以後，送一份請馬沛文審閲；1月19日把小樣寄給在南京的胡福明兩份，並附上一封信（[ ]中的字為筆者所加）：

我去年9月離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剛回來。

［《實踐》稿］已粗粗編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壓縮了。突出後兩部分，但仍覺得長了一些。是否請您看看再刪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複，可否精煉一些。另外這篇文章提的問題比較尖鋭，分寸上請仔細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馬列主義‘過時’論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請儘快處理寄來，爭取早日刊用。

您的文章立意是清楚的。但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戰鬥性，請適當增加些聯繫實際部分。由於“四人幫”多年來抓住片言隻語嚇唬人，束縛人們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實踐經驗，不從實際出發，而是從定義出發，離開具體條件硬套某個指示，結果“心有餘悸”，許多工作搞不好。請考慮能否把這樣的話加上。

馬沛文是《光明日報》社領導小組成員，分管理論部，是理論部的黨支部書記。他很重視這篇文章，和王強華等反覆研究，進行了修改。

這樣，《實踐》一稿經過5次修改，馬沛文和王強華認為可以在“哲學專刊”（第77期）發表，並排好了大樣。

按照《光明日報》社的規定，上專版的文章，都要報經報社總編輯審定。他們沒想到，大樣送到剛剛上任的總編輯楊西光手中之後，就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文化大革命”前，楊西光曾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和復旦大學黨委書記。中共中央黨校覆校後，他是“第一期高級幹部輪訓班”的學員，參加了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鬍耀邦組織的研究第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線鬥爭問題的討論。他在1978年3月6日的發言中，曾談到，對“原來的東西［指方針政策］，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要用實踐檢驗。”

他認真研讀過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並知道這份刊物是由耀邦同志親自抓的。因之，他寫了一篇關於實踐與真理關係的材料，請胡耀邦指教。

1978年3月，楊西光被任命為《光明日報》總編輯。他正式到職，則是在中央黨校結業後的4月。

4月10日，王強華就把編好的擬在4月11日刊出的“哲學專刊”（第77期）的大樣（即《實踐》）呈送到楊西光的案頭，請他審定。

楊西光看了《實踐》的大樣後，特別興奮，便讓秘書陶凱把王強華叫到辦公室，説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很重要，並對文章的處理，提出了兩點要求：

一，像這樣重大主題的文章應放在第一版刊登，在專刊上發表影響小，太可惜了。文章從“哲學專刊”上撤下來，要放在頭版上重要位置發；

二，這篇文章還要作大的改動。要針對理論和實踐關係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作比較充分的論證，進一步觸及影響衝破禁區的一些現實問題，提到思想路線上來評析和闡述。

王強華馬上落實了第一條，從“哲學專刊”第77期上把《實踐》撤下，換上了另外一篇文章。

但對第二條，王強華卻感到為難。因為按楊西光的意見，文章要作很多修改，而作者胡福明又遠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果通過書信交換意見，肯定是來不及的。而如果在修改時不徵求作者的同意，又擔心他會有意見。

王強華把這個想法跟楊西光談了以後，楊説：沒關係，改出來可以用你的名義發表。

但王強華想，楊總編是從政治家的角度辦報，考慮的是大的問題，只要能夠儘快發表，用誰的名義則是次要的。可作為文章的責任編輯，又是自己約來的稿子，把文章作者改成自己的名字，是不合適的，不能這麼做。

無巧不成書。正當王強華兩難之際，胡福明“從天而降”。他是從南京到北京來參加國家教委召開的哲學教材座談會的。

楊西光很高興，囑咐王強華趕快把胡福明接到報社來。還説，我聽説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和孫長江也準備撰寫一篇主題與胡福明的文章差不多的文章。你把孫長江請來，和我們一起討論文章的修改。

4月13日，王強華吃罷晚飯，就到朝陽門的一個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報社。然後，又到阜成門外去接孫長江。

當晚7點多，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胡福明和孫長江，就在楊西光的辦公室，對胡福明的文章進行了討論。

楊西光説，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評“兩個凡是”，衝破禁區。

這時，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還沒有向下傳達，在座的幾位同志，除楊西光之外，都不知道。所以，在胡福明的原稿和馬沛文、王強華的歷次修改稿中都沒有涉及“兩個凡是”問題。

作為哲學組組長，又是《實踐》責任編輯的王強華，對楊西光的這句話非常敏感，覺得很新鮮、重要，就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兩個凡是”這4個字。

馬沛文發言時，主張公開點名批判“兩個凡是”。

楊西光敢於明確提出批評“兩個凡是”，是一個極為大膽的意見，是對《實踐》一文“畫龍點睛”，一下子就抓住了文章的要害。

關於這天的會議，王強華保留了記錄。

2015年冬，筆者（右）在王強華（左二）家中研究真理標準討論紀實書稿

“唯一標準”提法出現的經過

4月13日會後，胡福明在朝陽門外的招待所，用兩天時間，對《實踐》稿又修改了一次（即第6次修改稿）。此改稿由王強華取回。

胡福明因學校有事急於處理，提前返回南京，沒來得及把4月13日討論的觀點在修改稿中全部反映出來。

於是，馬沛文、王強華接手修改，這就是《實踐》的4月20日改稿（即第7次修改稿）。之後，楊西光和馬沛文、王強華又一次進行討論，再次修改，形成了4月23、24日修改稿（即第8次修改稿）。

這裏需要説明的是，胡福明的原稿和《光明日報》歷次改稿雖然均無“唯一標準”的提法，但原稿的基本意思，與“唯一”是一致的：

“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引毛主席的話）”，“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維的範圍內解決，不能靠理論爭論解決，只能靠社會實踐的檢驗來解決，等等”。

“只有”“只能”的涵義，也就是“唯一”意思，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王強華和馬沛文以及哲學組的幾位同志，都覺得需要更明確地強調實踐檢驗真理的“唯一性”。因為，如果不強調“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就會把本來是需要由實踐來檢驗的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也説成檢驗的標準。

在當時的哲學界，對“實踐標準”大都是認同的，但對理論（主要指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檢驗標準，卻存在不同意見：

不少人認為“是”。這是因為他們擔心否認理論也是標準，會導致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

但也有一些同志認為“不是”。理由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與作為真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它的指導作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講的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強調前一個概念否定後一個概念，同樣也不能強調後一個概念而否定前一個概念。

他們還議論到，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張成”的一篇約千字短評，標題就是《標準只有一個》。短評説，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真理和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但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如果把理論也當作檢驗真理的標準，那就有兩個標準了，這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了。

馬沛文和哲學組的幾位同志討論再三，覺得《人民日報》只發了“千字文”的短評，提出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收到那麼多反對的讀者來信；如果在《光明日報》的頭版發表一篇五六千字的大稿子，強調實踐的“唯一性”，還不知道會有多少讀者來信反對，説不定還會有更大的風險，被扣上“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帽子。

但是，他們又反過來想：社會上還有這麼多人不懂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理論工作者和黨報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把被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真理再顛倒過來，正本清源。

他們以共產黨員的黨性，以理論家的良知，終於下了決心：不管會有多大的風險，也一定要強調“唯一性”！

為了避免在文章的詞句上“授人以柄”，不讓別人抓住“辮子”，他們又對文字反覆推敲了幾次。

就這樣，“唯一標準”的提法，便第一次出現在4月20日的修改稿中了。原文如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別無其他標準。有人説檢驗真理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實踐，一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錯誤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科學真理，因為經過了長期實踐的證明。……客觀世界是不斷發展的，實踐是不斷發展的。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研究新事物、新問題，不斷提出新的觀點和理論。這些新的觀點和理論由什麼來檢驗呢？不能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檢驗，而只能用實踐來檢驗。……研究問題的指導思想與檢驗真理的標準不是一個問題是兩個問題”；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唯物辯證法反映了客觀世界的普遍發展規律，對於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為科學發展指明瞭方向，但它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不是論證的工具。因為世界上的各種事物都具有矛盾的特殊性，都有特殊規律，事物內部的特殊矛盾決定事物的本質，要認識事物內部的矛盾，只有依靠實踐，要檢驗是否認識了特殊規律，只有依靠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檢驗真理的實踐標準，就是堅持辯證唯物論。把檢驗真理的標準説成兩個，就是二元論，實際上是唯心論。多年裏，‘四人幫’鼓吹主觀唯心論，反對辯證唯物論，否認實踐標準，摘取片言隻語加以歪曲，以論證其反革命謬論。這種反馬克思主義作風流毒深廣，那種所謂的語錄戰就是突出的表現。

​這就是《實踐》一文最“核心”、最具“針對性”，也是最直接地向“兩個凡是”宣戰的文字。

在這次修改中，還根據楊西光在4月13日晚會上講的觀點，新增了“路線是非同樣必須由社會實踐來檢驗”的內容，而這也是胡福明的初稿和歷次修改稿中所沒有的。

經過上述修改後，印成了《實踐》的“4月20日小樣”。王強華於21日把此稿送到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交給吳江和孫長江各一份。

之後，楊西光和馬沛文、王強華、張義德等又繼續對這個改稿進行推敲，不僅將文內“唯一標準”的部分基本保留了，而且把文章的標題由原來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而使文章的主題更加鮮明、突出。

把標題加上“唯一”二字，是哲學組的編輯張義德的建議（北京大學哲學系1964屆的畢業生）。

這就是形成4月23、24日修改稿的經過。

王強華又一次去中央黨校，把4月23、24日修改稿的清樣送到吳江和孫長江手中。

《實踐》中最終未出現“兩個凡是”的原因

前面説過，楊西光在主持4月13日的討論時，就提出修改《實踐》一文，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評“兩個凡是”，衝破禁區。然而，該文中最後卻沒有出現直接批判“兩個凡是”的字句。這是什麼原因呢？

在胡福明所寫的初稿，直至第6次修改稿，都是這樣寫的：

“馬克思、恩格斯對《宣言》的態度［筆者按：指修改］，表明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學説一開頭就是完美的，決沒有把它看作是一次完成的‘絕對真理’，而始終用辯證法觀點嚴肅地看待自己的學説，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尊重實踐，尊重事實，尊重科學，毫無偏見，是他們唯一的態度。”

稿子上還沒有出現“凡是”一詞。

“兩個凡是”的公開發表，是在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

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敏感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洞察力，最早指出了“兩個凡是”不行。但當時只有黨內少數高層領導幹部知道，並沒有向下傳達。

馬沛文和王強華根據楊西光4月13日的意見，才在4月20日的第7次修改稿上，第一次加上了兩次“凡是”字樣（下文中黑體字是新加的）：

“馬克思、恩格斯對《宣言》的態度，給我們以很大啓發。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學説一開頭就是完美的，……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他們並不認為凡是自己講過的話都是真理，也不認為凡是自己的結論都要維護。”

但是，在4月23日和24日，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再次討論時，楊西光思忖再三，考慮到提出“兩個凡是”的那篇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畢竟是經過華國鋒和汪東興審閲過的，《光明日報》作為黨報，直接批評黨中央的主席、副主席，不大合適；同時，也考慮到，作為黨報，也應該維護他們的威信，文章把道理説清楚了，也就達到目的了。還是要儘量避免正面批評“凡是”的提法。

於是，就在4月23、24日的修改稿上，刪掉了“凡是”字樣，改為比較含蓄的説法：馬克思、恩格斯“他們並不認為自己講過的一切言論都是真理；也不認為自己作出的所有結論都不能改變，他們處處以實踐來檢驗自己的學説，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由於4月20的修改稿，已經送到理論研究室，楊西光又和吳江等商議，吳也認為楊的考慮是對的，因為按原先的約定，《實踐》稿經耀邦同志審定後，先於5月10日在《理論動態》上刊登，而華國鋒和汪東興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和第一副校長，耀邦此時雖已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但還兼任常務副校長，點出“兩個凡是”，直接批評“頂頭上司”也不合適。

所以，此後無論在理論研究室的修改稿上，還是最後在《理論動態》刊登和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的《實踐》中，就都沒有“凡是”字樣了。

關於這一經過，在1979年1月9日的理論務虛會上，在《楊西光、胡績偉、曾濤、華楠、于光遠、王惠德六同志的聯合發言》中，也作過明確的説明：

那時楊西光同志剛調到《光明日報》任總編輯，認為這篇文章不錯。編輯部在原稿上加上了‘馬恩列斯毛從來不認為凡是他們的決策都要維護，凡是他們的指示都要遵循’這兩句。後來，《光明日報》編輯部和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的同志一起修改這篇文章時，保留了作者的原意，但是考慮到2月7日的社論是經過中央領導同志審閲過的，還是刪去了《光明日報》編輯部加上去的這兩句話，避免正面批評‘凡是’的提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上刊登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修改《實踐》的經過

吳江收到《實踐》的4月20日修改稿和4月23、24日修改稿後，交由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執筆修改。

孫長江是位高手和快手，從收到“光稿”的4月21日算起，只用了五六天時間，就於4月27日完成了修改稿。

吳江也作了添加和刪改，雖然不多，但卻不乏“點睛”之處，從而使文章更為準確，更為精煉。吳江曾説：我估計，這篇文章在《理論動態》發表後，肯定又要遭到非議。為了堵一些人的嘴，我提出，將華國鋒文章中的一句話加到文章中，大家都同意了。這就是《實踐》第三部分第二段開頭的那句：“正如華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從來對思想理論問題採取極其嚴肅和慎重的態度，他總是要讓他的著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的考驗以後再來編定他的選集。’”

對理論研究室的同志參與修改《實踐》時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和作出的貢獻，在《光明日報》社編輯出版的《光明日報與真理標準討論》一書中，作了高度評價：

“保持了基本觀點，質量上有了提高”。具體貢獻是：對原稿作了不少刪削；包括內容的增刪、段落的調整，加了毛主席修改個別提法的例子，使文章論據增加了分量；加了4個小標題，使主題更加鮮明，最後一段寫得更加有力；加強了針對性等。

《光明日報》的同志極為認真地找出了修改者的每一處改動，不但虛心地接受了這些改動，還予以了熱情稱讚和感謝。         

【原載於《世紀》雜誌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