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歷史虛無_風聞

有嘲gether-2018-08-15 13:52

2018-08-15

時間：2018-08-13 18:13•來源：察網 •作者：胡新民 •瀏覽：1198評論： 0 字號：大中小

蘇聯解體前的情況應該引以為訓。那時大量的把支流當主流的“還原歷史真相”的文藝作品洶湧而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很快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解體後的蘇聯迅速向西方靠攏，後來的結果就不用贅述了。值得我們中國人記住的是，從那時起到現在的俄羅斯的歷次民調中，推動“還原歷史真相”的主要人物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是墊底的人物，而列寧和斯大林，支持率都比他們兩個要高得多。那位《古拉格羣島》的作者索爾仁尼琴，在美國住了18年後，看到專制帝國蘇聯終於變成了民主的俄羅斯，於是在1994年回到了祖國。當他親眼目睹到物是人非、瘡痍遍地、人民極度貧困、貪腐橫行的祖國時，終於有所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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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破壞“全民閲讀”

據有關資料，“全民閲讀”活動，是2006年有關部門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關於建設學習型社會要求的一項重要舉措，要在全社會形成“多讀書、讀好書”的良好輿論氛圍和文明風尚，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質。按照這種安排，在讀什麼書方面，體現習近平“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方面的書，理應是重中之重。

但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自從活動開展以來，就文學作品而言，最熱門的書籍基本上都是“訴苦”“憶苦”新中國前二十七年的。這給中共權威黨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2011年出版）和《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2016年出版）的相關內容造成了極大的尷尬。

黨史是怎樣記述1949至1976年的成就的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之際，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以下簡稱《九十年》）於2016年6月26日正式出版發行。

據報道，該書記述了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至2012年十八大召開90多年的歷史，準確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鬥歷程、光榮傳統、優良作風、寶貴經驗和偉大成就。90多年來，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年來，關於第二件大事，即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所做的事情，坦率地説，出現在書籍報刊上的作品，體現的大都是一些黨的“錯誤”和“教訓”，以及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有些在開放改革中聲名大震的學者，例如吳某某，定性那是一箇中國人民“無盡苦難”的年代。

翻開《黨史二卷》，可以發現對那個年代的評價非常高，認為黨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歷史性巨大成就。

《九十年》仍然堅持了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説法，即在1949年至1976年間，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在工業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其中還特別提到了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使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兩彈一星”、還有着眼農業長遠發展的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和培養推廣良種，等等。從1953年到197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9%，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口增加了將近4億，但人均糧食由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也翻了一番。教育方面，大學在校生從11.7萬發展到56.5萬，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由於農村醫療衞生機構的普及，全國人口死亡率從1949年的千分之20下降到1976年的千分之7.25。人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到1975年的63.8歲……，“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蹟。”關於那個時期的精神面貌，《九十年》寫道：“我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投身於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抒寫了無數改天換地的壯麗詩篇，展現了十分可貴的團結奮鬥的精神面貌。”

被資本熱捧推銷的文藝作品，都是表現那個年代的“苦難”

澎湃新聞2017年10月24日報道，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佈的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截至目前，中國紙書已經實現銷售冊數連續三年8%-10%的增長，成為世界圖書銷售增速最快的國家。最耀眼的成績是，餘華的作品《活着》至今年銷售量過百萬冊。

《活着》是作家餘華的代表作之一，講訴了在大時代背景下，隨着內戰、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社會變革，徐福貴的人生和家庭不斷經受着苦難，到了最後所有親人都先後離他而去，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

作者餘華談到過他的創作背景。從國民黨統治後期到解放戰爭、土改運動，再到大鍊鋼鐵運動，自然災害時期等，作者經歷了從大富大貴到赤貧如洗的物質生活的巨大變遷，經歷了多次運動給他帶來的窘迫和不幸，更是一次次目睹妻兒老小先他而去。後來，作者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歷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了作者，作者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説，於是就有了1992年的《活着》。

類似這種控訴新中國“苦難”的文藝作品，往往很快就可以炒熱。就在《九十年》出版發行的時候，知名詩人、作家邵燕祥，出版了他1958年以前的自傳《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聲稱要把這本書“獻給曾在苦難中，以愛和信任支持我、鼓勵我活下去、站起來的親人和朋友”，“獻給走過非正常年代的人們”。

邵燕祥此前出版過從1958年到1965年經歷的《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在那本書中，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都是生活在苦難之中。因此，作者希望讀者“接受血淚浸透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教訓。”

《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很快被中國作協主辦的《作家文摘》報評為2014年度十大影響力圖書獲獎作品，如果不出意外，《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也會被評為某項好書。因為這樣的例子實在事太多。在各級黨和政府有關部門發起的“開卷有益”“全民閲讀”等活動中，基本上沒有反映新中國前三十年人民熱氣騰騰地建設國家的文學作品，而大量的作品都是描寫那個年代沒完沒了地搞政治運動，折磨人民，摧殘知識分子的。這樣內容的書，有的還出現在“人民網”等黨和政府的官方網站的推薦書目中。至於大學的中文系，還有各地的圖書館的推薦書單中，基本上沒有正面評價那三十年的，而像《活着》、《夾邊溝紀事》這樣的文學書，則是熱門書、必讀書。《夾邊溝紀事》被稱為是“中國的《古拉格羣島》”。順便提一下，在1961年8月的《全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會議》上，在批評寧“左”勿右思想時，特別點名夾邊溝勞改農場“違法亂紀，造成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而《古拉格羣島》是諾貝爾獎得主，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寫的名著，這本書把蘇聯描繪成勞改營遍佈全國，數以千萬計的無辜者遭到逮捕、關押和殺戮的黑暗帝國。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推薦正面反映前三十年的書籍的。習近平就曾在文藝座談會會上表揚了柳青和他的《創業史》，但是隨後《炎黃春秋》就登出了關於柳青晚年反思的文章。至於被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的選自《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買稻種》，也和魏巍的反映抗美援朝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樣，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下崗”了。

如果我們經常提供給和推薦給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的精神食糧，都是《活着》、《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夾邊溝紀事》和《軟埋》這一類的書籍，那麼他們還會相信黨史上的講述嗎？這樣的全民閲讀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筆者並不否認上述作者有過那些痛苦的經歷，而且他們也有出版的自由，但是，這些書反映的畢竟都是那個時代的支流。我們不能讓共和國的歷史空間都充滿這些支流的東西。要知道，那個年代，全國人民為了使國家儘快地強大起來，儘快徹底改變任人宰割的局面，日子都過得相當艱苦。這個道理，當年生活最苦的農民，至今都還記得，他們的怨恨也最少。作為右派分子，實際上大部分過得比普通老百姓還好一些。當時的農村老百姓看到許多下放勞動的右派分子還能拿到工資的時候，非常羨慕，他們表示寧願當這樣的右派。曾經很多右派分子勞動過的北大荒，在那段時間去得更多的是解放軍轉業官兵，他們奉命是和“下放幹部”一起建設北大荒的。右派們絕大多數只在那裏勞動了幾年，而絕大多數的轉業官兵卻在那裏勞動了一輩子。我們的文學作品，往往寫的就是這些“下放幹部”的勞動之苦。廣大的轉業官兵，還有一些先後上山下鄉落户的知識青年，為建設北大荒艱苦奮鬥了一輩子，又有多少文學作品是講述他們的奮鬥精神的呢？

這些以自己的經歷或者侷限於個人的見聞來詮釋整個時代的作品，儘管偏頗片面，甚至極端，但還是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而不少通過所謂的“細節”來貶損那個時代的英雄模範的，就不知道究竟出於何意了。

《九十年》高度肯定了那個時代的的六大精神，即：抗美援朝、“兩彈一星”、大慶、紅旗渠、雷鋒和焦裕祿，這些年來不斷地被一個接一個的“歷史真相”衝擊。即使對最沒有爭議的“兩彈一星”元勳們，也不斷地被動了一些“小手術”。就以2016年為例，當人們紀念鄧稼先逝世30週年的時候，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文中謠言式地煽情，編出來一段鄧稼先在外工作二十八年影響夫妻生活的段子：“除了旁人的不理解，甚至説三道四之外，他們自己也有生理要求。那時候她只有30歲，鄧稼先也只有34歲，都有強烈的生理願望，有時還特別渴望。”當然，時代在變化，現在崇尚物質至上、崇尚感官享受至上是大有市場而且是有情可原的，但以現這樣的價值觀套用到那個時代的人身上，不但違背歷史事實，也或多或少是別有用心。好在國家還記得這些英雄們的功績。2016年5月8日，最新一組《中國現代科學家（七）》紀念郵票在北京首發。“兩彈一星”元勳郭永懷登上了這次的“國家名片”。郭永懷和他親如兄弟的錢學森一樣，毅然離開事業有成生活舒適的美國，回到新中國，然後又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且黨性都很強。但有的紀念文章着意渲染他對政治“毫無興趣”，因為“據他的同僚説，1964年，毛主席接見了研究所的科學家，許多人都激動地上前和主席握手，郭永懷傻乎乎地站在原地憨厚地笑。”2016年5月27日去世的“兩彈一星”元勳陳能寬，全國多家報刊轉載了他的事蹟，但有的就是“惜墨如金”，在全文轉載中，獨獨刪去了一句話“他最喜歡毛主席詩詞”，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實際上，如果翻開那些“兩彈一星”元勳的自傳或者回憶，就不難發現，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不為毛澤東當年的英明決策所折服的，也沒有一個不為有機會擔當如此光榮的任務而深感榮幸的。“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在1990年回憶道，1955年他和其他一些科學家，應邀到中南海開關於原子核的會議。毛澤東和他討論原子核的問題，並從哲學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錢三強強烈地感受到了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錢三強為中國科學家有這樣的領導而感到幸運。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再次發出早日搞出原子彈的號召時，對他們的鼓舞尤其大。“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但是，這些年來就是有為數不少的媒體，出於某種陰暗心理，“長期以來宣傳給人的印象是，不把為國效力搞成最慘的事，就不罷休！”

黨史應該設法走出尬尷的處境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關於新中國前二十七年的巨大成就，黨史的記述可以説只是一種抽象的肯定，而大量文學藝術作品，基本上構成了一種具體的否定。

既然中共擁有“三個自信”，還擁有那麼多的人力財力物力資源，更重要的是有九十多年打下的堅實的羣眾基礎，為什麼就不能在文化藝術方面準確地反映那個時代的主流呢？為什麼就不能推出一些又好又叫座的作品，讓全民閲讀達到開卷有益的效果呢？

有鑑於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那些所謂的“還原歷史真相”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我們沒有必要再走別人走過的彎路。相信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也絕不會願意走那樣的彎路。儘管我們有這種“道路自信”，但絕不能也不應該掉以輕心，不能放任那些歷史的支流不斷侵蝕歷史的主流。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鄧小平就指出：“為什麼不多宣傳黨的好的傳統？如守紀律、艱苦奮鬥等。為什麼我們的電影不搞這些題材，加以藝術概括？”鄧小平後來在提到這個好傳統時説道：“五十年代，廣大黨員和人民講理想，講紀律，講為人民服務，愛黨，愛國家，愛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嗎？三年困難時期，黨和人民不是團結奮鬥，渡過了難關嗎？多好的老百姓啊！我們要恢復和發揚這個傳統。”

如果搞好了鄧小平提倡的文藝創作，全民閲讀才有可能避免被歷史虛無主義干擾和破壞。可遺憾的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形勢又改觀了多少？

【胡新民，獨立學者，研究方向為毛澤東思想和中共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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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歷史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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