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從萬隆到當下——亞非拉麪臨的新舊挑戰_風聞

文 |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譯 | 王立秋

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1931.9-2018.8）

一、全球的框架，更長遠的眼光

1.萬隆和不結盟運動(NAM)國家

萬隆會議宣告了亞非諸國通過一個有益於所有勞動階級的，真正獨立的持續發展進程，奪回其主權並完成其獨立的意志。在1955年，大多數亞洲和中東國家都在二戰結束後奪回了它們的主權，而在其他地方，則存在奮鬥中的解放運動——尤其是在非洲，這些解放運動是直接以實現這一目標為目的的。

萬隆會議

正如萬隆會議的領導者們所回憶的，這次會議是第一個“非歐洲”（所謂“有色”）國家舉行的國際會議。這些國家的權利曾遭歐洲、美國和日本的歷史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否認。雖然在大小、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歷史軌跡上存在差異，這些國家一致抵制西方列強專為自身利益而建立起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但萬隆會議也宣告了這樣的意志，即亞非諸國要通過進入一個真正的、加速進行的內向型發展進程，奪回它們的主權：這正是它們與歷史上的帝國主義中心國家一起平等地參與塑造世界體系的條件。

       正如蘇加諾總統（Soekarno）在其致辭中所説，這次會議把選擇不同方式和手段以實現各自發展目標的各個國家聯合到一起。一些國家（中國、北越、朝鮮）選擇了他們所稱的受馬克思主義啓發的“社會主義道路”；另一些國家則構想了具有國族和大眾特色的發展道路，與社會進步改革相結合［可稱之為“國族/大眾”計劃：蘇加諾的印尼、尼赫魯（Nehru）的印度、納賽爾（Nasser）的埃及，以及其後許多其他國家均為例證］。所有這些國家都優先考慮經濟的多樣化和工業化，以擺脱仍是農業和礦業商品生產者／出口者的限制。他們都認為，國家必須承擔起控制這一過程的主要責任。他們也認為自己的目標（特別是進入工業時代這一點）在根本上可能與全球體系的統治邏輯相沖突；但他們所處的位置，又允許他們成功地迫使全球體系做出調整，以適應其需求。然而，許多加入不結盟運動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並未採取確定的立場，以為有可能在全球體系的配置框架內尋求發展。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蘇加諾（1901-1970年）

在這裏我們需要回憶的是，所有亞非國家都得益於NAM的存在，無論它們的選擇為何。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説，萬隆首倡的政治團結帶來了回報。比如説，倘若沒有OPEC和NAM的話，一個像加蓬那樣的國家是不會獲得那麼多的石油租(oil rent)的。因此，強調也就放在了政治團結上，而NAM國家也都一直支持尚存的殖民地（葡萄牙殖民地，津巴布韋）人民的鬥爭（包括武裝鬥爭），並反對南非和被以色列強佔的巴勒斯坦的種族隔絕。

截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NAM的歷史，在每一個國家內部，確切來説都是圍繞上文界定的那個主軸的，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的鬥爭的歷史：其軸心在於這樣一個問題，即，對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有意義的發展來説，有效的替代性策略是什麼？這些鬥爭也和國際舞台上的衝突，特別是東/西衝突結合在一起。然而，我們絕不能認為，萬隆會議上的提議，及NAM對這些提議的貫徹，是冷戰帶來的意外事故，就像昨天和今天的西方媒體呈現的那樣。蘇聯確實站在NAM這邊並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亞非的鬥爭，特別是回應西方的經濟掠奪（有時也是軍事侵略）的鬥爭。但蘇聯這樣做的原因僅僅是，蘇聯和中國，從根本上説，也被排除在參與一個真正平衡的多中心模式的全球體系帶來的好處之外。與此構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列強千方百計地與NAM鬥爭。因此，西方媒體表達的那種觀點，即隨着冷戰結束、1990年蘇聯解體以及中國走出毛主義的道路，NAM也失去了它的意義那種觀點，是沒有意義的：不平等的全球化提出的挑戰依然存在。帝國主義國家與萬隆和NAM鬥爭。由國內反動勢力組織，得到外國干涉支持的政變終結了許多受國家體系和民族國家民主經驗激發的萬隆國家（如印尼、埃及、馬裏、加納和許多其他國家）。為歷史上的蘇聯的和毛主義的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內部矛盾的日益增長，以及為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民主經驗所特有的種種矛盾，為帝國主義的三位一體（注：阿明説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心的美國、歐洲和日本，或稱帝國主義三巨頭）的反攻鋪平了道路。

在萬隆和NAM期間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且歷史地説也是積極的，不管它們有怎樣的侷限和缺陷。那種認為“萬隆失敗了”的看法——就像西方媒體表達的那樣——純屬廢話。而在這方面，我們應該説的，是萬隆和NAM體系，儘管有成就，卻也不能超越其侷限，因此也就逐漸地失去其生命力，被侵蝕而最終失掉其內容。

2.一個沒有萬隆和NAM(1980-2010)的世界

1974年在阿爾及爾NAM表述了一個一貫且合理的計劃（新國際經濟秩序），這個計劃邀請（全球）北方國家調整自身以適應為追求（全球）南方的發展所要求的那些需要。這些提議遭到了西方列強的全盤拒絕。帝國主義的三位一體的反攻的目的，在1981年於坎昆舉行的G7會議上得到表述，那時，里根宣佈“我們比他們更清楚他們需要什麼”。他的意思是進行單邊的結構調整，拆解（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生產體系，（要求其）實行私有化以及對財政掠奪與自然資源的劫掠保持開放，也就是説，（要求它們接受）“華盛頓共識”。

對三個大陸的社會來説，與這種帝國主義全球秩序之部署相關的戰略後果還記憶猶新：一方面，是在由多國控制的離域工業(去地方化、去在地化的工業)和地方所有的外包工業及服務業中對廉價勞動力的超級剝削，另一方面則是對當地自然資源的剝削——這種剝削是專利於（維持全球）北方的持續富裕與浪費的。這些資源不止包括石油、燃氣和礦產，也包括日益增長的農耕地（土地搶奪）、森林、水、空氣和陽光。在這個方面，挑戰的生態維度已走上前台。這樣一種“失業發展”的模式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災難：日益嚴重的貧困與（社會）排除，鄉村無主地向貧民窟的退化，以及悲慘的，非正式的生存活動，失業，特別是青年的失業，和對女性的壓迫等等。在萬隆時期開始構建的，連貫的國民生產體系被系統地拆解了，合理的公共服務（健康、教育、住房、交通）的胚胎也被摧毀了。

反對這些災難的抗議還不夠。我們需要理解創造這些倒退的進程；且如果沒有對體系中心的資本主義的轉變，也即，資本的集中與資本控制的集中化、金融化的進程的嚴格分析，要表述對這個挑戰的充分回應也是不可能的。這樣的環境中，常規的，衡量發展的手段失去了意義；一個遭到這種失業的發展模式襲擊的社會可以在某些方面，基於對資源的掠奪、由於只利於少數的涓滴效應的關係，依然享有很高的發展速率。同時，金融壟斷資本對生產體系的集中化的管理，也導致了其通過寡頭來進行的，對政治生活的控制，這又抹掉了代議制民主的意義。

然而，在那種全球性災難的框架內，一些（全球的）南方社會已經有能力利用深刻全球化的新全球秩序了，看起來，它們甚至還以成功的製造業商品出口者的身份“參與”那個框架。這些成功反過來又滋養了這樣的幻覺，即，這樣一種尊重資本主義積累和全球化市場之基本法則的進步，可以維持下去。我們需要把對成功的新興經濟體和帝國主義的三位一體（在對特別自然資源的准入上）的日益增長的衝突的分析，和對與這些進程相關的內部不平衡的分析也納入考慮。

社會的災難也帶來了一場同樣巨大，或者説更加巨大的政治災難。在過去，NAM成功地在對國際政治的管理上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多中心狀態，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則摧毀了這一局面。以UN，NAM，G77加中國為代表的國際共同體的合法性，已為使之讓位給一個自我任命的，規模僅限於G7和少數幾個被挑選出來的“朋友”（特別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它們可不符合民主共和國的模型！）的所謂的“國際共社會”而遭到了罷黜。這個所謂的“國際社會”大肆鼓吹的金融、經濟以及最終的軍事幹涉，再一次否認了所有亞非拉人民的主權權利。

3.朝向萬隆精神的復興和對不結盟國家反全球化戰線的重建

亞非的國家和民族復興的第一次浪潮——這次浪潮塑造了人類史上的大轉變——是在針對作為當時全球化模式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不結盟國家的框架內，秉持着萬隆會議的精神組織起來的。如今，同樣的那些民族國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那些民族國家，又遭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挑戰，而後者本質上説不比之前的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更平衡。因此，這些國家必須聯合起來，以像它們過去那樣，成功地面對挑戰。從這個角度來説，它們將滋生一次三大陸的復興與進步的新浪潮。

NAM只把亞非的民族國家聯合起來。拉美的國家——古巴是例外——並沒有加入該組織。這一失敗的原因是有案可稽的：1）拉美國家自十九世紀初起就一直在形式上是獨立的，它們並不共享亞非民族國家奪回其主權的鬥爭，2) 美國通過門羅主義對該大陸的支配並沒有遭到當時的任何一個國家政權的挑戰（古巴除外）；美國的組織包括主子（美國），出於這個原因古巴正確地稱之為“美國殖民部”，3) 統治階級，“歐洲精英”把歐洲和美國看作有待複製的模型。處於這些原因，建造一個“三大陸”的嘗試沒有成功：三大陸只是通過鬥爭（經常是武裝鬥爭）中的運動才結合在一起，但當時該大陸的所有國家政權都排斥這種聯合。

不結盟運動的支持者

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1) 近來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已經成立了它們自己的組織（CELAC，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這些組織把美國和加拿大排除在外，因此也在形式上拒絕門羅主義；2) 新的人民運動已經創造了一種對其社會的多民族特徵（美國印第安人，歐洲經營，非裔）的意識；3) 這些運動也提出一些擺脱新自由主義束縛的解放的策略，應用這些策略而取得的成功，在一些方面可以説超過了在（全球）南方其他地方取得的成就。因此，如今，NAM的復興必須納入它們（拉美國家）並打造一條三大陸戰線。

在鬥爭中，三大陸國家應當團結圍繞的軸心，可以這樣表述：建造一個反新自由主義的不平衡的帝國主義的全球化的共同戰線。

我們已經看到，在萬隆會晤的國家在如何戰勝帝國主義支配和建設它們的社會方面持不同的見解；然而它們卻能夠克服那些困難，以成功地面對共同體的挑戰。今天也一樣。三大陸的統治力量和尚在鬥爭中的人民運動，在面對同一個卻更新了的挑戰的方式和手段上也有所分歧。

一些國家發展所謂的“主權計劃”：聯合積極的國家政策以實現系統地建構一個以進攻性的出口能力為支撐的，整合連貫的現代的工業化的國民生產體系的目標。在關於對外國資本和各種資金流動（外國直接投資、有價證券投資、投機性的金融投資）的開放程度、方式以及最終的管制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段的觀點又有所不同。在開放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准入方面的政策也提供了一個涵蓋不同選擇和不同優先次序的廣泛光譜。

在尚在反對執政的權力體系的人民運動的計劃和行動中，我們也發現類似的差異。不同的優先考慮也構成了一個廣泛的光譜：民主權利、社會權利、生態關懷、性別、經濟政策、農民對土地的准入等等。在少數一些情況下，人們也試圖把這些不同的要求放到一起，以形成一個共同的行動戰略計劃。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陳。

如此廣闊多樣的處境和態度確實給所有人創造了各種問題；它們甚至可能生成國家之間和/或鬥爭的各方之間的衝突。

二、於2015年10月在印尼舉行會議的提議

       於2015年10月在印尼舉行的慶祝萬隆會議六十週年的會議，為討論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如果討論可以涉及所有的大難題就好了。討論應該對不同的見解和提議保持開放，牢記我們的目標是秉持建設的精神，為反全球化的不結盟運動的復興作出貢獻。

慶祝萬隆會議六十週年的會議

以下提議當然沒有涵蓋所有的問題，而只是有選擇地涉及其中的一些大問題。

       在另類實踐世界論壇（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和第三世界論壇（ThirdWorld Forum）的框架中達成的網絡將在10月底組織三次圓桌會議，每次圓桌會議將邀請五位發言人（發言人依其能力以“主題發言人”或“受邀發言人”的身份被邀請）。我們應在適當的時候選出這些發言人。除了參加我們的圓桌會議之外，當然也歡迎這些發言人應邀參加在印尼組織的其他討論。

       討論的問題應考慮對萬隆時期的相關回敍，並從過去吸取經驗教訓。儘管如此，討論的焦點應集中在當前的挑戰和有助於前進的可能回應上。我們應把注意力集中到近期的不結盟運動會議所表達的立場上，尤其是2014年5月在阿爾及爾舉行的會議。儘管每次圓桌會議所提議題的具體內容仍有待確定，我們將在下面提供一些與這些問題相關的提議。這裏只是提出問題，並不試圖將它們納入一個整體的行動計劃。此類演練可以為期待中即將到來的豐富討論所得到的結論做一個預估。

圓桌1：建構亞非拉和加勒比國家、民族和人民之間的政治團結

1) NAM的歷史已經證明，（全球）南方國家展開的政治團結是有成果的。（如今，在這些國家）在萬隆會議上遭到譴責的殖民遺產已經被清除了——巴勒斯坦除外。因此，重建與巴勒斯坦人民的團結展現的努力，是必需的。

2)

今日的重大挑戰，來自於美國/北約/日本以確立起對全球的軍事控制為目標的戰略部署——為此它們不惜進行軍事的威脅和干涉，並通過事實上僅限於帝國主義列強的所謂的“國際社會”，來給這些干涉以虛假的“合法性”。在對這些（在各處）導致整個社會的毀滅之結果（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是這些結果的悲慘的例子）的干涉的分析之外，我們還應在討論中評估三大陸國家共同體對此核心挑戰的回應（或回應的缺失）。挫敗（帝國主義）全球軍事控制計劃是一種替代性的，對世界政治體系的重組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這個新的體系將確保各個民族國家有權利自由地選擇它們自己的發展道路，並確保它們之間的和平共存。許多與這個核心問題相關的問題，比如為廢除美國軍事基地而進行的鬥爭，對所謂“反恐鬥爭”之含義的評估，國家恐怖主義等等都是可討論的議題。

3)NAM和G77加中國已經成功地使聯合國納入了表述人民之權利以及發展之權利的章程。在這裏我們也歡迎提出旨在強化貫徹那些權利所需的方式與手段的倡議。

4)NAM和G77加中國應該考慮展開系統的努力，以重建聯合國作為國際共同體之代表的合法性。

5)NAM，G77加中國，CELAC（拉美與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和非盟應該協力。我們歡迎使它們的合作制度化的（共同的秘書處？特別工作組？）提議。

6)我們也不應忽視三大陸國家之間在陸海邊界上的衝突。也許，我們的討論應該聚焦於創造為清理這些衝突和避免其為意圖破壞我們之間的團結的帝國主義列強操縱這個目的提供方法與手段的制度框架。

圓桌2：推進三個大陸的主權、民眾和民主的另類計劃的建設

1)我們應該從從NAM國家試圖建設內向的國/民經濟——就像這個文件的A部分中提到的那樣——的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開始。所有這些經驗（以及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經驗）中的一個大的缺陷在於，它們忽視了發明確保更高級的民主（後者反過來又是經濟和政治領域一切有意義的有效管理的前提條件）之進步發展的方式的基本重要性。這個缺陷滋長了去政治化的傾向，而後者又為種種構成我們所需要的，基於一個更新了的“主權計劃”的，適應我們當代世界之挑戰的替代性方案的障礙的，懷舊主義的幻想所吞沒。

2）“主權計劃”這個概念本身就必然是一個討論的主題。考慮到跨國投資對所有國家各部門的滲透程度，我們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即，這裏所説的是何種主權？

為獲取利用自然資源之機會(access

to)而進行的全球鬥爭，是當代資本主義之動力機制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全球）北方在各種資源上的依賴，以及中國日益增長的要求構成了對南美、非洲和中東那些資源稟賦特別豐富，而歷史上又經常遭到掠奪的國家的挑戰。我們能夠在這些領域發展出像開始將有利於所有人的，對資源的理性、公平的全球管理那樣的國家與區域政策麼？我們能夠在中國和（全球）南方各國之間發展出與此視角一致，把中國獲取這些資源的機會，與對相關國家的工業化的支持（這是OECD的所謂“捐贈者/施主們”拒絕做的）關聯起來的關係麼？

一個獨立的國家政策依然是脆弱不堪的，如果它沒有得到真正的民族與人民的支持的話，而後者又要求這樣的政策建立在確保各階級人民都受益於“發展”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這就是抵制帝國主義計劃在政治上造成的去-穩定化（即動盪）影響的主權計劃取得成功所需的社會穩定性條件。因此我們必須考察現存的或潛在的主權計劃與權力系統的社會基礎之間的關係的本質：它是一個民族的、民主的和人民的計劃，還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虛妄的計劃。

非-大陸國家能發展主權計劃麼？它們的侷限是什麼？何種形式的區域聯合有利於這樣的進步？

3)為未來——即便很遙遠——所作的準備，始於今天。我們想要的社會模型是什麼？基於什麼原則？是個體之間的毀滅性的競爭，還是對團結的好處的肯定？我們要的是給不平等以合法性的自由還是與平等關聯的自由？是對全球資源進行罔顧未來的掠奪，還是把全球生命條件之再生產所需的那些確切措施也納入考慮？未來必須被看作對普世人類文明更高階段的實現，而不僅僅是我們所認識的一種更加“公平”或更加“有效”的文明模型（“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為避免停留在一廂情願的境地，為避免重走十九世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老路，我們應該確保在以下主題上做出回答：1）今天，詢問在過去中表述的“烏托邦”的是什麼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科學知識？2）什麼是我們關於全球生命之再生產條件的新的科學知識？

4)總而言之：這個目標及得上今天的富裕社會，比如説美國（這是中國的目標）、德國、日本甚或歐洲的富裕小國（其他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麼？這樣的目標是可欲且可能的麼？還是説這目標更具野心：為我們三大陸的社會對人類文明更高階段之發明做貢獻創造條件？

​圓桌3：迴歸農業問題；應對日益增長的土地獲取不平等所提出的挑戰

1)我們認為，必須給亞非拉的農業問題以特別的關注。理由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大舉進攻三大陸的小農農業（眾所周知的“土地攫取”的過程）。對當前全球化的這個主要成分的遵從只會導致三大陸數億人的大規模貧窮化/（被）排除/赤貧化。並因此而終結我們社會在全球民族國家社會中上升的一切嘗試。因此，任何有意義的替代性的發展模式必須基於相反的原則，即，儘可能地平等（或至少儘可能地不那麼不平等）地給所有農民利用土地的機會(access to)，把這當作建設一個連貫的，結合工業生產與食品主權的，現代主權生產體系（之計劃）的一部分。

2)以富有的家庭農業和/或農業公司為代表的現代的資本主義農業，現在正意圖對第三世界的農民生產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在北美、歐洲、拉美南錐體和澳洲的，受限於資本收益原則的資本主義農業，只僱傭幾千萬農夫，但它們的生產力卻達到了全球層面的最高紀錄。另一方面，人類中的近一半——也就是説，三十億——人卻依然採用農作體制(peasant-farming

system)。要是“農業與食物生產”被當作服從放開監管的市場中的競爭法則的另一種形式的生產來對待的話，會發生什麼？這些原則會促進生產麼？確實我們可以想象：五千萬額外的，新的現代農民，（當然能）生產（出）當前三百萬農民在確保他們自己的（可憐的）生存外，在市場上所能提供的一切。但這樣一種替代性方案取得成功的條件，將使好地向新的農業從業者（我們不得不從當下的農民社會中奪取這些土地）的轉移，開放市場（以購買設別）和開放消費者市場成為必然。這樣的農業從業者確實能夠與當前的數百萬農民“競爭”。但對那些農民來説，有會發生什麼呢？成百萬上千萬的“非-競爭”的生產者將在短短數十年內被消滅得乾乾淨淨。

用於給替代性的“競爭”學説以合法性的主要論證是，這樣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確實發生了，而且它最終也帶來了現代的富裕的城市-工業-後工業社會和能夠養活國民甚至還有出口餘力的現代農業。為什麼當代第三世界國家就不能重複這個模式呢？這一論證沒有考慮到以下兩個使那種模式的生產在今天的第三世界國家變得幾乎不可能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歐洲的模型是在一個半世紀裏，與勞動密集的工業技術一起發展起來的。現代的技術則遠非如此。因此，如果第三世界的後來者要使他們的工業出口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話，他們就不得不採納那些技術（注：即現代的非勞動密集型的技術）。第二個因素是，歐洲在大過渡期間，受益於那種可能性：即，他們的“剩餘”人口可以大規模地向美洲移民。

我們能夠想象其他基於使所有農民能夠獲得土地這一原則的其他替代性方案麼？那個框架暗示着，在維持農民農業(peasant

agriculture)的同時，也要參與一個持續的技術/社會變革與進步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這將允許在逐漸建設一個連貫的現代工業生產體系的同時，逐漸向非農業僱傭的轉變。

這樣的戰略目標也意味着我們要採取保護農民食品生產不受現代化的農業從業者——國內外的農工聯合企業——的不平等競爭的危害。它對工業-城市發展模式提出質疑，認為後者不應過多地優先考慮出口，以出口為導向——這本身就在利用低工資的優勢（低工資反過來又意味着食品的低價格）——而應該更專注於從社會的角度來説平衡的，對國內市場的拓張。同時，這樣一種對原則的選擇，也利於在整體方案中整合確保民族食品主權的政策模式，後者是一國成為全球共同體之成員、享有必不可少的自主與談判能力的必要條件。

3)

在這方面，萬隆時期的記錄提供了一幅混合的圖景。中國和越南秉持這種精神，給所有農民以獲得土地的權利。但在其他地方則不是這樣。一些更加激進的民族/人民經驗確實進行了限制摧毀農民農業體系進程的土地改革。但總的來説，以及更特別地，就拉美而言，這個令人悲哀的進程（注：即摧毀農民農業體系的那個進程）還是繼續下去了。

2014年7月1日

本文首發於亞際書院微信公號，本文系完整版，原載高士明、賀照田主編：《人間思想 第六輯：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人間出版社，2017年。感謝亞際書院和譯者王立秋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