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親自參與籌建的孫中山紀念館_風聞

【孫娟娟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原館長、副研究員】

100年前，孫中山先生和夫人宋慶齡入住上海莫利愛路寓所。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 宋慶齡非常悲痛，在以後的日子裏她把對孫中山深深的愛和思念藏在心中，開始投入到她“丈夫生前所從事的工作中去”。為了更好地宣傳孫中山的思想和革命業績，她將孫中山留給她的唯一家產——莫利愛路29號捐了出來，為後人留下了孫中山永久的紀念地。本文就宋慶齡為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籌建和建設所作的貢獻作一敍述。

受贈上海莫利愛路29號寓所

上海莫里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是孫中山宋慶齡在上海的寓所，也是孫中山給夫人留作紀念的唯一家產。

關於這幢住宅來歷，據宋慶齡1972年給廣東中山大學陳錫祺教授等的覆函中回憶，這幢房子是加拿大温哥華的國民黨的同志出資購買的。因至今沒有查到確切資料，故一般採信宋慶齡的回憶，認為是加拿大華僑集資購買後贈送中山先生的。孫中山為革命長期在世界各地奔波，他沒有自己固定的居所。 1915年10月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東京結婚，1916年5月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繼續領導反袁鬥爭，6月孫中山租下上海環龍路63號（今南昌路59號），作為他與夫人宋慶齡婚後在上海的住所。正是在這裏，幾位加拿大華僑拜訪了孫中山，看到大總統連自己的住所也沒有，於是集資16000銀元，買下了莫利愛路29號住宅，贈送給中山先生。因孫中山1917年7月南下廣州開展護法運動,因此當年他們並未入住。

1924年宋慶齡陪同孫中山在上海莫利愛路寓所接見各界歡迎代表

莫利愛路29號住宅建造於1915年至1916年，是一幢歐洲鄉村式洋房，底層是客廳和餐廳，樓上是卧室、書房；卧室外是一個長長的外陽台。1920年底，宋慶齡出資請人將外陽台安裝窗户，又在輔樓車庫上面加蓋一層作為副官的住所。家中的陳式一半為西式，一半為中式紅木傢俱。那麼寓所裏的這些傢俱陳式究竟是誰購買並佈置的？以往的説法是加拿大的華僑買下後將一切佈置好後贈送給中山先生的，但據孫中山宋慶齡共同的朋友黎照寰回憶，這寓所內的大部分傢俱是宋慶齡的母親倪珪貞贈送的。

護法失敗後，孫中山於1918年5月8日離開廣州轉赴台灣、日本，臨行前孫中山致電在上海的汪精衞，詢問“上海能居否？請到各方面細查詳復”。6月孫中山接到宋慶齡發來“已與法國領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的電報後，立即從日本啓程，1918年6月26日孫中山抵達上海，然後與宋慶齡一起乘車抵達莫利愛路29號，從此他們有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

廣泛收集孫中山的遺物，為建孫中山紀念館作準備

1925年3月孫中山剛剛逝世，宋慶齡就萌生了要把莫利愛路29號寓所建成孫中山永久紀念地的想法，3月16日宋慶齡就致電上海孫中山寓所，囑“勿移動孫先生在世書案、座椅等原位”，保持孫中山在世時原狀。之後她就開始廣泛收集孫中山遺物, 宋慶齡將她保存及海內外徵集來的孫中山文稿原件等重要文物都珍藏在莫里愛路29號寓所的保險櫃中。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宋慶齡在中共的建議下於12月底撤離上海，臨走前她將孫中山的文稿及重要遺物交給幾位友人代為保管。但宋慶齡離開上海後，這幾位友人擔心日軍會到他們那裏搜查，認為還是處在法租界的莫里愛路29號的宋慶齡寓所比較安全，於是又將孫中山的文稿及遺物送回莫里愛路29號。不料1942年9月日本憲兵滬南分遣隊連續3次搜查莫里愛路29號宋慶齡寓所，將孫中山文稿及其他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文物全部劫走。

抗戰勝利後，宋慶齡一回到上海，就立即開始查找被日軍劫掠的孫中山遺物的下落。1946年1月11日，南京市市長馬超俊派南京市財政局秘書馬日明乘專車赴上海將查獲的22件孫中山遺物送還宋慶齡。經查驗宋慶齡發覺少了許多重要文稿，即致信馬超俊，一方面表示感謝，同時告之“蓋其中如：《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即實業計劃英文本）原稿及總理親筆英文手稿卷軸兩件，若干重要印章、文憑並一大箱重要照片等尚無下落”，“期能將此無價之國家遺產查獲”。

後經追查，另一部分孫中山文稿等數十件文物，已被送往日本了。此事後來被國民黨吉林省黨部地下工作人員郭振華、石堅、劉偉等刺探到，他們認為這些文獻是民族瑰寶，就設法通過吉岡、元柳、島田等日本浪人，由郭振華親自冒險到日本，用20萬日元將這批文稿買了下來，歷經千險，於1945年1月13日秘密運到天津，妥為收藏。抗戰勝利後，他們於1945年12月底攜帶這批珍貴文稿飛抵重慶，交給了國民黨中央政府，後移交國民黨黨史委收藏。

上海香山路7號，孫中山故居全景

宋慶齡決定將莫利愛路29號住宅作為孫中山的紀念館

1945年11月8日宋慶齡回到上海後,正式提出將莫利愛路29號寓所捐獻給國民政府，作為紀念孫中山之用。當時上海市政府曾專門召開市政會議，研究接受宋慶齡捐獻孫中山故居一事，並登報明確“國民政府徵用該建築作為孫中山紀念地”。國民政府將靖江路45號交宋慶齡使用，但之後卻一直未明確相應機關正式接受莫利愛路29號寓所，因此建立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事也未能落實。其間有人動腦筋想以保管為名，住進莫里愛路29號孫中山故居。得知此事後，宋子文特致函時任上海市市長兼淞滬警備總司令錢大鈞,告知要求妥善保管孫中山故居。

由於抗戰期間和抗戰勝利後中山故居的房子一直處於無人管理狀態,房子已十分破舊,雖然後來經過幾次修繕,但並不徹底,房子漏雨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數月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宋慶齡看到孫中山一生的努力終於結了果實,心情非常激動，此時她更加思念中山先生，她想到了香山路的中山故居，想到了長眠在中山陵的中山先生。一天，宋慶齡在寓所花園散步時，喃喃地説“中山陵的草……”,當時華東局派往宋慶齡身邊任秘書和聯絡工作的楊逸聽到後立即將中山陵及香山路孫中山故居房屋需修繕的情況向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作了彙報。

中央對保護中山先生的故居十分重視,早就指示中共上海市委：要保存好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故居,以資紀念。上海市軍管會、市人委對此非常重視,很快就作出了安排，撥出專款對中山故居進行全面的修繕。在徵得宋慶齡的同意後，1949年8月故居開始進行全面修繕，修繕工作由華蓋建築事務所陳植建築師設計，陸福順營造廠承包了全部的修繕工程，工程於8月19日開始，至年底結束，總費用為4800餘萬元。

宋慶齡親自佈置中山故居

看到自己的願望即將實現，宋慶齡非常高興，1950年1月3日她寫信告訴王安娜：“我希望好好休息，然後着手佈置我那老房子。修繕工作已結束……,房子以後將作為紀念館，所以一切照原樣不變。”宋慶齡按照孫中山生前生活的原樣,親自佈置故居的一切，故居餐廳的一套廣東式樣鑲嵌大理石的紅木餐桌椅是宋慶齡非常喜歡的傢俱，但為了保留孫中山居住時的原樣，她沒有將這些傢俱搬到她的新居——淮海中路1843號。她告訴王安娜：“我不得不放棄我心愛的餐廳傢俱，而使用從拍賣市場買來的一些腐朽的舊傢俱。但是沒關係，為了保留精神財富，你必須做出犧牲。”在宋慶齡的親自關懷下，孫中山故居開始在內部開放。

1950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84週年,陳毅市長率潘漢年、陳望道、榮毅仁等各界人士到孫中山故居舉行紀念活動並參觀瞻仰故居。從此，中山故居正式成為孫中山先生的紀念地。每逢孫中山的誕辰及逝世紀念日，上海市領導及民主黨派、各界人士都會到故居獻花、瞻仰。為了能更好地反映孫中山的革命業績，宋慶齡又陸續將一些重要的文物送到故居佈置。

195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90週年，全國政協決定在全國舉行隆重的系列紀念活動，上海市除了舉行紀念大會、舉辦紀念展覽外還將參觀瞻仰中山故居列入上海紀念孫中山誕辰90週年的活動項目。活動項目中明確中共及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及少先隊員共300多人於11月11日參謁中山故居，從12日至18日計劃邀請上海各界人士6500人蔘觀故居。

結果有不少單位要求參觀瞻仰故居,預約人數達1萬多人。對此宋慶齡非常擔心，害怕“會對那所房子造成損壞的”，認為“這樣做是不明智的，應該只允許每個代表團的少數領導進入”。宋慶齡致函時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黎照寰，請他將這些意見帶上去。上海市紀念孫中山誕辰90週年籌備委員會對此很重視，商議後決定改變參觀辦法：除了高校歷史系師生及研究人員可以參觀故居的全部樓層外,其餘只能進入故居一樓參觀瞻仰。

為了配合這次參觀瞻仰活動,1956年10月宋慶齡特意在她淮海路的寓所整理一批文物並親自前往故居進行重新佈置。故居客廳、餐廳、辦公室、卧室保持着原來的風格和形狀，只有小客廳變化較大些。小客廳原來是孫中山秘書辦公的地方,裏面有辦公桌和單人牀,裏面曾堆滿了文件書報等。

宋慶齡在重新佈置故居時將牀鋪等東西搬走,將一套紅木桌椅安放在小客廳，後來宋慶齡又將原有的一間壁櫥改成玻璃門，宋慶齡將整理並送至上海紀念孫中山誕辰90週年展覽展出後歸還的中山裝及孫中山使用過的行軍餐具、眼鏡票夾等文物陳列在裏面。1958年5月，宋慶齡又請周和康將孫中山的大元帥指揮刀、象牙微雕等文物送到故居陳列，她還特意關照周和康，孫中山的大元帥指揮刀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珍貴文物，要陳列在故居餐廳壁爐右側的長條桌上。

上海孫中山故居書房

中山故居正式對外開放(僅限團體預約)後，很快成為各國首腦及許多外國代表團到上海時的參觀訪問的首選地。1961年中山故居被國務院公佈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的管理當時由市人委辦公廳行政處負責,他們派一名專職人員負責故居的清潔保養和安全工作。據工作人員回憶，故居成了孫中山的紀念地後,宋慶齡非常關心故居的建設,親自過問故居的一切 ,每年的黃梅季節後都會派李燕娥到故居晾曬衣物,她關照工作人員，故居里麪包括故居輔樓的倉庫,任何東西不得丟掉。當時她幾乎每個月都要親自到故居檢查工作。

1956年10 月蘇加諾總統到中山故居參觀瞻仰,宋慶齡提前一天到故居親自佈置花卉的擺放,檢查衞生工作，結果發現了不少問題,平時不輕易動怒的宋慶齡發了脾氣,後來工作人員對故居的衞生工作都特別注意。

為了讓參觀者對故居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在宋慶齡的關心下，故居編了一本介紹故居的小冊子，由宋慶齡的警衞秘書隋學芳撰稿、徐大剛拍攝了故居照片，1957年10月《上海孫中山故居》一書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宋慶齡親自為《上海孫中山故居》作序。宋慶齡後來經常把這本小冊子作為禮物贈送給客人。1958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受市人委機關工作委員會委託，又加印了5000冊。

中山故居在“文革”中得到了保護

196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100週年，北京成立了紀念孫中山誕辰100週年籌備委員會，劉少奇任主任，宋慶齡等為副主任。宋慶齡對紀念孫中山誕辰100週年的大會是非常期待的，她認真地準備了“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的發言稿,並特請周恩來總理進行閲改。但不久“文革”已到了瘋狂地步，劉少奇被打倒,孫中山被誣為“中國走資本主義的老祖宗”，紅衞兵搬走了廣州和南京的孫中山銅像,甚至還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

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宋慶齡及上海中山故居得到了保護。1966年8月30日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批示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宋慶齡列為第一位；9月周恩來針對紅衞兵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和衝擊宋慶齡寓所的過激言論，對首都紅衞兵講話時強調應當尊重宋慶齡，並指出孫中山的功績“已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贊成”。

1967年3月12日是孫中山逝世42週年，3月8日周恩來總理特囑秘書轉告時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三月十二日為孫中山逝世四十二週年紀念日,上海應按往年慣例進行紀念活動，上海黨政負責人應前往孫中山故居敬獻花圈。”之後上海市每年兩次的孫中山紀念活動都未停止過，這其實是周恩來對中山故居的一種保護。

因為要有許多人到故居內進行紀念瞻仰活動，故居顯得有點擠，為了方便參觀瞻仰活動的開展，宋慶齡指示對故居的佈置進行調整。1967年8月25日宋慶齡請秘書黎沛華告知故居工作人員：“故居的佈置大致差不多了，不過有少許東西放的地方要調動一下。”故居餐廳有兩張大紅木孔夫子椅佔的地方大，宋慶齡關照將其搬到隔壁9號樓的接待室；故居內陽台有三張大沙發，宋慶齡認為這些沙發孫中山在世時是沒有的，是別人在1949年送給她的，故要求工作人員將其搬到9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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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後，為了防止有人衝擊故居,中山故居於1967年初就停止對外開放，故居工作人員按照市人委副秘書長張甦平的指示，在香山路馬路的牆壁上用紅漆刷上“歌頌毛主席四個偉大”的口號，還請上海美術設計公司把毛主席對孫中山評價的一段語錄，製成幾幅大的標語牌分別掛在故居花園和9號樓接待大廳。1971年5月，中山故居按照上海市革委會的要求進行重新整理開放。

宋慶齡對故居的重新佈置開放是非常關心的，在她居住北京期間，經常寫信詢問並囑咐上海寓所的管理員周和康要經常到中山故居去看看，瞭解檢查陳列文物的情況和室內外的清潔衞生工作，然後向她彙報。每當一年兩次的孫中山紀念日來臨時，宋慶齡都要派周和康與李燕娥到故居去檢查並將故居的接待情況向她彙報。1977年3月12日是粉碎“四人幫”後孫中山第一個逝世紀念日，宋慶齡特囑咐李燕娥去故居佈置，在故居客廳餐廳書房卧室都放上鮮花，並同意在故居院內種植兩棵橘子樹和兩棵茶花。在紀念日當天宋慶齡派秘書杜述周和管理員周和康代她前往中山故居瞻仰紀念。

宋慶齡在上海孫中山故居整理地圖

發揮中山故居資料庫作用，支持學者研究宣傳孫中山

為了支持學者研究宣傳孫中山的工作，宋慶齡除了認真回答學者們詢問的有關問題外，還充分發揮中山故居資料庫的作用。1972年12月廣東中山大學的陳錫祺、段雲章、胡守為、駱寶善等四位教授，為籌建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致函宋慶齡請求幫助。

宋慶齡囑咐秘書杜述周先陪他們去上海孫中山故居參觀，並給他們一本介紹故居的書。杜述周遵囑，帶四位教授瞻仰了中山故居，參觀孫中山生平事蹟及墨跡手稿後，還按照宋慶齡指示將63件孫中山手稿、32張照片拿到上海檔案館複製後交給他們用於展覽。12月29日宋慶齡又親自覆函陳錫祺等，回答他們提出的關於1918-1921年孫中山與蘇俄的關係，及香山路故居的來歷等問題。1978年11月宋慶齡得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準備編寫《孫中山年譜》《孫中山傳》《孫中山全集》的信息後非常高興，即請秘書室覆函，告知“如有任何問題或疑難之處，請書面提出”。

“上海香山路故居有一些材料或許可供參考，請與上海市革委會聯繫前去參觀”。1979年2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尚明軒提出，為編寫《孫中山年譜》想到故居查閲材料，宋慶齡隨即覆函同意。之後她還親自寫信，回答他關於與孫中山結婚確切日期、孫中山是否在上海向列寧發賀電、孫中山在上海秘書室會見列寧代表越飛等問題。6月宋慶齡又同意香港影視公司到中山故居拍攝關於孫中山故居的電視片，並指示故居內的物品要按照李燕娥的意見擺設並可向周和康瞭解。

1980年11月，廣東社科院、中山大學和翠亨孫中山故居，為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準備編一本《紀念孫中山畫冊》，提出希望能參考上海孫中山故居珍藏的孫中山各個時期的照片。宋慶齡得知後很快就同意編輯小組人員到上海中山故居挑選照片。後編輯人員從600多張照片中挑選了100多張，編輯出版了《紀念孫中山畫冊》。

宋慶齡為中山故居的建設併發揮其作用傾注了很多心血。在孫中山逝世九十多年後的今天,上海孫中山故居依然能原汁原味地保持着孫中山生前原樣，宋慶齡功不可沒。宋慶齡曾充滿感情地説：“孫逸仙沒有什麼財產，她以畢生精力獻身於中國革命，死後只留下他的書和他的故居作為紀念。這些簡單的東西可以使後輩對他生前的情況有一些感受，體會到他為了使中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進行鬥爭的不屈不撓的意志……中國人民曾經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道路取得勝利而建設富強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奠定基礎。在這條道路上中山故居象徵着重要的里程碑。”

【原文載於《世紀》雜誌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