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與美國“現實派”之殤_風聞

【文/ 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於濱】

美國現實派大師基辛格要特朗普 “聯俄抗中”的傳聞，在國內外媒體不脛而走。對此，基辛格辦公室對美國媒體（《每日野獸網》Daily Beast）的質詢不予回應，給人留下不少想象空間。

大三角的誘惑

基辛格這張地緣政治的大牌怎麼打，人們還要拭目以待。如今美國國內反俄情結瀰漫，“通俄門”調查沒完沒了，特朗普又口無遮掩，變着法兒地“袒護”普京，反而弄巧成拙，大大壓縮了聯俄製華戰略的操作空間。

《經濟學家》等西方主流媒體，在特朗普當選不久後，就在討論“聯俄”，圖片截自2017年2月11日該刊文章。

“聯俄”困難重重，也是由於美俄之間太多的歷史恩怨，這包括後蘇聯時期俄羅斯的痛苦轉型，西方以冷戰勝利者自居的傲慢與偏見，以及北約東擴等一系列結構性矛盾；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後美國的全面制裁，雙方信任度創歷史新低。在美國目前的政治生態中，對普京的妖魔化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儘管如此，美國決策界仍然難以割捨“聯俄抗中”的構想。畢竟，美國在大三角中同時與中俄對抗，不符合美國長遠的戰略利益，尤其是在美國國力相對下降時期。打一拉一，各個擊破，防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龐大的反美板塊，才屬上策。

在美國現實派看來，2014年烏克蘭危機是造成俄羅斯向中國靠攏的根本原因。為此，基辛格和已故的布熱津斯基都主張對俄羅斯網開一面，避免更為激進的政策，以防止中俄進一步接近。[1]  美國學界現實主義領軍人物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更認為希拉里等自由干涉派（liberal interventionism）在烏克蘭危機中挑釁俄羅斯在先；西方應該從長計議，力爭俄羅斯反水，共同應對日益崛起的中國。[2] 

其實早在2016年大選前，美國學界和智庫就在醖釀如何弱化、拆散中俄戰略伙伴關係。位於西海岸的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與美國多家智庫和大學聯手，發起了一個有數十名專家參與的為期兩年的研究項目（筆者也應邀參加並提供論文），目的是要找出中俄關系的“離合器”到底在那裏，什麼原因使中俄志同道合，又有哪些潛在的因素會使中俄反目，從而為美國的“聯俄製華”戰略提供契機。[3]

值得注意的是，參加該項目的絕大多數美國學者都屬建制派，在政見上可能與特朗普格格不入，恐怕也難以接受特朗普對俄羅斯的一片痴心，但在聯俄製華問題上，卻是急特朗普所急。

美國卡內基中心俄羅斯項目主任尤金·魯曼爾（Eugene Rumer）不久前在《莫斯科時報》發文，歷數西方在後冷戰期間對俄羅斯的“慷慨援助”後反問，“如果以後俄羅斯有難而西方又無能為力，中國會取代西方而對俄羅斯慷慨解囊嗎？”[4]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骨感。在美國日益極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環境中，“親俄” “通俄”已是政壇一大忌，美國參眾兩院535人中，對俄 “接觸”派似乎只有一人：肯塔基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美國學界中的眾多的俄羅斯問題專家中，也只有紐約大學的史提芬·科恩 （Stephen Cohen）敢於公開質疑恐俄仇俄的鬧劇。美國的現實派要複製尼克松和基辛格當年的業績，難度較大。

美國《時代》雜誌將其7月刊封面定為一張特朗普和普京的合成照片，旨在説明“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特殊時刻”，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現實派往事不堪回首？

後冷戰時期現實派在美國外交政策中“陽痿”，非一日之寒。老布什政府（1989-1993）可以説是美國現實派的末班車。面對突然降臨的後蘇聯時代，布什試圖維繫與中俄等國的關係。但民主黨新秀比爾·克林頓在1992年大選中乘機攻擊老布什姑息“暴君”，一舉擊敗以冷戰功臣自居的布什。

此後24年，“克林頓主義”（人權外交），新保守主義（小布什），“自由干涉主義”（奧巴馬加希拉里）輪流坐莊各八年，都以推行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為己任，均用非友即敵的觀念透視世界，無法容忍任何“灰色地帶”。傳統現實主義的均勢（equilibrium）戰略，在美國已被視為綏靖主義的代名詞。

對於美國政治和外交中這一極端意識形態化的泛道德主義現象，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有點睛之語：“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其命運不是有沒有意識形態，美國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化身”（It has been our fate as a nation not to have ideologies but to be one）。[5] 

在沒有外力制衡的世界上，美國基本拋棄了歐洲古典現實主義中審時度勢、慎用武力的內核，以上帝選民的姿態，從山巔之城踏上了在世界範圍內改天換地的不歸之路。

秉信現實主義的基辛格對此憂心仲仲，在9·11前三個月出版的《美國還需要外交嗎？》一書中，哀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除了軍事和經濟政策以外，已無真正意義和實質性的外交而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意識形態化,、有強烈的傳教風格、且往往是最後通牒式的發號施令。[6] 

然而基辛格的警世之作沒有回天之力。9·11以來，美國對外窮兵黷武，致使大中東地區亂象叢生，殺戮無度，難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並一度擁有固定的國土和政權；冷戰後相對安定的歐洲也戰火再起；戰略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的俄羅斯則在烏克蘭、克里米亞、敍利亞等一系列問題上與西方不惜背水一戰。對於世界唯一尚無戰亂的亞太地區，美國也以軍力制衡崛起的中國，挾持亞洲國家聯手製華。

上述種種，不僅攪亂了國際秩序，耗費了西方的寶貴資源，也使一大批被忽悠和忽視的羣體揭竿而起，衝擊西方建制派苦心經營的世界秩序。使西方建制派人士對所謂“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突然“終結”痛不欲生。[7] 

儘管如此，建制派不僅欠缺反思，還把西方內外的種種亂象歸咎於中俄。[8] 只有少數現實派學者指出西方的“自由-干涉主義”對現存國際秩序的盲目性和破壞性，[9] 但在排山倒海的反俄喧囂中，這些逆耳忠言大都自生自滅了。

其實，即便那些致力於聯俄製中的現實主義者，對於中俄之間的戰略互動也存有諸多盲點：要麼認為中俄之間的每一個互動都是針對西方，要麼認為中俄之間的巨大的文化、政治和經濟差異難以彌合，中俄的合作不過是權宜之計；不能想象也無法理解在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境問題並排除了意識形態因素的中俄兩國，已經超越了西方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惡性循環。

雙邊關係正常化30年來，歐亞大陸的兩個大國都在探索、適應和協調一種正常卻又特殊的雙邊關係，兩國之間的問題很少被政治化，互信和協作的深度和廣度都在擴展。如此種種，不是西方某個説客或短期行為就可令中俄反目成仇的。

與此同時，雙方對結盟都十分慎重，都希望在加強雙邊關係的同時保持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都樂見對方與美國保持正常關係。美方要重拾冷戰期間零和式的大三角機制各個擊破中俄，無異於守株待兔，刻舟求劍。

基辛格：沉默是金

回到基辛格要特朗普“聯俄抗中”的問題。基氏對傳聞不做回應，應屬正常。古典現實主義中一個重要內核，就是不擇手段的(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秘而不宣，左右逢源，縱橫捭闔，也是基氏的一貫作風，捅破了窗户紙，説客的迴旋餘地就不大了。

基辛格

基辛格在大三角問題上的沉默，使筆者想起多年前基氏的另一次“沉默”。1999年《紐約時報》前首席駐京記者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Tyler）出版了一部《六位總統與中國》的書，涉及到中美關係突破前夕美國高層的一些決策的內幕，[10] 在美國媒體和學界引發一番波瀾。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走出各自戰略困局。然而這一歷史性突破，在泰勒筆下有相當的偶然性。尼克松1969年1月入主白宮， 3月中蘇在珍寶島兵戎相見，勃烈日涅夫6月初提出針對中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同時向中蘇邊境大舉增兵，包括6個擁有戰術核武器的機械化步兵師。8月, 蘇方暗示要對中國的核設施實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

當時，尼克松外交的首選目標是從越戰“體面”脱身。驟然升級的中蘇對抗，為美國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戰略契機。該年6月底，基辛格在一份備忘錄中建議，如果美國在蘇聯遏制中國（containment）時保持中立，這對美國非常有利。

據泰勒解讀，基辛格的目的是以美國的“中立”換取蘇聯減少對越軍援，迫使越南接受美國的談判條件，使美國從越體面撤軍。此外，美蘇還可以在軍控、中東和柏林問題上進一步合作。

泰勒寫道，尼克松的防長萊爾德（Melvin Laird）在接受泰勒採訪時，印證了尼基二人“聯蘇制華”的構想；尼克松對此給予厚望（great hopes），如果這一交易的代價是默許蘇聯打擊中國核設施，那也是划得來的（a trade worth considering）。

 此後，基辛格在1969年7月14日指示軍方秘密研究美國對華核打擊的可行性。而在此之前，美軍的核打擊計劃均同時針對中蘇，沒有單獨對華的預案。

泰勒筆下，尼基二人在1969年8月以前若干對華示好姿態，包括開放對華旅遊、在關島宣佈停止海外“剿共”等，都是要誘使蘇方接招，至少是對中蘇兩面下注。

二人最終放棄聯蘇制華的設想，是因為蘇高層對美方的試探意見分歧，遲遲不予回應。無奈，尼克松和基辛格轉向中國，期待中美關係的緩和會有助於美國從越南撤軍（第62-63頁）。

按照泰勒的邏輯，那場由尼基二氏頂層設計的中美蘇三國演義，幾乎上演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腳本。國家間的戰與和，盛與衰，有時就是一念之差。

《六位總統與中國》出版後，褒貶不一。對於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這一“設想”，有學者認為缺少文字依據，不足為信。[11]  該書的部分章節在1999年9/10月號的《外交季刊》上發表後，前總統卡特和他的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十分震怒，認為是憑空捏造、充滿偏見、嚴重歪曲（fictionalized, grossly biased and distorted）。[12]

相比之下，基辛格對於泰勒的“爆料”卻相當平靜，他在一份給泰勒的書面回覆中稱：“我們從未考慮就摧毀中國核能力的問題與蘇聯人合作” (“we never considered cooperating with the Soviets to wipe out the Chinese nuclear capability”)，但卻對泰勒所稱單獨打擊中國核設施的秘密研究項目不予解答（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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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易過，物是人非，泰勒筆下那些當年身臨其境者多已作古。然而不管當初動機如何，中美兩國最高決策者的破冰之舉震動了世界，也大大改變了國際格局。在偶然與必然中跌跌撞撞走過來的中美俄關係，如今又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中國穩步崛起，美國盛極而衰，還有在歷史與未來之間苦苦尋覓的俄羅斯。

梅特涅和俾斯麥“均勢”戰略的篤信者基辛格，遲暮之年仍為延續美利堅治下的世紀伏櫪不已，無論結果如何，作為地緣政治大師的他，值得世人和後人矚目。

註釋：

[1] 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Zbigniew Brzezinski, “After Putin’s aggression in Ukraine, the West must be ready to respond,”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 2014.

[2] John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93, no. 5 (Sept/Oct 2014).

[3] 該項目部分論文已經由NBR的學術/政策期刊《亞洲政策》（Asia Policy）今年一月號發表，見http://nbr.org/publications/issue.aspx?id=352.

[4] Eugene Rumer, “Russia Is Winning — or Is It?” Moscow Times, 30 July 2018,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russia-is-winning-or-is-it-62387?from=timeline.

[5]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19.

[7] Niall Ferguson and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Be it resolve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over…” April 28, 2017, The Munk Debates, http://munkdebates.com/; Anne Applebaum, “Is This the End of the West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 Post, March 4, 2016; Fred Hu and Michael Spence, “Why Globalization Stalled,” Foreign Affairs 96, no. 4 (July/August 2017): 54-63; James Kirchick, The End of Europe: Dictators, Demagogues, and the Coming Dark 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Martin Wolf, “Davos 2018: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ick,”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c45acec8-fd35-11e7-9b32-d7d59aace167; Richard Haass, “Liberal World Order, R.I.P.,”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21,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nd-of-liberal-world-order-by-richard-n--haass-2018-03; Richard Haass, A World in Disar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8); Barry Posen,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97, no. 2 (2018): 10-19;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96, no. 3 (May/June 2017): 1-7; Celeste Wallander, “NATO’s Enemies Within: How Democratic Decline Could Destroy the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97, no. 4 (July/August 2018). 

[8] 見Robert Kagan, “Backing into World War III,”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6,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2/06/backing-into-world-war-iii-russia-china-trump-obama/?utm_content=bufferd07ea&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campaign=buffer;  Richard Heydarian, “China Is Making a Bid for Global Prim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1,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making-bid-global-primacy-24767l; Peter Conradi, Who Lost Russia? How the World Entered a New Cold War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7); Robert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The National Review, July 26, 2018, 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   

[9] Patrick Porter, “A World Imagined: Nostalgia and Liberal Order,”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843, July 5, 2018,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world-imagined-nostalgia-liberal-order; 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rom Historical Accident to Conventional Wisdom,” Foreign Affairs 97, no. 4 (July/August 2018): 10-19;  Paul Staniland, “Misreading the ‘Liberal Order’: Why We Need New Think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fare, July 29, 2018, https://www.lawfareblog.com/misreading-liberal-order-why-we-need-new-thinking-american-foreign-policy?from=timeline.

[10] Patrick Tyler,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 Great Wall,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p. 61-63.

[11] Evelyn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8-9.

[12] Jimmy Carter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Letters to the Editor,” Foreign Affairs 78, no. 6 (December 1999): 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