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鬆外緊”，瑞典——一個非常奇異的北歐中立國_風聞

瑞典再一次以一種比較醜陋的方式成為了全球媒體關注的焦點。

燒車，大規模燒車，團伙作案。上百輛汽車遭人“有組織、有預謀”地縱火或毀壞。

這個國家的男足剛剛在一個多月前殺進了世界盃八強，這是繼1994年來的最好成績，放到該國世界盃史上也是值得書寫一筆的。

一羣蒙面的球迷在慶祝世界盃八強？反射弧未免有點太長了，到底是因為什麼呢？

觀網的報道中，提到了瑞典首相對此事的一點看法：這事看起來具有組織性，幾乎像一場軍事行動。

 觀網的不少讀者評論代表了相當多的網友對此事的一種觀感，影射嫌犯們大約都是一羣非瑞典本土出生的人，並且有點夾棍帶棒得問道：這羣人都是什麼宗教信仰，能不能説説？

兩天過去了，這件事有沒有更進一步的確切消息，比如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羣人在大規模燒車搞事情？目的又是什麼。

很遺憾，縱觀瑞典各媒體的報道，事件的前前後後仍然很模糊。

有一點值得補充的是，這是一場大規模全國聯動式的燒車行為，在短短的不到48小時時間內，從南部的馬爾默到中北部的烏普薩拉，蒙面暴徒燒車行為有呈燎原之勢。

全國聯動燒車

筆者判斷，種種跡象來看，這並非某教難民所為，如果説在瑞典全國範圍內發動這種有組織有紀律的聯動，實在是高估了他們的實力。

跑到瑞典最右翼的網站上friatider上的有關報道上看，也沒能看到這件事和某些經常被影射的某人羣有直接的關聯，否則的話，一點蛛絲馬跡就能惹的friatider跳腳了。

瑞典1970-2015燒車數量

筆者幾天前在風聞曾寫了一篇文章，和美國的芝加哥做了對比。當時覺得當時Rinkeby這個城市的燒車行為還是個個案，現在看來俺還是太幼稚了。Rinkeby這個城市的某些蠢蠢欲動，是萌芽，是星星之火。

警方的態度目前也比較曖昧，目前只是説要和這羣年輕人好好談談，基本上沒怎麼講嚴懲的話。

和瑞典社會治安管理的鬆弛感相對應的是，這個國家對外卻保持了一種咄咄逼人的態勢。要知道，這可是聯合國頒發認證的“中立國家”。

瑞典2017年全年被燒1457輛

在諸多中立國家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和瑞典一樣每年砸重金搞軍事武器研發；也沒有一箇中立國像瑞典那樣熱衷於玩武器出口……

2017年，瑞典武器出口了110億克朗，比2016年上漲了2%。

瑞典和平與仲裁會社（Swedish Peace and Arbitration Society）一貫有裝x的傳統，他們的發言人Linda Åkerström説：我們從來不把武器賣給那些人權記錄不佳的國家。最近加入到瑞典禁賣名單的國家是菲律賓。

瑞典是僅僅1000萬人口的體量的國家，但武器出口額能穩定在世界前十。

林雪平大學的戰機研發中心

並非北約成員國的瑞典，奉行的是“我誰也不信，只信我自己”的防衞措施，雖然國防開支佔GDP總量從1981年的2.%降低到了目前的1.1%左右，但因為gdp不停地增，國防開支也在水漲船高，在諸多聲稱中立國的國家中顯得特別另類，比如2015年國防總開支是375億克朗，要在2019年增加到534億克朗。

想必軍事迷們對這個小國的武器產出、質量研發啥的都如數家珍了，還有很多瑞典軍事類的智庫，也不多講了。

更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年初的時候，瑞典有一個重磅消息，國家要恢復義務兵役制了，符合年齡條件的瑞典年輕男女將從今年7月1日起填寫入伍表格。瑞典當局將從中選出1.3萬人，其中包括自願入伍者，這些人再經過心理和體能測試，最終選出4000人，自2018年1月起作為應徵士兵服役。

其實兩百五十多年年來，瑞典本土沒有發生過任何戰爭。想不到2010年瑞典開啓的自願徵兵制只實行了不到7年。

更離譜的是，瑞典人在重啓義務徵兵制的同時，又開始大規模挖和修繕防空洞了，並且以哥特蘭島作為試點。

瑞典當局最近檢視其波羅的海最大島哥特蘭島上350座防空洞的防禦力，確認可抵擋核武輻射及衝擊波。在冷戰時期瑞典建立了一個包括6.5萬座掩體的系統，來保護民眾免遭蘇聯的核打擊。哥得蘭島上現有350座防空洞預計可容納35,000人。

哥特蘭島的掩體

瑞典國防部發言人説這麼搞，主要是防着俺們東邊可愛的鄰居——俄羅斯。瑞典以俄羅斯作為假想敵大搞軍事行動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2015年的潛艇失蹤事件中，普京實在忍不住站出來罵了瑞典一下：想搞軍事就正大光明的搞啊，別拿我們俄國人碰瓷。

瑞典的“內鬆外緊”恐怕和這個國家的特殊的警察體制有密切的關係。

隨着近年來各類社會治安的複雜化，北歐各國警局內部的分工也越來越專業化、細化。相對於瑞典和芬蘭，挪威和丹麥的警察系統的一大特點就是“警檢”合一，警察不但有有逮 捕審訊權，還有控訴權，控訴權又分為對內（警員違規執法或犯罪）對外（犯罪嫌疑人）兩個部分的，但帶來的各部門結構上的權責不明、疊牀架屋是當初決策者始料未及的。

以丹麥為例，國家警察管理局（rigspolitisjefen）和國家公共檢察院 （rigsadvokaten）都對司法部負責，但北歐各國的警局內部本來有自己的一套自洽的“小江湖”，對於違反紀律的警察原則上以內務部處理了事，公共檢察院和司法部一般很“識趣”地不予插手。但隨着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歐盟各國警察的跨國合作越來越多，國內的警局規章也越來越受制於歐盟“普世”的警察條例的限制，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釐清警察的權責界限，這就打破了幾十年來形成的“小江湖”的平衡度。警察管理局工資依然掛靠在“警”的名下，但做事要看司法部的臉色，這個尷尬的“吃裏扒外”的內部審查職能被“賦予”了警局內鬼的角色。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已經習慣了原有遊戲規則的警察局不願意讓家醜暴露在司法部門之下，在抓捕嫌犯的過程中，如果嫌犯指控警察有暴力執法現象，控告到警察管理局，辦案部門不願意把自家“醜事”暴露在外，於是處處掣肘警察出庭接受指控，2012年3月，丹麥日報就揭露了大量警察缺席法庭出庭的情況：

另一點，很顯然“警檢合一”中的“檢”的一部分功用已經和警察管理局重疊，成為了一種象徵性的屠龍之術。

疊牀架屋的機構設置不但沒有形成協同合作的管理模式，隨着各個部門下屬機構的增加（比如效仿美國警部成立了緝毒總署），在警察數量的總數沒有大量增加的情況下（北歐四國警察隊伍的大規模擴充基本都在2014年之後），警員違規甚至獲罪的現象反而越來也多，查閲瑞典、丹麥、挪威這三國每年警察受紀律處分的數量如下：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瑞典        119     117      165    187      198      221      252

丹麥        43       47        61      74         77       82        85

挪威        33       32         55      53       60        63        69              

從數據上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國家的警察受紀律處分的人數在6年間幾乎都翻了一倍。 瑞典帶有鮮明右翼色彩的網站FriaTiden還解讀，2011年北歐警察因暴力執法而被處罰的數量突然增多，是因為從這一年開始難民大量湧入給警方的工作帶來很大壓力，筆者無法考證這一因果關係的合法性，但作為一種推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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