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強加的“戰略競爭”，中國怎麼辦？_風聞

​2018-08-16 14:38•      作者：  張志坤 

中國已經被美國標定為“戰略競爭”的頭號對手，這意味着中美兩個大國已經開啓了“戰略競爭”的歷史進程，不管中國是否願意，都改變不了這一既成事實。作為國際政治範疇內具有典型特性的中美關係，就哲學意義而言，其實質也屬於矛盾運動。既然是矛盾運動，那其中就有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説，也有矛盾的主要方面與矛盾的次要方面之別。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楚，中美之間的主要矛盾是戰略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者説起主導作用的是美國霸權，對此簡單地概括説就是，中美關係怎樣發展，把中國説成什麼樣，一切都由美國説了算，過去是這樣，現在是在這樣，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還是這樣。

這等情形，借用前些年流行的一句戲詞來形容，“説是就是，不是也是；説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在美國的戰略定義的域內，並沒有中國自己可以騰挪操縱的空間和自我塑造的餘地，中國已經被“逼上梁山”。

被逼上梁山的中國該怎麼辦呢？是高舉“替天行道”的大旗，還是隨時準備接受招安？這其中所面臨的問題非常複雜。還是那句老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張。

第一種主張，“妥協投降”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任何一場對外抗爭中，都有相當一部分人極力主張“妥協”、“綏靖”和“投降”，現如今也不例外。無論是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還是正在展開的中美“戰略競爭”，主張“綏靖”、“妥協”與“投降”的都大有人在。“妥協”和“綏靖”當然不等於“投降”，但就其精神實質而言，二者卻高度一致，都主張對侵略者做無原則的讓步，所以這裏筆者將其歸納為一類。

持這種主張的中國人，能夠列舉很多理由與根據，諸如“對抗”將導致更大的危險、“合作”能夠帶來新的機遇等等，總之都是各種版本與不同流變的“抗戰必亡”論，這種論調可上溯兩宋之際，下逮大清末年，直至汪精衞集團，大同而小異。時至今日也是這樣，在面對美國霸權的時候，也有那麼一些中國人，一直喋喋不休地向中國人民灌輸抗戰必亡理論的現代版。他們長期宣傳宣講説，政治上中國不能同西方對抗對立，否則就必定要被摧毀、滌盪，認定什麼“普世大潮”乃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軍事上不能同霸權對峙鬥爭，否則就要重蹈前蘇聯的覆轍，就要在一場新冷戰中歸於湮滅；經濟上也不能自成體系、自搞一套，否則就是閉關鎖國，最後也要窮途末路。他們這些理論，千頭萬緒、千變萬化，説到底，還是要中國融入所謂的“國際主流社會”，其實就是融入“西方”、皈依“西方”，使中國成為他們的一部分。這是他們的政治招牌，也是最拿得出口的託詞。所以，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以及在任何條件下，只要美國或西方向中國發動了侵略與進攻，他們這些人所謀求的就是怎樣“平息”、“化解”、“求和”，就從來也沒有樹立一丁點打敗對手的意識，像“抗美援朝”那樣的事，為他們所不可思議和不敢想象。他們政治理論邏輯體系的根本要義，就是否認中國“超越”美國的合法性，否定中國同美國進行戰略“競爭”的必然性，進而全面否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合理性。

第二種主張，“躲躲藏藏”

持這種主張的中國人很多。與上述持第一種主張的人不同，從根本上説，他們對美國強加給中國的所謂“戰略競爭”持反對的態度，但卻缺乏同美國做堅決鬥爭的勇氣與必勝的信心，所以，面對中美關係日趨嚴酷的前景，面對美國對中國日益嚴厲的打壓，他們開始埋怨説，過去若干年中國太高調了，在國際舞台上太張揚、太活躍，把“韜光養晦”的金科玉律丟了，因此才弄得這般被動、難過。

正是建立在這種教訓反思與經驗總結的基礎上，所以這些中國力主中國應該實行新的、升級版的“韜光養晦”，所謂升級版，就是原版的“韜光養晦”主要“韜晦”中國的政治色彩，而現在則要“韜晦”中國的戰略角色，要把中國在戰略上的潛力隱藏起來，要在“戰略競爭”上躲開美國的鋒芒，所以其要訣就是“躲”與“藏”二字，故此，我們將這種主張或態度概括為“躲躲藏藏”。這種主張與其説是一種理論，還不如説是一種行動策略與方案還更恰當。

實行新的“躲藏”韜晦戰略，大致包括日下兩個行動路徑：

其一，進一步加大力度擴大開放，向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開放更大規模、更深程度的中國國內市場，以更大、更多與更堅實的實際利益拴住他們，特別是針對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要着重通過擴大開放換取美國來放棄或者衝減對華貿易戰，賦予西方在中國經濟與中國市場上以更大的希望與前景，使他們同中國合作的吸引力大於同中國對抗的吸引力，從而維護“鬥而不破”的中美關係，把美國強加給中國的“戰略競爭”變成“良性”的“競爭”關係；

其二，高舉維護現行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的大旗，積極推動所謂的“多邊貿易體系”，努力營造中國同各西方國家的“合作”關係，通過間接的路線力爭使中國藏身在西方體系之內，以此躲開或消減美國的戰略打擊。其實，現行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就是美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也是體現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與世界霸權的基本平台，現在，霸權自己都對此不想喊“萬歲”了，但中國卻堅決要對此喊“萬歲”到底。所以，這種抬轎子的辦法着實耐人尋味。

總之，新的“躲藏”韜晦戰略主張仍然着眼於同美國重修舊好，為此而需要更高明地來掩飾、偽裝自己，通過各種外交管控水磨功夫化解中國威脅，使中國躲過美國拋來的“戰略競爭”這根可怕的絞索。

第三種主張，“奮起抵抗”

面對霸權的欺凌與壓迫，大多數中國人主張中國應奮起抵抗，實行新的全民族抗戰，像當年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那樣，發起持久、全面的反抗霸權主義戰略遏制的新抗戰運動。通過這場空前的抗戰運動，實現中華民族的自我救贖，擺脱對任何國家的戰略依賴，從而真正走上自強不息、自我發展的戰略道路。

實行這種主張，中國就要走新的開放之路。

所謂新的開放，就是要從以前“引進來”為主變“走出去”為主；從以前“學習西方”為主，變競爭搶佔為主。長期以來，一直有人別有用心地將“前三十年”同“閉關鎖國”劃等號，也一直有人把同美國做戰略鬥爭的主張與“閉關鎖國”劃等號，筆者認為，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潑髒水的伎倆。但是，“開放”確實有個戰略面向的問題，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即中國的對外開放必須把主要面向轉移到第三世界的上來，必須把對外開放同擺脱對美國的各種依賴緊密聯繫起來，必須把對外開放同自力更生更有機地結合起來。只有實現這樣的發展，中國才能逐漸實現“強”起來，不然的話，始終把自己同西方世界捆綁在一起，始終把自己同霸權大國捆綁在一起，滿足於什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虛偽依賴，其結果必然令國家與民族遭殃。難道眼下這些來自美國嚴厲的經濟貿易制裁還不足以説明問題嗎？

實行這種主張，就要詮釋中國意義的全球化。

很長時期以來，“全球化”的口號一直都被喊得震天價響，中國的一些人為了把控這一口號的政治效應，所以刻意在“全球化”之前冠以“經濟”二字，名之曰“經濟全球化”，而把“政治”給摘了出去，好像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一般，好像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與大潮下，政治可以或者能夠地方化、自行其是一樣，人為地把經濟與政治割裂開來，擁抱經濟全球化，拒絕政治全球化，可謂形式主義猖獗。但是，即便如此，所謂的“經濟全球化”的概念，其實也不過是西方化的一個變種。須知，在這個所謂的“全球化”概念之下，就沒有什麼非洲化，也沒有一點拉丁化，完全是美國主導西方世界所一併支撐、共同導演起來的一種“化”，是他們那些規則、價值、秩序等東西在經濟層面的反映。所以，筆者一直認為，過去中國所跟着叫喊與奉行的“經濟全球化”，不過是普世價值以經濟面貌在中國的一個變種，不應該也不能成為中國所努力的方向。

但是，中國並不是反對一切“全球化”，在人類社會經濟與技術聯繫越來越緊密的今天，一概不加區別地反對或者抗拒“全球化”毫無疑義，而應該因勢利導，詮釋出自己所需要的全球化，那就是多元與多種模式交融的“全球化”。現在，中國有了空前強大的經濟力量，也有了可觀的戰略競爭力量，完全有理由、又可能依託自己的力量並以自己為中心，塑造具有新特點和新內涵、新意義的全球化，此“化”所“化”的主要對象應該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化”那些西方世界不想“化”、不願“化”和反對“化”的那些國家與地區，從而使世界在戰略上出現新空間、新體系與新格局，為中國抗擊美國的戰略壓迫提供可靠而堅實的平台。

由美國強加給中國的“戰略競爭”不會侷限在中美兩國之間，這種競爭必然發展到全球範圍，必然要把世界大多數國家裹挾進來。所以，中國要奮起抵抗，就必須面向未來，面向全程，面向全世界。

上述三種主張並非各説各話，而是彼此之間進行着激烈的思想與利益衝突。

第一種主張與第二種主張有矛盾，認為第二種主張及其所代表的行徑不過是在同美國玩戰略貓膩，沒有出路、沒有前途；同第三種主張勢同水火，給第三種主張扣上“極左”、“文革”以及“現代義和團”的大帽子，將其污名化，掃進歷史垃圾堆；

第二種主張不贊同第一種主張的投降傾向，但看重他們與西方搞關係的資源渠道與能力能量，因而彼此之間有廣泛的聯合與合作；對帶三種主張有一定程度的認同，但是對其中的思想、勇氣、決心相當擔心害怕，因而與之保持明顯的距離；

第三種主張堅決反對第一種主張，與之不共戴天，而對第二種態度持辯證批評的態度，即肯定其中鬥爭的部分，同時嚴厲批評其鬥爭之不力與不到位；

那麼，真實的情況是，上述三種主張及其所代表三條道路，究竟其中那條道路能走得通呢？

筆者以為，第一種主張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一是所謂“融入”西方就根本不可能。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另外民族融入西方世界的先例，中華民族更不能自我消亡；

二是在如何面對“戰略競爭”這個重大問題上，第一種主張的實質是要中國“退出競爭”，這也根本沒有可能，因為退出不僅僅是失敗，而且將是滅亡，前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三是甘當附庸，做西方的跟班與傀儡，像日本、菲律賓、新加坡那樣，中國照樣也做不到，因為中國不可能走那種道路。

所以，從根本上説，第一種主張看似很時髦、很現代、很西方，但其實質卻是亡國滅種之術。

第二種主張等於是搞戰略上的暗度陳倉，但只能得計於一時，沒有可持續發展的空間與條件。霸權的戰略指導者不是傻瓜，他們對威脅與挑戰的評估與評價，一般不會出現大的偏差，在他們面前裝蒜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中國現在已經過了這個“度”，已經位居世界第二，這個時候還要在戰略上裝温柔、扮慫包，未免太掩耳盜鈴了。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任何“韜光養晦”戰略，不管怎樣千變萬化，説到底都是階段性策略，最後都有紙裏包不住火的那一天。最近有人胡言亂語，説什麼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主動挑釁美國，也不主動向美國示強”云云，簡直就是屁話！中國是不是主動挑釁美國，完全美國説了算，如果美國認定中國統一台灣就是挑釁，認定中國佔據南海島礁就是擴張，認定中國統治西藏就是威脅，中國又有何計可施呢？所以，這條路將越走越窄，直至最後難以通行、沒有出路。

第三種主張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是中國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這個的歷史邏輯的必然，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途。筆者始終堅信，不打破霸權的遏制與壓迫，中國就不可能實現崛起復興，中國要實現崛起復興，結果必然是霸權的失敗，這二者完全二而一、一而二的關係。人類歷史從來都只能在舊霸權的廢墟上舉行新生力量成人典禮，而從來沒有在既有霸權框架下進行新王者加冕的任何可能，非洲草原上的獅子羣裏沒有這種可能，人類社會也永遠沒有這種可能。

但是，在當代中國，要將第三種主張付諸實踐，現在看還有相當大的難度，還要克服許多障礙，其中有如下幾個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必須打掉對美國、對中美關係的各種幻想

長期以來，有關美國霸權的本質，有關中美關係的本質，儼然都成了禁區，在中國簡直有點諱莫如深，鮮見有認真與深入的討論研究。但是，這卻實在是一個要害問題，因為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有關中美關係的一切都將失去基準，就都要變得離奇古怪、離題萬里了。這麼多年來，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中美關係各種判斷之屢屢失誤，無不根源於此。其中尤為嚴重的是瀰漫在中國社會里各種對中美關係的綺麗幻覺、幻想，更是誤人子弟、害人不淺。什麼“中美兩國誰也離不開誰”，什麼中美“同乘一條大船，風雨同舟”，什麼中美“夫妻關係”，什麼中美之間將出現“良性競爭”云云，這些東西完全脱離了基本的戰略理性與力量邏輯，説得輕一點是善良願望，説得重一點，就是痴心妄想，就是當年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國際政治變種。

當今中國是一個快速進步上升的國家，正在發展成熟強大，這樣的國家理應在思維與邏輯上日趨理性，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領域尤其如此。現在全世界都充分看到，任何國家同美國打交道都很痛苦嚴峻，甚至連美國的親密盟友都概不例外，難道中國同霸權打交道就能那麼柔情蜜意不成？難道中美關係就能那麼風光旖旎不成？現如今特朗普的美國離不開誰？同哪個國家是“夫妻關係”？同誰在進行“良性競爭”？可以説，像一些中國人這般對中美關係感覺良好的人，在全球範圍內都絕無僅有，都屬於可憐的另類。

上述種種幻想與幻覺都必須打掉清除。現在，在這方面做工作的倒是美國，美國正以其最蠻橫無理的霸權行徑義務地充當中國人民的反面教員，無數中國人對美國的綺麗幻想是美國“幫助”打掉的，而中國的自己的主觀能動還相當不夠，這是中國走向“強起來”亟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第二，需要從思想深度與理論高度上，清理過去種種認知與價值的錯位

正在發展的中美貿易摩擦在許多方面都超出了中國主流國際問題“專家”、“學者”們的評估預判，因為在他們的思維邏輯與理論體系中無論如何也推導不出來這樣的結果，但事實卻無情地擺在了眼前。目前的狀態是這些人並沒有反思、認錯，相反還盡一切辦法指責美國當局的思維過時了、搞錯了，儼然乎他們倒是真理在握一般。筆者以為。這是典型地認知錯位。當然不能因此就説美國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把中國推向戰略對立面，就是中國一些人認知錯位造成的結果，但對中美貿易戰這件影響至關深遠的大事，當代中國國際政治學説對此毫無預見預警，足以證明那些甚囂塵上的時髦理論不過是繡花枕頭而已，華而不實、言過其實，完全不能契合已經到來的中美“戰略競爭”。為此，中國必須在深刻反思清理各種對國際關係錯誤認知的基礎上，發展建立一套適應和指導新戰略形勢與新冷戰的理論與思想體系，這方面的工作目前可説是嚴重地滯後。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已經到來，中國已經無法拒絕，就像貿易戰一樣，願意得接受，不願意也得接受，中國必被揪上擂台不可。這場空前的競爭將充分展現中美關係的殘酷性與嚴峻性。對此，任何一個理性、愛國的中國人都不能心存絲毫僥倖，不能指望中國繼續通過擴大開放獲得美國的認可，也不要以為繼續裝熊報賴就能換取美國的憐憫，放中國一馬。有人胡説什麼，中國“在遭到美國擠壓時，必須堅決抵制，決不縱容美方無理做法。但我們的抵制不應超出對等的範圍，不搞過度抵制”。真不知道在台灣問題、西藏問題以及在那些民運、異見人士等問題上，中國能拿什麼來同美國對等，拿什麼來測量這其中的“度”。類似這樣的認知錯位，在今後都必須堅決地清理才行。

第三，完善與發展國家新的內涵豐富的全球戰略政策

國際局勢風雲莫測、變幻多端，僅僅冷戰結束以來就出現過幾次階段性的大變，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國家的地區與全球戰略都必須因時而變、因勢而變，從來沒有絕對的、一概的“以不變應萬變”。以目前的中美關係而言，“戰略競爭”經成為中美關係的主軸與動力源，中美之間所發生的事情將主要圍繞這個主軸或主題而展開，不僅如此，考慮到中美兩國各自的體量與能量，彼此之間展開競爭所帶來的衝擊波，必然要衝擊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使他們無法置身事外，都面臨選邊站、傾向誰的問題。這就給中國帶來空前嚴峻的敵、友認知的大課題。今後，中國必須嚴肅認真地回答，在浩大的中美“戰略競爭”過程中，誰是中國的朋友，誰是中國的敵人，中國應該到哪裏去找朋友，應該看清敵人在哪裏，這是中國全球戰略的首要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對現有的國際政治理論與思維進行深入的反思與修正，其中特別是關於國家聯盟的觀念，關於對外開放的主要指向，關於現行國際秩序體系的態度等等，都需有新發展，進行新完善。至於有人説，中國應“不挑頭與美對抗，以多邊方式針對美國的霸道行為開展鬥爭”。這種話，在美國把“戰略競爭”矛頭主要指向中國的情況下，簡直就是廢話屁話。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世界上出現一個反美同盟，而中國可以置身事外，可以躲在一邊當逍遙派而坐享其成、收漁人之利。在俄羅斯、在伊朗、朝鮮、土耳其等國，任何人都不會這麼傻，能讓中國去撿這種戰略便宜。

囉囉嗦嗦説了這麼多，其實都是廢話。大概真正有用的就一句，那就是歷史已經發展了這樣的一個階段，即世界需要中國做一箇中美“戰略競爭”的合格對手，美國呼喚中國做個稱職的“戰略競爭”對手，如此這般中國才能贏得世界的尊敬，同時也贏得對手起碼或基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