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的中國科學家_風聞

來源：科學網   撰文 | 熊衞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在全民抗戰的時代，我國科學家要麼直接奔赴前線，要麼在後方支持抗戰。

雖然在那段時間他們基本沒有極其重大的科技突破，但確實解決了大量國計民生方面的問題。

不管是上前線，還是居於後方，他們都普遍為抗戰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很佩服錢鍾書的學識，但對他的少作《圍城》，則和晚年的他以及錢臨照、許良英等科學家一樣，並不滿意。我相信，書中人物並非憑空虛構，其特點很可能來自錢鍾書早年，尤其是他困於淪陷區時的所見所聞。

  但在一本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書中，幾乎全無器宇軒昂的人物，還是難免會讓自詡為知識界中人的我所不滿。

  考慮到書中的故事還是發生在“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中華民族浴血奮戰，現代公民人格快速形成的抗戰期間時，這種不滿感更加強烈。因此，2003年7月初，於全面抗戰爆發66週年前夕，我在《科學時報》發表了一篇反映科學家在抗戰期間的所作所為的習作。

  十幾年過去，我又陸續獲知了不少新的相關史料。譬如，為準備抗戰，地質學家翁文灝於1935年慨然出仕，主管全國的“國防設計”；地質學家丁文江到南方去勘探能源，不幸於1936年因煤氣中毒而長逝。抗戰期間，物理學家束星北為國軍研製成功首部雷達；清華大學助教熊大縝放棄赴德留學的機會，為八路軍制作炸藥、無線電等軍用器材；留德學生龔祖同放棄答辯，到西南參加軍事光學儀器的製造；昆蟲學家周堯憤然中斷在意大利的學業、告別意大利女友歸國，在回國的第二天就參加抗日軍隊；藥理學家張昌紹謝絕美國哈佛大學的挽留毅然歸國，為保障軍民的健康，在“萬分艱苦”的環境下進行磺胺類藥物臨牀藥理研究和中草藥抗瘧作用研究；等等。2011年赴劍橋大學訪學時，我更是見到了李約瑟當年拍攝的成百上千張中國科教機構、人士的照片，以及他系統介紹中國科學家可歌可泣的故事的《中國科學》（Chinese Science，1945）和《科學前哨》（Science Outpost，1948）兩書。

​在紀念抗戰勝利71週年的時候，特將未刪節的原作初稿奉上，希望能讓更多的人瞭解，中國科學界曾經有過一批既明智又慷慨的男兒。

……

對於外國科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表現，很多人都能信口道來：美國科學家研製出了原子彈和計算機；英國科學家研製出了能夠探測飛機的雷達系統；蘇聯科學家在牢獄中設計出了多種飛機；德國科學家一方面排除異己，一方面研製出了導彈……

但對於中國科學家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大多數人並不知情。

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作為民族精英的中國科學家幹了些什麼？

華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張書桌

林可勝

林可勝 1897—1969，生理學家，1942年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美國科學院院士

和姨父伍連德一樣，英籍南洋華人林可勝也是一位醫學奇才。

27歲時，他就已經從英國獲得了兩個博士學位；28歲回到祖國，立即被聘為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兼系主任。

此後，在他和同事吳憲的領導下，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不但成了中國生理生化科學最重要的研究基地，還在全世界都擁有了一定的聲譽，林可勝本人於1942年在中國被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即是一明證。

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被日軍佔領。但作為美國的產業，協和醫學院當時並沒有被日本人接收，而且仍有從美國而來的經費，所以研究依然可以繼續。

但林可勝坐不下去了。

南下把子女送到老家新加坡安置好了之後，他又隻身北上，到武漢組建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隊。

不久後，他又在貴陽圖雲關創設救護總站，除建立藥品和醫療器械製造廠之外，還培養了大量戰地醫護人員，並先後向全國各戰區派出了100多支救護隊。

這些救護隊改善了“活像一幅地獄圖”的傷兵收容所的醫療狀況，為祖國的抗戰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前線到後方又從後方到前線

邢其毅

邢其毅 1911—2002，有機化學家，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1937年，邢其毅年僅26歲。作為美國的博士、德國的博士後、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學生、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已經做出了重要發現的青年化學家，他不能不意氣風發，不能不渴望自己在科研領域大展宏圖。

但是，在他踏上祖國國土後僅僅幾個月，殘暴的日軍就對中國開始了全面的侵略。

淞滬會戰開始之後，不但科研工作不可能再進行，身居上海的他更是直面死亡的威脅。

科研雖然已經無法進行，但不能讓科學的火種熄滅。

在化學所所長莊長恭的要求下，邢其毅開始主持化學所的“搬家”行動——將化學所圖書館中的重要圖書以及一些貴重儀器偽裝成衣物裝進100多個大衣箱，然後經上海法租界、香港和越南海防，將它們輾轉運送到當時的大後方昆明。

歷經艱險到達昆明之後，雖然什麼都得從頭開始，邢其毅還是很快就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實驗室。

考慮到交通斷絕後原產於國外的藥品將難以運送過來，邢其毅開始到邊境採集金雞納樹皮，對這種治療瘧疾的天然藥品進行分析，並於不久後寫成了回國後的第一篇論文——《河口金雞納樹皮的分析》。

當時我國西南幾省瘧疾相當流行，邢其毅在後方所做的這種研究工作是相當有意義的。但他仍不滿足。

受一個同學的影響——聽到日軍侵華消息之後，該同學從美國趕回中國參軍，並戰死於抗日前線——他要到抗戰第一線去！

而當時的新四軍也急需藥學人才。於是，經以前在上海結識的地下黨朋友的介紹，他又歷經艱辛、拖妻挈子從大後方來到了長江以北的新四軍駐地。

隨即，他被安排到位於安徽天水的華中軍醫大學，在那兒一邊教書一邊製藥，直到抗日戰爭結束。

投筆從戎當起了汽車兵

鄒承魯

鄒承魯 1923—2006，生物化學家，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對於多次被日本兵趕得顛沛流離——從瀋陽到北平，從北平到武漢，從武漢到重慶和昆明——在瀋陽上小學時親歷九·一八事變、在重慶念中學時又遭遇重慶大轟炸、在昆明念大學時又不斷要躲避日本飛機的鄒承魯而言，日本侵略者着實可惡之極。

可除了痛恨，當時小小年紀的他又能幹些什麼呢？

1944年時，情況有了變化。

經過幾年的相持之後，日本侵略者又再次對國民政府的部隊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軍丟了幾十個城市，損兵折將數十萬，一時大為恐慌。

為了提高作戰士兵的素質，國民政府號召“10萬知識青年從軍”。

雖然對國民黨的統治一向不滿，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還在西南聯大化學系念四年級的鄒承魯依然慨然響應，投筆從戎。

到部隊之後，他被拉到印度受訓——學開汽車。

1945年上半年，他和戰友們一道開着汽車沿滇緬公路回到了昆明。

但略有遺憾的是，他未能親赴前線幹掉幾個日本鬼子，因為，到昆明後不久，抗日戰爭就勝利了。隨即，他退伍離開了部隊。

幸虧如此，否則，我國就會少出現一位優秀的生物化學家。

一邊養豬一邊做研究

吳大猷

吳大猷 1907—2000，物理學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諸多熱血科學家積極奔赴抗戰前線的同時，也有一些科學家在後方極其簡陋的環境中堅持自己的基礎研究，並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物資匱乏、物價飛漲並不時頭降炮彈的“後方”，若全憑工資，教授們不但無法從事研究，連基本的生活也難以維持。

必須做點兼職藉以維持生計！做什麼？不同人有不同的選擇。

梅貽琦校長的夫人曾試圖外出做女工，結果無人敢僱，只好自制糕點外出寄賣；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則掛出了“聞一多制印”的招牌——多少還保留了一點雅氣；而做理論物理研究的吳大猷實在無藝可賣，把從香港、上海帶來的值錢的東西通過擺地攤全賣光後，只好兼了一個最為“俗氣”的行當——養豬。

可就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吳大猷仍然做出了令人側目的成績。

不但培養出了楊振寧、李政道、黃昆、朱光亞等著名物理學家，他本人還於1940年出版了《多原分子之結構及其振動光譜》一書——這不但是中國科學家在該領域的第一本專著，還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物理學專著，具有很高的學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