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 | 中國現代史上的李敖_風聞

【前段時間，李敖先生在台北去世。按照此間晚近以來對對岸文化學術界的關注程度，應該有許多追憶其生平、討論其思想的文章。但從到目前為止的數量上來看，真是屈指可數，彷彿李敖的一生在中國現代史上並無特別重要的意義。或者説，李敖的意義太大、太特別了，以至於大人先生們不願意進行評論。正所謂“於無聲處聽驚雷”，筆者更願意相信，按照當下文化媒體特定的文化品位與政治立場，關於他的討論越是稀少，就越發證明他地位之重要、意義之獨到，因為他無法歸類到一些人所希冀的那一種類型中去。所以，前幾日在南寧家中收到李戡兄微信，命我近期於滬上和他就李敖的生平與思想進行一次對話，於是便重讀一些李先生的著作，重新翻看與他生平相關的歷史材料與研究論著，不禁勾起思緒，遂不揣淺陋，草成此文。】

李敖的一生，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裏必須強調的是，大陸的不少媒體與出版機構，常在李敖的名字前冠以“台灣作家”。其實這是對李敖極大的誤解，甚至是不尊重。不錯，李敖大半輩子生活在台灣。但是，台灣難道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這幾十年來台灣所經歷的風風雨雨，不正是與20世紀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甚至是具體承擔了近代以來中國所遭受的種種國恥嗎？這種歷史與政治認知，也恰恰是李敖對台灣的基本定位。1960年代他參與創辦《文星》雜誌，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與文化政策進行猛烈抨擊，其意義便是自覺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傳統，追求民主，追求現代化。並且按照李敖的自述，《文星》的意義，是要在中國現代史上來體現的。他強調：“《文星》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尋根上慎終追遠、在歸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績，至今空前絕後，沒有任何雜誌能趕過他。”如此這般，豈是區區“台灣作家”所能涵蓋的。

文星雜誌

此外，李敖一向堅決反對台獨。用紮實的史料揭露二戰後“台獨運動”的種種醜態，包括美國、日本一直以來阻撓中國統一，為台獨勢力提供各種資助，同時還從理論上、邏輯上論證台獨説辭的自相矛盾與自欺欺人。晚年更是在各種場合呼籲台灣民眾認識一箇中國的重要性，強調兩岸之間應重歸一體。在民進黨執政期間，他頻繁利用“立法院”的講台，揭穿前者的各種政治盤算。這些事蹟，有目共睹。他的所作所為，就連台獨分子都不得不佩服。彭明敏説：“李敖是華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唯因如此，當權者視之如背刺，非把他連根拔掉不休。又因為是奇才，有時難免引起爭議。聽説我一些好友也曾與他有爭執。但我歷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複雜，雙方立場都能瞭解，雙方友誼都不受影響。”由此可見，按照李敖的立場，如果把他僅視為“台灣作家”，豈非將其一生事業無端抹殺？

毋庸諱言，1949年以來，台灣經歷了與大陸不一樣的歷史變遷。但如果將兩岸的各種變動都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一環的話，台灣所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與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正為我們思考近代中國的轉型、挫折、困境、前路，提供了更為別樣的視角。或者説，在台灣所體現出的各種現代意義上的景象，較之大陸，有更為鮮明的展示，更為直接的後果。

如果從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的譜系來看，李敖確實可稱為繼殷海光之後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但這裏似乎需要做一個區別：“自由主義”與“中國的自由主義”。就前者而言，它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原則，比如強調個體的優先性；國家之效用在於保障個人的基本財產；重視市場的自發效力，嚴格限制國家的作用；主張漸進式的改革，反對暴力革命，等等。並且隨着時代的變遷，自由主義自身也在不斷嘗試自我改良，減小其弊病，深化其理論。當然，自從1980年代以來，隨着英國的撒切爾與美國的里根分別在國內推行激進的市場化改革，一種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原則開始在全球流行。至於其效用如何，看看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便知。

關於“中國的自由主義”，其在理論上，自然不斷向西方相關學説靠攏。但更體現出它在中國之特殊形態的，或許是它一來反對革命，尤其是中共領導的農民戰爭；二來對西方，特別是美國具有一種別樣的親切感，或者是愛慕感。需要説明的是，由於嚴復主要活動於清末民初，一方面中國傳統教化的遺產在他身上仍有較為明顯的體現，另一方面他對中國國勢衰微有深切的體認，因此對國家富強念念不忘。總之，在他身上還體現着那一代中國士人的基本政治德性。

李敖在北大演講

胡適則不然。他青年時代留學美國，深受美式政治文化的薰陶。1922年，當中國深陷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之際，他卻煞有介事地高呼：“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因為“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所以，“我們現在儘可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

1949年以後，他成為退據孤島的蔣氏政權的堅定支持者。在某次演講中他突發奇想，用孟子的“父子之間不責善”來形容中（蔣政權）美關係。對此，連為他作傳的人都忍不住感嘆：“胡適一生鍾愛美國。這是他的信仰，旁人無從置喙。然而，一個人可以鍾愛美國，但不失其作為個人的尊嚴。這篇演講的命意儼然是以美國為父，中國為子。這已經遠遠超出了鍾愛的範疇，而落到了認美國為父的天地。”胡適的這些言行，為“中國的自由主義”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精神特徵，即愛美國就是愛“自由”，愛“自由”為了愛美國。為了“自由主義”在中國傳播，更要一邊倒的與美國站在一起、立場一致。所以在“中國的自由主義”敍事裏，往往看不到對美國的任何批評（除了對為何美國總是“縱容”紅色中國捶胸頓足），更不用説對美國長期封鎖新中國、在世界各地引起戰端、借美元來支配國際金融等霸權主義行徑視而不見，或認為理所應當。

留學時期的胡適

按照以上分析，李敖之於自由主義，與其説是繼承者，不如説是一位偉大的揚棄（aufheben）者。自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駛進台灣海峽以來，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一直受到美國保護。正因為這樣，美國的勢力與影響全面的介入（或曰“支配”）台灣。對此李敖有十分直觀的感受。他在許多文章中用史料呈現美國如何支持蔣介石政權，把一個反動獨裁的政治集團打扮成所謂“自由世界”裏的一員。晚年他不斷抨擊美國的對台軍售，用極其辛辣的語言刻畫美國如何一方面利用台灣，一方面壓榨台灣。此外，他還出版了一本《陽痿美國》，揭露美國幾百年來不斷愚弄大眾的歷史，把美國猙獰、欺詐的一面展現在世人面前。

不消説，李敖對美國的態度，與胡適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蔣介石政權將左翼學説嚴密封殺的情形下，為了對抗國民黨意識形態，李敖那一代人自然會比較接近自由主義。但正是因為要追求真正的自由，李敖對美國打着保衞“自由世界”的旗號庇護、縱容蔣政權在台灣進行白色恐怖統治深惡痛絕。“自由”在冷戰時代的台灣，長期成為一種粉飾國民黨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筆者當年在台灣訪學時，於舊書店看到許多翻印的大陸學術著作，這些書籍往往封面上沒有作者的全名，或者冠之曰“本社編”，就連一些不涉及政治的文獻學、甲骨學著作也不例外，此舉堪稱人類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觀。與此同時，蔣政權卻對外聲稱自己是“自由中國”。因此，李敖對自由主義最大的貢獻便在於，他明白揭露了真正妨礙自由在台灣生根的禍首，美國的對台政策與封鎖新中國，究竟是為了保障“自由”，還是為了出於私心反對共產主義。如果自由主義真的白璧無瑕，為什麼還要用如此虛偽且霸道的方式來“保護”它？難道自由主義這樣不堪一擊？如果説自由主義旨在批判一切政治強權的話，李敖身上的自由主義精神，便是對用各種帝國主義行徑妨礙中國統一、阻撓中國發展的霸權勢力展開最犀利的批判。或許可以這樣説，從李敖的實踐出發，在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語境裏，是否親美、媚美，是判斷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是否是真自由主義者的一個重要標準。

由此引申的一個話題，便是李敖對待國共兩黨的態度。關於大陸時期國民黨的政治形態與政治文化，王奇生教授在《黨員、黨權與黨爭》一書裏有十分詳盡的描繪：在地方層面，南京國民政府裏混進了許多無才無德的土豪劣紳與地痞流氓；在中央層面，各派勢力傾軋不斷，難以團結；在意識形態領域，三民主義的社會魅力早已蕩然無存。作者認為，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實為一個“弱勢獨裁黨”，雖然對獨裁夢寐以求，但政治能力卻極為低下，根本無力進行基本的政治整合。而這樣一個政權1949年以後在台灣的形象如何，李敖在許多論著裏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畫。比如在晚年的自傳中，李敖回憶了許多國民黨大員與親國民黨文人的形象，那種貪戀權位、虛張聲勢、見識淺薄的特點，較之在大陸時期，因為台灣地小人稠，體現得更為明顯。可以説，李敖關於國民黨與蔣介石的研究，堪稱現代中國的政治反面教材大全，即一個政權一旦衰敗會變得如何腐朽不堪，以及為了避免這一情況出現，應該汲取哪些鮮活的教訓。

學生時代的李敖

與之相反，便是李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在自傳裏他指出，1949年以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變成了世界六大工業國之一，國民收入增加了五倍，人均壽命從35歲增長到65歲。他借用英國史家卡爾的話，強調評價歷史，“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革命的巨大成就，或對這種成就沉默不言、視若無睹。”同時他批評：“有一種人很痛苦，那就是整天唱衰中國的中國人。”這類人“整天看中國不順眼，又怨又恨又詛罵，唯恐中國不亂。”但是“唯恐中國不亂的，不是第一流的知識分子。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唯恐中國大亂。”之所以會有這番認識，是因為李敖親歷過“國家弱的時候是什麼樣。”因此對1949年以來中國天翻地覆的變化有深刻的、直觀的體會。他知道，近代以來中國為了不再捱打和捱餓，付出了多少代價、走了多少彎路。評價歷史，不能沒有最基本的公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傳中，李敖回憶了中學時代所接觸到的左翼知識分子。他用不少篇幅描寫自己的中學老師，同時也是嚴復長孫的嚴僑。在李敖看來，嚴僑“是我人格上的導師，我慶幸在我一生中，能夠親炙到這麼一位狂飆運動下的悲劇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種‘大陸型的脈搏’、那種左翼式的狂熱、那種宗教的情懷與犧牲。”受此感染，李敖説道：“雖然導師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學生還在前進——他的學生沒有倒！”眾所周知，1949年以來潛伏台灣的中共地下黨員與左派人士，大多慘遭蔣介石政權殺害。而當時之所以那麼多中國青年信仰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他們堅信這一思想武器，能夠讓中國不再受列強欺負，能夠使天下窮人不再過苦日子。在此背景下，李敖強調嚴僑當年對自己的巨大影響，無疑明白告訴世人，他雖然身處白色恐怖與美國支配下的台灣，但卻能夠以追求中國獨立富強為信念的深層次因素。

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李敖，這也大概是李敖被今日此間大人先生所漠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