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戰，最重要的是總結國民黨抗戰失敗的教訓_風聞

隨着日本投降日（8月15日）和抗戰勝利日（9月3日）的到來，網上和主流輿論界對抗戰的紀念又漸趨高潮。

有不少紀念，是以國民黨和國軍為主角，並且基調都是犧牲和悲情——這裏一個結構性的原因，是國民黨在抗戰中基本每戰必敗，每敗必有重大傷亡。

所以，除了犧牲和悲情，也很難找到別的角度來歌頌他們。

但這裏就存在一個重大隱患：國民黨的失敗被合理化了。

在紀念抗戰時，美化蔣介石和國軍，等於拒絕汲取他們失敗的教訓。

用對國軍“犧牲和悲情”的歌頌，代替對失敗教訓的總結，這就潛伏着重蹈覆轍的嚴重危險。

國民黨抗戰的“戰績”其實慘不忍睹：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4月10日日軍佔領豫陝邊界的重陽店，14年中，蔣介石國民黨喪失國土共275.3萬平方公里；丟棄1100餘座（當時全國城市為1200座），遺棄同胞2.8億（當時全國人口4.5億）。

在這個歷史時期，國民黨屢戰屢敗，不斷潰退，300多個師打了八年，唯有台兒莊一役獲勝，蔣介石還不承認。

在國民黨逃台之後，在由蔣緯國主編，34個將領參加撰寫的國民革命軍戰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五卷中，關於“台兒莊戰役”只有極簡單的一句話：“台兒莊方面，戰區以第二集團軍之一部（第三十一師）固守。”僅18個字。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時間，國民黨軍隊叛逃的將軍共有69名。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衞其佔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

此外，國民黨還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第二次反共高潮，即1940年發動的皖南事變，新四軍9千多人被國民黨8萬多人包圍，激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3千餘人壯烈犧牲，3600餘人被俘或失散。

1944年，日本本土屢遭美軍猛烈轟炸，海上交通也被切斷，日軍為了挽回頹勢，於當年4月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其目的有三：

一、摧毀美軍設在中國的空軍基地；

二、貫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

三、吸引美軍在中國大陸決戰。

豫湘桂戰役於4月18日打響，至同年12月10日結束，緊接着又在1945年春發動了一系列的攻勢。

在日軍臨死前的一搏中，幾百萬國民黨軍在美國空軍保障空中優勢的情況下，先後丟掉了河南、湖南、廣西和福建等4個省的省會及200餘座縣城，近8000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之下；遺棄美軍6個空軍基地和30餘座機場。日軍基本達成了作戰目標。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意大利已經投降，蘇軍已接近德國本土，中國敵後抗日軍民也已經收復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解放1億6千萬人口的情況下，國民黨軍仍是如此不堪一擊，使日軍想佔哪裏就能佔哪裏，要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連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被激怒了，他把視線投向了延安，一度考慮撥出5個師的裝備給八路，結果釀成了“史迪威事件”。

即便是國軍抗戰期間的唯一勝仗“台兒莊戰役”，由於蔣介石消極抗日政策的影響，以及國軍內部“中央軍”、“雜牌軍”之間的相互矛盾，也遠沒有取得應有的戰果。

蔣介石的精鋭嫡系，中央軍湯恩伯指揮的二十軍團，裝備精良，態勢有利，在戰役中一直處於日軍側背，卻畏敵如虎，消極避戰，坐看滕縣陷落，川軍122師全軍覆沒。

一直等到堅守台兒莊的孫連仲所部和日軍消耗殆盡，湯軍團才在李宗仁的嚴令下一百個不情願地加入戰鬥，但仍然行動遲緩，導致3000多日軍逃離戰場。

國軍的精鋭部隊戰鬥力也極其低下。現在被吹上天的“崑崙關大捷”，實際情況是：

國軍以精鋭之師27個師25萬人圍攻日軍一個師團一個旅團1.7萬人，主攻部隊10萬人（包括國軍的第一支機械化部隊，杜聿明的第五軍）攻擊日軍一個大隊800人扼守的崑崙關，47天沒有攻下來。

1940年2月4日戰役結束。18天之後，即2月22日，蔣介石在柳州主持台開桂南會戰總結會。會上蔣介石給予白崇禧（總指揮）、陳誠（中央監督大員）降薪留職處分。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徐庭瑤上將以下八個將軍被撤職查辦。

今天我們要嚴肅地指出：雖然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但國民黨的抗戰卻嚴重失敗。把失敗當成勝利來歌頌，是對中華民族嚴重的不負責任！

全面總結國民黨抗戰失敗的原因，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夠勝任的。這裏只能概括幾點：

第一，政治上反動。

國民黨政權只代表占人口極少數的官僚買辦集團和大地主的利益，階級基礎極其狹窄，無法動員全民族積極投入抗戰，只能靠橫徵暴斂和抓壯丁的方式支持戰爭。

第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上層精英，都有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和媚日情緒，根本不相信抗戰能夠勝利。

前期一直希望能夠妥協投降，英美參戰之後又嚴重依賴外援。軍事行動往往帶有“希望喚起英美同情”的性質，沒有最起碼的軍事合理性，經常導致慘重傷亡（如淞滬會戰）；

第三，腐敗。

在國軍內部吃空晌、盜賣軍火的現象極其嚴重，一些國軍將領甚至帶着妓女打仗。在大後方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奢靡頹廢，“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倒賣戰時物資，大發國難財；

第四，派系傾軋。

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不是考慮如何團結全國不同背景的軍隊共同抗戰，而是把抗戰當成是消滅“雜牌軍”，建立清一色的“黃埔系”軍隊的機會，導致在戰場上相互拆台，見死不救，一觸即潰。

第五，蔣介石和國軍的軍事思想極其落後僵化，作戰時每每以國軍之短擊日軍之長，除了“死守”、“強攻”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戰法。

美國駐華軍事人員在觀察了國軍的“戰鬥”後評論到：“國民黨早已威信掃地，國民黨的軍事指揮‘極為幼稚無能’。中國軍人很強的作戰能力完全被浪費了。”（見《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蔣介石和在他控制下的國民政府及國軍，壟斷了全部外援，並且可以以中央的名義調動全國的資源，但未能盡到保家衞國的責任，國軍取得的微小的作戰成果和付出的巨大犧牲完全不成比例，嚴格説起來都是對國家民族的犯罪行為。

今天，作為反面教員，蔣介石和國軍是有特殊價值的，可以提醒我們不要重蹈覆轍（儘管今後的主要對手不再是日本，而是美國）。

所以，就讓他們停留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吧，那對他們是一個合適的位置，也可以發揮他們的應有作用。

如果他們被捧上神壇——如當下這樣——那絕對是不祥之兆，可能預示着重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