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江南命案”真相_風聞

【作者 吳建國 吳建國先生1950年生於台灣高雄，是台灣資深高科技和高等職業教育專家，與國民黨多位高層人士私交甚篤，撰寫的《破局——解密蔣經國晚年被迫開放的內幕》一書即將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本刊2018年第一期特邀請其撰寫台灣政壇風雲系列文章，解讀不為人知的台灣政壇秘聞真相。】

1984年所發生轟動一時的“江南命案”，影響深遠。正因為如此，坊間有關“江南命案”的各種報道與書籍，可説不計其數，足證此事件對台灣的重要性。由於涉案的台灣“情報局”汪希苓局長、胡儀敏副局長與陳虎門三人，為了維護台灣的利益，都一肩扛起了所有的責任，不願説出“江南命案”的真相，所以坊間這麼多説法，都只能追真相到汪希苓為止，無法“往上發展”，連當年的軍法審判也是以汪希苓為了“私怨”，才下令槍殺劉宜良（筆名丁依、江南）為理由，作為終審的依據結案，使得這件發生在33年前的事件，至今仍然充滿疑雲，很難令人信服。

筆者是在汪局長出獄後，才有幸與汪局長及夫人曹坤儀相識，迄今已二十餘年。講起來，汪局長是作者的長輩，可是汪局長平易近人，使筆者每次與汪局長聚會，都有如沐春風的感覺，深為他的長者之風所吸引。

對於當年發生的事件，雖然對汪局長造成莫大的傷害，可是他從來沒有抱怨，也很少主動提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直到1999年4月，他送了一本《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台北天下文化出版）新書給筆者，才得以從書中略見真相的端倪。不過，汪局長還是心存厚道，在事隔15年後，仍然沒有全盤道出真實的事實經過，對於許多關鍵的因素，他選擇繼續沉默與保留，承擔了一切的“過”。

這個情形一直到一年前，筆者因為深知“江南命案”的重要性，因而多次向已高齡88歲的汪局長説明希望他能毫不保留地將整個事件的真相和盤托出，就是要忠實地反映在那個特殊年代，所發生足以影響台灣日後發展重大事件的真實原因，公之於世，以收“鑑往知來”的效果。

從2017年初開始，汪局長終於答應了筆者的一再請求，偕同當年負責執行“江南命案”的陳虎門將軍，一起接受了筆者的訪談，揭開了已經塵封33年之久這段歷史真相的神秘面紗。

以下就是筆者與兩位主導“江南命案”主角訪談的記錄，還原了整個事件的真實面目。

汪希苓輝煌的事業

汪希苓1929年出生於浙江杭州。抗戰勝利前夕他加入海軍，因戰功而嶄露頭角，歷經多崗位歷練後，於1974年元旦被任命為台灣“國家安全局”（以下簡稱“國安局”）副局長。1974年年底，汪希苓再度奉派赴美工作，只是這次他是以“國家安全局”駐美特派員的身份，負責台灣在美的情報工作。

1983年10月，汪希苓回到台灣，早已晉升中將的他，被蔣經國任命為“國防部情報局”局長。在當時擔任“國防部”部長宋長志的陪同下，蔣經國接見了汪希苓，當着宋長志的面，親口告訴汪希苓：“你先回來擔任‘情報局長’，過一陣子，我再發表你為 ‘國安局長’。”

1960年代，汪希苓（右）與蔣經國的合影

由於人事安排本來就很敏感，蔣經國説的話，還有宋長志在座，很快就在台灣情治單位間傳開，大家都知道汪希苓不久後就會接任“國安局長”，升任上將。這樣的傳言聽在那時擔任“國安局長”汪敬煦上將的耳裏，頗不是滋味。因此種下了 “兩汪不和”，乃至汪敬煦藉着“江南命案”，一定要鬥垮汪希苓，以保自己官位的原因，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情報工作座談”的指示

1983年12月，汪希苓正式接任“情報局長”，他自許要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好好有所作為，以不負蔣經國對他的厚愛。

1984年初，“國防部”召開了一個“情報工作座談”，由宋長志親自主持，汪希苓也以“情報局長”身份，參加了這個會議。

會議中，明列了這麼一個議題：“善於運用幫派分子，從事情報工作。”而且在實際的操作上，還有具體的分工，就是由“國安局”負責與較高層次的幫派，如“清幫”“洪門”聯繫運用，“情報局”則負責與“竹聯幫”“四海幫”等社會幫派的結識運用。

奉到命令的汪希苓，由於過去一直沒有與台灣任何幫派打過交道，也沒有這方面的朋友，可以為他牽線，正苦惱應如何執行上級命令的時候，正巧在1984年5月間，台灣警方發起“幫派分子自首”運動，對於那些有“案底”的幫派分子，只要在規定期間自動辦理自首，以後就只會被列管，不會被警方逮捕。

那時，台灣名導演白景瑞執導了一部很賣座的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而擔任製片的就是竹聯幫分子帥嶽峯。他為了自清，擬向警方辦理自首，需要一位與台灣情治單位有關係的首長擔保他的安全。他想到白景瑞早年在意大利學習電影時期，認識也在意大利擔任“海軍武官”的汪希苓，如今汪希苓已任職“情報局長”，可以作為他的保證人。

於是，在白景瑞居中介紹下，汪希苓與帥嶽峯各有所需地見了面。

汪希苓對帥嶽峯曉以大義，希望他們能在事業有成之後，也對台灣做出貢獻。至於自首保證的問題，自然會得到台灣的保護。帥嶽峯聽了以後，就對汪希苓表示，自己在竹聯幫裏的“分量”還不夠擔當這樣的大任，但是他可以請竹聯幫幫主陳啓禮出來，與汪希苓認識，以陳啓禮的輩分，足以擔負這樣的大任。

結識“竹聯幫主”陳啓禮

接着很快地，汪希苓就在白景瑞、帥嶽峯的安排下，與陳啓禮見面、結識、聚餐、長談。

原來陳啓禮出身名門，父母都在台灣司法界服務，分別擔任法官與書記官。陳啓禮從小書讀不好，成了幫派分子，使家門蒙羞。做些有利台灣的事，為父母爭光，一直是陳啓禮的願望。

現在“情報局長”找到他，要為台灣做事，他感到義不容辭，一口就答應了汪希苓的要求。

 “其實這些事，就是汪局長不交待，我們平時也都在做。請局長放心，我們做的事會自行負責，會承擔所有的責任，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到我為止，絕對不會牽連到情報局。” 

 陳啓禮義氣又爽快地在汪希苓面前拍了胸脯作保證，汪希苓感覺找對了人，決定吸收陳啓禮為“情報局”工作。

於是汪希苓找了“情報局”副局長鬍儀敏商量安排陳啓禮與帥嶽峯一起到“情報局”位於台北近郊陽明山上的訓練所，接受為期一週的基本情報訓練，由“情報局”第三處（負責東南亞情報工作）副處長陳虎門擔任聯繫運用的工作。

1984年8月中旬，正當陳啓禮與帥嶽峯完成了訓練工作時，汪希苓面臨了一個亟待處理的棘手問題，他自然想到可以交付陳啓禮去為“情報局”解決這個難題。

汪希苓下令“制裁”江南

“情報局”前身，就是由戴笠主持的“軍統”。到了台灣以後，先改組為“保密局”，後改組為“情報局”。由於是“軍統”的繼承人，“情報局”早年也是頗有行動力，執行“暗殺”“制裁”的任務也從不手軟。

江南50歲時全家合影

汪希苓記得他剛接“情報局長”不久，就聽到許多高層人士表達對“情報局”喪失行動力的失望。這些抱怨，聽在汪希苓耳中，自然形成壓力。他不禁在思考，是否應將“情報局”恢復同時具有蒐集情報與制裁行動能力的傳統，以建立他在台灣情治界的威望。

如今汪希苓回憶往事，認為是基於以下五個理由，他親自下令，要陳啓禮到美國“暗殺”江南：

一、  江南長期在海外，撰寫詆譭蔣經國形象與醜化國民黨的許多文章，已成為台灣有關單位共同頭痛的問題。雖然用盡方法發動拉攏、收買、人情等各種柔性攻勢，試圖改變他的作風與作為，然而江南拿盡好處，卻不為所動，所有有關單位已束手無策，只有寄望情報局來收拾他。

二、  江南經常來往於大陸、美國之間，早已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吸收為“線民”，提供美方有關兩岸情資。從1984年初，汪希苓又接受部屬建議，吸收他為“情報局”工作，每月支領一千美元津貼，希望因此改變他的態度，不再做有害台灣的事。另外，他每次回大陸，也與大陸有關單位接觸，接受招待與饋贈，是一位標準的“三面諜”。

三、  江南開始為“情報局”工作以後，提供的情報中，特別多次提到一位名叫崔陣的大陸官員，表示可以“策反”他為情報局工作。這個情資引起“情報局”的注意，負責與江南聯繫的“情報局”五處乃派出一位副處長與一位組長，專程於1984年7月底前往舊金山，照江南指定的時間地點，準備與這位可能被“情報局”“策反”的大陸官員見面。但是到時崔陣並沒有出現，只有江南隻身前來與“情報局”兩位官員會面。

言談間，江南支吾其詞，引起“情報局”官員的警覺，接着發現現場有人在一旁拍照，兩位官員立刻機警地脱離現場，返回台灣。他們回來後撰寫的報告，明顯指出這是江南設下的陷阱，為的是暴露台灣情報人員赴美“策反”的行為，有違美方與台灣彼此的約定，以達到破壞“台美關係”的目的。這份報告於1984年8月10日送到汪希苓的辦公桌上，坐實了劉宜良是情報局“叛徒”“敗類”的指控。這個事件發生在陳啓禮與帥嶽峯正準備接受“情報局”專業訓練的前夕，促使汪希苓下定“制裁”劉宜良的決心（請參閲《忠與過》一書第222～228頁）。

江南著作《蔣經國傳》封面

四、自從1979年元旦，“台美”“斷交”之後，台灣一些駐外人員因憂慮台灣未來不確定的前途，因此在奉調返台服務的時候，竟然選擇違反命令，拒不返台。為了向這些受政府栽培，卻又背叛政府的駐外人員表現政府具有“制裁”叛徒的能力，以收“殺雞儆猴”的效果，江南就成為最佳的被“制裁”對象。

五、外界多以為江南因撰寫《蔣經國傳》而得罪台灣有關單位，引來殺機，卻不知另外一個真正惹禍上身的原因是，江南當時已正在着手要撰寫《宋美齡傳》，要炒抗戰時期，美國羅斯福總統所派特使威爾基（Wendell L. Willkie）訪問重慶期間，與宋美齡有一夜情的不實冷飯，以達到更加羞辱蔣家與已故“總統”蔣介石的目的。

事實上，在1974年一位當年美國小有名氣、專門挖人隱私的八卦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Drew Pearson）所寫的《皮爾遜日記》，早就對此事有所報道，惹得宋美齡勃然大怒，授權當時擔任“台灣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主任陸以正正式提告出版此書的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最後由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公開道歉，並承諾在該書再版時，將此段涉及毀謗的文字完全刪除（請參閲陸以正著《微臣無力可迴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一書第246～255頁，天下文化公司2002年出版）。足證這段不實的內容，早經美國法院判定毀謗，有案可稽，江南不可能不清楚，但是仍然執意要寫，其用心實在惡毒可憎。這是汪希苓對筆者獨家透露必須“制裁”江南，又不願公開的重要原因。

不過，在下達“制裁”命令的同時，汪希苓再三告訴陳啓禮，這件事十分敏感，要做得不落痕跡，否則弄得不好，會掀起“台美”之間的風暴。

陳啓禮聞言後當着汪希苓的面，再度拍着胸脯保證：“如果有事，就只到我為止，絕對不會牽連其他任何人。”

向汪敬煦等人呈報“制裁行動計劃”

1984年９月14日，陳啓禮夫婦與帥嶽峯一行三人從桃園機場出發，飛往美國洛杉磯。此時劉宜良正在大陸訪問，直到９月24日才返回舊金山。

在台北“情報局”，汪希苓指示陳虎門將整個“制裁行動計劃”，親自面交“國安局長”汪敬煦與“國家安全會議”（以下簡稱“國安會”）秘書長汪道淵。所以，從頭到尾，“情報局”的頂頭上司“國安局”與“國安會”都是知情的，只是汪希苓實現了他的承諾：如果出事，由他一肩承擔所有責任，絕不往上發展。

至此，關於“江南命案”的真相已經愈發清晰。“情報局”是遵照“情報工作座談”的決議，要運用幫派分子從事情報工作。因而吸收了竹聯幫分子陳啓禮與帥嶽峯，前往美國執行“制裁”江南的任務。並在執行“制裁”任務之前，也依規定呈報汪敬煦和汪道淵。所以，台灣情治界的首長都在事前知情，並沒有表示任何反對的意見。結果在陳啓禮等人順利完成“制裁”任務，返回台灣後，1984年１０月２２日上午，汪希苓更親自前往“國安局”，向汪敬煦局長報告“制裁”江南的行動已順利完成，而且陳啓禮等人也都平安回到台灣。

汪希苓還記得汪敬煦在聽完了他的報告後，還應了一聲：“喔，回來啦！”

其實，當陳啓禮一行抵達美國以後，一直沒有展開行動。每天陳虎門都會與陳啓禮以約定好的暗號通電話，知道他們還在準備之中，在美停留的時間已經超過一個月。陳虎門還記得“制裁”完成的當天早上，他向汪希苓報告，陳啓禮那裏還沒有消息。汪希苓感覺是不是他們遇到些困難，所以一直沒有動手。接着就告訴陳虎門：“如果有困難，就不要勉強，叫他們回來好了。”

陳虎門回到辦公室正準備與陳啓禮通電話，轉達汪希苓的意思，要他們放棄任務返台。

他正要打電話給陳啓禮，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傳來陳啓禮的聲音：“買賣已成，送上三個禮包。”

陳虎門感慨地説，要是汪希苓早一天交代，也許就不會有“江南命案”了。

1984年10月13日，江南先生遇害兩日前，江南先生（右）與次子喬治劉及太太崔蓉芝合影

第一時間通知美國聯邦調查局

1984年11月12日，“國安局”刻意瞞着“情報局”，將執行“制裁”江南任務勝利歸來，還自認為建了大功的陳啓禮逮捕。

據當年負責執行“一清專案”的台北市“警察局長”顏世錫的回憶：“一清專案執行時，我確實奉令，一定要先把陳啓禮逮捕之後，再開始逮捕其他對象。”（請參閲《忠與過》第289頁）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國安局”在確實逮捕了陳啓禮之後，立即通知美國聯邦調查局東京辦事處，告訴美方：“我們已捕獲了槍殺江南的兇手陳啓禮。”

這樣整個“江南命案”就此曝光，台灣的最高情治首長親自向美方揭發“情報局”涉案的事實，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三位敢於執行“制裁”劉宜良計劃的台灣情報人員，於1985年１月１３日被停職，隨即收押，接受調查，被自己的情報長官與同僚出賣、拘捕、關押、審問、接受軍法審判，最後坐牢，對視榮譽為自己第一生命的他們而言，真是情何以堪！

美方調查人員來台訪談與測謊

“情報局”涉入“江南命案”的消息被美方知道後，“台美”關係面臨了“斷交”以後最嚴峻的挑戰。美國要求“引渡”陳啓禮、吳敦、董桂森（案發前已到菲律賓）等人到美國接受司法審判。台灣當局拒絕了美方的要求。接着，美方對台施壓，要求允許派遣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與警方人員來台親自審問幾名嫌犯。

台灣當局挺不住美國強大的壓力，終於同意美方調查人員來台審訊陳啓禮與吳敦。1985年１月下旬美方人員抵達台北“訪談”陳啓禮與吳敦。他們也要求見“情報局”方面的涉案人，但未獲同意。

美方並不死心，繼續施壓要求，結果汪敬煦獨排眾議，主張同意美方人員來台對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三人進行談話與測謊。

1985年２月８日，蔣經國被迫同意美方調查人員來台會見汪希苓等三人。

同年３月8日，美方調查人員再度抵台，由一位司法部副助理部長帶隊，成員包括司法部國內安全部門負責人、聯邦調查局反間諜官員、加州警方人員等一共十人。

從3月１０日起，美方調查組對汪等三人訪談了三天，且在第二天使用了測謊器。美方調查人員提出許多尖鋭問題，三位涉案人雖都有問必答，可是測謊的結果，對汪希苓與胡儀敏的答辭均顯示有諸多隱瞞或存在彼此事先串供的可能，唯有對陳虎門所説，認為最真實，他只是奉命行事，而非主事者。

從左至右為：汪希苓、陳虎門、胡儀敏

羅織犯案理由

台灣當局為了慎重處理這個涉案層級很高的重案，組織了一個高層五人小組負責調查，由“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擔任召集人，“國安會”秘書長汪道淵、“國防部長”宋長志、“參謀總長”郝柏村、“國安局長”汪敬煦組成。

當時最困擾這五人小組的問題，就是以怎樣的罪名起訴三名被告。換句話説，汪希苓告訴了五人小組真正要“制裁”江南的原因是不能公開的，必須要找到其他説得過去，又能取信美方與海內外廣大關心“江南命案”的民眾的理由才行。

陳虎門説，最早五人小組是朝“私人動機”的方向找理由，想羅織汪希苓因有“緋聞”，為江南知道，才決定要除掉他。可是這個非事實的理由，汪夫人堅決反對，認為不可以此編造的“故事”，來污衊汪希苓，否則將來汪家何以做人？

最後，在一封1984年６月１１日由一位曾擔任“情報局”華南站長林鬱民寫給另一位情報局老人夏曉華的信中有提到“江南手上握有汪希苓在美國華盛頓前後十多年許多醜事的材料，將來會有文章寫出來的”，如此給了汪敬煦究竟應該如何起訴汪希苓的絕佳理由：“基於私怨”，所以找了竹聯幫制裁了劉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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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法局就以這樣的理由起訴了汪希苓等三人，汪希苓自然無法接受這樣的指控。但是不能接受還是得面對軍法審判，1985年４月19日，“軍法局”高等審判庭宣判，被告汪希苓假借公務員職務上之機會共同殺人，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胡儀敏、陳虎門兩人幫助殺人，各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1985年5月30日，汪希苓被判無期徒刑

5月30日，“軍法局”高等覆判庭維持原判，仍以私怨為由，判處汪希苓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確定。

在此之前，1985年４月９日，台北地方法院審理終結，對於陳啓禮與吳敦均判以無期徒刑。

檢討與善後

事隔33年後，汪希苓回想當年，覺得對於認識不久的陳啓禮與帥嶽峯，就馬上重用，賦予“制裁”的重任，的確有失周全的考慮。尤其，他們對情報工作的本質與特性認識不足，對“情報局”缺乏認同與感情，更談不上信任，所以他們在美國完成“制裁”任務，怕回台灣後遭到滅口之虞，因此在美國預留整個“制裁”行動的錄音帶，以致日後將整個案情暴露，硬將“情報局”扯入其中。然而證諸日後發展，在“一清專案”逮捕陳啓禮的當下，他就供出“情報局”是“江南命案”的主謀，並寫了自白書。

自然最大的關鍵，還是出在汪敬煦身上。他明明事前事後都知道這是“情報局”執行的“制裁”行動，卻仍要瞞着“情報局”，發起“一清專案”，目標就是要抓陳啓禮、要曝光“情報局”主導“江南命案”的有關案情，還在第一時間就通知美國聯邦調查局。

2017年9月，汪希苓九十大壽時，與夫人曹坤儀及陳虎門將軍（後左立者）與筆者（後排右）的合影

汪敬煦固然成功地擊倒了他的“政敵”，但是他自己也沒有什麼好下場，被蔣經國打入冷宮，不被重用。

而被關押在牢獄中的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曾受到蔣經國的特別關照，給予優厚的“坐牢”待遇。胡儀敏與陳虎門坐滿兩年半刑期後，重獲自由，胡儀敏辦理了退役手續，陳虎門因尚年輕，申請復職，重返“情報局”崗位。2000年退役，現在台北經商。

至於刑期最長的汪希苓，在1988年元月初，蔣經國指示郝柏村，要儘速為汪希苓辦理特赦。當晚，郝柏村親赴汪府，告訴汪夫人這個好消息。只是一個星期後，蔣經國就病故了，從此要辦特赦的事就無人理會了。

然而，從1988年到1991年，三年之中，台灣當局接連辦理了三次減刑與特赦，雖然未必是專門針對“江南命案”的人犯而做，可是汪希苓、陳啓禮、吳敦三人因此受惠則是事實。

1991年１月２１日，坐了6年牢的汪希苓，與陳啓禮、吳敦一起被同時釋放，為“江南命案”的善後，畫上了完美的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