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羅馬尼亞“月經警察”：負責打擊避孕墮胎_風聞

來源：人民網 作者：陳鑫宇 周斌

**核心提示：**為保證政令暢通，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執法者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的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經查出，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羅馬尼亞的老百姓把這些執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

“人類的星辰”、“喀爾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階級的英雄”、“最傑出的、無與倫比的戰略家”、“舉世尊敬的偉大領袖和政治活動家”、“抵抗所有敵人的羅馬尼亞捍衞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他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去了一次朝鮮

（一）禁止墮胎法令和“月經警察”

獨裁與荒誕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有什麼樣的專制獨裁，就會有什麼樣的荒誕的事情發生。

就拿警察來説，生活在現代國家中的民眾都不會陌生。對於警察的種類，一般人隨隨便便就能説出幾樣。比較常見的，像什麼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鐵路警察、林業警察、經濟警察、司法警察、巡邏警察、外事警察、武裝警察、特種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較特殊的，像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宗教警察。但説到“月經警察”，絕大多數人恐怕沒有聽説過。

在前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誕的要算他的禁止節育和人口增長政策。為了提高人口數量，增強國力， 1966年，齊奧塞斯庫廢除了以前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他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他規定，完全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緊接着，國家頒佈法令，節育和墮胎都屬違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税金，打胎者將受到判刑和囚禁，婦女月經要受到嚴格地檢查與盤問。

為保證政令暢通，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執法者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的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經查出，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羅馬尼亞的老百姓把這些執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在恐怖的高壓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試圖偷渡多瑙河，到鄰國匈牙利尋求庇護，但在邊境線往往被當作叛國者，遭到羅馬尼亞士兵用機關槍的掃射。

在這項政策實施一年之後，羅馬尼亞的嬰兒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績顯赫。但地下流產與墮胎的服務也隨之出現，懷孕婦女的死亡率不斷上升。更讓齊奧塞斯庫感到鬧心和棘手的是，隨着嬰兒的大量出生，婦產醫院的設備、婦產專家、產科醫師、兒科醫師以及婦幼保健工作者嚴重匱乏，這可不是單靠行政命令就能馬上解決的。僅僅一年中，羅馬尼亞的嬰兒死亡率就增長了145.6%。消息傳出，全世界譁然，各國政要、媒體紛紛譴責：這簡直就是“現代社會的濫殺無辜”。面對國內外政治壓力，為掩蓋這種愚蠢而可怕的後果，齊奧塞斯庫下令，嬰兒出生一個月以後，再發出生證。如此一來，那些在未滿月中夭折的嬰兒就不會填寫在死亡嬰兒的統計當中了。正如一位羅馬尼亞作家指出：“很多嬰兒從來沒有合法地生存過。”這項政策的惡果，還不僅侷限於此。在羅馬尼亞的兒童養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許多被遺棄或身體及精神殘疾的孩子，他們的生存狀況更加令人震驚。②

羅馬尼亞是唯一戰勝了人口下降趨勢的現代國家

對於這一段荒誕而悲慘的歷史，羅馬尼亞年青的電影導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攝影機的鏡頭，真實而藝術地再現給全世界人民。他執導的影片《四月三週兩天》，通過兩個女大學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墮胎經歷，把獨裁專制統治對人性的摧殘和壓迫，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性的醜陋、冷漠，甚至是邪惡、表現得淋漓盡致。

2007年5月28日凌晨1時，第60屆戛納電影節落下帷幕。在主會場盧米埃爾宮的頒獎慶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執導的影片獲金棕櫚大獎━━最佳影片獎。

這部影片講述的故事發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時距離柏林牆倒塌，齊奧塞斯庫的獨裁政權垮台還有兩年。

影片一開始，女大學生奧蒂莉亞（Ottila）正在為同一宿舍的同學嘉碧塔（Gabita）秘密準備行李。奧蒂莉亞匆忙地奔波在簡陋的宿舍樓和骯髒的窮街陋巷，向男友借錢，購買走私進口香煙、食品、香皂，預定飯店。所做這一切，就是因為嘉碧塔懷孕了，而且要趕在期末考試之前墮胎。

在當時的羅馬尼亞，流產和墮胎都是違法行為，而且要根據流產者或墮胎者懷孕的時間決定刑期監禁的長短。為了躲避處罰，她們找到了一個叫畢比（Bebe）的醫生私自墮胎，一場噩夢就此開始。

奧蒂莉亞幾經周折最終找到一家廉價的旅館，但醫生畢比藉口手術費太低，不願承擔犯法坐牢的風險。為了能使嘉碧塔儘快手術，面對畢比醫生“任何錯誤都要付出代價”的要挾，奧蒂莉亞不得不承受羞辱，與畢比做愛。嘉碧塔躲在門外飲淚而泣。

死嬰從嘉碧塔體內排出，被包裹在一塊白色的浴巾裏，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滿鮮血和污穢。奧蒂莉亞久久地凝視着屍體，默不做聲，悲傷地感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無奈。

奧蒂莉亞把死嬰裝在書包裏，衝出旅館，神經質地在街上奔跑，鏡頭一直跟着她，穿過一條又一條黑暗的街巷。

昏暗的路燈、遠處傳來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漢、疾馳而過的警車……這一切的背後，彷彿都隱藏着無限的殺機，隨時可以葬送奧蒂莉亞和嘉碧塔來之不易的解脱，奪走她們即將到手的自由。

由於害怕和緊張，奧蒂莉亞遲遲沒有找到丟棄死嬰屍體的地方。最後，她跌跌撞撞地衝進一個居民樓，慌亂地把裝着屍體的書包塞進了樓道里的垃圾箱內。在僅有的一點光亮裏，奧蒂莉亞靜靜地站在那個垃圾箱前，彷彿為自己心靈的失落，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懺悔。

處理掉死嬰的屍體，一切的恐懼與不安都結束了，兩個女孩坐在旅館的餐廳裏，默默地等待她們的晚餐。不遠處，是一場婚宴的歡鬧場面。而這一天，正是嘉碧塔懷孕整整四月三週兩天。

自1966年避孕與墮胎被齊奧塞斯庫政權明令禁止以來，羅馬尼亞人民便喪失了一種基本權利。當人們擺脱不了性愛的天性，為自己種下的愛情之果面臨抉擇時，他們所遇到竟是罪與非罪的選擇。到底國家有沒有權力操縱人倫意向？到底能不能強行為私生活立法？對於這些，齊奧塞斯庫自有主張。他認為，黨是領導一切的，每一個人都應當聽從黨安排。他是黨的最高領導，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黨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須服從。在他統治的國度中，“國王不僅要坐在國王的位置上，而且還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為什麼對於人性的蔑視竟出自對於扼殺生命的禁止；源於對生命的珍惜與關愛的禁止墮胎，反而成了扼殺人性的藉口？歷史彷彿給人們出了一道難以解答的考題。

其實，禁止墮胎的法令並非只有羅馬尼亞一家，但為什麼其他國家並未出現像齊奧塞斯庫政權下這樣極端、這樣缺乏人性的殘忍？

“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