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10週年反思：2008年之後，美國人不再相信美國夢_風聞

金融危機10週年反思：2008年之後，美國人不再相信美國夢

分享到：    時間：2018-08-18 10:02•來源： 法意讀書•作者：  Frank Rich •瀏覽：43評論： 0字號： 大 中 小本文是《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今年8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透過美國太平盛世的表象，作者着眼於美國社會的另一面——恐慌、絕望、黑暗的社會氛圍。劇烈的貧富差距使得長久以來為美國人所仰賴的對於社會公平的信條和對美國夢的追求逐漸坍塌。特朗普和奧巴馬一樣，都不應當對這種社會氛圍的產生承擔責任，但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面對高層人士攫取財富、擴大貧富差距時，同樣都無所作為。蓋茨比式的美國夢中暗含的對人類無限潛力的想象已經顯得過於幼稚，美國該何去何從？

——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抗議者之一，Mickey Smith：“所有事都糟透了，國內貧富差距如此之大，士兵還在國外殺人，而我們除了抱怨這個體制之外，只能繼續生活，沒有任何途徑去改變這一切。當然，我還可以憤怒，畢竟我從來都沒有什麼錢。”

如果一個美國人身處9.11漫天揚起的塵土中，看到2018年美國的太平盛世，他或許會為之欣喜若狂：基地組織或其繼承者再也沒有組織針對美國的大型恐怖襲擊；美國軍隊從未全面參與任何地面戰爭；美國工人們享受着4%的失業率；投資階級和401（K）持有者也從GDP增長和股市繁榮中受益——根據道瓊斯指數，自2001年9月10日收盤以來，股市上漲了約250%；據蓋洛普民意調查披露，在美國最受欽佩的人是美國第一位非裔總統——一個在他當總統之前沒有人聽説過的人，一個在21世紀初沒有人能想象到的現象；喜劇成為了增長最大的文化產業。還有什麼不值得高興的呢？

事實證明，還有很多。美國的社會氛圍可以説達到了進入現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時期：出生率創歷史新低，而自殺率達到30年來的最高水平；大規模槍擊和阿片類藥物過量無處不在。在911事件之後，最初的震驚和恐慌很快就讓位於一種民族團結的表象，以支持一位其選舉合法性一年前還遭到激烈爭論的總統。今天的美國所表現出的恐慌和絕望，看起來更像是1929年那時的社會氛圍，那時美國發生前所未有的經濟崩潰，從大銀行到家庭農莊，數百萬美國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園。

但這陰霾後的曙光卻是不難發現的：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倒閉引發了經濟危機，對美國造成了比七年前的9/11更為持久的生存性威脅。這種威脅是如此深遠，以至於十年之後，表面的繁榮與和平也沒有動搖在危機當前時團結所有美國人的一種信念：這個國家的一切都被打破了。不僅僅是華盛頓——它未能阻止金融危機，也幾乎沒有能力避免下一次——還有種族關係，醫療，教育，宗教，法律，基礎設施，新聞媒體，以及這個文明和社會的基本道德。似乎除了Peak TV（對於能夠負擔得起的人）外，幾乎所有事情都作廢了。

“美國夢”這一詞，最初由歷史學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大蕭條時期所出版的《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一書中所創造，但如今，這個鬆散的公民概念已經破滅。這樣的信條已經不再被國人所篤信和傳頌——美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儘管有許多種族和宗派之間的分歧，可能在其DNA中仍然擁有一個共同的內核，可以使得其從任何混亂中脱身。同樣被時代所埋葬的，還有該信條背後的假設：長遠地來看，不斷上漲的經濟浪潮將在同等程度上使得所有美國人受益。經濟發展的大潮在2008年回落，其下的廢墟一一顯現，人們才發現在過去的幾十年，最富有的那1%的人們對99%的人們做出了許多虛假承諾，造成了劇烈的貧富差距，而美國的中央機構，無論是政府機構、金融機構還是企業，都辜負了公眾對它們的信任。自馬歇爾計劃以來，美國不斷對世界所宣揚的對進步和利潤的無限信念，已經被證明是一種殘酷的錯覺。

美國夢：對富裕中產階級的想象，來源：Bing

與9·11之後的相互指責和調查狂歡不同，大蕭條從未帶來任何可能有助於恢復這種信念的清算。華爾街的強盜們和大多數他們所在的銀行一樣逃脱了懲罰，而其他人則被賬單困住。債務纏身的千禧一代失去了霍雷肖·阿爾傑式的自我救贖之路，轉而開始嘲笑美國的傳統信條：每一代人都會比之前那代過得更好。而嬰兒潮一代則無力湊齊養老資金。中產階級的美國工人工資停滯不前，而醫療保健等生活必需品則變得愈加難以負擔。

與上個世紀不同的是，在數字時代，最大的公司並不被認為是就業機會、能人主義和那些能讓所有人變得富裕和強大的有形商品的來源。相反，它們被視為無法穿透的黑盒子。在那裏，我們的個人隱私被交易，從而鞏固了一個隱藏在天鵝絨繩索和數字交易貨幣背後的特權階層的財富和權力。許多美國人的財務狀況和未來前景都陷入困境，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活得就像一個煤礦工人一樣。在一個Facebook擁有你的臉，而Alphabet兜售你的語言的社會里，把自己想象成一個農奴似乎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還能對即將消亡的隱私權給予一點虛假的尊重。

人們很容易把這種社會氛圍全都歸咎於特朗普，但這樣做低估了這種氛圍的嚴重性，也高估了特朗普在製造這種氛圍中的作用(當然，他加劇了這種不滿情緒)。特朗普的天才之處在於，利用了這幾十年來伴隨着全球化和技術劇變美國國內所醖釀的不滿情緒，並把這種情緒當做一種武器。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還部分拋棄了二戰後美國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即任何競選總統的人都必須散發出羅斯福式的、昂首挺胸的樂觀情緒——這種樂觀情緒曾幫助肯尼迪和里根入住白宮。而特朗普競選時所秉持的立場是，美國是一個極度需要再次偉大的國家。正如他所提出的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所説的那樣。在2015年那個災難一般的日子，他走下特朗普大廈(Trump Tower)的扶梯，宣佈參選，憤怒地宣稱：“可悲的是，美國夢已經不復存在。”他抓住了製造悲觀主義並將其視為愛國主義的商機，並且將其壟斷。他對體制“被操縱”的判斷並沒有錯，然而他“修復”體制的計謀卻是在共和黨自私和貪婪的當權派的全力配合下，為他自己、他的家族以及他身邊充滿騙子的圈子攫取財富。

特朗普宣佈競選總統，來源：Bing

如今，已經很難回想起十年前美國人的情緒有多樂觀。儘管經歷了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但奧巴馬的當選帶來了真誠的希望。他宣言要僱傭有才能的人把我們從讓很多美國人受害的華爾街的貪婪和犯罪中解救出來。他發誓要縮小兩場揮霍無度的戰爭——他的前任在這兩場戰爭中浪費了大量的財富，犧牲了太多士兵。而他作為一個忠誠的丈夫和父親的個人品質則使他成為年輕人的榜樣，甚至無需提及他出身普通，全憑一己之力從默默無聞到國家總統。他當選總統的事實也會讓許多人，包括我，一個天真的白人，在內，認為這個國家最終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擺脱奴隸制的原罪。《時代》雜誌對那個當下的社會氛圍做出了最好的總結，將奧巴馬評為2008年年度人物，形容奧巴馬“為我們的民主注入了一種新的參與力度”，“向世界和我們自己表明，我們最珍視的神話——關於無限機會的神話——仍然具有活力。”在他就職時，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相信奧巴馬會實現大部分他所制定的目標。”

奧巴馬與他的家人，來源：Bing

無限機會！一個能夠實現目標的政府！我們在想什麼呢？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共和黨再一次迎合了它從1964年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反對《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以來就開始培育的種族主義基礎，發誓無論新總統做什麼，都要擊敗他的統治。儘管受到了黨派鬥爭的阻撓，對抗着經濟衰退的頑固趨勢，同時也犯了一些不該犯的錯誤，奧巴馬最終還是成功帶領美國走出了經濟危機，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國從戰爭中解脱了出來。但他也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讓步，包括移民政策和金融改革。他肯定會因為成功避免了第二次大蕭條而被歷史所銘記，以及其他一系列成就，包括主持了有史以來最沒有醜聞的白宮。但與此同時，當一些同時期的選民開始從“是，我們能”轉向“不，我們不能”或者“不，我們不會”時，他的總統還當得相當稚嫩。

奧巴馬也不是造成當前這種社會氛圍的人。美國國內的不滿情緒一直在產生。換句話説，如果我們轉換一下看待現代美國曆史的角度，那麼這種情緒的產生是可以一直被追溯的。從一種更為積極的角度來看，美國戰勝了連續的大蕭條和世界大戰，並在戰後迅速繁榮起來。1964年，多年的調查顯示，衡量人們對“華盛頓政府是否在做正確的事”的信任度達到了76%的峯值。這一數字在之後隨着美國人遭受越戰泥潭、1968年的政治暴力和暗殺、以及水門事件的打擊下降。但最終，里根將“贏得”冷戰，而他將美國比作“山巔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的宣言將消除人們對尼克松政府罪行的記憶。約翰遜的民權法案是如此令人敬畏，以至於掩蓋了棘手的種族衝突和非裔美國人在南方和北方同樣的二等公民身份等一系列不那麼振奮人心的事實。

但是對這段歷史的另一種敍述——對於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更偏向經濟性的敍述，而非歷史頻道紀錄片的宏大敍事，或許對我們目前的處境最為重要。正如研究戰後美國的歷史學家伊萊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所寫的那樣，冷戰時期的經濟繁榮強化了世界對於美國“富裕的中產階級的想象”，並向世界證明了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比蘇聯制度更為先進。這種想象的核心是“相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將惠及所有人”，相信其成果將得到公平分配，“為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提供美好生活”。雖然對美國黑人來説，即便在經濟繁榮的鼎盛時期，這種平等主義仍是一個神話，但是大多數白人都有着這種對經濟公平的基本信念。它“激勵着美國白人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遵守規則”，而背後的前提假設是，資產階級也同樣遵守這些規則。

事實上，自19世紀末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美國開始創造鉅額財富以來，這個假設就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即將於今年秋天發售的《看吧，美國》(Behold, America)一書中，莎拉•丘奇(Sarah Church)對“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和“美國夢”(the American Dream)之間的糾纏歷史進行了一次引人入勝的全新審視。她發現，1900年《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發表的一篇社論就曾抱怨，千萬富翁很少滿足於平等地位。這篇社論指出，“美國夢”——在當時仍是一個尚未被普遍使用的術語——可能會被他們的貪婪所終結。類似地，在1908年發表於《時代週刊》的一篇社論再次提出“美國夢”,倡導“財富的公平分配”，並指出保險公司高管和校長的薪酬之間的巨大差異：“為什麼我們把最高的薪酬給了金錢販子，而把最低的薪酬給了教化理想的老師?”

莎拉•丘奇(Sarah Church)和她的新書《看吧，美國》(Behold, America)

民粹主義運動在美國繁榮與蕭條的每個週期中都會提出類似的問題，但並沒有產生持久的效果。鍍金時代的大亨摩根(J. P. Morgan)提出，老闆的收入與員工的收入之比應該是20：1，但如今這個比例常常超過150：1。然而，在二戰後時期，正如梅所指出的那樣，一直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公眾才開始關注最富有的1%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與9/11恐怖襲擊不同，”她寫道，這次災難性的崩潰“是土生土長、醖釀多年的”。但是，大蕭條對原本被視作為公民身份的東西——比如，一份安穩的工作，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的破壞“持續了半個多世紀”，才讓所有人明白無誤地認識到，“在冷戰初期作為美國的特徵之一的普遍的、持續的繁榮已經結束了”。

在經濟大衰退期間，兩大政黨應對在高層人士對財富的攫取時的無視與失職——或者説是串通一氣——也變得顯而易見。比如，2011年，奧巴馬總統大張旗鼓地召集了一個新的就業委員會，並以促進兩黨合作的姿態，任命了一位著名的共和黨人CEO，通用電氣的傑弗裏·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正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很快報道的那樣，奧巴馬政府中似乎沒有人知道或關心通用電氣自2002年以來解僱了五分之一的美國員工。並且，在2010年，通用電氣幾乎沒有為其142億美元的利潤繳納任何聯邦税。但伊梅爾特仍然留在就業委員會中。不像安然（Enron）和它現在的模仿者Theranos，或者更久以前的強盜大亨企業，通用電氣是幾十年來最受尊敬的美國公司之一。它由托馬斯•愛迪生創立，其股票是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1896年最初創立時的編制對象之一。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里根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主持通用電氣的戲劇演出，使得其形象和通用電氣的形象一起被公眾所知曉。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伊梅爾特的前任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被奉為美國最聰明的經濟大師。如今，通用電氣的股東和員工都在經濟上受到了不利的影響。今年6月，通用電氣被逐出道指成份股。而作為奧巴馬的“就業沙皇”，伊梅爾特所留下的記錄並不比其作為通用電氣的CEO更令人印象深刻：他什麼都沒做，甚至有整整一年都沒有召開委員會。但無論是在私人領域還是在公共領域，他都沒有對自己的失敗負責，更不用説賠款了。

也許2008年金融危機的唯一好處是，揭露了兩黨與腐敗的經濟秩序長達數十年的勾結，從而破壞了兩黨的建制。如果連發明瞭燈泡的公司都在欺騙它的僱員、股東和消費者，更不用説美國的納税人，那麼你就不得不懷疑究竟那些身處高層的人哪一個沒有在騙人。那些想要成為自由主義改革者的人在道德上放任自流，無力監督如此強大的經濟主體，那麼就只會加劇國民對精英階層的厭惡。正是這樣的真空使得一個大騙子有了可趁之機。一旦入主白宮，特朗普就會以“税收改革”的名義，進行美國最富有的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盜竊活動。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做這件事，除了那些把所有不想見到的新聞都當作“假新聞”而不予理會的人。當富有的民主黨人，高盛的加里•科恩（Gary Cohn）加入本屆政府只為確保減税政策，然後立即退出，沒有任何道歉，就進而享受其以削減這個國家最脆弱的公民的安全網為代價的財富積累，而我們在看到他的辭職聲明時，不過只是聳了聳肩——這時我們知道，這個國家已經崩壞了。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讓移民和少數族裔充當替罪羊，以轉移科恩和其他奸商的憤怒，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伎倆。正如Churchwell在《看吧，美國》中所描繪的那樣，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最初的”美國第一“運動也是隨着當時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而發展起來的。她提醒我們,《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有錢有勢的惡棍,湯姆•布坎南（Tom Buchanan）是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傾向於認為“如果我們不注意，白種人將……被完全淹沒”，以及“作為主要的種族，我們要小心謹慎，否則其他種族就會控制我們。”面對如此強大的金字塔頂端的人們，蓋茨比天真的美國夢中暗含的對於人類潛力無限的願景根本站不住腳。Churchwell寫道，“從1923年到1929年，93%的美國人的人均收入下降了，而壟斷和合並使得有兩百個大公司控制超過一半的美國工業，1%的人口擁有40%的財富。”

當時，大多數美國人並沒有完全理解美國財富的加劇集中，蓋茨比也沒有。1925年，這本書剛剛出版的時候，銷量和書評都差強人意。諷刺的是，就在兩年後，剛剛嶄露頭角的房地產開發商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在皇后區的三k黨暴亂中被捕，就在離湯姆·布坎南位於虛構的長島飛地東卵(East Egg)的家不遠的地方。接下來的歷史將無情地把美國引向一個黑暗的地方。近一個世紀後，黛西的綠燈是如此遙遠，像是在中國。

【翻譯：陳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