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圓明園的政壇風波_風聞

圓明園是著名的皇家園林，自雍正帝以後，園居漸成宮廷風尚，尤其是咸豐帝更是常年在此，幾乎以此為宮。因為住在集中西園林之萃、景色宜人的圓明園，要比住在宏偉壯觀、氣象森嚴，每日必須“正襟危坐”的紫禁城自在、舒服得多。無奈圓明園被英法侵略軍焚燬時正值太平天國和捻軍等農民起義軍風起雲湧之際，清廷統治岌岌可危，當然顧不得重修這座廢園。但幾年之後，太平天國和捻軍剛被鎮壓下去，便漸起修園之聲，引起清廷內部的激烈爭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座花園的修與否，最終卻引發了晚清政壇的一場軒然大波。

事情，還須從頭説起。

1861年秋，咸豐皇帝在熱河病死後，慈禧與恭親王奕訢聯手發動“辛酉政變”，推翻顧命制度，確立太后垂簾親王輔政體制。奕訢由於在政變中厥功至偉，被授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權柄赫赫，炙手可熱。由於奕訢總攬朝中大權，不久便與權勢欲極強的慈禧產生矛盾，明爭暗鬥，終於勢同水火。1865年春，經過精心籌劃之後，慈禧突然下詔痛責奕訢，明令“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干預公事”。此詔一出，卻引起不少王公大巨、地方大員的強烈反對。經過一番波折之後，尚未掌握全權的慈禧於是召見奕訢，當面訓誡後就發諭旨説：“本日恭親王謝恩召見，伏地痛哭，無以自容，當經面加訓誡，該王深自引咎，頗知愧悔，衷懷良用惻然……”所以決定奕訢“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議政王”。經此羞辱打擊，奕訢的權勢與威望受到重創。

奕訢當然不願就此罷休，一直尋機報復。1868年9月，深受慈禧寵信， 一貫恣意妄為、不可一世的大太監安德海知道奢華成性的慈禧一直想修復圓明園，於是指使御使德泰奏請修復圓明園，討好慈禧。由於修園需款甚巨，安德海同時又指使內務府庫守貴祥擬出籌款章程，“請於京外各地方，按户、按畝、按村鱗次收捐”。此議一出，奕訢等人堅決反對，認為“侈端將啓”，加餉派餉更會使“民怨沸騰”，“動搖邦本”，“喪心病狂，莫此為甚”。在奕訢的堅持下，德泰、貴祥二人受到革職和發落黑龍江披甲為奴的嚴厲處分。但安德海並未因此而稍有收斂，且於1869年秋違反祖制以為太后置辦龍衣為名出京南下，為山東巡撫丁寶楨執殺。慈禧聞訊大驚，不過礙於祖制，又有慈安太后、同治帝、奕訢及一些王公大臣的聯合施壓，只得接受即成事實，但卻氣急敗壞，大病一場。

奕訢

慈禧病癒之後，內務府人員又以太后休養為名，重提修園之議。內務府人員長期力主修園一是為了討好慈禧太后，更是為了從中得利。晚清政治腐敗，貪污成風，國家的大型工程項目，更成為有關人員大撈一把的好機會，所以有關方面總是千方百計以各種名目爭取興辦各種項目，以中飽私囊。內務府人員這次吸取了前番德泰、貴祥的教訓，採取了長期遊説、引誘性喜遊樂的同治帝的辦法，終使同治帝在1873年秋以頤養太后為名，發佈重修圓明園的上諭，並要“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員量力報效捐修”。但御使沈淮在上諭發出的第三天就上疏皇上，力請緩修。不想同治大怒，再次下諭修園。這兩道修園上諭頒發之後，內務府立即行動起來，趕忙僱傭民工，清理舊園，同時命令南方一些省份立即採辦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期報送北京。慈禧當然更是忙碌起來，多次召見有關人員，甚至審議一些具體方案，多次頒發有關諭令。對此，反對者依然不少，不過“帝師”李鴻藻苦諫同治毫無效果，御使遊百川上疏懇請緩修反被革職。同治帝還嚴告羣臣，再有奏請緩修者一定嚴懲。奕訢開始還聲言反對，後見如此陣勢，深知此次難以阻止，便三緘其口，反而首先“報效”工銀二萬兩，表示支持。

1874年3月7日，圓明園正式開工重修。不過，此時修園的時機的確非常不好。法國正加緊侵略越南，作為北犯中國的跳板，直接威脅到中國的西南邊疆；日本開始發動侵略我國台灣的戰爭；新疆又爆發阿古柏叛亂，左宗棠率軍西征日夜為難以保障的龐大軍需發愁。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幾十年間，中國的外患內亂不斷，清政府的財政危機日益加劇，連辦緊急軍政大事的財力都無法保證，此時卻還要大興土木重修圓明園，根本就撥不出款來。與重新修園所需經費相比，官員個人的“報效”只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正在內務府為修園經費一直無着發愁之時，一個名叫李光昭的“候補知府”聲稱願為修園報效三十萬元的木材應急。李光昭原為販賣木材、茶葉的小商販，本有前科，後來“捐輸”得來一個知府銜，但並未得部照。所謂“捐輸”，就是用錢買官或官銜，可以直接交納銀兩，也可以為地方公共事業捐銀，按清政府規定的“統一價格”，以捐銀的多少“購買”不同等級的官銜。鴉片戰爭以前，捐輸只是用於特例，如籌措戰事銀餉、賑災等等，並曾一度廢止。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財政一直困難，捐輸竟變成常例，並日漸成為清政府一個重要的財政來源。李光昭來京販賣木材時與幾位內務府大臣相識，知道這是一個發財的機會，便謊稱自己在許多省份都購有木材，可以報效。他與內務府有關人員互相勾結，經內務府出面奏請後，他便打着“奉旨採辦”名義南下辦理此事，而且膽大妄為地私刻了“奉旨採運圓明園木值李銜”的關防。

由於此事辦得極不順利，他只得到香港向一位法國商人購買，簽定了購買三船價值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元木材，先付定洋十元貨到天津即付款的合同。李光昭回到北京後，卻向內務府謊報自己購買了價值三十萬元的木材“報效”。貨船到天津後，同治帝聞訊大喜，急令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免税放行，迅速運京。不想李光昭根本無力付款，便稱木材尺寸與原議不合，拒絕提貨付款。法商當然不幹，由法國駐天津領事出面，照會津海關和天津道李光昭私自廢約有意欺詐，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令其付款並賠償法商損失。李鴻章本就不贊成此時修園，急忙將此情況奏報同治帝。同治帝大怒，責令將李光昭先行革職後交李鴻章嚴厲查辦。

李鴻章在查辦此案時才發現，李光昭不僅根本無力購買這些木材，而且欺騙朝廷多報了二十多萬元的貨價；更嚴重的是，他竟私自以“圓明園監督李代大清皇帝”的身份與外商立約，此案險成外商與“大清皇帝”之間的訴訟，幾乎要引發一場嚴重的外交糾紛。李鴻章根據有關律令，判處李光昭斬監候，秋後處決。

李光昭詐騙案的消息迅速傳開，輿情大譁，人們拍手稱快。因為上上下下反對重修圓明園的人數雖多，但在慈禧太后與同治帝的威壓之下全都敢怒不敢言，李案為他們提供了公開反對修園的良機。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與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聯名上疏，痛陳修園之巨弊，懇請急停。他們擔心僅有上疏還不夠，又再三要求同治帝召見，面陳利害。經過再三懇求，終得晉見。8月27日， 晉見皇帝時奕譞將折中所陳數條再一一詳細講解，同治帝不僅不為所動反而對他們怒斥一番。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大學士文祥見狀伏地痛哭，幾乎昏厥，為人扶出。醇親王奕譞則繼續泣諫，痛陳必須停止修園之理由。這些初步打動同治帝，同意考慮停止修園。但最後的決定權實際在慈禧手中，於是李鴻藻又上疏慈禧，詳論停止修園的種種理由；一些御史也上折參奏內務府大臣與李光昭狼狽為奸、中飽私囊的種種違法事例。在這種情勢下，同治帝在9月9日又召見軍機大臣、御前大臣等再議是否修園之事，同治帝與奕訢、奕譞之間竟然反覆辯駁。由於羣臣都主張停工，同治帝不得不決定發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結束。

同治帝

然而就在當天軍機大臣擬就停修諭旨之時，內廷忽然發下一道同治硃諭，列舉恭親王種種罪狀，革去一切差使，降為不入八分輔國公，交宗人府嚴議。9月10日又下一道硃諭，將對奕訢的處分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其子載澂革去貝勒郡王銜。同時，以“朋比謀為不軌”的罪名將惇王、醇王、文祥、李鴻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盡行革職。但就在第二天，即9月11日，慈禧突然在弘德殿慰諭奕訢，表示“十年以來，無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諭着即撤消。”同時懿旨賞還奕訢及其子載澂爵秩，當然，對奕訢的懲處“原屬咎有應得，惟念該親王自輔政以來，不無勞勳足錄，著加恩賞還親王世襲罔替，載澂貝勒郡王銜。該親王當仰體朝廷訓誡之意，嗣後益加勤慎，宏濟艱難，用副委任。”這一“奪”一“還”，其實都是慈禧在幕後操縱，意在再次向朝廷內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於股掌之中，她已大權在握，她的權威不容輕覷，更不容侵犯。

至此，歷時半年的“修園之爭”雖以“停修”而結束。但由此引發的政壇風波卻進一步加強了慈禧太后的權威，再次嚴重削弱了恭親王奕訢的權勢。因此，當同治帝在幾個月後（1875年1月12日）突然病死，在慈禧深違祖制，採取一系列手段強立載湉（光緒）為帝以獨攬大權的過程中，曾經權傾一時的奕訢此時卻只能聽之任之，甚至隨聲附和，日漸成為晚清政壇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

是否重修圓明園本來是個工程問題，但在專制的政治體制中，這種“工程問題”往往會演變成“政治問題”。一旦最高統治者決定要上某項工程，反對者就有“犯上”之嫌，因為事關最高統治者的顏面和權威。而且，由於政爭不能透明、公開，所以各派政治力量經常藉機生事，以此大做文章。圍繞着“工程問題”的相互爭鬥往往會導致各種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使政治格局發生某種變化。在這種背景中，“工程”就成為“政治”，所以對一些重大工程是否應當立項便很難作比較科學、客觀的評估。這當然是“工程”的不幸，但更是“政治”的悲劇。

（界面文化 東方歷史評論 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