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處理疫苗問題時的政府責任_風聞

這幾天，疫苗造假問題，正在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熱點問題。獨身子女家庭的孩子，如果因為注射疫苗而導致殘疾、痴呆甚至死亡，對於整個家族來説，會有一種絕望的感覺。我們無法想象疫苗製造企業經營者是如何昧着良心做出這一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好在疫苗造假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相信政府會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嚴懲犯罪者，給遭受傷害的孩子們一個良好的護理治療的環境。

那麼，日本在過去有沒有出現過類似的疫苗問題？他們又是怎麼處理的呢？

我查閲了大量的資料，發現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也出現過類似的疫苗問題，並造成了嚴重的後遺症。我們來看看，都是哪些疫苗問題？

90年代初，日本爆發了一起乙肝疫苗事件。一些注射了疫苗的人，不僅沒有預防乙肝，反而染上了肝炎病毒。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第三方機構對此進行了調查，發現製造這些疫苗的企業主要是一家名叫“綠十字製藥”的公司。這家公司使用未經過加熱等方式進行滅活處理的凝血因子製劑，導致部分接受這些疫苗接種的人感染了肝炎病毒。

後來還發現有一家企業，叫做“化學及血清療法研究所”(簡稱”化血研”)。這家公司生產的疫苗佔日本流感疫苗市場的份額高達三成。

　　調查委員會發現，化血研早於1974年起，已開始違法制藥，包括加入肝素作抗凝血劑，或是為了效率省略部分工序等，至少31項生產程序未經政府審批。報告指，化血研這些行為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20世紀90年代初最猖獗，而包括現任董事在內的高層知情卻袖手旁觀。

　　調查報告還指出，化血研為了掩飾違法制藥行為，於1995年開始偽造記錄，更用紫外線照射紙張令文件看起來更古舊，以偽裝成過去的公司記錄文件。

這家制藥公司生產的疫苗，不僅讓部分注射了疫苗的人感染了乙肝病毒，有的還感染了艾滋病毒。

為什麼會出現雙重感染的問題呢？因為製作疫苗所需要採集的血清製品，日本國內不夠，化血研公司大多數是從海外進口的。而海外的捐血人員中，有艾滋病病體攜帶者和乙肝攜帶者，用這些人的血液製成的乙肝疫苗，就這樣被用在了日本人身上，直接結果是造成一大批註射了乙肝疫苗的人患病。

最初發現這些問題疫苗的，是東京大學附屬醫院，這是日本國立的醫學權威機構，在發現問題之後，居然沒有立刻提出異議，並向政府報告。而且在這個疫苗製成到事發的2年多時間內，日本政府的厚生省（相當於中國的衞生部）也沒有進行有效的監管。甚至政府官員和製藥公司聯合起來力圖掩蓋真相，導致更多接種者成為無辜的犧牲品。

理論上來説，決定新藥與疫苗生死的權力，在於厚生省的官僚，以及大學，大學的附屬醫院。厚生省在審批新藥和疫苗時，一般都會聽取國立醫療研究所，以及國立大學附屬醫院的研究所的報告，之後才會對新藥和疫苗發生產或臨牀使用許可證。但是製藥公司很會來事，設置了不少專門跑各個大學醫學部，或國立醫院研究所的“外交員”，定期向他們提供各種便利與好處，譬如研究室的研究費用，醫院的工程款等，甚至大學的醫學部畢業生的分配也是會盡力幫忙。而厚生省的一些官僚，在退休之後也跑到製藥公司去當董事或顧問，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官民結合的利益鏈。

面對這麼一個掩蓋疫苗問題真相的利益鏈，日本的患者是如何抗爭的呢？他們選擇的方式，是起訴。不僅起訴製藥企業，更是起訴注射疫苗的醫院，還有肩負監管責任的政府。

從1992年開始，幾千名艾滋病患者和乙肝患者聯合起來，在東京、福岡、大阪等地法院提起集體訴訟，整個事件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推卸自己的責任，並對於一審法院的賠償判決提出了抗訴。政府的這一行為激起了民眾更大的憤慨，一些受害者不斷到首相官邸和國會前抗議，日本主流媒體也公開批評政府的無情無理。

1996年，當時的日本厚生大臣力排眾議，第一次承認了國家在這次疫苗事件中負有責任，並且舉行記者會，宣佈政府放棄了日本法院要求國家予以賠償的抗訴。

政府的這個行動也成為新的一輪日本醫療領域打假掃黑的開始。原帝京大學副校長，帝京大學附屬醫院院長安部被起訴，原日本厚生省管理疫苗官員松村被逮捕起訴，原綠十字製藥公司董事長、原臟器製藥公司董事長等都被逮捕起訴，受到應有的懲罰。

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承認在疫苗監管問題的過失，然而，這僅僅是一個漫長訴訟的開始。

2002年，大阪地方法院開庭審理一起涉及1.7億日元損失的醫療糾紛。3名原告稱，他們在生病住院期間因使用醫院有問題的血液製品而被感染乙型肝炎。

事實上，很多感染乙肝的患者都是在多年後才知道，感染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源於早年注射的乙肝疫苗。

而這個影響不只是一代人。

來自九州的谷口三枝子在得知自己患有乙肝後，在醫生的建議下，帶着一雙兒女去醫院做了檢查，結果發現兩個孩子都是乙肝攜帶者。

兒子乙肝發病後，曾對母親説：“都是因為媽媽，我才得了乙肝。”

連一向温順的女兒也曾因為害怕對母親抱怨：“我以後如果乙肝發作會有多可怕，你知道麼？”

谷口除了哭着對孩子説對不起，無言以對。

這種負罪感直到2006年才稍微減輕，因為當時日本各大主流媒體和新聞重要時段都在播一條新聞：17年前，北海道5名乙肝感染者將厚生省告上了法庭，他們認為自己感染乙肝是小時候接種疫苗時感染的。

1989年的這起北海道乙肝訴訟案經歷了三次判決。一審原告全部敗訴；二審3人勝訴2人敗訴，而勝訴者沒有去厚生省領取賠款，而是陪着敗訴者一起上訴。

這場歷時17年的漫長訴訟，終於在2006年終審獲得了全部勝訴，獲賠2750萬日元（約161萬元人民幣）。

到2007年11月，陸陸續續有將近1千名的乙肝疫苗感染艾滋病的患者聯合起來提起公訴。日本政府扛不住了，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在首相官邸，代表政府向受害者及其家屬正式道歉。

在訴訟中，有一名名叫“福田依裏子”的女孩子，她是在剛出生不久接種乙肝疫苗後得了乙型肝炎，直到20歲才知道感染的真相。

知道真相後，她勵志要揭露醫療黑幕，成為了九州地區乙肝疫苗公訴代表。隨後還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她與肝炎受害者聯合向厚生省和藥廠提起賠償訴訟，帶頭推動制定《藥害肝炎救濟特別法》。最終，乙肝疫苗的原告人數達到了40萬人。

2011年1月，迫使厚生省對40萬名原告進行賠償，根據病情輕重就補償金額達成一致：死亡、肝癌、重度肝硬化者3600萬日元（約211萬元人民幣），輕度肝硬化者2500萬日元（約147萬元人民幣），慢性肝炎1250萬日元（約73萬元人民幣），乙肝病毒攜帶者50萬日元（約3萬元人民幣）；乙肝病毒攜帶者日後做檢查產生的醫療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負擔

這一起乙肝疫苗訴訟案，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日本政府賠償3萬2000億日元（約合1882億元人民幣），成為日本歷史上涉及人數最多、金額最高的國家賠償案，從而也迎來了日本疫苗管理新法律的出台。

而作為日本血液製劑與醫療的壟斷巨頭的化學及血清療法研究所，被勒令停業110天。

雖然開出了史上最長時間的停業命令，但與受害者所受到的傷害相比，這樣的處罰平息不了民眾的憤怒，也挽回不了老百姓的信任。

正當人們以為一切終於畫上了句號，另一起疫苗案又拉開了序幕。

2016年7月，63名接種了子宮頸癌疫苗的被害者女性成立了“全國子宮頸癌疫苗被害者聯絡會”，向東京、名古屋、大阪、福岡等多地地方法院提起賠償訴訟。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問題？原來在2013年，日本政府宣佈對小學6年級到高中一年級的261萬女孩，實施免費接種子宮頸癌疫苗，但兩個月之內嚴重副作用的報告激增。出現不良反應的人數有2584人，提起訴訟的63名原告平均年齡只有18歲，她們都是在打過1-3次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包括頭疼、記憶障礙、四肢不受控制、月經異常等多種症狀，嚴重者最後無法行走，只能靠輪椅才能行動，疫苗的接種造成多名少女殘疾

厚生省雖然暫停了推廣宮頸癌疫苗的接種，但是日本厚生省認為疫苗與副作用的因果關係不明確，目前正在委託專家委員會。目前，這一新的疫苗訴訟仍在進行中。

在日本，任何一起重大疫苗事件的發生，都會有處罰企業、逮捕經營者、追究政府監管官員法律責任，最後由政府承擔最終責任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公民的意志和公正的法律。同時，我們也看到，每一次事件之後，都會伴隨着一項舊的法律法規的重新修改，或者新的法律的誕生。國民與政府最終合力解決疫苗問題帶來的後遺症，並因此推動社會的進步，這是一個成熟社會的標誌，這一點也很值得我們中國學習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