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蒙時代，中國儒學對西方的影響_風聞

啓蒙時代，中國儒學對西方的影響？

　　答案是幾乎對當時歐洲所有思想家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並且，他們大多數都對中國政治表示高度讚賞，例如：斯賓諾莎，笛卡爾，培爾、萊布尼茨，伏爾泰，孔多塞，狄德羅，霍爾巴赫，魁奈，博多，盧梭、沃爾弗，哈格，西勞埃特，巴夫爾、愛爾維修、杜閣、亞當斯密，等等，不一一列舉。

　　這一些所謂西方大賢均對中國文明極盡讚美之能事，那真是：惶惶然，自愧弗如，精神崩潰，頂禮膜拜。態度是很誠懇了。

　　這些最早的西方公知是怎麼了解中國的呢？

　　他們最開始瞭解中國的媒介是通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傳教士和旅行家的書籍和通信。這些傳教士、旅行家主要著作包括：《大中華帝國史》《鄂本篤訪契丹記》（當時把中國等同契丹）、《中國傳教考》、《契丹行記》、《基督教遠征中國記》、《韃靼戰紀》、《中國新紀文》、《中國新圖》、《中國上古史》、《中國天主教狀況與皇室改宗略記》、《中國傳教概況略》、《中國之哲人孔子》、《教內外文獻中之中國》、《冒險旅行記》、《從巴黎至中國之旅行記》、《旅行逸話》、拉夫爾《遊記》、《中國現狀新志》、《中國人之智能》（傳道報告、信件彙編成）、《中國現狀志》、《中國的政治觀念》、《中國皇帝傳》、《耶穌會士書簡集》、《中華帝國全志》（該書將中國古典著作思想傳到西方）、《北京耶穌會士中國紀要》、《孔子傳》、《入華耶穌會士列傳》、《中華帝國經典》、《拉丁文易經註疏》、《易經大意稿本》、《易考》、《易稿》、《易經原稿》（研究易經稿本十三種，不一一列舉）、《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書經以前時代和中國神話研究》、《中國經學研究導言略論》、《東方聖經》、《法文書經》、《中國通史》、《中國雜誌》、《中國專制政治論》、《中國哲學家，論孔子道德的書函》、《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中國的政治、道德概論》、《儒教大觀》、《中國的實踐哲學》…

　　而西方通過直接翻譯中國的著作傳到西方的，僅在16、17世紀就有：利瑪竇翻譯《四書》至歐洲，金尼格翻譯《五經》至歐洲，郭納爵翻譯《大學》至歐洲，殷鐸澤翻譯《中庸》《論語》至歐洲，路易十四敕令四位傳教士翻譯中國經典多種不一一列舉，柏應理翻譯《孟子》（此人並翻譯華文書四百冊呈現教皇，教皇曰：飭置御書樓，用示珍重。後，此人上書法國皇帝，説明中國經史子集性質及意義，並稱中國：（國學仲尼，天下先師）、雷孝思翻譯《易經》、馬若瑟翻譯《詩經》、白晉、傅聖澤翻譯《莊子》《老子》《淮南子》《春秋》等、劉應翻譯《書經》《禮記》、宋君榮（Antoine caubie）翻譯《法文書經》…太多了，也不一一列舉…

　　據不完全統計，僅僅來華傳教士在西方出版的著作就達幾百多種。

　　這些書籍、報告、信件起到的作用，正如賴赫淮恩在《歐洲與中國》書中所説的那樣：“那些耶穌會中人把中國經書翻譯過來，勸告讀者不但要誦讀他，且須將中國思想見諸實行，但他們不知道，經書中的原理，剛好推翻了他們自己的教義；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不但介紹了中國哲學，且將中國的實際政情儘量報告給了歐洲的學者，因此歐洲人便能對中國文化逐漸瞭解，而中國政治也就成了當時歐洲動盪的政局的一個理想模型。當時歐洲人都以為中國民族是一個純粹理性的民族了。”

　　這裏再強調一下科舉制度對西方文官制度的影響。

　　根據鄧嗣禹著《中國對西方考試製度的影響》附錄《西方對中國考試製度的專著與論文索引》中列舉的16世紀至19世紀之間，西方關於中國科舉的英文版論文及專著就達到78種之多，其中最早介紹中國製度的西方著作的是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於1570年出版的《中國情況詳介專著》，該書詳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度及異地為官原則；隨着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後來西方各國關於中國科舉制度的文章更是鋪天蓋地，比如當時歐洲主要媒體《紳士雜誌》、《倫敦雜誌》、《霧雜誌》、《手藝人》、《亞洲週刊》等紛紛刊文中國科舉制度的相關文章。

　　當時西方人不但讚揚科舉，還敦促本國政府都應採納這一制度，比如在1834年，英國學者郭施拉在其著《開放的中國》中説：“這一偉大的帝國中，沒有哪一項像開科舉，從最優才華的年輕人中選官員，給予創立者這麼大的榮耀…這一原則出類拔萃，值得所有國家採納。”

　　1847年，英國學者密迪樂著《雜錄》中也大談中國科舉優越性，他在該書中更明確指出：“該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強烈呼籲建立起向全體英國臣民開放的競爭性考試製度。”

　　因此説西方文官制度來自中國科舉制度，也就是中國科舉制度豐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內容，這話一點都不過分。

　　再説西方早期政治制度，是封建采邑制度，是貴族分肥、裙帶制度，而同期中國，政治通過科舉制度開放給下層民眾，道德體系不依賴神的權威，屬於自然性的修養，在西方看來，都是純粹理性的行為，而這些東西當時西方確實統統沒有，然而，剎那間，紫氣東來，超乎想象，來華西方傳教士、旅行家赫然發現中華上國文治武功、傲視羣倫，卧槽，正如窮人上了宴席，玲琅滿目，目不暇接，於是腰間拽出兩根鐵通條，呈出摟席者的氣勢，特麼要抓緊扼住這思想的喉嚨，待吃飽喝足，順道向上峯報告，中國文明獨樹一幟、海內唯一，確實大不同。

　　中國的與眾不同也確實為他們敞開了一扇“不依賴上帝的自然的政治與哲學”的大門，開闊了眼界，提供了不依賴神學的社會實證，這也為西方思想家反基督教精神控制提供了精神實證和思想武器，順便豐富、大大拓展了西方思想家的思維寬度與深度。

　　當時西方主要思想家低首下心以中國為師，莫不是三拜九叩、衷心歸順，烏泱泱，趨之若鶩：

　　笛卡爾：中國人中有和法國人一樣聰明的人存在。

　　萊布尼茨崇拜孔子的格言語錄，認為：只要世界上人人尊奉，那麼地球上最好最幸福的時代到來了。

　　萊布尼茨不但推崇中國文明，甚至連漢字他也不放過，他在與傳教士白晉通信中甚至表達了想利用中國文字的意思。

　　捷.A.茨米普奈爾《中國老子與沃爾弗》記載沃爾弗：沃爾弗用德語將孔家思想遍佈於大學知識界，收到很大效果。

　　伏爾泰在自家禮拜堂掛着孔子畫像，並作詩讚美。

　　伏爾泰説孔子不談奇蹟不談玄虛，認為孔子之道德學説西方民族無可與此純粹道德相媲美者，他還認為中國文學較之歐洲文學是更接近實證和哲學的，並認為中國戲劇詩的價值只有古希臘能相提並論，他曾在自己的改編自中國劇本《趙氏孤兒》的《中國孤兒》中讚揚禮義廉恥所代表的中國道德哲學。

　　伏爾泰反駁孟德斯鳩，認為中國不專制，反認為中國管理經過嚴格考試選拔，皇帝不能隨意插手，且中國設有諫議制度，認為這是人類最好的行政組織，不可用專制概括。

　　重農學派集大成者魁奈更為中國專制辯護，稱之為合法專制，可算是世界最好的政治形式了。

　　啓蒙悍將魁奈也被認為歐洲現代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也是儒學堅定擁躉，賴赫淮恩曾説：魁奈晚年所著政治經濟學理論我們一望便知是來自中國。魁奈奠基之現代經濟學奠基，其中核心思想即自然法、税法、重農政策，全部受到的是來自中國的影響。

　　小林太市郎更説：魁奈的中心思想無疑將宋儒理學獨特的思想方法活學活用了。特別是魁奈曾説：一部論語敵得過希臘七賢…現在純正的思想家絕不會在依附希臘的哲人和政治。__公知祖宗啊。

　　伏爾泰極力推崇中國一切技藝，他曾感嘆：“我們歐洲統治者知道這些後，應該是讚美啊！慚愧啊！尤其是模仿他們啊！”

　　百科全書派中的主角狄德羅，在《百科全書》字典裏承認中華民族的所有優點，並説：中國民族，其歷史的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據一部分學着的意見，他們所有的優點可與歐洲最開明的民族抗爭。

　　狄德羅研究中國往往從來自中國的儒學經典入手，還對中國六朝清談思想進行了批判，可謂活學活用不拘教條了，他還崇拜孔子，認為孔子的道德哲學勝於他的形而上學或自然哲學。

　　重農學派杜滂則稱中國之自然法可以取代歐洲上帝之功能，並説自然法的科學可以超越社會一些現象而永久存在。

　　當時，因中國文明的傳播，西方一些學者甚至開始反希臘，當時法國學者哈格著書稱：希臘宗教模仿自中國。便是一例。

　　重農學派另一重量級選手杜閣，他深受《耶穌會士書簡》影響，1761-1774年間他任財政總長，他寫信給伏爾泰告訴他他如何如何之崇拜孔子。

　　百科全書派哲學家巴夫爾到過中國旅行，推崇中國重視農業，並説中國人才是作為人活着的天堂。他對重農學派產生過重要影響。巴夫爾在其著《一個哲學家的旅行》中稱讚中國：若是中國的法律變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為光華燦爛的世界。

　　霍爾巴赫倡導理性與道德，極力主張：中國道德如同宗教，尤其孝道，無論如何，世界上再沒有中國一樣發達事業的國家了。他還説：要以中國政治道德為典範。他還主張：將政治與道德結合。其在其著《社會之體系》中公然宣稱：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

　　孔多塞在《人類進步史綱》中，將許多影響世界的關鍵技術發明權列在中國名下。

　　亞當斯密：中國是世界最富有國家，遠非歐洲能及。

　　歌德稱讚中國人：中國人和我們一樣，只不過中國人比我們更澄明、清雅。一次朋友問他：你讀的中國小説是極好的吧？歌德説：中國有千百種這樣的小説，當我們還在樹上的時候，他們已經有小説了呢。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流行歌曲：中國是一塊可愛的地方，他一定會使你喜歡。

　　太多，不一一列舉。

   1856年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這麼總結：“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中的某一部分，不對中國大加讚賞。只要讀他們的書，就會看到他們對中國大家讚美。在他們看來，中國是可供世界各國校方的最完美典範…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勤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只把哲學視為宗教，把文人視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神馳往。”

那麼，何謂啓蒙？

　　康德曾發表《關於啓明問題的答案》一文，説：啓蒙即精神之獨立理性之自由。所謂啓蒙，士羅塞著《十八世紀史》指出：所謂啓蒙時代就是哲學時代。聖西門在《工藝論》中更指出：十八世紀的哲學性質就是反神學的精神。

　　也就是説十八世紀最大的文化特點是哲學的文化推翻宗教的文化，以理性的權威代替上帝的權威。

　　啓蒙時代歐洲公知們歡呼的是理性的到來，而孔子哲學的傳入為他們找到了現實的理性依據，即孔子學説不談神怪，竟將真主安拉上帝耶和華一筆勾銷，乾的實在漂亮，此舉完全合乎他們所倡導的自然理性。

　　尤其中國皇帝信奉孔子學説，從政治上講又是中國人順從理性的實踐行為，歐洲公知更認為孔子哲學簡直太完美了。

　　歐洲公知又聽説中國體制除皇帝一人之外所有官員經過嚴格考試選拔而產生，皇帝不能隨意插手，且中國居然設有諫議制度——也許因為這些東東西方確實統統沒有，西哲公知一時竟以為東洋景兒霞光萬道瑞彩千條，奼紫嫣紅，特麼好看，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於是高山仰止，除了佩服還是佩服。

　　他們反躬自身捫心自問，發現西方諸國都是世襲裙帶任人唯親，個個垂頭無不泄氣，反思的反思，自省的自省，吹毛求疵，雞蛋裏挑骨頭，無不蛋疼，渾身刺鬧，總覺得只有中國人是人，他們才都是低俗人類，紛紛自問:基督教文明這是腫麼啦？

　　精神痛苦怎麼辦？

　　中國公知啥樣那會兒歐洲公知就啥麼樣！一點都不待差的——痛定思痛呼天搶地朝外國瘋狂膜拜唄！

　　西哲公知一再聲稱：中國政治簡直就是人類最好的行政組織，完全符合柏拉圖哲學王的理想國統治模式；歐洲不像中國一樣簡直是大不幸！於是，一個個匍匐在地虔誠膜拜，一致要求中國做他們的精神導師。

　　西哲公知精神垮了，接下來歐洲公知怎麼對待他們的文化，也就是基督教文明的呢？

　　數典忘祖反省沒夠兒中國公知一樣一樣的唄！

　　當時歐洲公知普遍認為，既然中國沒有基督教照樣繁衍興盛，那麼基督教不侍生產只知精神控制就屬完全多餘，要他何用？

　　於是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紛紛揚言，必須剷除云云。

　　因為西哲手中確實攥着中國實證，便有了前進目標和鬥爭武器，於是又精神雀躍、歡欣鼓舞，振臂高呼，狂喊口號：“我們要返於自然，要返於人的天真，要以中國之自然法取代歐洲上帝之功能…”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以中國之理性代替基督之神的世紀的時候這下子真的來臨了。”“中國理性精神只要人人供奉人人遵守那麼人類最美好的時代也特麼就到來了。”怪耳熟的，有木有？

　　説打基督教西哲公知就把它往出撈、一頓猛削啊!——跟當年中國公知自由派瘋狂攻擊中國文明造型完全一致。

　　反基督教精神控制的革命烈火遍地開花，一時西哲知識分子不罵兩句基督教都不好意思，根本不算反思，而其中成就最大者首推伏爾泰，他曾説：“聖經是瘋子狂徒無知者在一個極壞的地方寫的著作，無論舊約新約都是如此。”鐵了心要刨墳掘墓的節奏有木有？

　　當其時，伏爾泰腳踩風火輪化身小哪吒，糾集無數學者與幫兇，內有狄德羅、達郎貝等等大賢，編撰謗書無數，分頭並進，裏外合圍，攻擊教會，鼓吹革命，勘印謗書流轉各國，歐人老百姓觀之，莫不以為公知要動祖宗尖、心頭肉，無不深惡痛絕、切齒痛恨，然則伏爾泰心道無毒不丈夫，為理性張目不可拘泥小節，不但不臉紅害臊，而且毫無愧意，反而聞之大喜，樂的巴掌都拍不到一塊了，聲言：“不出二十年，基督教無蹤跡可尋也。”

　　五四大神爭相叫賣傳統也曾這般過有木有？

　　話説，五四那會兒，中國是文不成文，詩不成詩，精神萎靡，一蹶不振，民族士氣墜落到極低點，對比大革命前的歐洲公知，無不對對中國文明五體投地，也都那個熊樣。

　　西哲公知在哲學上讚美孔子，詩歌上則號召以中國詩歌的體例改造他們的詩歌，讚美中國的文學只有古希臘可以媲美，誇獎中國的園林充滿自然情趣…林林總總，反正來自中國的一切都是好的，月亮也比西方大且圓滾。

　　以上可都是真事兒、實事兒…

    追昔撫今，曾經的歐洲公知為了向舊秩序開戰，製造了一個美輪美奐的中國，五四以來的中國公知為了同一個目的，又製造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美國和歐洲。

　　只是歐洲人後來醒悟了，再不拿基督教開刀，往其傷口上撒鹽，哪似今日中國某些文人，對祖先與民族頻頻使壞，坑繃拐騙，樂此不疲，如果一招得手，一臉猥瑣與淫邪，還發出陣陣怪笑。

　　何也？

　　我看這得仔細反思呀！

　　有些人食洋不化，拼命否定中國民族，拼了老命也要將西方基督教文明往現代文明身上拉扯，那可與西方啓蒙運動的真意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大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