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基金會 ——各種勢力的載體及裸捐潛規則_風聞

一、基金會是各種勢力的載體

美國等西方國家有大量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大多以各類研究、公共服務、慈善活動為目標而運作，這些基金會掌握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力量，影響無所不在。這些基金會實際上是西方各種勢力博弈的經濟載體。如果説貴族小集團作為載體還是一個模糊的維繫，那麼基金會作為各種勢力的載體，就是一個極其緊密的,由法律、經濟和國家武力保障的核心機構了。

報端時常可以看到西方的頂級富豪把財產全部捐獻給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云云，他們將資產捐給基金會而不留給子孫的行為，曾經讓國內很多人稱讚不已。後來有人提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逃避遺產税，西方的遺產税是非常高昂的，可以超過遺產數額的一半。當然避税的説法實際上也只是説到了一點皮毛，避税只是基金會的一項功能。我們知道捐贈是可以免税的，而富豪所捐贈的都不是現金，而是他們持有的股份等實物資產，這些資產變現要繳納高額的所得税，比如當初設立公司可能只投資了10萬美元，現在股票價值10億美元，一旦股票變現，所得收入基本都要大額納税，而這些資產轉入基金會卻是免税，避税利益經常超過各種慈善的支出。

二、基金會的核心利益在於保持家族的長久控制

對於各類基金會，核心問題是基金會的所有者是誰呢?在西方私有制社會，基金會的所有權不屬於國家，還是在私人手裏，雖然很多基金會名義上是屬於全社會所有的，但是基金會章程等是保密的，基金會實際的所有人就是在基金會擔任實際職務的人，基金會所有人的產生過程有秘密的程序不為外界所知，外人也沒法參與。富豪捐助基金會的實際結果是基金會掌握在這些富豪的後代手裏，而避税只是最直接表面的好處，核心利益不在這裏，而在於保持家族的長久控制。歷史上耳熟能詳的著名富豪們，都留下了以他們名字命名的基金會。

如果將鉅額財富直接留作遺產，繼承人怎樣處置遺產難以干涉和限制，而且繼承人經常有紈絝子弟把財產敗光，子孫越多導致家族財產被分割得越分散，最後家族的競爭力極大下降。設立基金會及其運作規則，一方面限制了後代對於遺產的使用，使得他們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另一方面也相當於建立了一個家族公社，後代的各項花銷可以在基金會名下支付，給子孫們建立了一個“共產主義社會”，而所有子孫的社會影響力也給基金會的勢力添磚加瓦，基金會還可以聘請最好的職業經理人操盤以達到利益最大化。因此基金會這樣的機構就是把家族的利益長久凝聚在一起，看似為了公益事業實際上鞏固保持了家族利益，使得西方的富豪家族勢力突破中國富不過五代的瓶頸，家族的財富不會被分散，而且家族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圍繞這個基金會發揮自己的力量，使得西方的貴族家族可以有長期的影響力。

三、基金會是富豪和國家共贏的博弈

基金會的規則是保密的，資產數量也是保密的，基金會對外公佈的資產數量一般都被低估了很多，因為基金會大量的資產是以取得成本記賬的，比如基金會擁有的大量文物和藝術品等在當今拍賣市場上都是價值連城，可是這些文物和藝術品等當年都是以很低廉的價格獲得的，在賬面上計算的價值很低，而對於各種公司、產業的投資也是如此處理的。因此這些家族基金會的實力從來不公開，我們在富豪榜上所見到的富豪們，相對於這些勢力只能算是小小的“暴發户”，金融危機就是真正主宰世界的強大勢力對暴發户“剪羊毛”。我們都知道，各種金融、經濟的博弈都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輸了就有一方賺，在金融危機中大家都虧損，是誰賺取了大家損失的財富呢?就是這些保密的基金會。

基金會不是上市公司，其資產和經營行為本身不需要對公眾説明;西方保護個人隱私的規則，也保護了基金會的幕後秘密規則。西方的媒體雖然是有言論自由，但是這樣的“言論自由”是西方的勢力集團制定的，西方媒體沒有侵犯他們“隱私”的權利，西方的言論自由是建立在不得侵犯公民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基礎上，各類基金會的運作就屬於“隱私”和“商業秘密”。

西方社會通過遺產税調節社會財富只是一個美好的童話，西方富豪們捐獻所有資產用於慈善和服務百姓也是一個美好的童話。試想在一個移民非常方便的社會，如果對於富豪們的遺產税收掠奪過重，還有誰會在這樣的國家投資和定居，如果真是那樣肯定會資本外逃，特別是移民國家，往往還會有優惠政策來吸引新移民，吸引外來富豪移民是他們立國的國策!西方遺產税政策的真實目的，是通過制定規則要西方富豪們都建立基金會這樣的機構，這些機構在本國設立，受到本國的管轄和控制，而設立它的富豪死後，基金會很多規則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可能再遷往國外;這些機構只要在國內，就是該國的財富，成為國家富強的經濟基礎。一方面，富豪在該國建立自己家族的基金會，需要這個國家的強大;另一方面，國家以法律和規則保障富豪的資產和子孫，也是富豪們需要的。這樣一來，富豪們的財富受國家的保護，反之他們也要影響國家的政權和維護國家的長期強勢，這是一個追求共贏的博弈。

這裏西方的法律體系也給基金會的做法特別的保護，比如西方的信託法的思維，富豪的財富被信託以後，名義上就不屬於富豪的私人財富了，富豪破產的話，其信託受益人的身份是不能被剝奪的，信託資產是不能被執行的，這背後就是等於有了法治層面下對私人財富的免死金牌和丹書鐵捲了，他們的子孫就是破產了，其享有的這些財富受益利益還是可以不斷傳下去，私人財富凌駕於法律之上了。這對西方國家的好處，就是信託的法律形式，讓這些私人財富再也不能隨着私人的移民而流動，永久地固化到這個國家了。

四、基金會是各種勢力參與政治的一種方式

在西方國家，“以捐抵税”是一項基本政策。各個基金會捐款、籌款用於各類公益事業，不但分擔了政府的工作，管理成本也比政府小。同時，這樣的做法也讓各種勢力參與到國內政治中來，基金會從事慈善行為也是西方各種勢力博弈政治資本的遊戲規則之一，西方的基金會通過慈善滲透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影響了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決定了民主選舉的方向和規則，把勢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慈善的背後是什麼?這樣的慈善滲透社會就真的好嗎?如果我們翻開中國的歷史，知道了田氏代齊，就知道中國為何不接受慈善了，而且給明太祖捐款修築城牆的沈萬三反而要因此而死了!你當富豪本來該交税的，卻不交税把税款部分行善，為何不是政府收你的税收後去行善呢?你等於是不僅不盡納税義務，還把政府收買人心的好事攬到自己頭上做了，等於你分享了政府的權利!基金會這樣的行善行為，實際上就是分享政權的一種方式，是資本在幕後統治的一種方式，如果放任這個權力給富豪，富豪獲得政權的田氏代齊早晚是會發生的。想明白這背後深刻的政治背景，你就可以理解為何富豪們在西方那麼熱衷於慈善!如果中國的富豪有對政權田氏代齊的機會，我相信他們也會與西方富豪一樣熱衷慈善的。

認清這個慈善是分享政權的性質，就能夠理解為何西方各方均熱衷於基金會了。在西方，不僅僅是富豪熱衷於設立基金會，政黨也設立各類基金會作為政黨的經濟來源和重要實體，各個政治領袖也利用個人政治魅力，建立自己的基金會，因此形成來源於政治貴族和利益集團的各種帶有政治傾向的基金會;西方宗教組織更是號召教眾奉獻資產支持教會的慈善基金會，這是宗教以其精神影響力合法佔有教徒財產的方式，也是宗教活動的經濟來源和宗教影響力的經濟基礎。總而言之，決定西方社會的各方博弈力量都建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基金會等經濟博弈實體，掌握經濟力量，各種勢力就找到了一個在民主競選中政治博弈平台之外的一個經濟博弈的平台。

操縱基金會的貴族家族之間也是廣泛的聯姻和聯盟，使得各個歷史貴族、富豪所建立的基金會之間緊密聯繫，成為一個決定世界的羣體，也就是幕後決定世界的小集團，他們與政治精英、宗教領袖等也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繫，而且西方世界這樣的幕後羣體是跨越國界的，東方的新興國家如果沒有人能夠進入這個圈子，實際上就沒有真正融入西方的世界，與他們永遠是隔着一道玻璃天花板。當今中國的崛起不在他們的規則之內，所以他們要一致遏制，這個世界以財富決定為基礎，一切都是為了利益在博弈。

而這些基金會在國際上也就起到了超越民族國家政權的政治作用，是資本全球化、金融國際化的結果，這些全球流動的資本，需要能夠參與各國的政治，需要的就是這些基金會模式的國際組織(NGO)，競爭性的國家不便直接出面干預他國政治，也假手於這些NGO性質的組織，它們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變得更大，是金融資本參與國際政治的載體，他們分享了國際政治的權利，因此對NGO組織的性質和能力，我們是需要重新認識的。因此中國對NGO組織在華活動的管理和立法，就變得非常及時，對相關細節的制定和後續的博弈，還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所以對於西方的各個基金會，我們不但要知道其在西方世界的強大經濟實力，也要認識到與它們捆綁的各種政治勢力和人羣的力量，它們是各種勢力博弈的一個經濟平台，每一個強大的基金會背後均有真正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強大勢力。基金會是金融資本、政客集團和宗教的經濟載體，承載了金融資本、主權國家和宗教勢力等多方面的博弈，是這個世界幕後決定體系的重要載體。而中國的崛起，與之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立法和對境外組織的管理，一定要對它們的背景和性質有深刻的認識。中國依法治國，而中國的司法體系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給這些勢力留下縫隙，要在維護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制定有利於我們的規則。而我們是否能夠允許一些人、一些機構、一些外部勢力，藉助慈善、信託、基金會搞田氏代齊式的改變顏色的和平演變，是我們需要防微杜漸的地方。

背景資料：胡佛研究院和基金會

胡佛研究院創辦於1919年，最早稱作“胡佛戰爭圖書館”。1938年，為了真實反映該圖書館不斷擴大的文獻與藏書量，更名為“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圖書館”。1956年改為現名。創立人是後來任美國第31屆總統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胡佛在一戰後為他和妻子的母校斯坦福大學捐贈了50萬美元，請該大學協助貯藏曆史資料。斯坦福大學派出的歷史資料收集小組，在胡佛的帶領下，開始跨越歐洲蒐集與戰爭相關的材料。當時的斯坦福大學校長威爾伯十分讚賞胡佛蒐集歷史文獻的能力，他説：“胡佛是歷史的碩鼠，每留下一噸糧食，他就拿走一磅歷史材料”。

胡佛研究院的背後是胡佛基金會，其影響力除了當過美國總統的老胡佛和執掌美國中央情報局多年的小胡佛以外，與世界各個著名基金會的緊密聯繫也是一個關鍵。1927年，胡佛還在勞拉斯•佩曼•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創立了其他幾個領域的研究所，包括：德國革命研究所、俄國革命研究所。在二戰以後，依靠胡佛最初的啓動資金以及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等美國及世界知名財團、基金會的慷慨資助，成立了胡佛基金會，建立了數以百計的研究所、世界事務委員會、外交政策學會。這些研究機構提供了美國幾乎所有政策的導向性研究依據，而這些機構都被世界的金融資本所資助，由政治貴族家族所創建，其研究結論的利益傾向性是非常清楚的，這也是幕後力量主導世界的重要方式，成為各種勢力博弈的載體之一。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中立者)報告為何要重寫一部抗戰史。王慶偉/攝影)

胡佛基金會對於世界的瞭解是讓人難以想象的。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胡佛基金會以美元為誘餌與俄羅斯國家檔案委員會簽訂了一項西方傳媒中聞所未聞的微縮拍照蘇聯秘密檔案的協定。胡佛基金會自稱其宗旨是研究“戰爭、革命、和平”問題。這不過是冠冕堂皇的藉口，其實是研究如何攻擊和戰勝社會主義的問題，創辦人當時説的一句令其部下至今恪守不忘的話就是：“瞭解敵人是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以服務金融資本和西方政治利益為己任的胡佛基金會於1992年與俄羅斯國家檔案委員會主席魯道夫簽訂了微縮拍照蘇共近幾十年秘密檔案的協定。價格為2500萬頁付300萬美元。協議有效期從1992年至2000年。根據協議，1993年伊始，胡佛基金會便將微縮拍照設備搬進了俄羅斯現代歷史文件保管和研究中心，僱用了五名莫斯科技術人員以每天5000張底片的速度進行拍照。攝入底片的內容包括：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歷史文件、1917~1953年蘇共歷次代表大會文件、第三國際文件、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947~1956年)的文件、歐洲各國共產黨歷屆領導人的檔案材料等等。其中許多內容是一直保存在蘇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密檔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與德國納粹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會見並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時的照片、蘇聯當年在古巴布置導彈的詳圖等。

2005年2月,蔣家與胡佛研究院共同宣佈,同意將兩蔣日記暫存胡佛研究院50年,並逐年公開蔣介石日記。目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檔案几乎盡被胡佛收入囊中,2007年11月29日的《南方週末》做了一個與檔案密切相關的專題：“蔣宋孔陳四大文檔先後入駐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最為矚目的蔣介石日記已開放到1945年”。2004年4月,胡佛研究院打開處於保密狀態中的宋子文的19個私人文件箱,到2005年2月16日,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的私人日記轉交至胡佛檔案館暫存50年,並且為2006年3月31日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正式開放的第一批檔案。同年8月，胡佛研究院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檔案資料,共計133箱,於2008年春天對外開放。為什麼中國的四大家族願意把檔案放到美國的胡佛基金會，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就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所説的“四大家族”的財產哪裏去了?雖然在內戰中他們的資產損失巨大，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剩下的資產還是很多的，這些資產也是交給基金會進行管理的，沒有利益淵源是不會把家族秘密交給人家的，由此可見美國的這些實力基金會對於中國的滲透遠不是老百姓所能想象的，而且這些基金會以其政治力量，以人權為藉口，對於發展中國家也會成為各種貪污腐敗和黑錢的庇護所。

胡佛研究院對於中國、俄羅斯等國的瞭解和研究是讓人可怕的。即使是公開的檔案，誰也無法證明是否為了利益的需要而被節選、斷章取義或者篡改，由此可以看到這樣的基金會的力量的強大。

    作者張捷系中信改革發展基金會研究員。本文摘錄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