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中美貿易戰最客觀、理性的分析_風聞

本文來源：今日頭條：劉勝軍微財經

此時此刻，我們既要警惕迴避問題、掩耳盜鈴的“高級黑”，也要防止驚慌失措、自我矮化。客觀、專業、冷靜、理性，是學術界最需要的聲音。

✍ 文/餘永定

餘永定，英國牛津大學博士

1998 年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2000 年當選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2004 年 7 月 - 2006 年 7 月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2010 年 1 月 1 日 - 2012 年 12 月31 日任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

▲餘永定（潘石屹攝）

中國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中美衝突將會越來越多，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如何管理危機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巨大挑戰；中國對自己的對外經濟政策作出調整，已刻不容緩。

中美貿易戰已經打響。這是一場持久戰，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休戰，更不知什麼時候可以翻過舊的一頁打開新的一頁，我們不得不對一些新老問題做進一步的思考。

1.以戰止戰，有理有利有節，從容應對

特朗普的談判策略是所謂的“瘋人戰略”，極限恫嚇，先是漫天要價，然後利用對手的心理弱點給予一點讓步，以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結果。

美國政府在第一輪中美貿易談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無理的最後通牒，中國當然不能接受。面對特朗普的挑戰，中國沒有退路，只能依照 WTO 規則進行報復。

其實，其他國家對美國也是這樣做的。貿易戰是否會進一步升級，不在中國的控制範圍內。特朗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中國的讓步並不能保證特朗普不會得寸進尺。

中國應該堅持市場化地處理中美貿易的失衡，如降低關税、進一步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市場（電信、醫療、教育和養老等服務業市場），特別是金融服務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採用提供購物清單的方法達成妥協，是一種非市場的解決辦法，對資源配置可能產生會消極影響。

有人主張在關税之外的其他領域、如投資領域，對美國進行報復。我以為中國的報復是不得已的、被動的，不應該主動挑起在新領域的衝突。在華美資企業的合法權利必須得到保護。拋售美國國債也是一個壞主意，它對美國造成不了什麼傷害，卻可能把中國自己置於十分尷尬的境地。

美國每次公佈加徵關税清單時，都會用數月時間徵求各方意見。中國也應該這樣做。中國在表明一定會報復的立場之後，不必急於採取行動。應該充分徵求公眾、特別是企業的意見。中國不用急於確定報復清單，也沒有必要急於實施報復計劃。

美國的清單針對的是從中國產業政策、特別是從“中國製造 2025 ”受益的產品。中國的反制清單則主要針對美對華出口量較大的產品。

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在被美國加徵關税的 500 億美元中國出口產品中，73% 是供美國企業使用的中間產品和資本品，加徵關税必然導致美國企業競爭力的下降。而這些產品中的70% 是在華外資企業生產的，加徵關税必然導致這些企業包括美國企業利潤的下降。美國想通過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税打痛中國，到頭來，被打痛可能是美國自己。鹿死誰手還未可知。中國完全可以以從容不迫的態度應對中美貿易戰。

此外，正如寧南山先生所分析的，中國是有能力對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和汽車產業予以重擊的。我們可以引而不發，但要讓特郎普明白：如果他繼續胡鬧，中國必然會報復。

2.積極維護現存國際秩序

在二戰後的幾十年中，現存世界秩序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環境。中國應該繼續為維護現有國際秩序而努力。具體説，中國應該繼續維護以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貿易組織（WTO）為支柱的國際組織的權威。國際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的變化，會導致對國際組織和國際行為準則進行調整的要求，但這種調整必須在現有國際法的框架下進行。

從法律地位上説，WTO 是國際經貿領域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最重要的多邊規則體系，其權威必須得到尊重。WTO 的缺陷應該通過新的談判加以彌補，而不能在完成新一輪 WTO 談判之前，用單邊、雙邊甚至地區性的解決辦法代替 WTO 的解決辦法，否則，國際貿易將處於失序狀態，危害世界經濟發展甚至危害世界和平。

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正在遭到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反對，中國可以聯合歐洲、日韓印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倡導恢復烏拉圭回合以來限於停頓狀態 WTO 談判。應該看到，懾於美國的淫威，歐洲和日本也可能會首鼠兩端，甚至幫助美國打擊中國。

中美貿易爭端是通過中美雙邊談判解決，還是通過 WTO 磋商和爭端解決機構（ DSB ）解決，是個值得認真考慮的重要問題。中方採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儘管中美雙方進入了 WTO 爭端解決程序，但主戰場顯然仍在北京和華盛頓。

實事求是地講，日內瓦磋商的重要性無法同中美雙邊談判的作用相比。現在，中美之間的雙邊談判已告失敗，貿易戰已經打響。中美是否會重開談判不得而知。但是，中美貿易代表團進行的雙邊談判，和通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進行的談判如何協調，如何讓 WTO 爭端解決機制在中美談判中發揮作用，對於維護 WTO 的權威有着重要意義。

目前中美貿易戰已經開打，肇事者無疑是美國。美國對中國實施加徵關税的措施，中國必須回擊。而且，面對類似的形勢，其他國家（如加拿大）也已對美國進行了報復。即便如此，在已經實施報復措施之後，中國應該堅持走完通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解決中美貿易爭端的全程。對於這類法律問題，經濟學家難以置喙，希望中國的國際貿易法專家能指點迷津。

3.堅持全方位的開放方針

儘管 301 調查報告的結論完全站不住腳，但中國對 WTO 承諾的履行也並非無可挑剔，301 報告提出的問題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中國在消減關税等方面確實超額完成了 2001 年作出的 WTO 承諾。但在貿易補貼方面，有些做法即便未違背 WTO 的文字規定，也與 WTO 的精神不符。

例如， 由於各國税收制度不同，為了使出口商品在税率較低的海外市場免受不利影響，出口國可對出口商品實施退税。WTO 規則允許對出口商品實施退税，但是中國往往把改變退税率作為刺激出口的政策手段。在這種情況下，退税政策就違背了 WTO 的初衷。此外，在一些地區，有違 WTO 規則補貼出口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中國在根據 WTO 承諾開放金融服務業和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方面，也有不小的改善空間。

例如，中國在 2001 年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 WTO 議定書》的附件 9《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中承諾： 加入 WTO 後五年內，將取消外匯業務的“所有地域限制”；“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向所有中國客户提供服務；取消限制所有權、經營及外國金融機構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審慎性措施，包括關於內部分支機構和營業許可的措施”。此外，中國還承諾在滿足一定條件後，“外國金融機構可以在中國設立外國獨資銀行或外國獨資財務公司”。

中國政府在 2018 年 4 月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與中國當年的 WTO 承諾不無關係。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也還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6 月 29 日，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聯合發佈了《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大幅擴大服務業開放、基本放開製造業、放寬農業和能源資源領域准入。相信這是有關部門在對國家經濟安全做了充分考慮之後作出的、同中美貿易戰進程無關的決定。6 月 29 日的“負面清單”招致了一些非議。

我以為，中國政府在公佈重要的貿易和投資舉措之前，應該舉行更多、更廣泛的公眾聽證會，聽取公眾、特別是有關企業的意見。中國政府的一些舉措恐怕還要有立法機構的批准。在這方面，美國政府的許多做法值得我們借鑑。　

▲國家治理現代化：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出席參議院聽證會

4.支持企業自主創新

301 調查報告對中國的產業政策大加撻伐。

301 調查報告認為，中國的目標是使自己在技術領域、特別是在先進技術領域，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上分別取得支配地位和領先地位。為此，中國試圖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提升在價值鏈中的位置、實現從廉價生產者到全球科技創新大國的轉變。應該承認，301 報告的上述概括是比較準確的。

中國目前的產業政策有兩個關鍵環節：

⒈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名錄；

⒉政府為選定產業提供各種形式的幫助。

在確定目標之後，從政府角度來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支持企業實現上述產業或技術政策目標。政府支持企業實現這些目標的措施和政策則包括補貼、税收優惠、政府採購、技術研發、獎勵、標準法規的建設、體制機制創新等。

以光伏產業為例，最開始政府的支持包括：對併網光伏發電項目按總投資的 50% 給予補助；對於光伏發電關鍵技術產業化和基礎能力建設項目，主要通過貼息和補助的方式給予支持。政府對電動車產業的支持也是如此。

2015 年，中央和地方為電動車產業提供了 300 多億元的補貼，只要車輛達到規定的技術標準，除了中央財政補貼，一般還能享受與中央按 1：1 發放的地方補貼。據稱，生產一輛純電動客車，“國補”加上“地補”以及其他優惠政策，最高可以享受 100 萬元補貼。

在光伏和電動車領域，政府通過補貼等形式予以支持是國際通行的慣例。

日本政府在上世紀 70 年代就開始扶植新能源產業。日本經濟產業省在 1993 年實施“新陽光工程”，佈局建立日本本土的太陽能光伏產業和太陽能市場。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日本政府一方面通過政府資助推動太陽能電池製造技術研發，另一方面為光伏發電用户提供補貼。德國則實施“固定上網電價”政策，電網公司必須全額收購光伏發電的上網電量。

對於電動車，日本政府為購車者提供補貼，補貼數量以不超過因購買電動車而多付出的購車款的 50% 為限。 歐洲國家則在對購買電動車實行扣税、免税的同時，作為一種逆向激勵，對普通車輛加徵碳税。在比利時，購買電動車可得到最高達 9190 歐元的個人所得税抵扣。

我們的問題是：

⒈如何確定技術發展目標（不是給予優惠的產業目標）？

⒉政府應該在技術發展過程中起到何種作用？

對傳統產業政策批評最多的是“挑選勝者”（ picking winner ）。政府不如企業聰明，政府往往選錯“潛力股”。此話有道理。但是：

⒈中國所提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目錄是在廣泛吸收企業、專家意見的基礎上提出的；

⒉更重要的是，名錄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企業大可以走自己的路。

政府對某種技術研發和產品市場的支持，是世界通行的做法。特別是高技術產品研發的週期長、初始投入大，沒有政府的支持很難成功。因而，在這個問題上，301 報告並未做更多的文章。

301 報告對中國政府支持企業實現技術趕超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技術獲取方式上。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對國內產品研發、生產、銷售進行補貼是 WTO 所允許的，但這種補貼不能違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的原則。換言之，如果這種補貼給了中國企業就必須給在華外國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長期的補貼政策，導致光伏業產能過剩、劣質產品佔據一定市場份額、滋生金融風險和地方政府尋租等問題。2018 年 5 月 31 日發佈的“光伏新政”（《關於 2018 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大幅收縮有補貼的光伏新增裝機總量，同時度電補貼每千瓦時下調 5 分錢，就是對過去政策的糾偏。

光伏和電動車的興衰告訴我們，“產業”政策的失敗，同地方政府過度介入和有關部門管理能力低下有關。地方政府為出政績盲目吸引光伏企業投資，是造成光伏行業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許多汽車廠家大肆“騙補”，則同缺乏完善的監管措施有關。騙補是刑事犯罪行為。騙補大行其道，説明了企業家的墮落。產業政策或“與技術相關”的產業政策能否成功，是以一系列制度條件為前提的。應該承認，如果企業經濟活動受到地方政府過多幹預，如果沒有風清氣正的政治和文化生態，有產業政策或技術政策，可能真的還不如沒有產業政策或技術政策。

301 調查報告充分反映了美國朝野對中國向高技術領域進軍的擔憂與敵視。

在中美經濟競爭中，美國的優勢在高技術領域。而中國也深知趕超美國的關鍵是高科技。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在高科技領域，美國將盡一切可能通過各種辦法保持對中國領先 10 年到20 年的優勢。為了防止中國的技術趕超，美國“寧可自傷 800 ，也要殺敵 1000 ”。

美國的 301 調查報告和特朗普 6 月18 日的講話，已經清楚的表明了美國的這一立場。特朗普政府開始談論對中國學者和學生的限制，這使我們嗅到麥卡錫主義的氣味。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曾經指出：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產生了引進技術的強烈需求，……對技術引進的偏重在實踐中逐漸發展成為對自主開發的替代、併產生了可以依靠引進技術和外資發展中國經濟的幻覺，甚至出現了排斥自主技術創新的傾向。

本來，隨着中國自身技術水平的提高和中外技術差距的縮小，外國企業對自身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會越來越緊。現在，再加上美國政府和其他發達國家的政策轉變，中國希望通過市場換技術、逆向工程、購買、海外併購等等方式獲取外國核心技術，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縮小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自主創新”成為中國企業唯一可靠的選擇。

正如路風教授所説：

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已經具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知識生產基礎結構以及豐富的科技人力資源……中國走向自主創新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和政策轉變，其實質就是要使科學技術進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主要源泉，同時把本土技術能力的發展看作是提供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主要途徑。

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和個人。但由於初始投入大、投資風險高，外國壟斷企業往往也會合力打壓，國家對自主創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應該通過適度的補貼、減税、信貸優惠、事後獎勵、行政便利、基礎設施提供等方式，對企業和個人的自主創新予以支持。當然，政府在基礎研究和教育的投入更自不待言。

中國應該感謝特朗普、納瓦羅和萊特希澤，他們對中國實行技術封鎖只能迫使中國放棄幻想，更加心無旁騖地走向自主創新的道路。

5.重新審視“走出去”戰略

走出去”是中國近幾年大肆宣傳的“戰略”。這一戰略已經引起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高度警覺。

301 調查報告認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活動在三個方面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⒈中國試圖通過併購和投資實現產業升級，損害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由於中國企業得到政府補貼，以及擁有數千億美元的各種基金的支持，美國高技術企業無法在全球市場上同中國企業開展公平競爭。由於市場份額的丟失，美國企業的研發可能不得不轉向其他利潤和發展潛力較低的領域，進而喪失長期競爭力。

⒉中國企業比美國併購目標企業技術落後，根本無法給美國帶來一般直接投資所能帶來的技術溢出效益，因而將破壞美國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

⒊中國的海外併購人為提高了潛在併購標的物的價格，造成了整個知識產權併購市場的價格扭曲。

正如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所指出的，為了阻止中國企業為獲得先進技術而開展的併購等對美直接投資，美國的外資安全審查制度越發嚴格。

值得提出的是，只要與“安全”掛鈎，WTO 的許多規則就可以被擱置一旁。根據《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 FINSA ），美國政府下屬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 ）負責監管對美直接投資。CFIUS 有權依法審查海外企業以“控制”為目的的企業併購（ M&A ），以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安全風險。如果判定美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CFIUS 就會要求外國投資人改變投資內容或放棄美國國內資產。

2017 年 11 月，美國參眾兩院聯合遞交了以增強 CFIUS 監管權限為目的的《外商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 FIRRMA ）；其中，不僅對以往的部分習慣作了明文化規定，還決定將投資審查範圍擴大到一些明顯針對中國企業的領域。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以資金為基礎的在海外併購戰略必然受阻，並且代價越來越高。中國應該給這種“走出去”戰略降温，企業“走出去”應該建立在商業考慮的基礎之上，依靠商業手段加以實施；除非特殊情況，政府不應予以干預。

除了獲取技術的動機，輸出過剩產能也是許多企業走出去的動機。這種輸出可能存在兩個問題：

⒈整個經濟和產能過剩企業的結構調整被延後；

⒉接受投資的東道國國根本沒有能力償還對中國的債務。為了避免這兩個結果、特別是後者，企業負責人和相關決策者必須準備承擔被追責的後果。

因此，近年來方興未艾的“走出去”應該調整。中國企業旨在獲取高新技術的“走出去”，正受到美國火力全開的阻擊；“走出去”獲取先進技術的道路肯定會越走越窄。中國企業旨在輸出過剩產能的“走出去”，也將會日益受到東道國政局不穩、無法償還債務等問題的困擾。

企業“走出去”必須建立在商業考慮而不是政治考慮的基礎之上。中國過去的對外援助幾乎都以“既失去了金錢，又失去了朋友”而告終。這一慘痛經驗教訓不應忘記。

中國自身有着龐大的國內市場，開拓國內市場應該是中國企業的主攻方向，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應該鼓勵企業在擴大國內投資和調整產品結構，在適應或創造國內需求上多下功夫。

6.避免被美國敲詐勒索

多年來美國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和世界各國企業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揮舞罰款的大棒，以維護法律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

中企既然在國外經營就應該嚴格遵守外國的法律；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幼稚到相信只要我們遵守（主觀上遵守）美國的法律、法規就不會遭遇到被敲詐勒索的厄運。今後美國將更經常使用禁運之類的“大棒”打擊中國企業。

由於美國的“長臂管轄”，即無論發生地在何處，任何人只要滿足了“最小聯繫”（只要和美國發生了任何聯繫，哪怕僅僅是電話、郵件或銀行轉賬），美國都具有管轄權（判罪），中國所有企業都會面臨中興通訊式的危險。

2017 年 6 月 30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説：

中方一貫反對在安理會框架外實施單邊制裁，尤其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根據其國內法對中方實體或個人實施‘長臂管轄’；

對於中國企業和個人，如果有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行為，一經查實我們會根據自己的國內法依法依規進行查處。

從外交部發言人的立場來看，美國對中興的處罰並無合法性。但在實踐中，由於缺乏反制能力，中國很難使“美方立即糾正有關錯誤做法”。今後，美國可能會把中資產企業當作人質，綁架中國的外交政策。

如果美國對某個國家（如伊朗）實行禁運，而中國的外交政策不支持這種禁運，中國企業怎麼辦？對於這種可能性，中國必須準備好預案，頒佈相應的法律，以減少自身所受到的傷害。“不付贖金”應該成為中國的一條基本原則。同時，我們要認真研究中國海外資產（包括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做好預案。

7.做好中國自己的事

中國最終能夠立於不敗之地的最可靠保證是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並且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經濟體系，可以依靠龐大的國內市場最大限度地實現規模經濟。

2006 年，中國出口佔 GDP 的比重為38.6%，以後逐年下降，但 2016 年這一比重仍高達 20.2% 。與此相對照，美國出口佔 GDP 的比重為13% 左右。中國出口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為 14% 左右。

2017 年，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5056 億美元、對美國貿易順差近 3750 億美元（美方數字）。儘管在最近幾年有所改善，在大國中，中國顯然依然是對外部需求、特別是對美國需求依賴度最高的國家。

中國的這種經濟結構存在三個問題：

⒈資源跨時、跨境配置的扭曲。中國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的這種經濟結構，是長期執行出口導向政策的結果。而出口導向政策意味着，各種形式的出口補貼措施的使用和匯率的低估，而這些又意味着價格扭曲的存在。

價格扭曲必然導致資源錯配。深度參與全球分工、發揮比較優勢所導致的國民福利增長，可能早就開始被貿易條件惡化、環境污染、資源枯竭、面對外部衝擊的脆弱性所導致的國民福利損失所抵消。中國早就有必要對經濟的外向程度做些回調。

⒉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攻城略地，已經引起其他國家的恐 慌和敵視。在 500 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中國有將近一半的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許多競爭對手不得不接受日益縮減的市場份額，有些對手則陷於倒閉的境地。德國、美國的太陽能板生產商被橫掃就是一例。中國不斷佔領海外市場的局面，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接受的，因而也是不可持續的。

⒊由於美國國內政治氣氛的變化，儘管在經濟上對美國總體有利，中國已經無法繼續維持對美國的大量貿易順差。美國是中國出口的最大吸收國。減少對美的貿易順差，意味着中國必須相應減少對東亞國家的貿易逆差。對美貿易格局的調整，也意味着中國必須降低經濟的對外依存度。

為了進一步降低中國的出口依存度，中國必須徹底放棄出口導向政策，轉而實行中性的貿易政策。為此，中國必須儘可能減少出口補貼、避免使用出口退税作為刺激出口的手段調節、讓人民幣匯率發揮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

長期以來，大力吸引外資、以市場換技術，是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另一個重要特徵。中國是一個高儲蓄國家，中國不缺乏資本。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引進國外技術。通過提供優惠來吸引外資的政策存在一系列問題：

首先，中國並沒有有效地把資本流入轉化為貿易逆差，從而形成了一種不合理的國際收支結構和國際投資頭寸結構。這種結構的不合理性就體現為，中國雖然擁有 2 萬億美元左右的海外淨資產，但在過去十幾年中，中國的投資收入基本是逆差。

其次，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已經證明是一種比較失敗的策略。隨着中國經濟競爭的日益激化，通過引進外資提高中國技術水平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再次，在某些時期和地區，由於地方政府對外資實行的優惠政策，本地民企受到擠壓。因而，中國需要把過去的引資政策改為負面清單管理。在允許外資投資的領域，如果外資希望進入，我們歡迎，但沒有優惠政策。為了順利執行中性的外資政策，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標準也應該作出相應調整。當然，中國應該繼續歡迎外資，因為外資的進入會增加對中資企業的競爭壓力，有助於改善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

中國在過去 20 多年中所積累的 3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安全性，也值得注意。中國早已跌入美元陷阱。有人説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中國對付美國的武器，但事實是，中國的外匯儲備更是美國對付中國的武器。這就是凱恩斯所説的：

如果你欠銀行 100 英鎊，你有麻煩；但如果你欠銀行 100 萬英鎊，銀行有麻煩。

現在美國欠了中國 3 萬億美元，有麻煩的是誰是最清楚不過的事情。除非能以某種方法確保外匯儲備的安全，中國應該逐步、有序地、潤物細無聲地通過經常項目或資本項目逆差，用掉其中的大部分，而僅維持最低限度的美元外匯儲備。

既然中國已經不再處於“戰略機遇期”，中國對跨境資本流動可能造成的衝擊就更需要保持更高的警惕性。對於資本項目，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不應該再進一步推出任何重要的自由化措施。

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表現為中國按所謂的“雁行模式”參與國際分工，現在則是越來越多地深度參加到全球生產網絡的價值鏈，中興事件暴露了參加這種分工的脆弱性。但是，脱離全球價值鏈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衝擊也是極為巨大的。

如何平衡各種關係、建立威懾平衡（類似核武器的恐 怖平衡），使美國不敢恣意妄為？

如何既不脱離價值鏈又不會因價值鏈受到破壞而喪生生存能力？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仔細考慮的問題。中國全球生產網絡企業應該積極同世界其他國家的同行一起努力，使全球生產網絡、價值鏈免遭破壞。 同時，中國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核心技術，以避免中興的尷尬。

8.儘量減少中美雙方的誤解

世界歷史上的很多衝突甚至戰爭是誤會引起的。中國應該努力減少美國對中國意圖的誤解。從 301 調查報告就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的意圖、戰略、政策存在許多誤解。

基本上，美國過高估計了中國的實力和潛力。而中國自己的宣傳則加強了美國的誤解。雖然中國已經被美國定位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對中美關係的改善不應抱有更多的幻想；但無論在地緣政治領域還是在國內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領域，中國還有很大政策調整的空間。中國應該繼續堅持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戰略方針，儘量穩定中美關係，避免使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總之，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沒有改變，但戰略機遇期已經離去。在繼續堅持和平與發展時代看法的同時，應該看到中國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和美國日益走上競爭的道路，中美衝突將會越來越多，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如何管理危機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巨大挑戰。中美貿易衝突將會長期化和常態化。為了使中國能夠在未來的幾十年間繼續保持平穩發展，為建立人類自由、民主、平等和繁榮的命運共同體作出應有貢獻，中國對自己的對外經濟政策作出調整，已刻不容緩。

9.讓我們攜手，共克時艱

當前，中國企業家必須同時面對三重不確定性的衝擊：

① 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艱難跋涉

② 第四次產業革命浪潮

③ 中美貿易戰拉開了 21 世紀最大的一場大國博弈的序幕

內外不確定性交織在一起，成為企業家們必須“趕考”的時代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