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瘋女人”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香港從來不缺“瘋女人”。

除了吳綺莉、吳卓林母女，香港全港最愛羣嘲、香港媒體最愛直播的還有兩個“瘋女人”——藍潔瑛和關淑怡。

這座國際自由貿易港、世界金融中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上空，一間四面通透的閣樓長久地懸垂着。在這間透明的閣樓裏，常年展演和直播着香港“瘋女人”們的奇異行狀。幾十年過去，閣樓裏的女人面孔各異，生死疲勞之間，人選換了一茬又一茬。不變的是，閣樓外的看客依舊興奮而熱烈。

“問題少女”與“瘋狂母親”

“小龍女”吳卓林又上熱搜了。

據港媒報道，前幾日有網友連續兩天在加拿大多倫多偶遇吳卓林及其女友。該網友爆料，吳卓林在附近垃圾站拾荒，將居民丟棄的物品循環再用，疑似靠撿垃圾為生。

“撿垃圾”加上成龍非婚生女的身份，再一次讓這個18歲的女孩成為外界觀看的焦點。

這已經不是吳卓林第一次上熱搜。2015年，她以“遭受母親虐待”為由第一次“報警抓母”，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裏，她又因“自殺自殘”“出櫃”“離家出走”“二度報警抓母”“失蹤加拿大”等緣由，和頻頻失控的母親吳綺莉一起成為TVB式八卦連續劇的主角。

2015年7月29日，香港，吳綺莉與女兒吳卓林一同接受採訪。

在吳卓林18歲生命的大多數光陰裏，她幾乎是一個沒有自己名字，而只擁有血緣所有格的父權社會孤女——她隨母親姓吳，但天下所有人都叫她“小龍女”。每被叫一次這個名字，都在提醒她非婚生女和不被父親承認的身份。

在過去的18年裏，“父親”這個角色看上去缺位，卻又在吳卓林的世界裏無所不在——所有的電影、廣告、新聞，乃至每一次照鏡子，都在提醒她那位“父”的存在——而命運的最殘忍處又在於，她長了一張和生父、同父異母哥哥幾乎一模一樣的臉。

和竇靖童、馬思純、關曉彤這些“根紅苗正”的“星二代”相比，吳卓林似乎自出生起，就因父母的矛盾和選擇而帶有“原罪”。她曾經因為缺少父親的陪伴而痛苦，也曾在十幾歲時表示“已經習慣沒有爸爸的生活，沒有生對方的氣，但也不想見到對方…假如有朝一日撞見了，就當普通人一樣打個招呼”。

但就在今年4月，有網友曝光離家出走的吳卓林和外籍女友出現在加拿大某便利店的監控視頻。在視頻裏，她説出生父成龍的名字以求店家幫助。之後兩人又錄製了一段求助視頻發佈在臉書上，開頭第一句便是“大家好，我是Jackie Chan（成龍）的女兒。”

吳卓林與外籍女友在臉書上的錄像吳卓林與外籍女友在臉書上的錄像

這大概是因身份認同矛盾而痛苦了18年的吳卓林，最想對包括生父成龍在內的所有人公開喊出的一句話。

同樣的沉重和痛苦也存在於吳綺莉過去的18年。正像她的一位好朋友曾公開寫道的：“吳綺莉和女兒的故事不是真人秀，只是失控的生活。因為真人秀不管再怎麼真，都是可控的，都是有幕後的操作者和導演者的，而在真實的生活裏，並沒有誰在導演這場戲。她們母女被裹挾進宿命的洪流裏，被某種無情又神秘的力量所左右，而這力量來自傳媒、來自大眾、來自她們所遇到的關鍵人物、來自她們冥冥中做出的那些決定。”

那些“冥冥中做出的決定”，至少從目前來説，已經讓母女兩人的命運進入失控的境地。在被女兒報警抓進警察局後，吳綺莉曾在節目裏講述過對女兒的溺愛和體罰。

她回憶，在“報警抓母”之前，母女關係都很好。女兒“9歲前，每天早上上廁所，都是我抱着她去的，15歲前她還沒醒我已經開始幫她換衣服…”但同時，吳卓林“不乖，她抓過去就打，打完以後就拿那個《辭海》，讓她頂頭上兩個小時，不能放下來，否則就捱打”，還“試過用皮帶抽女兒的大腿和屁股”。還有一次，過了晚上11點，催了好幾遍，吳卓林都不睡覺，吳綺莉就“拿了很厚的紙，讓她在那寫‘我不睡’，停下來就打……寫到第二天早上五點多。”

今年母親節，吳綺莉發佈的微博。

就這樣，單親母女之間混合着愛與控制的關係，加上那個從不在場卻又無所不在的巨大陰影覆蓋，讓吳綺莉和吳卓林的生活在香港傳媒長久以來的觀看、監視和直播中一步步畸變。

在一個接一個的熱搜和頭條裏，在一次接一次的出走和逃離裏，吳卓林從過去沉默懂事的乖乖女，逐漸成了八卦八點檔裏的“叛逆問題少女”。而一直獨力撫養女兒的吳綺莉，則在一次次的母女衝突中，從過去忍辱負重的單身母親形象，逐漸轉變為新聞裏的失敗母親和頻頻失控的“瘋女人”形象。

香港不缺“瘋女人”

香港從來不缺“瘋女人”。

現下，除了吳綺莉母女，香港全港最愛羣嘲、香港媒體最愛直播的還有兩個“瘋女人”——藍潔瑛和關淑怡。

就在吳卓林因“撿垃圾”上熱搜前幾天，香港歌手、演員關淑怡也因評論一樁看上去十分無厘頭的“胡兵嫌棄酒店拖鞋”事件而上了熱搜，並宣佈因氣憤而永久退出微博。

這不是素來特立獨行的關淑怡第一次被大眾關注。

2016年10月，港媒報道50歲的關淑怡因情緒不穩在香港大嶼山愉景灣“墜海自殺”，其時“關淑怡和朋友在散步時，突然跳進海里游泳，友人呼叫卻不回頭，只得選擇報警”。

在墜海兩年前，和吳綺莉一樣同為單身母親的她，“自曝2002年未婚所產子之生父是一位不丹活佛”，並“埋怨對方12年來對兒子不聞不問。”此後不久又被港媒形容生活落魄，無法支付看牙費用，“只得去給後輩歌手關心妍的演唱會擔任嘉賓，一將8萬塊的酬勞拿到手就轉身去診所看牙醫”。

香港媒體鏡頭中的關淑怡母子

階層跌落，生活困頓，未婚產子，不丹活佛，“跳海自殺”……這些元素已經足夠勁爆和聳動到讓嗜血的香港媒體常年緊跟。於是，自2002年未婚生育起，關淑怡就和吳綺莉一樣，成為香港狗仔鏡頭下另一出失控的單身母親和落魄藝人的真人秀。

而在關淑怡、吳綺莉晉身香港“瘋女人”序列之前，演員藍潔瑛在過去20年，一直被迫在狗仔鏡頭前，直播着自己痛苦跌宕的人生。曾經的春風得意和“靚絕五台山”，都成了日後失控和落魄後半生的殘酷對照。

如今的藍潔瑛，常被香港媒體拍到生活落魄的畫面

90年代兩任男友先後自殺，1998年車禍受傷累及腦部，此後精神狀況不佳，2000年“大鬧温哥華機場”，2004年“大年初三致電警方尋死”，2005年“向法院申請破產”，罹患子宮肌瘤，2007年“身穿浴袍拖鞋街頭遊蕩”，2009年“被曝滿街向路人要錢”，2012年“頭髮斑白在赤柱酒吧抽煙叫罵，聲稱有人偷了劉德華給她的十萬塊”，2018年初親口承認20多年前在新加坡被兩位“影壇大哥”性侵……

1979年，美國兩位女性學者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出版了專著《閣樓上的瘋女人》。在這本被譽為“20世紀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聖經》”裏，兩位作者通過對此前西方文學的爬梳和細讀，從文學史中打撈出了“瘋女人”這一十分典型且重要的意象和母題。

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

“閣樓”和“瘋女人”的直接來源是小説《簡愛》。兩位研究者認為，羅切斯特客廳的家庭教師簡愛和閣樓房間裏關着的瘋狂前妻伯莎，看上去是天使和瘋婦般的二元對立，但事實上，簡愛和伯莎，“其中一個代表的是能夠被社會或者傳統所接受的人格，另一個則是自由、不受約束、經常具有毀滅傾向的自我外化。”而 “每個温順善良的女人背後，都或多或少拖着一個癲狂的影子。”

“瘋女人”的意象被打撈上來之後，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全世界的文學批評、文化研究和性別平權運動。

我們發現，“她們”不僅存在於西方文學，也廣泛存在於中文世界，譬如張愛玲《金鎖記》裏的曹七巧，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在戴錦華、孟悦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女性文學研究》中，兩位作者認為“曹七巧的變態和瘋狂也是父權社會隱秘而持久的虐待與壓抑行為的產物”，是“文化和社會壓力的產物”，“一個東方閣樓上的瘋女人”。

這座“東方閣樓”的集大成者，便是香港。

藍潔瑛的故事，根本是一個不斷被侮辱和損害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但在勢利殘忍的港媒那裏，這卻是一個絕佳的香港名利場“警世恆言”——因為本質上，貧窮和瘋狂，就是對香港父權社會和消費社會的雙重冒犯。

香港需要“瘋女人”

作為20世紀最偉大哲學家之一的福柯，曾經在著作《瘋癲與文明》中考古了人類“瘋癲”的歷史。他還在史料中發現，“展示瘋子，是中世紀的一個非常古老的風俗。”比如，在德國的某些瘋人塔上，裝有柵窗，可以讓人們看到鎖在瘋人塔裏的瘋人。“這些瘋人成為城關的一景”。

之後，這種風俗繼續發展，幾乎成為巴黎和倫敦的一種特色景觀。福柯發現，“遲至1815年，據一份提交（英國）國會下院的報告説，伯利恆醫院在每個星期日展覽精神病人，參觀費為一便士。展覽收入每年高達近四百磅。這就是説每年參觀者多達九萬六千人次。”而“在法國，迄大革命為止，遊覽比賽特爾、參觀瘋子一直是巴黎波西米亞區資產階級的週末娛樂項目之一。”

“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現及其境遇引起觀眾的嘲笑和侮辱性的憐憫。瘋癲變成這個世界的純粹景觀。”收容院因此具有一種囚籠的形象和一種動物園的外觀。

然而，可悲又荒誕的是，距離史料中的記載已經過去200多年了，在被稱為“東方之珠”和世界一線城市的香港，這種以展覽“瘋人”為樂趣的風俗，依舊頑強堅固地在21世紀的香港“閣樓”裏樂此不疲地上演着。

如今已經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香港除了“四大天王”之外，還有港媒所封的“四大癲王”。藍潔瑛就是“四大癲王”裏唯一一位還在被狗仔不間斷騷擾的“癲佬”。除去藍潔瑛，“四大癲王”還包括香港娛樂圈三位明星：洪朝豐、蔡楓華和2002年跳樓自殺的陳寶蓮。

其中，洪朝豐曾是香港當紅男主持，因與富婆、富商劉鑾雄前妻寶詠琴的一段戀愛糾紛備受壓力，最終精神受損、生活窘迫，被封“癲王”。而當年曾與張國榮、譚詠麟齊名的歌手蔡楓華，則因為與張國榮競爭獎項時説的一句氣話——“剎那的光輝不等於永恆”而得罪行業高層，此後事業艱難，之後陷入吸毒服藥和依靠社會福利金度日的窘境，被稱“蔡瘋華”。

2006年5月19日，早前曾因為躁狂症被送入精神病院的洪朝豐，接受民間電台的訪問。

四人中，曾被稱為“癲王之首”的是女星陳寶蓮，則是一出更加極致和徹底的慘烈傳奇。

1973年，陳寶蓮出生在上海一個單親家庭，4歲喪父，12歲時跟隨母親前往香港討生活。18歲，母親瞞着她給她簽了一份一年八部三級片的合約。她邊哭邊拍，拍完第一部就紅了。但幼年經歷和拍攝三級片帶來的巨大壓力，並沒有因為名利而得到緩解，反而因為名利場生活中頻繁而巨大的各種戲劇化刺激，逐漸開始出現精神問題。

從1998年開始，陳寶蓮“被爆”養小鬼、電影首映禮割腕、和警員發生衝突、被日本海關拒入境、在台灣買珠寶不給錢還打人、在倫敦與人打架被判監十日、在住所稱見鬼而點火引起火災、神志不清被拒登機、藥物上癮、多次大鬧前男友黃任中的家等。

在多次自殘和自殺後，2002年7月31日傍晚五點半，剛生下一個滿月嬰兒的陳寶蓮從上海靜安區一高層寓所跳樓自殺身亡，終年29歲。

曾紅極一時的陳寶蓮，去世時年僅29歲。曾紅極一時的陳寶蓮，去世時年僅29歲。

陳寶蓮走後，藍潔瑛頂着“四大癲王”的封號，與後來的“瘋女人”們——吳綺莉、吳卓林、關淑怡一起，以肉身的磨蝕和精神的苦痛，源源不斷地給香港社會供應着日常運轉所需的“瘋癲”樣本。

事實上，在港媒竭力塑造的“瘋狂”和落魄之外，作為歌手和演員的關淑怡長期以來都在華語世界擁有穩定而長情的歌迷和影迷。

上世紀80年代末，關淑怡幾乎與王菲同期出道。參加歌唱比賽出道前，在國外學習服裝設計的她，不用因揹負家庭經濟壓力出道，因此全然自我，熱衷音樂實驗，曲風都市而迷幻，一口獨特的粵語發音和咬字至今無人能敵。出道一年，已經將當時香港樂壇所有重磅音樂獎項的最佳新人獎拿遍。

在當時的香港樂壇，同為新人的關淑怡和王菲如同兩生花。兩人不僅一度英文名相同，而且嗓音都十分獨特，還曾前後腳剃過板寸頭。出道即高峯的關淑怡因與唱片公司在事業規劃上存在矛盾，於90年代中期淡出歌壇。

1994年和1996年，王菲、關淑怡分別出演王家衞電影《重慶森林》和《春光乍泄》。王菲是電影三位女主演之一，而關淑怡是《春光乍泄》唯一女主演。

她的1996年，幾乎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拍攝電影中等待和度過。然而1997年電影上映時，王家衞在成片裏將關淑怡的故事線全部剪掉。而王菲則通過《重慶森林》在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留下了清新經典的光影。

直到1999年，《春光乍泄》的紀錄片《攝氏零度·春光再現》面世，王家衞的影迷們才發現，原來《墮落天使》裏貫穿始終的音樂《忘掉他》，是關淑怡翻唱的，而紀錄片裏關淑怡的畫面和她的歌聲一樣迷幻和充滿情緒細節。30歲的關淑怡，就這樣把最美的自己留在了一堆已經不可能公開的菲林裏。

關淑怡坐在車裏和張震擦肩而過的鏡頭，在《攝氏零度·春光再現》紀錄片裏得到還原。關淑怡坐在車裏和張震擦肩而過的鏡頭，在《攝氏零度·春光再現》紀錄片裏得到還原。

那以後的關淑怡，就像她歌裏唱的，在個人選擇和命運的起落裏，漸漸“將方和向拋掉，遺失了自己”，成為一個充滿省略號的傳奇。

但在華人世界，依舊有許多樂迷在深夜一遍遍聽着她的老歌。網絡上，她還有着“翻唱逼死原唱第一人”和“深夜莫聽關淑怡”的稱號。在音樂評論人耳帝和節目製作人洪濤的微博下面，常年有大量網友推薦關淑怡參加《歌手》，但《歌手》已經結束了。關淑怡的傳奇又一次停留在一個令人嘆息的省略號裏。

但香港不歡迎這樣的“傳奇”。

比起“傳奇”，他們更熱衷狗血和瘋癲，尤其是那些從原有高階層跌落折墮的“瘋女人”的故事，因為這不僅能夠滿足世人獵奇的心態，還能最大程度地警示所有的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女人——在這個國際自由貿易港，這個頂級消費社會，貧窮是可恥的，階層墜落更是不可饒恕的。

因此，香港需要“瘋女人”。

於是，一間四面通透的閣樓，長久地懸垂在國際自由貿易港、世界金融中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香港的上空。在這間透明的閣樓裏，常年展演和直播着香港社會“瘋女人”們的奇異行狀。幾十年過去了，閣樓裏的女人面孔各異，生死疲勞之間，人選換了一茬又一茬。不變的是，閣樓外的看客依舊興奮而熱烈。

在生前的一次訪問中，陳寶蓮曾談到童年，她説，“童年的時辰，心臟欠好，去病院做治療，要把管子從鼻子插入再直到心臟，應該是很痛的，記得當時8歲，但我仍舊不流一滴淚，護士們都説，這女孩真是‘硬頸’。長大後，才明白，那種痛其實是微不足道的。”

規訓、懲罰與獎勵

在《瘋癲與文明》誕生十四年後，福柯出版了《規訓與懲罰》。事實上，這兩本書之間存在的一些關聯，同樣適用於理解香港這個父權社會對待女性、處理婚戀關係時的流程和邏輯——首先需要區分聽話者和不配合者，歸類正常者與不受控者，然後再分類對其進行規訓、懲罰和獎勵。

如果要簡單粗暴地概括吳綺莉、成龍、林鳳嬌、吳卓林、房祖名20年來的故事，這大概是一個一意孤行不受控制的第三者、一個多年隱忍包容一切的大房、一個“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的”大哥、一個始終希望獲得父親認同的非婚生女和一個孤獨長大、始終希望擺脱父親、但又始終來回於父親陰影之下的嫡子。

故事的開始，是雖然已婚已育但“野狼”名聲在外的大哥，遇到了年輕時髦的亞洲小姐。為了追求她，他用金錢和地位發動強大攻勢：

“吳小姐不到，所有人都不準吃飯，整桌的菜沒人敢動一筷子，吳小姐到了，大哥先一樣一樣夾給她。

“吳小姐拍電視劇拍到晚上兩三點，一代功夫巨星就在旁邊坐在車裏等着，他不是叫手下人送來，是親自打包了吳小姐愛吃的宵夜等她收工，給完夜宵就走人，早上又親自將熱騰騰的早餐送過來。

“一幫朋友到吳小姐家裏吃飯，別人都只顧着吃，他會在她家裏兜上一圈，隔天，他便打電話過來説，你家裏的櫃子壞了，我讓助理幫你換個新的，沙發有些舊了，也該換換……他不是每週如此，是每天如此。他雖有家室，卻是一匹被放養的野狼，幾乎從來不用回家，聖誕節、中秋節幾乎大大小小節日在吳小姐家裏和她一起度過。”

當年的成龍與吳綺莉

另一邊的林鳳嬌那裏，宛如蘇童小説《妻妾成羣》裏那個神秘而又隱忍的“大房太太”，以淚水和隱忍換來兒子的體貼和丈夫的家用。一年僅有的幾次相聚，兒子“永遠都是半夜2點才見到”父親。

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是，房祖名抱怨父親成龍從來沒去學校接過他放學，等有天成龍終於有空了，跑去學校門口等，卻沒有等到兒子，回家才知道兒子已經升中學了，而他去的是小學門口。

和後來的非婚生女吳卓林一樣，房祖名也是林鳳嬌突然發現懷孕後，聽從成龍的安排，秘密前往美國生下的。那時林鳳嬌正當紅，但她很聽話地推掉所有戲，飛到美國。

但那時的成龍聽到林鳳嬌懷孕後的直覺卻是“她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有什麼目的，從心理上就有點防着她…每個月給她固定的家用，但是從來不會把所有錢都交給她，總是想盡辦法轉移財產。有時還很幼稚地想找理由跟她離婚。”

這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林鳳嬌和兒子兩人過着不能公開的“地下妻子”和“地下太子”的生活。直到19年後，兩人才被公開承認身份。

房祖名、林鳳嬌與成龍

在成龍眼裏，“林鳳嬌性格温和，不喜歡奢華的衣服，打扮得樸素，總是順着我的方式來，讓我覺得很舒服，不管我講什麼話她都笑。”

在兒子房祖名看來，“能忍，是媽媽最大的美德。”而自己和父親的關係，“就像哥哥和弟弟一樣，媽媽就是我倆的媽媽。”成龍的自傳名叫《還沒長大就老了》。正好林鳳嬌也曾説過，“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大兒子，一個小兒子。現在大兒子大了，也懂事了。”

“大兒子懂事”的時刻，卻正是吳綺莉命運的轉折。

1999年，吳綺莉發現自己懷孕了。她沒有躲到被人拍不到的地方，也沒有主動提出不要這個孩子，反而讓事件發酵成全香港最大的新聞。吳綺莉被港媒圍追堵截，全香港都想從她嘴裏知道孩子的父親是不是成龍，兩人關係迅速從膠着到斷裂。

而另一邊，隱忍且善解人意的“大房”林鳳嬌，接到了成龍的電話，林鳳嬌沒有要解釋，反而告訴成龍，“你不需要解釋。你不要去傷害人家，也不要人家傷害到我們。現在任何時候，只要你需要我，需要兒子站出來，我們馬上可以站出來。我知道你現在很煩。你不要管我，我沒事，你先去忙你的事。”

掛了電話之後，成龍對自己説，“這麼多年來，你這樣子去防人家，人家卻是這麼真心為你。”在那之後，他馬上找律師改遺囑，把所有財產所有東西都給林鳳嬌。”

他還告訴媒體，“現在林鳳嬌常常跟別人講，她投資的這個股票是最好的。”

2018年七夕前夕，成龍推出新歌表達對林鳳嬌的愛。

在後來的採訪中，成龍曾經表示，“今天如果一個女人懷了我的孩子，又為了我着想而一個人偷偷跑去柬埔寨這種地方躲起來，我會對這個女人感到愧疚，也會為了她的顧全大局而豎起大拇指！在一個躲起來的女人跟一個威脅你的女人中，你會選擇哪一個？我知道我對不起這個女兒，可是她的媽媽是這樣的人，我真的不曉得我要怎麼對這個女兒。”

就這樣，潛意識裏認為男人三妻四妾、在外廣泛撒種並無不妥的成龍，用對林鳳嬌的金錢和身份承認的獎賞，和對吳綺莉及女兒進行關係切割的懲罰，維護了自己父權代言者的秩序和尊嚴。

不聽話、不配合、不隱忍的吳綺莉，只能帶着孩子去上海和母親一起生活。三代單身女性共處一室，經濟不獨立的吳綺莉每次問母親拿錢，母親都“把人民幣扔在地上”，叫她跪着一張張撿起來，“女兒就在一邊眼睜睜地看着……那我沒辦法，我只能撿，因為我要付很多小孩子的費用。我家裏地上都是大理石，真的是讓我從廳裏跪到房間。我那幾年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

摩登都市的最大反諷

“請大家記住，迄今為止，這天是男權的天，這地是男權的地，這文化是男性的文化……歷史就是his-tory，沒有her-tory。這是基本的議題，這是基本的現實，而且今天整個資本主義是參照着父權制基本結構建立起來的，現代資本主義是父權制的最新版本和最新形式。”在兩年前參加的一次與《閣樓上的瘋女人》中譯本有關的對談裏，文化研究學者、女性主義者戴錦華曾如是描述當代女性的生存境況。

事實上，在這座由男權和資本建造的婚戀生育獵場裏，沒有一個女人是贏家——林鳳嬌、吳綺莉、吳卓林，都是父權社會的獵物。

和吳綺莉一樣，同是婚戀關係裏的第三者，香港城中富豪劉鑾雄的新任太太、曾經的女狗仔甘比，則因為在關係中乖巧、隱忍、沉默、聽話的優異表現，和生育兩子一女的爭氣子宮，而被大病初癒後的劉鑾雄獎賞婚約和500億港幣的身價，成為香港最年輕女首富。

2017年10月19日，香港，劉鑾雄和太太甘比出席Cova 200週年慶祝酒會。

這位香港女首富高中未畢業，曾以狗仔身份報道過樑詠琪、周星馳、劉鑾雄的諸多新聞八卦。而劉鑾雄在有妻兒家庭的同時，還曾是李嘉欣、關之琳、蔡少芬、洪欣等女星的金主和男友。

但等到甘比作為“灰姑娘”被劉鑾雄點中時，她的對手已經不是美豔的女明星，而是博士出身的呂麗君。

2002年至2008年，甘比與呂麗君共侍一夫。2008年，甘比生下女兒後，競爭對手呂麗君未經劉鑾雄允許，發了一封“逼宮聲明”，暗示甘比所生女的生父不是劉鑾雄。結果，呂麗君“搞事不成”，反被震怒的劉鑾雄公開反擊，“不高興大不了隨時離開，造成的傷害就算道歉100次也無法彌補。”。

為了懲罰不聽話的呂麗君，劉鑾雄還停了她的信用卡。之後兩女共侍一夫到2014年，直至劉鑾雄發表聲明與呂分手。

對在病榻前端屎端尿、多年乖乖聽話、不叫不鬧的甘比，劉鑾雄做出高度評價，“無論中間我的脾氣多麼不好，找她發脾氣也好，她都遷就我……不像有些人，早已虎視眈眈，我一倒下，她就會出招。”

據稱甘比擁有數百隻鉑金包。對聽話的女人給錢、買包、分財產，對不聽話的女人，斷絕關係、分文不給。這套嚴格的規訓和獎懲系統，不論在大哥成龍那裏，還是富豪劉鑾雄那裏，都運行得高效而利落。

而在常年熱衷於“展示瘋癲”和“圍觀瘋癲”的背後，隱藏的不僅是香港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對貧窮的集體焦慮和階層下跌的羣體恐懼，還有長久以來香港堅固的父權和男權社會系統性物化、侵害、剝削和消費女性的積習。

從成龍、劉鑾雄、洗米華到賭王，從豪門媳婦徐子淇、李嘉欣、甘比到梁洛施。雄性只要資本雄厚，便能將生活方式凌駕於文明與公序良俗之上。雌性只要衣食無憂，並且聽老公的話、聽公公的話、聽金主的話、順從富豪前男友安排的人生，就能姿態優雅地在香港生存，而不會因貧窮和瘋癲，而被全社會置於空中的透明閣樓裏示眾和展演。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在談論香港社會的特質時曾感嘆，“生活在香港其中最大的一個嘲諷是什麼呢？本地所有的居民都瞭解的公開的秘密，這個秘密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看起來超級摩登的大都會，其實仍然有某種地方農村的一種感覺，保留了大量的傳統……恰恰相反，香港在保守起來的時候，它這個保守農村面目比大陸保守得多，而這些人又非常地內向，非常地自閉、非常地向心”，“保留了一個前民族主義時代的華南華人的生活狀況。”

出生於香港的梁文道，曾因公開批評香港而在香港被稱為“港奸”。

這正是這個摩登大都市的怪異和極端矛盾。

1841年6月7日，英國政府代表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宣佈香港成為自由貿易港。此後近200年間，香港逐漸發展成為全世界最自由、最開放的港口和大都市。

1971年，香港廢除《大清律》，1972頒佈《婚姻改革條例》，“一夫多妻”早在40年前就已不合法，但律法雖廢除，男尊女卑、妻妾成羣的幽靈卻從未從港島上空離開——與外在的自由和開放相比，740萬香港人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種接近嶺南前現代農業社會的保守婚戀和兩性觀中——由金錢打造秩序，由父權籠罩一切，崇拜異性戀的一夫多妻，寬容性別交易和剝削，長年公開羞辱、踩踏和鄙視窮人、“瘋女人”、不聽話的女人。

如果用文學評論家李歐梵所寫的那本關於香港的書來概括，那便是City between Worlds。

2016年3月，北大中文系博士薛靜發表《一位博士生的婦女節：我選擇和貶義詞“三八”站在一起》一文，引發廣泛討論。文中有一段寫道：

“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年輕、不再貌美、不再有錢，我們是不是就不配再做女性？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能成為供男權社會和商品經濟覬覦的獵物，我們是不是就只能成為那個‘閣樓上的瘋女人’？”

可以悲觀地説，在香港，甚至是在進幾年消費社會統攝一切的大陸，這個問題的答案都將是肯定的——香港社會審判和直播“瘋女人”的風俗依舊會長久地進行下去。畢竟在2018年，城中著名雜誌的封面依然是“如何嫁個有錢人”。

瘋癲從來不只是一種單純自然的生理疾病和功能現象，福柯認為，“瘋子不是病人，而是被主流排擠的異類”，而瘋癲是一種文明產物，是文化歷史生成的“症候現象”，是“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相結合所產生的效應（羅蘭巴特）。”

觀看者們通常認為自己是“正常的”，而“瘋女人”們是不正常的。然而，據“癲王”藍潔瑛的朋友講述，藍潔瑛最常説一句話是——“這是個瘋狂的世界，每個人都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