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為何與康有為疏離_風聞

【翁思再  文史學者】

1898年翁同龢罷官後畏罪修改日記之説，動輒見諸學者筆下，但具體何處改、如何改，以前均語焉不詳。所幸近年旅居美國的翁同龢五世孫翁萬戈先生將此日記手稿公之於世，由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孔祥吉先生考訂後，終於將此事坐實，知其原因為與康有為切割。刪改真相披露於中西書局新版《翁同龢日記》。

圖｜上海中西書局2011版《翁同龢日記》第八卷書封

《翁同龢日記》中五處挖補修改痕跡均與康有為有關

孔祥吉先生認為翁同龢共挖補、修改五處，均與康有為、戊戌變法有關。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閏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所記：“飯後李蓴客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餘觀之，蓋策士也。”這裏“李蓴客先生”五個字有挖補痕跡。李蓴客即晚清官員、文史學家李慈銘，可是這位晚清四大日記《越縵堂日記》的作者在1894年，也就是翁同龢日記此處所載的前一年就故世了。那麼被“李蓴客”所置換下來的人名是哪一個呢？原來是康有為。

康有為自編年譜同日記載：“時翁常熟以師傅當國，憾於割台事，有變法之心，來訪不遇，乃就而謁之……乃與論變法之事，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論治之書。”翁同龢挖補處以“李蓴客”置換康有為，顯然是想遮蔽或淡化與康的交往。

翁同龢日記中的挖補痕跡，原有“康有為”字樣處挖補為“李蓴客先生”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1895年6月22日）翁同龢日記：“陳次亮熾求見，吾以國士遇之……南學諸生等……拒未見”這裏“南學諸生等”五個字也有挖補痕跡，而“拒未見”三個小字很可能是後來加上去的。當時康有為等新政人士都是南方來的，翁同龢“拒未見”也是強調其對這些人的態度。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即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日記：“傳康有為到署，商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大端。狂甚”。孔祥吉認為這侷促於一格的“狂甚”二字是後來補寫的。按有記載表明通過此次談話，翁同龢勸説康有為留在北京從事政治活動。

翁同龢晚年像

從激賞舉薦到阻撓切割的轉變

翁同龢最初對康有為是讚賞的，非但上門拜訪、索要論著，還稱讚説“蓋策士也”，甚至向皇帝做過推薦。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則逐漸有所改變。在他1898年初與康有為談話的三個月後，日記如此記載——

四月初七：“上命臣索康有為所進書，令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説，對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張正在園寓也。”

翁同龢在此處把細節描寫得如此清晰，可知他此時明確表示與康有為切割。他遵循先賢近君子遠小人的訓導，阻撓“居心叵測”的康有為同光緒接近。他還希望康有為這樣的惹是生非者儘早離開京師，這也可以緩解自己因當年舉薦而受到的政治壓力。為此，他此時不惜頂撞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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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原因導致翁同龢對康有為改投不信任票？我們從上述對話裏可知系因《孔子改制考》而起。原來康有為此書把孔子寫成力主改革的聖人，把大同思想説成是孔子教義的最高境界。他假託孔子的名義推行變法，被稱為“託古改制”。然而康有為對孔子“託古改制”的考證東拉硬扯，牽強附會，很不嚴肅，於是不少人上書給光緒皇帝，指為悖論。如協辦大學士孫家鼐説：“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這樣必然導天下於亂。”因此，他請求皇上明降諭旨，將康有為書中有關“實於人心風俗大有關係”的內容刪除。

敍譚嗣同處，原稱“傑出”，後改“傑傲”

康有為還有一本著作叫《新學偽經考》，他認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經典，如《周禮》《尚書》《左傳》《毛詩》等都是西漢末年劉歆偽造的。這是故作驚人之語，衝擊正統學術文化。該書充滿了扭曲和穿鑿附會，甚至不顧史實和論述的前後邏輯關係，力圖動搖“恪守祖訓”的觀念。它和《孔子改制考》異曲同工，名為“考”而實為鼓動造反。

翁同龢書香傳家，恪守儒學傳統，豈能認同康有為這種滅絕千年文化經典之言？在他與光緒因康有為而發生爭辯的兩週之後（即四月廿三日，公曆6月11日），他“退擬旨一道”，此即光緒“定國是詔”，總體方針是從教育入手：“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重點提出建京師大學堂，培養新式的人才等等。然而後來光緒又受康有為鼓動，居然在100天裏連下七十幾道詔書，大刀闊斧除舊佈新，毫無可操作性。在此時期，翁同龢和康有為對宮廷紛爭所持的態度也是不同的。翁同龢持“和為貴”理念，協調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關係，穩步推進改革。康有為則根據主觀印象，人為地把朝廷分成“帝黨”和“後黨”，挑撥光緒和慈禧的關係，擴大裂痕；最後竟發展到陰謀政變，刺殺慈禧太后。由此可見，在“百日維新”之前翁同龢阻撓康有為和光緒皇帝接近，是出於其洞察力，唯恐康有為誤導光緒。從後來發生的事實來看，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

擬“定國是詔”四天之後是翁同龢的生日，他照例早起上朝，誰知被擋在門外。然後就接到了“上諭”：把翁同龢“開缺”回籍。“上諭”道其具體罪狀是：

近來辦事都未允洽，以致眾情不服，屢經有人蔘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斷難勝樞機之任……

關於翁同龢的被革職，一些學者説是由於慈禧太后為了削弱帝黨的力量，而光緒皇帝是被動的。我看不全是這樣。這時的光緒年少氣盛，自感羽翼豐滿，想一下子幹成大事，更願意聽從康有為的激進主張，於是把內閣中樞翁同龢視為改革的阻力。而慈禧太后和她身邊的滿族權臣，何嘗不知康有為是翁同龢最早推薦上來的，但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並不瞭解翁同龢後來對康有為的認識的改變，因此也對翁同龢不放心，視為掣肘。就這樣，翁同龢被困在“夾板”之中，恰於生日那天被戲劇性地“做掉”了，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上諭”所謂翁同龢“狂妄任性”，就包括上述為阻撓康有為接近光緒而發生爭辯的那一幕。且不論康有為企圖通過變革而上位的野心，及其冒險的主張所引起的政治恐慌，即使從行為道德方面講他也是很卑鄙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原來是剽竊自另一學者廖平的學術著作《闢劉篇》《知聖篇》，對此廖平提出了指控，鬧出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弄得康有為聲名狼藉。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有為出逃國外，打出“保皇”的旗號。康有為的倒行逆施導致梁啓超和他決裂，還寫了批判文章。康有為偽稱光緒皇帝給過他“衣帶詔”，贏得許多僑胞輕信，紛紛為他的“保皇運動”捐款。後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鋭之子，披露了衣帶詔原件，原來上面根本沒有康有為的名字，內容也和康有為所出示的不同，真相大白後康有為臭名遠揚。民國初年，他回到國內，拿“保皇”所籌之款在上海、青島買豪宅、娶小妾。他後來的幾房嫁過來時都是十七歲。作為封建時代的改革家，嘴裏喊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行動上卻瘋狂納妾，更為士人所不齒。

康有為

康有為對翁同龢對自己態度的變化不可能不覺察，可是他在逃亡過程中還是百般稱讚翁同龢，非但稱翁同龢是中國維新第一人，還寫了頌詩。如此“套近乎”是為了展示自己和“帝師”的關係，是一種包裝策略，以利於得到華僑的同情和捐款。

在清朝末年的政治風雲中，翁同龢也是力主改革的，然而走的是遵循道統、中正平和路線。難怪當時美國駐天津領事向華盛頓報告稱：被開缺的翁同龢多年來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寵信。他相當誠實，心地善良，但極端排外。英國駐華公使則稱翁同龢有學者風度，受人尊敬，是“一位守舊的中國政治家最優秀的典型”（注）。翁同龢對戊戌年的變革多稱之為“定國是”而不是“變法”，意在避免動亂。針對康有為的激進主義造反路線，翁同龢反覆主張“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猶不可忘”。翁同龢當時越來越覺得康有為那一套行不通，於是不顧禍福生死，毅然在光緒皇帝面前力阻其弊。他一向為官清正，秉性持重，安分守己，恪守傳統行為規範，眼裏豈能容得康有為這樣的卑賤小人、淺薄妄人?雖然他挖補、修改日記的做法並不高明，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當時的心理活動，是想避免誤解，是對歷史的預見，力圖在後人心目中樹立自己真實歷史形象。

翁同龢書法，他被譽為“晚清書法第一人”

1904年夏天，被貶回鄉的翁同龢自知大限已到，在病榻前向親屬口占一絕：“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與汝曹彈。”

誠然，翁同龢的人生最終是一場悲劇。然而我們以今視古，他晚年對康有為態度的轉變，以及對儒家道統的堅守、對激進主義的批判和鬥爭，卻是一個鮮明的亮點。當代學者王元化先生對激進主義如此評價：“態度偏激、思想狂熱、趨於極端、喜愛暴力的傾向，它成為了後來極左思潮的根源。”

拜讀《翁同龢日記》，令人掩卷深思。

注：見馬勇著《1898年那場未遂政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P50。

【原文載於《世紀》雜誌201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