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這些中國人偷偷愛上了披頭士_風聞

文：蹦迪班長

碰碰車大獎賽老司機

關於中國搖滾的起源，有一個神秘傳説：

“崔健身穿軍裝演唱搖滾的戲劇性行為，起源於他的童年時代的某個特殊記憶：

林某某第一次在北京空軍大院裏手彈吉他，演唱了披頭士樂隊的搖滾歌曲。他的身穿軍裝的動人造型，在崔健的記憶中固化為文化先驅的偶像。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搖滾歌手，林某某是崔健的搖滾精神的隱秘啓蒙者。”

——這個傳説的來源是《中國搖滾樂之父——林※※》，作者是朱大可，中國文化評論界知名的“大新聞製造者”。

這個大新聞一度震動了無數搖滾青年，因為它直接把“中國搖滾之父”這神一般的光環從崔健頭上摘了下來，戴給了林某某。

但事實真相是，朱大可描述的勁爆畫面，早已被崔健本人親口粉碎。

2014年，崔健做客《鏘鏘三人行》時親自做出回應：

“這個不着邊際，你算算年齡差得太多了……我那時候才十幾歲。在空軍學院我確實接觸過一個比我大一兩歲的孩子，他彈吉他，僅此而已，但跟林沒有任何關係。”

不過，儘管崔健玩搖滾這事與林某人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林某人是“搖滾青年”這件事的確是事實。其未婚妻張寧在回憶錄裏，提到他曾因為熱愛搖滾而撂下一句狠話：

“……下里巴人懂什麼藝術？總有一天，我會讓中國人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音樂。”

既然林聽過搖滾樂，那麼他肯定不是一個人。

所以問題來了：還有哪些人在60、70年代這樣的特殊時代裏聽過搖滾樂？西方搖滾樂究竟是如何傳入中國的？這些中國最早的“搖滾青年”有着怎樣的故事？

接下來，我們就沿着親歷者的敍述，看一看1960-1970年代中國的“搖滾秘事”。

1.60年代

《血色浪漫》裏的“地下沙龍”

不知看過《血色浪漫》的朋友們是否還記得這個劇情：鍾躍民領着兄弟們妹子們，在家中播放《六月船歌》，一邊聽一邊用語言去描述音樂。

儘管電視劇並未明説，但這組畫面會讓爺爺輩的北京文藝青年們會心一笑：這不就是他們年輕時玩的“地下沙龍”嗎。

在那個特殊年代，與官方意識形態稍有不一致的文藝活動，完全不可能公開進行，所以秘密的、小規模的地下文藝沙龍在北京文青中流行起來。

在1960年代的北京地下沙龍中，有兩個最有名氣：一個是由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等人組建的“X詩社”（也被稱為X集團、X小組），另一個是由張仃之子張郎郎組建的“太陽縱隊”。

張郎郎（圖中），中國最早的披頭士歌迷之一；

左為其父張仃，共和國國徽設計者之一；

右為其母陳布文，曾任周總理秘書

張郎郎曾説：《血色浪漫》跟我們那些故事比差遠了，只是我們的故事還不能拍成電視劇。

乍一聽這句話挺誇張，但當我聽張郎郎先生講述他們當年聽披頭士的種種故事時，完全被震撼到了。

張郎郎第一次接觸到披頭士，是在1965年年底到1966年年初的某一天。

那天，張郎郎到北大找他的法國留學生朋友郭漢博（Boris Goiremeberg）。恰巧郭漢博在宿舍裏用錄音機放着歌，張郎郎因此聽到了從未聽過的“天外之音”，用他的話來説是“那聲音，那節奏，直接劈開了我的天靈蓋。”

張郎郎對郭漢博感嘆，他從未聽過這種歌，也不知道歌居然還能這麼唱。郭漢博告訴他，這首歌來自遙遠的英國，演唱這首歌的樂隊叫The Beatles。

此後，郭漢博開始幫張郎郎轉錄錄音帶（當時還是大帶子，不是我們熟悉的小磁帶），前前後後轉錄了五六十首歌，沒要過一分錢。這些歌包括披頭士的四五張專輯，此外還有其它的西方流行樂，比如鮑勃·迪倫的反戰歌曲《Blowin’ In The Wind 》（隨風而去）。

張朗朗説，在當年聽過的所有披頭士歌曲裏，他最喜歡的是《P.S.I love You》。

儘管張郎郎並不知道披頭士的歌曲被稱為“搖滾樂”，而且學法文的他也不能全部聽懂，但他對披頭士依然一見鍾情，不僅聽，還硬着頭皮地模仿、跟唱。

後來張郎郎先生在美國買了許多披頭士唱片，

圖為他親自展示給我的兩張

成了披頭士鐵桿樂迷的張郎郎，並不滿足於只聽錄音帶，還在1966年擁有了披頭士的唱片。

唱片的原主人是林中士，這人很有來頭，父親是馬來亞領袖，母親是位英國人，父親的身份能讓他來到中國，母親又來自披頭士的國度。

林中士對唱片的要價不菲，張郎郎覺得太貴，就給他畫畫，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換來了唱片。

張郎郎對我説，“只有在錄音和唱片中才能聽到清晰的節奏和旋律，才能被感動、震撼。”那時雖然可以用收音機“偷聽敵台”，但張郎郎他們主要是聽新聞，因為音樂節目在短波中的音質很不好，聽熟悉的古典音樂還湊合，聽模糊不清的搖滾樂則完全無法接受。

我還問張郎郎先生，當時給特權階層聽的“內參音樂”是否會有披頭士的歌，他説：“那時內部批判的西方音樂中沒有披頭士。‘當局’根本不認為披頭士可以算音樂作品。”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披頭士的歌曲可以進入中國，主要仰仗於外國友人的“搬運”。

張郎郎先生把披頭士的錄音帶、唱片傳到太陽縱隊後，沙龍青年們也紛紛爭聽披頭士，並留下了不少故事。

其中最狂熱的故事來自沙龍成員韓增興。一天晚上他搶先拿走迷你錄音機，回家後把錄音機放在自己的胸前，戴上耳機聽了整整一夜。而他把錄音機放在胸前的理由竟然是“我要讓這音樂與我的靈魂共振！”

可見，在那個被革命歌曲統治的年代裏，披頭士這種完全不一樣的音樂，不受語言限制，用自由的旋律喚醒了青年們的本能，那是源自於個體內心的熱愛。

頤和園真是個有故事的地方，

你能想到60年代

這裏曾飄蕩過披頭士的歌聲嗎？

一次，太陽縱隊在頤和園聚會，在西堤後面的湖中划船時，他們把錄音機放在船上播放披頭士，於是“水中魚兒望着他們，悄悄地聽披頭士愉快歌唱”。

這樣的畫面在我們今天看來是相當愜意美妙的，但在當時卻是一場禁忌之下的冒險。

組織地下沙龍、搞文藝創作、聽西方音樂這些行為，在那個年代樣樣都是“踩着高壓線跳舞”，甚至會掉腦袋。

1968年，張郎郎遭受公開通緝，後被抓捕判刑，罪名有三：

“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因為講了領導人的笑話、傳播“小道消息”；

“裏通外國”，因為和一些法國留學生聊天；

“陰謀叛國投敵”，因為曾經想留學法國學西方藝術史。

而他聽披頭士等唱片、錄音帶的行為，被定性為“公開播放反動音樂”——

正是在頤和園，北京公安局的俞強聲划船跟蹤了太陽縱隊，並給張郎郎記錄下這個“罪行”。

1970年，張郎郎被打入死刑號，直到那場動亂結束後才出獄重獲自由。在這期間，槍斃他的決議已經通過了兩次，幸虧周總理説要留下活口，才死裏逃生。

2.70年代

1970年，披頭士解散，但他們的音樂繼續在北京的文藝沙龍里流傳。

1972年夏，北京鐵道部宿舍誕生了另一個文化沙龍，組建者之一是霜子女士，而“根據地”就是她家裏的客廳。

此時，太陽縱隊已經解散，但沙龍中的成員，比如張郎郎的弟弟張寥寥，繼續為聽披頭士而奮鬥着。

隨着那場運動愈演愈烈，外國留學生紛紛歸國，此時的披頭士唱片變得更為稀缺。有時，為了把借出去的唱片要回來，張寥寥不得不動用一切手段，甚至去跟其他的幹部子弟、社會青年打一架。

當年北京青年們的茬架導火索，

不僅僅有軍大衣、大颯蜜，還有披頭士

原太陽縱隊成員張寥寥帶着《在路上》這樣的現代小説，帶着披頭士的黑膠唱片走進了鐵道部宿舍沙龍。

據霜子回憶，張寥寥曾用吉他在沙龍里彈唱披頭士的《Yesterday》《Yellow Submarine》等歌曲，而且彈吉他的水平相當不錯。

張寥寥（左）與霜子（右）兩位披頭士樂迷

在70年代的合影

在張寥寥的影響之下，霜子女士也成了披頭士的歌迷。此外，她還聽到了張寥寥帶來的貓王、Brother Four、ABBA、保羅·西蒙等其他西方現代流行樂。

這些音樂也曾在北京地下沙龍里流傳

在霜子並未公開發表過的小説《黎明和他們 — “北京故事”》裏，她細膩地描述了當年初次聽到搖滾樂的感受：

“他們開始唱英文歌，不是那種意大利美聲的唱法，而是我從未聽到過的搖滾樂：貓王、‘Beatles’、‘Brother Four’。林樂（小説中角色，原型為張寥寥-班長注）的嗓子沙啞、平實、有如耳語，但非常真實、自然、直搗人心。這是另一種文化，不那麼富麗堂皇，不那麼具舞台效果，但是卻更加動人，因為這是生活的文化。”

披頭士專輯《Rubber Soul》，發行於1965年

當我問起當年都聽過哪些披頭士唱片時，霜子的第一個答案是《Rubber Soul》，並準確地描述了唱片封面“墨綠色，有他們四個人的照片”。

整個70年代，張寥寥和霜子聽過的披頭士唱片多達十幾張。在那個全民狂熱地跳着忠字舞的年代裏，他們卻與世界青年同步，聽着披頭士，哼唱着《Hey Jude》，不被其他中國人所知。

披頭士的歌聲，彷彿來自異次元的信號，穿越重重鐵幕，在中國的地下沙龍里激盪起自由的旋律。

恐怕那時的約翰·列儂、保羅·麥卡特尼們完全不會想到，遙遠的中國居然會有他們的歌迷。

霜子女士在70年代的自畫像

鐵道部宿舍沙龍成員彭剛為霜子哥哥所作的畫像，畫於70年代

圖為1988年，張寥寥（圖中）在日本期間玩吉他,

他是作者所知中國最早用吉他彈唱披頭士歌曲的人

​3.傳承

實際上，如果沒有那些意識形態上的層層禁錮，披頭士四人或許還真有可能到中國開演唱會。

1968年，列儂在《Revolution 1》中寫出過這樣的歌詞：“But if you go carrying pictures of Chairman Mao……”可以看出，列儂同志對中國是相當關注的。

在1964、1966年，披頭士還分別在香港與東京開了演唱會，如果有機會的話，順道來趟北京真不是什麼難事。

1964年6月9日，披頭士來到香港，

距離北京2162公里

這應該是整個60年代裏，

約翰·列儂他們離郎郎、寥寥

等北京歌迷們的最近距離

可惜歷史就是歷史，這種假設只能存在於《沿着瞭望塔》這樣的虛構小説中了。

另外一個客觀事實是，縱觀整個60、70年代，披頭士歌曲一直處在秘密傳播的狀態，在大多數的地下沙龍里並未成為主流。

而太陽縱隊與鐵道部宿舍沙龍的文藝青年們，他們進行的創作也都以繪畫、詩歌、小説為主，並沒有寫過歌，更談不上寫搖滾歌曲了。

所以這些關於披頭士的秘密往事，只能算是中國搖滾誕生前的“史前史”。

詩人食指

但這並不意味着老一代文藝青年與中國搖滾樂沒有任何關係。太陽縱隊的著名成員：詩人食指，在60年代寫下的名作《相信未來》，就是説明他們對中國搖滾也有貢獻的最佳案例：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2009年，汪峯發佈專輯《信仰在空中飄揚》，其中的《光明》就是直接向食指的《相信未來》進行致敬的作品。

另外一個典型例子是，李志曾在自己的演唱會里演繹了北島的《回答》。

1979年，詩人芒克、北島

在玉淵潭舉行詩歌朗誦會，吉他很搶戲

在老一代文藝青年們譜寫的許多詩歌裏，我們可以看到對時代的挑戰、對自我的堅持、對自由的吶喊、對真理的呼喚，帶着一股決不妥協的力量，這種力量感召着80、90年代乃至現在的中國搖滾人，並被他們傳承了下來。

張郎郎、張寥寥、霜子們與披頭士之間的這些往事，雖然沒有硝煙，沒有炮火，但我們今天聽來依然為之心跳。我想，這是因為披頭士的音樂裏有自由的呼喚，而追求自由的故事，永遠不會過時。

幾十年過去了，曾籠罩在這些老一代文青生活中的鐵幕早已轟然垮塌。曾經它看似堅不可摧，令人絕望，但在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之下，它終將被碾壓成歷史碎片。

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的文藝青年也曾為披頭士而鬥爭過，前蘇聯文化評論者甚至認為：“西方大壞蛋們花了數千萬美元，建立了各種龐大的組織，想要顛覆蘇聯體制——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自由電台……而我相信這些愚蠢的冷戰機構發揮的作用遠遠不如‘披頭士’的影響力。”

《回到蘇聯：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一書中，前蘇聯的一位披頭士歌迷這樣説道：

“披頭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萬俄羅斯少年的心靈，

並讓他們做好準備來面對蘇聯的終結。”

看吧，也許僅僅是披頭士的一首歌曲，就能讓那些禁錮之牆出現一道裂痕，儘管裂痕很小，但卻能讓改變發生。

就像崔健唱的那樣：石頭雖然堅硬，可蛋才是生命。

所以我堅信，推動歷史車輪向前的動力之源，絕不僅僅只有大人物們呼的風喚的雨，還有無數個普通人心底裏，那不可阻擋的、對於自由的嚮往。

THE END

採訪對象：

張郎郎先生，“太陽縱隊”文藝沙龍組建者

霜子女士，鐵道部宿舍文藝沙龍的組建者

涉及資料：《張寧自己寫自己》，張寧；

《聽披頭士的時光》，張郎郎；

《中國搖滾樂之父林※※》，朱大可；

《回到蘇聯：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英)萊斯利·伍德海德

注：

此文初版曾發佈於公眾號：X博士，標題《誰在※※時聽披頭士？》，當時我的筆名為“槍總008”。

很長時間裏，這是班長心中最有意義的作品，因此與蹦迪班的各位同學再次分享。此次發佈有大幅度修改與補充，為避免其他公眾號搬運，仍需標註原創，特作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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