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評蔣介石，怒懟宋子文：陳光甫的日記裏，藏着一個“毒舌”評論家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

“昨夜九時乘日清公司瑞陽輪船赴漢，今早八時半舟始啓碇，因候潮水也。臨行承敦甫、淞蓀登舟相送，殊為可感。”1928年1月9日深夜，於瑞陽輪特別艙搭乘輪班的陳光甫頗為寂寥，在日記簿上寫道，“今日天氣不佳，十一時出吳淞，風浪大作。舟中無事，看書消遣”。

文中的“敦甫”即楊敦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行副經理，也就是總經理陳光甫的第一副手；“淞蓀”即貝祖詒，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這二人前來送行非同小可，證明陳光甫離開上海寓居武漢的時間將非常長久，因此臨行前已將上海銀行的主要業務交託予楊氏，並委託貝氏從旁協助。

陳光甫

武漢當然也是陳光甫的舊遊之地，事實上，他雖然籍貫江蘇丹徒，但就事業履歷而言，算是“半個”武漢人，其青少年時代就在這裏度過。在離開上海前夕他是向上海銀行管理層打過招呼的——對外的公開理由是處理其父在漢口的遺產；而對內的秘密理由是，上海銀行漢口分行經理唐壽民剛剛辭職，他要去清理賬目。但無論怎麼看，這兩個理由都不會令其在武漢滯留大半年之久。

就在五六天前，也就是1月3日，南京政府明令宋子文接任財政部長，在財務金融方面為即將復國民黨軍總司令職的蔣介石作鋪墊。或許，蔣宋的重新崛起，才是陳光甫畏避漢口的真正原因。

蔣介石是“七成張作霖”

陳光甫很不喜歡蔣介石。早在1927年6月11日，也就是蔣氏佔據江浙滬不久，陳光甫在私人日記中，對其人就多有譏評。

當時國民黨因內部分裂，北伐差不多停了下來。國內頗有勢力的軍政力量分成四塊：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衞集團，以及北洋方面的張作霖集團和孫傳芳集團。對於北洋系，陳光甫認為其已經失敗，並在日記中分析了原因。他認為，“孫到江浙一事未辦，以致失敗”，也就是説孫傳芳沒有為轄區人民辦好事謀福利，以致失去了羣眾基礎，沒保住江浙地盤。

至於張作霖當時雖然還盤踞東北華北，但陳認為他也失敗了，並總結了原因：一是“不恰輿情”；二是“濫發奉票，以之擴充軍備”；三是“不善用人”；四是“不代人民做事”，五是“以個人為本位，視東三省如張家天下”。

然後他斷言，“蔣之政府成立時間雖尚早，不覺已有七成張作霖之辦法”。具體內容，陳也總結了三條：一是“不顧商情，硬向中國銀行提款一千萬元”；二是“以黨為本位，只知代國民黨謀天下，並不以天下為公”；三是“引用一班半無政府黨之信徒擾亂政治”，這裏的“半無政府黨信徒”指的是那些身為國民黨元老的前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張靜江，他們經常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宏偉藍圖，令執行者啼笑皆非。既然蔣介石“已有七成張作霖之辦法”，那麼，在陳光甫眼中，蔣氏也就已經敗了七成。

不過，陳光甫心裏也知道，蔣介石乃至國民黨的走向，不僅僅其個人選擇或政策選擇，其背後還有一個關於“革命”走向的意識形態問題。比如“以黨為本位，只知代國民黨謀天下”，這對於蔣氏而言，“黨國”非但不是問題，而且還是政治目標，這讓他如何修正？

對於國民黨及其革命來説，陳光甫也算是故人。1904年夏，作為湖北省政府派遣的“賽品員”（職務名），他參加了在美國舉行的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在現場他結識了正好於北美遊歷，以洪門當家身份在華僑中鼓吹排滿革命的孫中山。

他拒絕了孫投身革命的邀請，但願意掏出口袋中5美元資助以表達自己的傾慕之情。他還告訴孫，在法德有一批湖北籍的留學生已經形成革命團體，並正在尋找孫作領袖。這個信息直接導致了孫在年底的歐洲之行，開始了團結吸納留學生為新目標的革命政略。

在聖路易斯，陳光甫還結識了孔祥熙，後者即將入耶魯大學進行碩士研究。陳只比孔小一歲，當時已經24歲，但自12歲到漢口當學徒以來，沒有受過一天正規教育。他固然因自學英語而考入郵政局，後又因岳父景維行向署理湖廣總督端方舉薦而成為“賽品員”，但畢竟無論在中西，這都不是功名正途。他非常羨慕孔差不多是自己同齡人卻已經成為名校碩士，孔鼓勵他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於是，陳在美國留了下來，從高中念起，最後成為沃頓商學院的首位中國籍學生。

自此他同孔祥熙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私人日記中，他一直稱孔為“庸之兄”，示以內心的尊重和親切。

自美國學成歸來，端方已經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陳光甫便進入其新創立的“南洋勸業會”任外事科長。迨端方調離，他應江蘇巡撫程德全之召任其財政幕僚。據他的好友唐壽民回憶，臨行前他們曾商議，“如果革命發動，所需財政從何而來”，遂決定建議程撫將之前屬於江蘇省政府的官錢局改組為省銀行，以便革命發動時黨人更方便掌握財政幣制。

江蘇巡撫程德全

此時正好辛亥革命發動，程德全成了新政權的江蘇省都督，陳光甫也乘便以財政司副司長的名義成立江蘇銀行，自任總經理。這一年他才30週歲。兩年後，國民黨發動反袁革命，陳以江蘇銀行名義給陳其美、蔣介石支付了大量軍費，被當局偵知，引起了袁世凱震怒。幸好袁的秘書張一麐從旁緩頰，袁才收回了已經籤批的格殺令。

經此風波，陳光甫在官辦銀行業待不住了，於是辭職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那顆之前躁動不安的革命之心，也漸漸淡了下去，不復再成為人生選擇。

直到12年後，他又遇到了還打着“革命”旗號的蔣介石。

​唐壽民“勾結宋子文”

蔣介石畢竟是個軍事領袖，平常同金融家接觸很少，陳光甫即使厭惡之，倒還有迴避的餘地。但宋子文就不同了。其人在北伐前後完全就是國民黨的“錢袋子”，其左傾的政治傾向也使得他更樂意以政府之手來干涉和操控銀行界的市場運作。

而且，宋子文同陳光甫還有些舊仇新怨。兩人其實歷史關係很深——貝祖詒的父親貝理泰既跟陳光甫關係密切，也跟宋子文的父親宋耀如是好友，宋、貝、陳三家算是世交。20世紀20年代初，宋子文在上海開設商號，進行金融投機，請上海銀行為其開立限額為50元的往來透支户。沒想到陳覺得宋少年浮浪，為人不穩，竟然一口拒絕。

到1927年，宋子文身為革命新貴，挾北伐軍的雷霆之威來到武漢，要求各大銀行報銷軍費，不料遭到集體拒絕。晚間，上海銀行漢口分行經理，也是陳光甫的老友唐壽民私下找到了宋子文，他説道：“今天的會議其所以無結果，主要是沒有一家銀行敢於出頭露面，先行動筆寫認若干。凡事必須要有個始作俑者。希望你明天再次召集各銀行開會，由我來先寫。因為上海銀行是一個商業銀行，過去對各項捐款比例很小，尤其是軍政界借款，上海銀行從不參加。如果由我先動筆，同業必然大為驚詫，也就不便推諉了。”

宋子文於財政部長任內

宋子文聽了非常高興，依計而行。在新召集的會議上，唐壽民一提筆就寫了“認捐二十萬元”，參會的各銀行經理，尤其是中交兩行的漢口負責人大驚失色。但事已至此，不得不隨聲附和，其捐款均高於20萬元。唐壽民這一行為得到了宋子文的好感和信任，卻激怒了陳光甫。他立即讓唐回上海總行述職，痛罵其如此重大事件不經請示就擅自行事。唐面子上吃不消，當場拂袖而去，自立門户。

次年陳去漢口住了大半年，想起此事還積鬱難平。在私人日記中，他竟滔滔不絕開列了唐的七大“罪狀”。比如第二條就是“在職之時不知節省，家用、外用非分擴張，以致不安於位。在行領俸之時，就要去勾結宋子文，故外間謠傳已派為厘金總局長等語”，然後下了個結論：“此之謂不忠。”陳光甫還在日記裏感慨道：“漢行為何沒有第二個人可靠？”他甚至覺得“一種黑暗之氣籠罩全行，或雲腐敗氣亦可”。

其實，同“革命”新貴宋子文勉力周旋乃至竭誠報效，唐壽民的出發點應該是為了上海銀行的利益。當然，為此得到了宋的青眼有加，也是副產品。後來，也正是這層關係，他擔任了交通銀行總經理、中央銀行常務理事等重要職務，成為民國金融界的頭面人物。

在漢口大半年，唐壽民的“背叛”一直讓陳光甫十分氣憤。在同時間和學生伍克家的通信中，他又説起唐壽民，“由江蘇銀行月入十數元起，至每月收入八千餘元，到漢後竟急急要東做生意、西做生意。若説其有意害我，則我不敢信；但是他為何要如此做法，為何還不知足？此無他，乃受鎮江環境式之麻醉也”。“鎮江式”是陳光甫自造的概念，他曾在日記中解釋，“為領袖謹惕者少，思借地位而營私者多”。這頂大帽子扣下來，他全然不顧自己其實也是鎮江人。不過，陳光甫眼光確實獨到。抗戰時期唐壽民落水成為經濟漢奸，確實是他愛慕虛榮、熱衷投機的再一次表現。

陳光甫不僅在事務上同宋子文多有齟齬，其對宋的人品也多有不屑，認為其“為人毒辣，不講情面”。1928年初，隨着蔣介石復職的呼聲甚囂塵上，陳光甫已然萌生退意；到南京政府明確任命宋子文為財長，陳也就只能一走了之了。

“中國受中亞細亞民族之影響甚深”

自1928年陳光甫提出統一幣制，到1935年法幣改革，其中相差了整整7年，其中宋子文的遷延拖沓達5年之久。在陳光甫日記中，也揭露了宋的這種顢頇誤國。他寫道：“中國不肯馬上脱離銀本位，即是恐怕力量不足，覺得非一筆大借款無此膽量毅然決定改變幣制。此種思想幾彌佈政府全局，此為延誤事機之唯一實情。宋子文主張最力。”

幣制改革的無政策、無決策、無對策，以致在宋子文手上5年毫無進展，其人確實難辭其咎，但由於成見過深，陳光甫會很敏鋭地捕捉一切不利於宋的負面消息，並深信不疑。比如1932年3月17日的日記，認為宋子文跟蔣介石一樣對日堅持“不抵抗政策”；5月3日，又道聽途説宋子文向法國購買軍火若干，便得出結論“宋有準備自做獨裁之勢”，“此人要做軍閥”。

當然，宋子文對上海銀行也不友善。其母倪桂珍是上海銀行的最老股東之一，其私人存款也長期存放在該銀行。倪去世後，等這些存款一到期，宋馬上全部提取，存入外資大通銀行。這筆款項要近十萬元，如此全部提清，很顯然是對上海銀行的不信任。難怪陳光甫要恨恨然地“特將本票攝影保留，籍資日後參證回憶”。然後在日記裏他直接評論道：“竊思華人對於本國金融不知愛護維持，又何能苛責外商銀行之言行不相顧哉？”

陳光甫之於宋的恩怨，二十年如一日。1947年4月23日，陳作為國府委員參加成立會，遇到了宋子文。據當天日記，宋子文笑着對陳説：“你簡直是個妖怪，真不像有六十七歲的人。你究竟有一個怎樣的秘訣？”陳笑答道：“沒有別的，也許還是我一直不做事的緣故。看你如今官不做了，神氣也很好啊！”

此時宋子文剛因“黃金風潮”從行政院長位子上下台，舉國笑罵，陳光甫再去補上一刀，實在是沒有必要。不過這也證明他對於宋子文的偏見，從未消除。

對於李宗仁他也一直保持着好感。雖然兩人後來也沒什麼接觸，但直到1949年，陳光甫在私人日記中依然尊稱李為“代總統”。

不過，對於其他一些社會問題的思考，20年來，陳光甫卻有着絕大的變化。

1928年初，他決意自上海退居漢口的時候，由於心情惡劣，也由於此地剛經歷兵災，尚未恢復，反正，陳看出去，是一片混亂衰敗，到處是所謂“窮化惡化”的證據。在此時的日記中，他認為中國需要歐美管制，因為“乃有英美等白色種族優秀分子在內，有移化之力，故可常新不壞”。他還認為，中國消極不振的原因是“數千年亞洲遺毒”厲害，所謂“中國受中亞細亞民族之影響甚深”，無法“善化”。

但是，20年後他履跡香港，卻又是另一番感觀。1948年12月7日，在日記中，陳光甫由衷地説道：“吾四十年以來遊歷中國地方不少，不必談西北、東北、廣東等處，即以蘇北而論，姜堰、曲港、通州、大中集，均系富庶之區，地方平安無事，人民安居樂業、從事生產，較之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者。不過香港在物質上比較近代化一點。”竟然把這些蘇北小鎮的安和樂利同香港相提並論，可見他通過這20年看到了中國的演化和進步。

至於對待蔣介石的態度，陳光甫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冷靜和冷漠，對其很少有個性化的評論，也不用任何尊稱，難得呼之以職銜。到1947年4月23日陳新任國府委員，可能是因為感激之情吧，於日記中開始尊稱蔣氏為“先生”。當然，對其施政方針還是批評，認為“要繼續打內戰，國民黨已經沒有這個能力”。他十分形象地揶揄道：

“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國民政府正如一家銀行，國民黨辦了二十年沒有辦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現，或是怎樣，這家銀行岌岌可危，於是總經理蔣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東來——或者比傳的更確實些——請幾位新董事而總經理不變，希望因為這些新分子而銀行可以暫渡難關，依然維持下去。”

從此以後，他私人日記中，“蔣介石”就變成了“蔣先生”。但這位“蔣先生”在大陸的末日，也即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