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輿論中的“尚無定論”“絕對安全”是誤區_風聞

近日，清華大學傳播學院金兼斌教授團隊的一項調查表明（數據來源，清華大學官網），在報刊上，正面的報道已經佔絕對主流，而在微信公眾號上，轉基因正面輿論也佔77%，負面內容信息佔比不到10%，但微博平台上，在有關轉基因的討論中，約50%是負面輿論，30%是正面輿論，中性輿論佔20%。

近年來，轉基因屢屢成為媒體報道、社交網絡和公眾日常話語中的一個熱門話題。就其引發的爭議性而言，很少有其他前沿科技能像轉基因生物技術這樣，在過去十多年間不斷引爆出一些輿論事件，使得公眾對之予以持續的關注和討論。

像很多引發公眾廣泛討論的話題或概念一樣，“轉基因”這一看似明確統一的表述，其實在不同的語境下，藴含着很不確定的含義和視角，涉及多個子議題，從技術到產品、從產業到監管、從科學性問題到倫理價值觀問題、從食品安全到環境安全、從國際貿易到國家安全，不一而足。這些在“轉基因”這一籠統的議題名稱下衍生出來的多種多樣的關注角度，在有關討論和爭論中常常同時出現，並根據論辯需要，被討論者策略性的進行概念切換，導致各説各話，真正的對話難以有效開展。

簡單而言，轉基因議題中涉及的問題可分為技術、產品/應用和社會三個層面的問題。我們對轉基因的諸多認知誤區，也涉及這三個層面。本文主要談談技術和產品這兩個層面的認知誤區。

基因和轉基因技術

轉基因技術是現代生物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顧名思義，轉基因技術涉及基因層面的處理。那麼，基因到底是什麼？

簡單來説，基因是核酸分子——主要是具有雙螺旋結構的脱氧核糖核酸即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遺傳信息的片段。DNA是每個細胞都具有的細胞核中的遺傳物質。通常所謂的染色體，乃是細胞核中基因的主要載體，由DNA和蛋白質組成。而細胞是生物體結構和功能的基本單位。以人為例。人的每一個器官和組織都由大量的細胞組成。每一個細胞中都包含了包括一個人幾乎所有遺傳信息的DNA分子。從生命體-細胞-DNA分子-基因這樣的關係可以清晰的看到，基因是控制生物性狀的基本遺傳單位。

轉基因技術屬於通常所説的遺傳工程，主要指重組DNA分子技術即基因工程，具體是指根據人們的意願對基因進行修飾、改造等，從而定向地改變生物遺傳性狀的技術。將人工分離和修飾過的基因導入到生物體基因組中，引起生物體性狀的可遺傳改變，這一過程就是所謂的轉基因。從本質上言，轉基因技術是一種改變生物遺傳性狀——如作物改良的技術，只不過它是在分子水平上進行的遺傳性狀改變操作。因此在涉及有關轉基因的公共討論中，也許第一個需要“祛魅”的，就是對轉基因技術特殊性的迷思。

**其實自從人類耕種作物以來，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過對作物的遺傳改良。**過去幾千年裏農作物改良的方式，主要是對自然突變產生的優良基因和重組體的選擇和利用，通過隨機和自然的方式來積累優良基因。我們現在所食用的大部分素菜瓜果，都是經歷過漫長的改良過程而演變至今的。轉基因技術與傳統的作物改良技術是一脈相承的，本質都是通過獲得優良基因進行遺傳改良。

當然在基因轉移的範圍和效率上，轉基因技術與傳統的育種技術有兩點重要區別：**一是傳統技術一般只能在生物同種內個體間進行基因轉移，而轉基因技術突破了這個生物體間親緣關係的限制，可以實現跨種間的基因轉移；二是傳統的雜交和選擇技術一般是在生物體個體水平上進行的，操作對象是整個基因組，所轉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可能準確地對某個基因進行操作、修飾和選擇，對後代的性狀表現的預測性較差。而轉基因技術所操作和轉移的一般是經過明確定義的基因，功能清楚——如抗蟲、抗旱等，後代表現可準確預期。**傳統的雜交育種和轉基因技術育種的區別，可以用自然實驗和精確控制實驗之間的異同來類比。

轉基因技術的這種本質特點，決定了社會對其監管的一些基本原則。以美國為例。美國科學家自1973年發明重組DNA技術後，其對於轉基因生物技術的治理也隨即開始，以防範這類應用可能對人體健康和環境帶來的不測後果。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組織科學家和其他相關利益方討論制定並於1976年發佈《重組DNA分子研究準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重組DNA操作規程，也成為多國和國際組織制定生物安全標準的經典參考文本。經過10年試行，美國科學與政策辦公室於1986年發佈《生物技術治理協調框架》，正式確立了**生物技術法律治理路徑，其中包含三個基本原則，即產品原則，強調關注最終產品而非轉基因方法；科學風險原則，即只有存在可經科學證實的風險時，才可對轉基因技術或產品的應用進行額外的管控；實質等同原則，即轉基因產品與現有產品實質相同，因此現有法規足以對其進行監管。**該框架由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農業部（USDA）、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環保署（EPA）和國立衞生研究院（NIH）等相關聯邦政府機構參與執行。

美國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認為，與傳統品種相比，轉基因生物並沒有內在風險，其管理需關注最終產品而非生產方式。基於此，美國生物技術治理採取實質等同原則，選擇的基本路徑是儘量納入已有聯邦法律的監管之下，由聯邦管理機構對轉基因生物及產品實施無差別管理。實質等同原則和無差別管理確立了美國生物技術治理的產品主義路徑。事實上，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上述聯邦機構均採用了“支持生物技術”的基本態度，盡力避免對轉基因生物或產品施加任何不合理的監管負擔，從而在保證生物安全的前提下，促進美國生物技術和產業的發展。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隨着轉基因大豆、棉花和玉米等作物品種在美國被批准商業化種植，人們對轉基因的關注增多，隨之也出現了比以往更多的批評或反對聲音，但聯邦政府機構對基於科學與法律的治理路徑和原則保持信心，轉基因產品的研發和產業化基本未受影響。

這裏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原則中的科學風險原則，這也是三個原則中的核心，**即明確聯邦政府機構的相關管理決策依據是“可靠的科學”而非其他。可靠的科學除包括科學的知識、方法和判斷外，還包括信任和依靠科學共同體的判斷。**在美國產品主義治理路徑的形成過程中，科學共同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特別是在人們爭論生物技術治理的原則和路徑時。

總結而言，**轉基因技術作為一種農業生物技術，相比其他生物工程技術，其本身並沒有特別之處。**轉基因技術是對傳統技術的發展和補充。**技術本身無所謂安全或不安全，取決於我們如何使用。**也正因如此，美國採用產品原則來進行監管。除了應用於動植物品種改良外，它還被廣泛應用於新型生物醫療和各種特定功能的微生物培育方面。只是由於糧、棉、油等作物和產品與人們的日常生物相關度更大，人們對轉基因作物和食品予以了特殊的關注。但實際上，轉基因技術的應用遠遠不至於此。轉基因技術已經成為現代生物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被廣泛應用於諸多領域中。

轉基因產品：風險認知與安全認知

圍繞轉基因議題的諸多爭論中，非常核心的一個議題是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

**生物學界對於經過審批的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沒有危害這一點是有高度共識的。**零星的異議和爭議在任何社會的任何議題上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從來自科學共同體的主流意見看，人們高度認可“經過審批的轉基因作物對人體和環境無害”這樣的結論。

但問題有時出在科學表達和人們的日常話語之間的差異上。科學家在進行有關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表達時，常常用諸如**“經過審批的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並不比傳統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低”這樣的表述。換言之，科學家很少用絕對安全來評價一種技術或產品，而這恰恰是很多人在面對自己所不熟悉的產品時所企望和追求的。英國皇家學會在其1985年發佈的《公眾理解科學》報告中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論是眾多的公共政策事務，還是我們個人生活中的日常事務，理解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本性，都是理解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社會本質上也是風險社會。很多技術和產品，“零風險”和要求“絕對安全”是不現實也是不合理的。**

反對轉基因的人們常常會聲稱“轉基因食品需要慎重”，或者“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尚無定論”。前者是一句正確的廢話，但其客觀上隱含了這樣的邏輯，即必須證明轉基因食品絕對無害，才算得上慎重，這要求有點不切實際，因為要完全排除一種可能性幾乎是無法達到的。

事實上，**天然食品和綠色食品同樣不可能排除有害的可能性。**一種合理的考慮這個問題的邏輯應該是：有沒有確鑿的證據和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市場上的轉基因食品要比相應的天然食品更有害健康？這也是前述美國在進行轉基因生物技術治理時所遵循的科學風險原則的基本邏輯：只有存在可經科學證實的風險時，才可對轉基因技術或產品施加額外的管控。**從邏輯上言，這顯然是一種“無罪推定”或“疑罪從無”原則，也是符合我們大多數人日常行事判斷方式的一種思路。**經過審批的轉基因食品已經從源頭上對食品對人體和環境的安全性作了充分的保障，因此不應再以“疑罪從有”或“自證清白”的要求來對待之。

而**“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尚無有定論”這種説法，雖然沒有明確説轉基因食品不安全，但實際上恰恰是用一種沒有依據的未來風險“莫須有”説辭**，來反對已知可以減少農藥使用、增加產量、抗蟲抗旱甚至增加營養價值的轉基因作物的優勢和益處。事實上，迄今為止，尚未有任何可靠的研究證明，經過審批的轉基因食品的食用對人或動物有害。流傳在各種網絡空間和人們日常交流中的關於轉基因產品對人體和環境的危害論調，在科學上是基本站不住腳的。

總結而言，就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而言，在日常生活語境下，我們可以説其是安全的，這是基於對科學界和監管機構的信任。這是一種制度性信任。制度性信任是社會信任的最重要基礎。無論是坐飛機高鐵，還是食用各種超市中出售的食品，對於超出我們日常經驗和理解能力的產品和服務，我們只能予以信任，否則在現代風險社會將寸步難行。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理解和恰當的態度，是我們日常生活得以進行下去的前提。

結語

根據我們的統計和研究，在微博平台上，在有關轉基因的討論中，約60%是負面輿論，30%是正面輿論，中性輿論佔20%；在微信公眾號平台上，有關轉基因的正面輿論佔77%，負面內容信息佔比不到10%；而在各種報刊上，總體而言，正面的報道也佔絕對主流。

這一方面説明在我國現階段，諸如轉基因生物技術這樣的爭議性技術，人們對其的認知和看法還有明顯的、尖鋭的分裂，不同輿論場中觀點和態度的對立嚴重，不同平台上所表現出來的輿論氣候差別很大。

另一方面，這也提示我們，在諸如轉基因技術和產品的公眾認知等問題上，決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涉及一系列其他因素和影響力量博弈和爭鬥的複雜社會現象。如今，網絡已經成為各種力量和利益逐鹿的場所，而普通民眾在諸如轉基因這樣的議題上由於缺乏深入的科學層面的瞭解，又往往很易受各種錯誤信息和觀點的誤導，信源的公信力於是成為民眾態度形成的關鍵因素。

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民眾對科學共同體和國家主管部門的制度性信任，是改善這一問題上相對混亂的公眾認知和輿論的關鍵和根本。科學共同體和政府監管機構也需要通過各種努力，來提升自己在民眾心目中的公信力。我們相信，目前有關轉基因問題認知上的亂象，終究是暫時的。

本文作者：金兼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首發於《科技新聞研究》2017年第2期，4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