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_風聞

本文自新民週刊

撰稿｜鄭若麟

閲讀提示：特朗普是這場全球性的產業資本對金融資本進行反抗的政治總代表。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才能解釋為什麼特朗普會發動一場反對全世界的貿易戰：其實質是反對全球化。

世界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

我們知道，涉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外交、特別是有關中國的政策，至少有四個人對白宮主人產生着巨大的影響：《亡於中國：美國是如何喪失製造業根基的》一書作者、總統貿易事務顧問彼特·納瓦羅、聲稱美中兩國正處於“經濟戰之中”的白宮前首席戰略幕僚史蒂夫·班農、《華爾街日報》前常駐中國記者、現任總統東亞事務特別助理的馬修·波廷格，以及曾著有引起巨大爭議的《以色列遊説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一書的地緣戰略專家讓·J.米爾斯海默，一名著名的“中國威脅論”的鼓吹者。　　

在米爾斯海默有關以色列遊説集團一書中文版的前言裏，米爾斯海默寫下了這樣一句頗值得玩味的話：“……我們寫這本書的時候並未慮及中國，但是我們的分析對未來的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卻具有重要意義。”“擔心美中註定要成為對手的讀者應該希望，以色列遊説集團繼續成功地捍衞美國同以色列的特殊關係，因為這一政策有利於中國。”　　

據我觀察，很少有中國學者對這個斷言進行過研究和評論。為什麼以色列遊説集團能夠使美國保持與以色列的特殊關係，會有利於中國呢？米爾斯海默認為，如果美國因以色列的關係而深陷中東的話，就無暇顧及東方的中國。真的嗎？還是另有一些屬於“政治不正確”的判斷，這位已經多次被攻擊為“反猶”的學者未能坦言？　　

正好在這本書出版十年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而由於特朗普的當選、上台，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轉折，這已經成為國際戰略研究界的共識。　　

世界主要大國和大國集團之間，正在發生着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昔日的盟國似乎正在變成“對手”，而昔日的敵人，卻在試圖握手交談……意識形態對立正在削弱、國家利益衝突正在上升；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世界未來發展趨勢做出了悲觀的預測，甚至開始出現“大蕭條”等字眼……“不確定性”似乎成為今天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徵。世界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　　

這個轉折的起點，正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執政，掀起了一場以“民粹主義”為特徵的“反全球化”浪潮；這一浪潮最近進入了加速期：以“美國優先”為口號的特朗普一手挑起的一場“貿易戰”：並非僅僅針對中國的貿易戰，而是針對歐洲、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幾乎全世界的全方位貿易戰。　　

這是當前中國面對的一個全新的國際格局。正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國正在推行改革與開放政策之際，中國也曾面對一個在當時屬於全新的國際格局。當時美國與今天一樣，選出演員出身的里根總統，執行了一系列以保守主義為特徵的強硬政策，對內推出所謂的“里根經濟學”、對外針對蘇聯推出了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而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也出現了一位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也開始推行一系列以“親西方”為特徵的“緩和”政策；對內全面展開所謂“改革和公開性”的重大變局、對外則力主蘇聯要與美國以及西方全面緩和。中國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充分利用了這一時機，一方面加強了與美國的關係，開始在經濟上迅速擴大與美國的交往，而另一方面則改善和恢復了與蘇聯這個北方巨人的關係，從而為中國的經濟爆發性增長創造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國際環境，贏得了幾十年寶貴的發展時間，為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奠定了基礎。　　

歷史往往會出現類似的重複。今天的中國、俄羅斯、歐盟、日本、非洲、中東等地區，幾乎都面臨着經濟政策上的選擇。而美國特朗普總統的上台，使全世界都被逼着回答一個問題：如何處理與美國的經貿關係？美國已經成為一個“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甚至可能是民粹主義）國家，在經貿領域正在發動一場“世界大戰”。我們怎麼辦？從現在到特朗普本屆執政剩下的不到三年時間裏，我們應該如何利用這段時間和“特朗普效應”，來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設計一條走向成功的道路？　　

特朗普的“敵人”究竟是誰？

要尋求這一歷史難題的正確答案，我們首先必須認清一點：特朗普的“敵人”究竟是誰？如果美國似乎有且不止僅僅有一個“敵人”，那麼，中國到底是否正在被特朗普視為其“最主要的敵人”？為什麼？如果不是中國的話，那麼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敵人”又是何許人也？　　

“……只有永恆和永久的本國利益”，我相信，我只須引用這句名言的半句，讀者們也一定知道它的出處和它對於整個西方外交的意義。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沒有“永恆的敵人”。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也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今天的世界如此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重温毛澤東和邱吉爾的名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知道，從中國的角度、中國的利益出發來看，我們似乎並沒有將美國視為我們的“敵人”。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言，“我們有一千個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也就是説，中國並沒有把美國視為我們的“敵人”。事實上，中國希望與美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一起建立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就是説，所有的人都分享“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命運”。　　

問題是，特朗普是否將中國視為他的“敵人”？特別是“最主要的敵人”？搞清楚這個問題，對我們在處理特朗普強加給中國的貿易戰、對未來處理台灣問題以及其他中美之間存在（或根本就是美國蓄意“製造”出來的問題）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應該特別指出的一點是，將中國視為“敵人”，和視為“最主要的敵人”其實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是兩個問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不言而喻：特朗普是美國總統，他當然代表着美國；而美國作為世界上的唯一的一個超級大國，與一個新崛起的國家之間是否存在着“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已經有很多文章論述。最近美國《外交》雜誌對34位“中國問題專家”進行了諮詢，認同和反對“中美國家利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兼容”的美國專家恰好對半。事實上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的第一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從美國國家角度出發，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對手”。顯然，作為美國國家領袖，特朗普也肯定會將中國視為“敵人”。這是無疑的。但問題在於，特朗普眼中還有哪些國家被視為是美國的“敵人”？中國在其中佔一個多大的比重？作為一個商人政治家，他是否將中國視為他個人的“最主要的敵人”？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説的那樣，任何事務，當我們把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是毫無疑問的情況重新審勢一下的話，是非常有益的。

作為總統，特朗普既是美國整體利益的代表，但他也是“共和黨總統”，因此特朗普當然也是美國部分集團利益的一個代言人；他和他所代表的集團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並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這是西方民主體制本身的特性所導致的一種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總統採取的政策應該既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必須符合他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利益。然而問題是，兩者有時並不是完全重合的。而今天，兩者之間的差異可以説是越來越明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恰恰就是將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找出來。這樣我們就能夠清晰地看出，特朗普是否將中國視為他的“最主要的敵人”。

特朗普在發動“世界貿易大戰”時的目標是非常簡單的：凡與美國存在着貿易順差的國家，無論是盟國還是其他關係的國家，都是美國的貿易戰對象。以貿易劃線，與冷戰時期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線，顯然有着巨大的差異。我們在批評美國和西方不應用冷戰思維來對付中國時，我們其實也不應以冷戰思維來研判對手。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是一個僅僅存在着意識形態對立的世界。而其他領域的對立，其重要性可能早已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對立。比如宗教的對立、族羣的對立、跨國公司利益之間的對立……甚至包括生活方式的對立等等。要知道，中國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僅僅七十年而已。而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對立，早在1840年時就已經不以中國意志為轉移地形成了。蘇聯解體以後，早已在意識形態上成為西方的同路人。但西方與俄羅斯的對立並沒有因此而消失。這是非常簡單的事實。

同樣，在西方內部，我們也不應僅僅從意識形態出發，就將西方視為鐵板一塊。當然，如果我們用簡單的意識形態劃線，確實可以籠統地説，西方是一個整體；每一個西方國家都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環。所以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美之間，存在着一種“同盟關係”。而我們則是一個與整個西方意識形態都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儘管在社會主義前面冠有“中國特色”幾個字，但我們依然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整個西方都會以中國為敵。　

如果今天的世界依然是一個意識形態分野壓倒其他一切利益的世界，那麼這種分析從整體上顯然成立的。然而問題在於，今天的世界早已變得非常複雜。除了意識形態以外，世界上各個國家在經濟、貿易、金融等各個領域都存在着嚴重的利益衝突；在宗教領域存在着尖鋭的對立；在資源、領土、市場、勞動力等各個領域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可以説，今天的世界早已變成一個利益和矛盾都具有多重性、交錯性和易變性的世界。各個利益集團已經形成超越國界的利益鏈。這就是我們經常説的，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已經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甚至就僅從西方內部——主要是指歐美等發達國家——來看，也同樣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實力雄厚、跨越國界，從某種意義上操縱着很多國家的內政外交；他們對中國的態度、立場和利益關係也是不同的，存在着相當大的分野。僅以美國為例：特朗普眼中的中國，與他的政治對手希拉里·克林頓眼中的中國，是否完全一致？從我們國內對“希拉里·克林頓與特朗普誰上台對中國更有利”的爭論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我們的學術界是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兩位總統候選人在中國問題上既有共同點，但也絕對存在着截然不同之處。因為他們分別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團。所以，在我們可以確認西方一定會視中國為“競爭對手”——“敵人”的一種委婉説法——的前提下，我們非常有必要進一步去研究西方，來看一看西方內部是否存在着其他更為重要的利益分歧，以至於會使特朗普將某些力量、利益集團或國家視為比中國更重要、更危險的“最主要的敵人”。畢竟，世界上發生過的兩次全球性大戰，都不是緣於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國家利益帶來的衝突；且都是在西方內部自己打起來的。所以，我們有必要對特朗普本人之言行、政策和戰略方針進行深入的分析。　　

全球化才是罪魁禍首？　　

如果我們不深入細究特朗普的思維和他的推特、他的演講、他的答記者問、他的私下言論，以及他不斷在採取的種種政策、措施，簽署的各種法案、條例……我們是無法認清特朗普究竟在想什麼的。從目前看，國際學術界和外交界有一個“以不變應萬變”的“偷懶”做法，就是在我們找不到特朗普思維邏輯的時候，便簡單地説“特朗普多變、善變、易變”；然後一言以蔽之道：無法預測一個“多變、善變、易變”的總統。　　

但事實並非如此。比起美國很多其他各屆總統，特朗普實際上是大致言行一致的商人。從他説的，到他做的，其實他都已經有言在先。問題在於我們如何來聽、來理解、來解讀。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特朗普是怎麼來“論及”他的“敵人”的。　　

在“雙普會”（普京與特朗普的峯會）之前，特朗普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時説了這樣一段話：　　

“我想我們有很多敵人，我認為歐盟是一個敵人，看他們在貿易上對我們所做的事。現在你不會想到歐盟，但他們是一個敵人。”　　

特朗普在説這段話時，用的是英文單詞“foe”，而不是“enemy”；兩者在這個層面上的含義應該是相同的。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對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義了。用“foe”這個詞，説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歐盟還真是一個敵人。　　

特朗普接着説：“俄羅斯在某些方面是敵人。中國在經濟領域是敵人，他們當然是敵人。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就是壞的。這並不意味什麼。這僅僅意味着他們具有競爭力而已。”在這裏，特朗普也同樣用“foe”這個詞來形容中國和俄羅斯。　　

剖析這一段話，我們大致可以認定，首先，這並不是特朗普“心血來潮”或如中國某些媒體所説的“脱口而出”的一段話，而是深思熟慮的思考後公佈的觀點。其次，在特朗普心目中，俄羅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敵人，而中國則在“經濟領域”是敵人。但歐盟就是“敵人”。　　

這真是一個驚人之言。　　

實際上這與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言論、特別是特朗普的就職演説，是高度吻合的。　　

也就是説，在特朗普心中，一直存在着一個特殊的“敵人”。而今天這個特殊的“敵人”恰好正由歐盟所代表。還記得嗎，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一直在抨擊“華盛頓的權勢集團”（establishment），認為他的競選總統與過去有一個絕對不同之處，就是過去只是將政權從一個政黨交替到另外一個政黨手中；而這一次則是“替換掉一個失敗的、腐爛的政治權勢集團，取而代之一個由你們、美國人民掌握的政府”；“這不是簡單的四年一輪的選舉。這是我們文明史的十字路口。將要決定我們人民能否收回對政府的控制”。在特朗普的眼中，“正是那個想要阻止我們的政治權勢集團，一手設計了災難性的全球貿易和海量的非法移民潮。他們的政治、外交政策讓我們的國家流乾最後一滴血。這個政治權勢集團摧毀了我們的工廠，讓我們的工作外流到墨西哥、中國和其他世界各國。這個跨越國境的權力機構的經濟決策打劫了我們的勞動階層。竊取了我們國家的財富，並把這些錢放到屈指可數的幾個大集團和政治團體的口袋裏。這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本次大選將決定我們的國家是否真正自由，還是不過僅有一個民主的幻影，而實際被一小撮全球化分子、特殊利益集團所控制，並侵蝕我們的國家體制……”顯然，特朗普將這次總統大選以及他本人的當選，視為美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一次政權易手，是將政權從“政治權勢集團”手中奪回來，交還給“人民”。　　

那麼，這個“政治權勢集團”是指誰呢？　　

特朗普也已經明説了：是“一小撮全球化分子、特殊利益集團”；更具體地説，就是“跨國銀行等金融財團”、是“大媒體集團”；以及他們所支持或相互支持的“華盛頓的權勢集團”。也就是説，在特朗普眼中，“金融財團及其資助的媒體和華盛頓權勢集團”只為“一個目的存在：自保和斂財”。他們才是特朗普的真正意義上的“敵人”。這種觀點，我們其實並不陌生，如果我們還有歷史記憶的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特朗普很有可能是亨利·福特的21世紀版。當我們讀懂了特朗普，明白了他所説的那個“一手設計了全球貿易和非法移民潮”、“摧毀”了美國的工廠，使美國的工作“外流墨、中等國家”的“權勢集團”究竟指的是什麼，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麼特朗普一直在猛烈攻擊美國的媒體是在“撒謊、撒謊、撒謊”？為什麼最近美國300多家媒體會忍無可忍地聯合起來“向特朗普宣戰”？當我們明白了為什麼特朗普強烈地反對全球化，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什麼特朗普始終不待見歐盟國家領導人、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因為歐盟現在已經成為支持全球化的大本營。正是出於這個理由，特朗普才會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説：“歐盟是我們的敵人。”

而這一點，用特朗普的話來説，是“你們明白，他們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不過很有可能我們中國人還沒有太明白……）。

從特朗普自己的表述來看，“全球化”、支持全球化的以金融資本為首的跨國財團及其控制的媒體和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勢力即“華盛頓權勢集團”，才是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全球化對於特朗普所猛烈攻擊的以金融資本為首的跨國財團來説，是一個天大的好事。事實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們。所有的統計數字都在不斷地證明這一點。近年來從歐洲到美洲到處爆發“憤怒者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等民眾示威，針對的對象都是全球化的受益集團即金融資本為首的跨國財團。而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則是西方國家的產業資本。產業資本在全球化開始時也是受益者，可以將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通過引進低價移民勞動力來加強其競爭力……　　

但出乎西方經濟學家們的預料，部分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五國，而特別是中國，竟很快在短短三十多年間就從低端產業向中、高端產業擴張，很快就形成對西方產業資本的強有力的競爭，並迅速將美、歐產業資本打得潰不成軍。而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受害者，恰恰是西方國家的中下層在產業領域靠着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勞動階層和中產階級。正是憤怒的他們將特朗普選上了台。因此，我們大致可以斷定，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應該是“全球化和支持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今天，跨國金融資本的大本營依然在歐美；其代表性人物，恰恰是歐盟兩大軸心國之一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所以，特朗普才會將歐盟視為他的“敵人”。　　

事實上，特朗普這麼説，也是這麼做的。他上台以來採取的大多數政策措施，都是針對全球化的。　　我們看到，特朗普第一步是建立一堵牆，以阻止外來移民再進入美國，以阻止外來勞動力變得越來越便宜，進而摧毀美國的就業；顯然，這與中國沒有太大關係。但這卻與全力支持全球化的“權勢集團”密切相關。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勞動力的全球化自由流動。　　

第二步是阻止美國企業繼續轉移到外國、當然包括中國去生產。但這似乎並非是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措施，只是近年來由於中國整個經濟環境生機勃勃，導致國際資本大量進入中國投資而自然形成的。　　第三步是頻頻“退羣”：特朗普退出了TPP、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為什麼要退出這些“羣”？因為這些“羣”的宗旨幾乎都是強化全球化的。應該指出的是，其中有一些“羣”如果美國不退出，可能會對中國不利。比如TPP。但特朗普還是毫不猶豫地退出了。這證明，特朗普的兩個“凡是”也是非常清晰的：凡是對全球化有利的一律反對；凡是對美國產業資本有利的一律支持。退出TPP有利於美國產業資本而不利於美國跨國資本，是非常明顯的。　　

第四步是在國內減税和對美國企業在國外所獲得的利潤返回美國進行免税，讓他們能夠強化對美國產業的投資。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應都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明確地有利於美國的產業資本。　　

第五步是在中國的斡旋下開始與朝鮮進行談判的同時，宣佈退出伊朗核協定，加強對伊朗的經濟制裁。這一點，如果特朗普果然是將中國視為其最主要的“敵人”的話，是很難解釋得通的。最近有文章分析認為，特朗普打擊伊朗的“大陰謀”最終也是指向中國的：通過制裁伊朗，將會使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走向災難……事實完全不是如此。反對伊朗核計劃，完全是出於保護以色列的考慮。這正反映了特朗普在以色列和美國猶太遊説集團問題上謹小慎微：在全力反對全球化，也就是在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採取全力傾向於前者的立場的同時，積極做姿態支持以色列；不僅不顧一切反對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送給以色列一個意想不到的大禮；再進一步退出伊核條約（以色列一直反對該條約），加強制裁伊朗（伊朗什葉派聯合伊拉克、敍利亞以及黎巴嫩，已經成為該地區對以色列的最大威脅），以避免遭到美國以色列遊説集團的反對。　　

第六步是發動針對全世界的貿易戰。所有的人都看到、都不明白為什麼特朗普在針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時，也對其他盟國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國發動規模不同、但性質類似的貿易戰。與中國貿易戰規模最大是合乎邏輯的：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但為什麼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戰的同時，也與歐盟進行貿易戰呢？再愚蠢的人也應該明白，要想戰勝強大的中國，必須與其他盟國聯手呀！有人可能會提出，歐美不是達成“零關税協議”了嗎？問題是，特朗普並沒有因此而不再對歐洲的鋼、鋁繼續徵收25%的懲罰性關税。歐美貿易戰並沒有休戰。　　

​從特朗普採取的主要政策可以看出，特朗普攻擊對象主要針對的就是“全球化”。因此，全球化才是特朗普的主要敵人。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如果説，金融資本為代表的跨國財團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的話，中國由於其勤奮、忍耐和聰明，可能是全球化的第二大受益者）之一，因而也成為特朗普的攻擊對象。特朗普之所以將“中國製造2025”列為他的打擊目標之一，也是為了維護美國產業資本的利益。特朗普不願意看到中國成為美國產業資本的高端競爭者。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所代表的產業資本集團的利益，與美國國家整體利益是高度吻合的。但在其他方面，特朗普所代表的產業資本與力主全球化的金融資本之間，則絕對存在着重大分歧。比如特朗普反對用美國的金錢在全世界推進“民主和自由”就是一個例子。對於金融資本來説，在全球推進民主有利於全球化；而對於特朗普來説，此舉絕對會對美國產業資本造成不必要的損害；因為對於產業資本來説，一個穩定的市場是非常重要的。想象一下，如果中國發生劇烈動盪、發生顏色革命的話，還會花上2000億美元去購買美國的芯片？所以特朗普的目標不是讓中國崩潰，而是讓中國不會做自己的芯片而必須購買美國的芯片；而中國無論動盪和穩定，對於金融資本來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讓金融資本進入中國、控制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中國如果崩潰、人民幣便會失去挑戰美元的任何機會，對於跨國的金融資本而言，是更理想的前景……

我知道，肯定會有人提及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對台灣、對南海等中美潛在衝突焦點的關注和挑釁，以此來證明中國就是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敵人。我們確實應該時刻警惕特朗普對台灣等問題的挑釁。但我們也必須瞭解，美國的體制造成權力的多元，使各種聲音都會出現。台灣、南海等問題更像是特朗普手中的牌，而非目的。從上述分析看，我們似乎不必自己將自己送上標靶，自己把自己當成特朗普的“主要敵人”。我們應該做的是，研究美國和西方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研究特朗普反對全球化的方針和政策，從中找出我們的應對策略。

我們知道，特朗普是打着反對金融財團、反對媒體集團、反對“華盛頓權勢集團”的口號而得到底層勞動階級和遭到全球化致命打擊的中小企業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而當選上台的。他的武器是推特，而推特正是突破美國傳統主流媒體封鎖的利器。美國的選舉體制一向是通過金錢和媒體來影響選民。特朗普恰恰是因為自己本身就有大量的金錢，足以支撐他的競選；同時他又成功地找到了突破傳統媒體的方式，才得以在重重包圍中脱穎而出。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米爾斯海默對以色列遊説集團的批評、特別是建議要削弱這一集團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看來不僅起了作用，而且很有可能已經成為現實。特朗普現象是美國近百年來首次出現的一場“體制內的革命”，正在猛烈地衝着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在西方和美國內部引發產業資本與金融跨國資本兩大力量的激烈內鬥。其表現就是歐美極右翼政治力量開始大幅上升。這股力量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國家已經開始進入執政階層。歐洲各國內部都出現支持特朗普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力量，產業資本正在形成某種跨國政治聯盟，對跨國的金融資本所推行的全球化政策進行着激烈的反抗。不久前造訪歐洲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特朗普的前幕僚史蒂夫·班農説過這樣一段話，“現在還存在着一些左翼和右翼的政黨、人物和思想，但已經越來越沒有意義了。左和右是一種用來使人們相互對立的工具。真正的鬥爭是赤貧者對富人的鬥爭。民眾對政權的鬥爭。民族主義者反對全球化支持者……”　　

特朗普是這場全球性的產業資本對金融資本進行反抗的政治總代表。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才能解釋為什麼特朗普會發動一場反對全世界的貿易戰：其實質是反對全球化。如果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是“全球化”，是全球化目前的代表“歐盟”，我們能夠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啓示呢？

本文自新民週刊

撰稿：鄭若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