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陪同和記錄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往事_風聞

【今天是鄧小平誕辰114週年紀念日，今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回顧40年來改革開放的崢嶸歲月，更加認識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定性推動作用。可以説，沒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就沒有今天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地位，也就不能從經濟大國進而成為軍事強國，人民生活也就不能從温飽而奔向小康。1992年，作者作為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曾有幸成為鄧小平視察深圳談話的記錄者，並參與策劃首發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系列宣傳報道工作。撫今追昔，這段26年前的往事仍歷歷在目……作者 吳松營 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位於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北的鄧小平畫像（1996年製作）

一、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

“在重要關頭，我還是要説話的”

人們不會忘記，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一場共和國建立以來未有過的巨大政治風波。風波過後的一段時間，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成了中國人民及中共黨內、甚至國際社會議論的焦點。

1989年6月5日，當中國的政治風波還未真正結束的時候，美國總統布什就宣佈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外交關係等方面對中國的“五項制裁”。美國國會則很快發表聲明，對中國進行嚴厲指責。“兩院”甚至通過關於制裁中國的國務院授權法修正案，以便美國政府能夠隨時地以苛刻條件制裁中國。

7月14日至16日，美國、英國、法國、聯邦德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國首腦在巴黎開會，宣佈集體制裁中國。之後，它們繼續開動各種權力機器，包括經濟的、軍事的和文化宣傳的各種機器和工具，推波助瀾，希望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就此徹底垮台。

1992年1月19日上午，鄧小平專列到達深圳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接踵而至，更使中國內部的某一部分階層和人士在總結歷史的和現實的教訓中，政治態度更加堅決和強硬，振振有詞地要把“反對和平演變”作為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當然，也就更加談不上擴大對外開放和深化體制改革、推行市場經濟，使國家的經濟保持高速度增長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宣部《關於社會主義若干問題學習綱要》（簡稱《學習綱要》十九條），並在按語中講明：“此件業經中央同意”，號召各級黨組織和幹部羣眾要認真學習。很明顯，頒發《學習綱要》十九條，主要的不是要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實際上是要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大動員。夏天，中共中央黨校專門舉辦高級幹部學習班，重點是學習和領會《學習綱要》十九條，主題同樣是“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 這年的下半年開始，《人民日報》和北京的一些刊物如《中流》等，就不斷髮表關於要“重提階級鬥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的大塊文章。北京一份權威報紙發表的一封頗有來頭的“羣眾來信”，強硬地指出：“那些對改革開放不主張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不是政治上的糊塗蟲，便是戈（戈爾巴喬夫）葉（葉利欽）之流的應聲蟲。”中央的其他報刊和各省、市、縣的黨報、黨刊和廣播、電視，也有許多緊跟形勢，連篇累牘地發表各式各樣的文章，宣傳《學習綱要》十九條的精神，提出“經濟多元化必然導致政治多元化和權力多元化”，“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批評忽視階級鬥爭的“錯誤傾向”。

1992年1月23日，鄧小平從蛇口碼頭乘輪船前往珠海

此時，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尖鋭的問題，攪動着已經在崗位上“全退”的鄧小平的思緒。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強調經濟“要實現適度的發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務裏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

可惜，鄧小平語重心長的這些話，沒能夠成為戰略思路和方向。中國當時整個偏“左”的輿論導向也就沒能夠得到糾正。中國仍然像一艘缺乏明確前進方向的航船，不可能給力加速，只有隨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轉。當然，也就更加談不上擴大對外開放和深化體制改革、推行市場經濟，使國家的經濟保持高速度增長了。

據有關數據顯示，198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3.9%，1990年也只增長5%。這兩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最低谷。不少企業倒閉，職工下崗，通貨膨脹儘管從1988年近19%的高危狀態降到了1990年的15%左右，仍然讓廣大老百姓喘不過氣來，人心惶惶。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不得不承認：“比較突出的是經濟效益下降，國家財政比較困難。”

鄧小平對此當然不滿意。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更突出強調：“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市場還是計劃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

中國是一個習慣於小道消息滿天飛的國度。“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搞得人心不得安寧。海外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許許多多同胞、華僑、華人、國際友人也都憂心忡忡。

鄧小平這個“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開始了並非尋常的“談話”。他希望通過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響全國並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在深圳國貿大廈邊視察市容邊發表重要譚談話時，作者站在鄧小平後面以便做好記錄工作

1991年是中國傳統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於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評論。其開篇就是《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接着又接連發表三篇評論，其要旨就是“要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對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如果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改革開放、發展自己的良機，等等。這些話語，在當時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無疑是在沉悶的天空劃出了一道道閃電！

但是，全國的稍有分量的報刊，絕大多數對“皇甫平”都沒有反響。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決定再南下，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後所表達的意思一樣：“在重要關頭，我還是要説話的。”

擔起全程記錄鄧小平談話的重任

真沒有想到，負責鄧小平視察深圳期間談話記錄的重任，會落在我的肩上。

鄧小平這一次“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貼身的秘書，中央派的主要是安全警衞人員，並沒有負責文字工作的專職幹部。中央的幾個主要新聞單位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我當時是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被調去參加接待工作。

1992年1月19日上午9點，鄧小平乘坐專列到達深圳，到迎賓館之後馬上就説：“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同其家人商量後，只得在上午10點安排老人家去視察市容。

當天晚上7點30分，鄧辦王瑞林主任和廣東省、深圳市領導在深圳迎賓館6號樓開碰頭會，檢查總結當天接待工作情況，落實首長明後幾天的考察行程，詳細安排接待和保衞等工作。也就在這次會議上，指定要我負責做好鄧小平視察過程中的記錄工作。

1992年1月底，鄧小平一行在下榻的深圳迎賓館散步

幾天時間裏，鄧小平在深圳國貿大廈邊視察市容邊發表許多重要的談話；在參觀考察的路上，坐在中巴上的鄧小平常常會對周圍的人發表一些重要談話。22日下午，鄧小平在深圳迎賓館接見部分黨政軍負責人時，對在場的黨政負責人吹風。鄧小平在談話中，主要強調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會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23日上午，送別鄧小平之後，回到深圳迎賓館5號樓的房間裏，我馬上同《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陳錫添系統地整理鄧小平5天來的談話記錄。幾天前專門抽調過來幫忙的深圳市委宣傳部四川籍幹部凌泳，留下來繼續協助我整理錄音和抄寫。為了加快工作進度，我又從市委宣傳部辦公室調來了機要幹事沈鍾生幫忙。

我們從23日中午開始連續奮戰了將近20個小時，最後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談話記錄》，共13000多字。這主要是作為檔案之用。為了使領導更便於掌握鄧小平談話精神，我又在前面這份稿上再精簡，去掉視察過程及一些情節交代的文字，形成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特區的重要談話要點》，近10000字，分五個部分。最後，由我負責任地在兩份文檔末尾簽字：“記錄人吳松營”。

第二天，我就將全套的記錄稿和錄音帶送給深圳市委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任克雷，由他報市委領導和報送中央辦公廳。

1992年1月底，鄧小平來到深圳皇崗口岸深眺望對岸的香港

深圳大膽破例，

宣傳報道鄧小平的談話精神

由於省市領導多次請示，要求公開報道南方重要談話精神，鄧小平都不同意“破例”，當時再向誰請示，也是不可能得到同意“破例”的答覆的。那麼，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的責任呢？我們這些“匹夫”為什麼不盡自己的一份責任呢？

我首先向剛從北京開會回深圳的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楊廣慧彙報，建議把鄧小平談話的重要內容以評論形式進行宣傳。得到市委的支持後，我又考慮到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學習和吸取去年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皇甫平”文章後，被打壓的經驗教訓，我們主動聯繫香港《文匯報》駐深圳記者站，以求借助深圳特區毗鄰香港的有利條件，請香港的愛國愛港報刊配合，擴大聲勢，做到立體報道宣傳。

1992年3月30日，中央電視台著名播音員邢質斌口播《東方風來滿眼春》一文

2月20日，《深圳特區報》在頭版顯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評論之一》，引起社會的很大轟動。以後該報每兩天發一篇“猴年新春八評”評論。

由於《深圳特區報》每發一篇“猴年新春評論”，香港《文匯報》《大公報》都同日轉載，並在按語中説明《深圳特區報》的評論“原汁原味披露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這無疑壯大了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宣傳、報道聲勢。香港的各種媒介以及台灣、澳門地區和各國駐香港新聞機構、通訊社紛紛轉載《深圳特區報》的“猴年新春評論”，或者編髮相關消息。

不久，國內的《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乃至《人民日報》也都開始有選擇地轉載《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評論的部分文章。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報刊轉載《深圳特區報》評論文章的，更是多不勝舉。

經過反覆思考、籌劃，3月26日的《深圳特區報》以最顯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發表了署名“本報記者陳錫添”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立即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很大轟動。香港的媒介反應尤其熱烈，有的對《深圳特區報》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全文轉載，有的則摘登或編髮消息。敏感的外國通訊社駐香港機構紛紛發消息。北京也傳來消息：出席全國兩會的代表反應很熱烈，議論紛紛，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聲叫好，有的人則四處找《深圳特區報》。

可是，已經過了好幾天，我們主動打聽，還是不見中央主管部門及至中央領導對《深圳特區報》關於鄧小平視察深圳特區紀實的長篇通訊有什麼反應，連電話批評也沒有。反常的“平靜”，經常是最可怕的時刻。當時，作為既是記錄人、又是具體分管內外宣傳和新聞出版工作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我已經做好被“雙開”的準備，並向家人作了交代。

轉機是在3月30日的《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在頭版全文轉載《深圳特區報》的這篇長篇通訊。後來瞭解到，是鄧小平在家看到《光明日報》轉載的《深圳特區報》長篇通訊，讓秘書打電話給新華社的總編輯，説文章很好呀，問《光明日報》能轉載，新華社能不能轉載？這才引起了中央主要領導的高度關注。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區報》頭版發表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

3月30日這天下午，新華社很快作為重要稿件全文播發《深圳特區報》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並且補發了一條自己的動態消息：［新華社北京3月30日電］本社今天向國內外轉發了《深圳特區報》3月26日發表的一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深圳特區報》的這篇一萬多字的通訊，詳細記述了鄧小平於1月19日至23日訪問深圳期間的主要言行，尤其是他對改革開放所作的重要講話。

當天下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根據新華社通稿，全文播發。當晚，中央電視台也全文播發，一共播了45分鐘，由當時的招牌主持邢質斌口播，並配上由廣東和深圳電視台提供的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畫面。

第二天即3月3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題的位置轉載了《深圳特區報》的長篇通訊，《解放軍報》  《工人日報》《農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首都各大報和全國各省市幾乎所有報紙，也都在這一天的頭版顯要位置轉載。各省市的報紙、電台、電視台也都紛紛轉載、轉播。

美聯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國主要通訊社，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3月30日中國在輿論上發生的重大變化的事情，於當晚用“3月30日北京電”的形式，向全世界報道：“新華社、國家電視台的新聞節目都第一次發表了鄧小平1月份在華南的講話。”“中國的宣傳媒介今天向全國11億人口宣傳鄧小平在南方的談話。”

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編、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與深圳》一書封面

這可真是中國新聞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事情。

“平靜”終於過去，隨之而來的不但不是令人心驚肉跳的大風暴，而是讚揚的電話、信函鋪天蓋地而來，令人應接不暇。

4月1日，即將訪日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見日本駐華記者，被問及對《深圳特區報》發表“東方風來滿眼春”長篇通訊的評價時，回答十分肯定：“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的重要講話，早已在全黨和全國傳達。現在發表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報道，可以使全國人民更好地瞭解他的談話精神，以便全面地貫徹落實。”新華社當即向全世界播發了這條消息。

至此，我們冒險“破例”的事情，才算畫上了完滿的句號。

但是，我們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仍然重大，並沒有就此停步，而是繼續千方百計地為宣傳鄧小平南方重要談話精神而努力。

4月8日，由我和陳錫添撰稿的電視片《鄧小平同志在深圳》在深圳電視台視播出。接着，我同市委宣傳部新聞處的處長黃新華、副處長李小甘到香港同香港衞視洽談，促其同意播放《鄧小平在深圳》的電視片，讓鄧小平的形象上衞星電視，跨越千山萬水，傳播到全世界。

4月8日，由深圳市委宣傳部策劃編輯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與深圳》一書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發行，成為當年的一本暢銷書。

6月28日，我帶領市委宣傳部新聞處的同事，將精心製作的巨幅畫像《小平同志在深圳》正式樹立於深圳市中心的紅嶺路口。香港中通社、《文匯報》《大公報》《華僑日報》《天天日報》《明報》《信報》《經濟日報》，以及香港的電台、電視台等近20家新聞機構同時發佈這一消息。有的報紙不但在頭版顯位刊登這一消息，還配發評論，説“這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要信號”。鄧小平的巨幅畫像成為深圳的市標，又被海內外眾多媒體報道和渲染，已經舉世聞名，吸引着無數的崇敬者和旅遊客人。

鄧小平視察國貿大廈 時與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交談

南方談話促成中國改革開放的

新突破、新成果

歷史證明，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發表重要談話，撥正了中國航船的航向，扭轉了黨內外一度思想混亂的局面，促進了全國的思想大解放，改革開放事業有了新突破，20多年來不斷取得新的巨大成果。

1992年的“兩會”重要內容是修改、補充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重要文件，使之符合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促使全國改革開放步入新的進程，為中共十四大的召開創造新的條件。

10月12日至18日，黨的十四大隆重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在報告中説：“鄧小平同志今年初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極大地鼓舞了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廣大幹部和羣眾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奮，上下團結一致，到處熱氣騰騰，進一步展現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理想的壯麗前景。”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期間，鄧小平與江澤民在一起

就在這次黨的代表會議上，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確定了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黨內外“姓社”“姓資”的爭論，被畫上了休止符。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根本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掀起了新的高潮。

與此同時，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圍繞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開始新的突破。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職工內部持股、中國的兩個證券市場滬市和深市規模迅速壯大。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海南特區迎來了空前絕好的發展機遇。

從1992年起，中國經濟又進入了持續高速發展時期。GDP從1991年2萬億元，到2001年突破10萬億，2006年突破20萬億，2007年超過26萬億元。中國改革開放頭30年，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9.8%。這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2011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為9.2%，總量達472000億元，躍居世界第二。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後，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長。2013年至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高於同期世界2.5％和發展中經濟體4％的平均增長水平。2013年至2016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以上，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居世界第一位。

2016年，我國GDP為744127億元，摺合113916億美元 。2017年中國GDP達82萬多億元，越來越接近美國的經濟總量，而把第三的日本拋得更遠。與此同時，中國發展協調性不斷增強，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教育事業明顯加強，文化繁榮發展呈現新氣象，健康中國建設加快推進，等等。

鄧小平南方談話距今已經26年，鄧小平逝世已經21年多。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和26年以來的情況，我們完全可以説，沒有鄧小平1992年1月的南方談話，就沒有中國的新一輪改革開放，更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二；沒有媒介的新聞輿論推動，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不可能那麼快速、廣泛地傳播，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更加曲折，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都可能要改寫。

1992年1月23日，鄧小平在蛇口碼頭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8月20日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的座談會上指出：“鄧小平同志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是歷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於有鄧小平同志的卓越領導，正是由於有鄧小平同志大力倡導和全力推進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欣欣向榮，中國人民才能過上小康生活，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以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

位於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北的鄧小平畫像（1996年製作）

一、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

“在重要關頭，我還是要説話的”

人們不會忘記，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一場共和國建立以來未有過的巨大政治風波。風波過後的一段時間，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成了中國人民及中共黨內、甚至國際社會議論的焦點。

1989年6月5日，當中國的政治風波還未真正結束的時候，美國總統布什就宣佈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外交關係等方面對中國的“五項制裁”。美國國會則很快發表聲明，對中國進行嚴厲指責。“兩院”甚至通過關於制裁中國的國務院授權法修正案，以便美國政府能夠隨時地以苛刻條件制裁中國。

7月14日至16日，美國、英國、法國、聯邦德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國首腦在巴黎開會，宣佈集體制裁中國。之後，它們繼續開動各種權力機器，包括經濟的、軍事的和文化宣傳的各種機器和工具，推波助瀾，希望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就此徹底垮台。

1992年1月19日上午，鄧小平專列到達深圳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接踵而至，更使中國內部的某一部分階層和人士在總結歷史的和現實的教訓中，政治態度更加堅決和強硬，振振有詞地要把“反對和平演變”作為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當然，也就更加談不上擴大對外開放和深化體制改革、推行市場經濟，使國家的經濟保持高速度增長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宣部《關於社會主義若干問題學習綱要》（簡稱《學習綱要》十九條），並在按語中講明：“此件業經中央同意”，號召各級黨組織和幹部羣眾要認真學習。很明顯，頒發《學習綱要》十九條，主要的不是要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實際上是要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大動員。夏天，中共中央黨校專門舉辦高級幹部學習班，重點是學習和領會《學習綱要》十九條，主題同樣是“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 這年的下半年開始，《人民日報》和北京的一些刊物如《中流》等，就不斷髮表關於要“重提階級鬥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的大塊文章。北京一份權威報紙發表的一封頗有來頭的“羣眾來信”，強硬地指出：“那些對改革開放不主張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不是政治上的糊塗蟲，便是戈（戈爾巴喬夫）葉（葉利欽）之流的應聲蟲。”中央的其他報刊和各省、市、縣的黨報、黨刊和廣播、電視，也有許多緊跟形勢，連篇累牘地發表各式各樣的文章，宣傳《學習綱要》十九條的精神，提出“經濟多元化必然導致政治多元化和權力多元化”，“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批評忽視階級鬥爭的“錯誤傾向”。

1992年1月23日，鄧小平從蛇口碼頭乘輪船前往珠海

此時，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尖鋭的問題，攪動着已經在崗位上“全退”的鄧小平的思緒。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強調經濟“要實現適度的發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務裏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

可惜，鄧小平語重心長的這些話，沒能夠成為戰略思路和方向。中國當時整個偏“左”的輿論導向也就沒能夠得到糾正。中國仍然像一艘缺乏明確前進方向的航船，不可能給力加速，只有隨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轉。當然，也就更加談不上擴大對外開放和深化體制改革、推行市場經濟，使國家的經濟保持高速度增長了。

據有關數據顯示，198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3.9%，1990年也只增長5%。這兩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最低谷。不少企業倒閉，職工下崗，通貨膨脹儘管從1988年近19%的高危狀態降到了1990年的15%左右，仍然讓廣大老百姓喘不過氣來，人心惶惶。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不得不承認：“比較突出的是經濟效益下降，國家財政比較困難。”

鄧小平對此當然不滿意。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更突出強調：“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市場還是計劃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

中國是一個習慣於小道消息滿天飛的國度。“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搞得人心不得安寧。海外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許許多多同胞、華僑、華人、國際友人也都憂心忡忡。

鄧小平這個“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開始了並非尋常的“談話”。他希望通過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響全國並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在深圳國貿大廈邊視察市容邊發表重要譚談話時，作者站在鄧小平後面以便做好記錄工作

1991年是中國傳統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於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評論。其開篇就是《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接着又接連發表三篇評論，其要旨就是“要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對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如果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改革開放、發展自己的良機，等等。這些話語，在當時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無疑是在沉悶的天空劃出了一道道閃電！

但是，全國的稍有分量的報刊，絕大多數對“皇甫平”都沒有反響。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決定再南下，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後所表達的意思一樣：“在重要關頭，我還是要説話的。”

擔起全程記錄鄧小平談話的重任

真沒有想到，負責鄧小平視察深圳期間談話記錄的重任，會落在我的肩上。

鄧小平這一次“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貼身的秘書，中央派的主要是安全警衞人員，並沒有負責文字工作的專職幹部。中央的幾個主要新聞單位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我當時是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被調去參加接待工作。

1992年1月19日上午9點，鄧小平乘坐專列到達深圳，到迎賓館之後馬上就説：“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同其家人商量後，只得在上午10點安排老人家去視察市容。

當天晚上7點30分，鄧辦王瑞林主任和廣東省、深圳市領導在深圳迎賓館6號樓開碰頭會，檢查總結當天接待工作情況，落實首長明後幾天的考察行程，詳細安排接待和保衞等工作。也就在這次會議上，指定要我負責做好鄧小平視察過程中的記錄工作。

1992年1月底，鄧小平一行在下榻的深圳迎賓館散步

幾天時間裏，鄧小平在深圳國貿大廈邊視察市容邊發表許多重要的談話；在參觀考察的路上，坐在中巴上的鄧小平常常會對周圍的人發表一些重要談話。22日下午，鄧小平在深圳迎賓館接見部分黨政軍負責人時，對在場的黨政負責人吹風。鄧小平在談話中，主要強調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會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23日上午，送別鄧小平之後，回到深圳迎賓館5號樓的房間裏，我馬上同《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陳錫添系統地整理鄧小平5天來的談話記錄。幾天前專門抽調過來幫忙的深圳市委宣傳部四川籍幹部凌泳，留下來繼續協助我整理錄音和抄寫。為了加快工作進度，我又從市委宣傳部辦公室調來了機要幹事沈鍾生幫忙。

我們從23日中午開始連續奮戰了將近20個小時，最後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談話記錄》，共13000多字。這主要是作為檔案之用。為了使領導更便於掌握鄧小平談話精神，我又在前面這份稿上再精簡，去掉視察過程及一些情節交代的文字，形成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特區的重要談話要點》，近10000字，分五個部分。最後，由我負責任地在兩份文檔末尾簽字：“記錄人吳松營”。

第二天，我就將全套的記錄稿和錄音帶送給深圳市委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任克雷，由他報市委領導和報送中央辦公廳。

1992年1月底，鄧小平來到深圳皇崗口岸深眺望對岸的香港

深圳大膽破例，

宣傳報道鄧小平的談話精神

由於省市領導多次請示，要求公開報道南方重要談話精神，鄧小平都不同意“破例”，當時再向誰請示，也是不可能得到同意“破例”的答覆的。那麼，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的責任呢？我們這些“匹夫”為什麼不盡自己的一份責任呢？

我首先向剛從北京開會回深圳的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楊廣慧彙報，建議把鄧小平談話的重要內容以評論形式進行宣傳。得到市委的支持後，我又考慮到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學習和吸取去年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皇甫平”文章後，被打壓的經驗教訓，我們主動聯繫香港《文匯報》駐深圳記者站，以求借助深圳特區毗鄰香港的有利條件，請香港的愛國愛港報刊配合，擴大聲勢，做到立體報道宣傳。

1992年3月30日，中央電視台著名播音員邢質斌口播《東方風來滿眼春》一文

2月20日，《深圳特區報》在頭版顯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評論之一》，引起社會的很大轟動。以後該報每兩天發一篇“猴年新春八評”評論。

由於《深圳特區報》每發一篇“猴年新春評論”，香港《文匯報》《大公報》都同日轉載，並在按語中説明《深圳特區報》的評論“原汁原味披露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這無疑壯大了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宣傳、報道聲勢。香港的各種媒介以及台灣、澳門地區和各國駐香港新聞機構、通訊社紛紛轉載《深圳特區報》的“猴年新春評論”，或者編髮相關消息。

不久，國內的《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乃至《人民日報》也都開始有選擇地轉載《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評論的部分文章。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報刊轉載《深圳特區報》評論文章的，更是多不勝舉。

經過反覆思考、籌劃，3月26日的《深圳特區報》以最顯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發表了署名“本報記者陳錫添”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立即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很大轟動。香港的媒介反應尤其熱烈，有的對《深圳特區報》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全文轉載，有的則摘登或編髮消息。敏感的外國通訊社駐香港機構紛紛發消息。北京也傳來消息：出席全國兩會的代表反應很熱烈，議論紛紛，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聲叫好，有的人則四處找《深圳特區報》。

可是，已經過了好幾天，我們主動打聽，還是不見中央主管部門及至中央領導對《深圳特區報》關於鄧小平視察深圳特區紀實的長篇通訊有什麼反應，連電話批評也沒有。反常的“平靜”，經常是最可怕的時刻。當時，作為既是記錄人、又是具體分管內外宣傳和新聞出版工作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我已經做好被“雙開”的準備，並向家人作了交代。

轉機是在3月30日的《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在頭版全文轉載《深圳特區報》的這篇長篇通訊。後來瞭解到，是鄧小平在家看到《光明日報》轉載的《深圳特區報》長篇通訊，讓秘書打電話給新華社的總編輯，説文章很好呀，問《光明日報》能轉載，新華社能不能轉載？這才引起了中央主要領導的高度關注。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區報》頭版發表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

3月30日這天下午，新華社很快作為重要稿件全文播發《深圳特區報》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並且補發了一條自己的動態消息：［新華社北京3月30日電］本社今天向國內外轉發了《深圳特區報》3月26日發表的一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深圳特區報》的這篇一萬多字的通訊，詳細記述了鄧小平於1月19日至23日訪問深圳期間的主要言行，尤其是他對改革開放所作的重要講話。

當天下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根據新華社通稿，全文播發。當晚，中央電視台也全文播發，一共播了45分鐘，由當時的招牌主持邢質斌口播，並配上由廣東和深圳電視台提供的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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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即3月3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題的位置轉載了《深圳特區報》的長篇通訊，《解放軍報》  《工人日報》《農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首都各大報和全國各省市幾乎所有報紙，也都在這一天的頭版顯要位置轉載。各省市的報紙、電台、電視台也都紛紛轉載、轉播。

美聯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國主要通訊社，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3月30日中國在輿論上發生的重大變化的事情，於當晚用“3月30日北京電”的形式，向全世界報道：“新華社、國家電視台的新聞節目都第一次發表了鄧小平1月份在華南的講話。”“中國的宣傳媒介今天向全國11億人口宣傳鄧小平在南方的談話。”

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編、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與深圳》一書封面

這可真是中國新聞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事情。

“平靜”終於過去，隨之而來的不但不是令人心驚肉跳的大風暴，而是讚揚的電話、信函鋪天蓋地而來，令人應接不暇。

4月1日，即將訪日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見日本駐華記者，被問及對《深圳特區報》發表“東方風來滿眼春”長篇通訊的評價時，回答十分肯定：“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的重要講話，早已在全黨和全國傳達。現在發表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報道，可以使全國人民更好地瞭解他的談話精神，以便全面地貫徹落實。”新華社當即向全世界播發了這條消息。

至此，我們冒險“破例”的事情，才算畫上了完滿的句號。

但是，我們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仍然重大，並沒有就此停步，而是繼續千方百計地為宣傳鄧小平南方重要談話精神而努力。

4月8日，由我和陳錫添撰稿的電視片《鄧小平同志在深圳》在深圳電視台視播出。接着，我同市委宣傳部新聞處的處長黃新華、副處長李小甘到香港同香港衞視洽談，促其同意播放《鄧小平在深圳》的電視片，讓鄧小平的形象上衞星電視，跨越千山萬水，傳播到全世界。

4月8日，由深圳市委宣傳部策劃編輯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與深圳》一書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發行，成為當年的一本暢銷書。

6月28日，我帶領市委宣傳部新聞處的同事，將精心製作的巨幅畫像《小平同志在深圳》正式樹立於深圳市中心的紅嶺路口。香港中通社、《文匯報》《大公報》《華僑日報》《天天日報》《明報》《信報》《經濟日報》，以及香港的電台、電視台等近20家新聞機構同時發佈這一消息。有的報紙不但在頭版顯位刊登這一消息，還配發評論，説“這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要信號”。鄧小平的巨幅畫像成為深圳的市標，又被海內外眾多媒體報道和渲染，已經舉世聞名，吸引着無數的崇敬者和旅遊客人。

鄧小平視察國貿大廈 時與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交談南方談話促成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突破、新成果

歷史證明，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發表重要談話，撥正了中國航船的航向，扭轉了黨內外一度思想混亂的局面，促進了全國的思想大解放，改革開放事業有了新突破，20多年來不斷取得新的巨大成果。

1992年的“兩會”重要內容是修改、補充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重要文件，使之符合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促使全國改革開放步入新的進程，為中共十四大的召開創造新的條件。

10月12日至18日，黨的十四大隆重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在報告中説：“鄧小平同志今年初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極大地鼓舞了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廣大幹部和羣眾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奮，上下團結一致，到處熱氣騰騰，進一步展現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理想的壯麗前景。”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期間，鄧小平與江澤民在一起

就在這次黨的代表會議上，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確定了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黨內外“姓社”“姓資”的爭論，被畫上了休止符。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根本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掀起了新的高潮。

與此同時，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圍繞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開始新的突破。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職工內部持股、中國的兩個證券市場滬市和深市規模迅速壯大。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海南特區迎來了空前絕好的發展機遇。

從1992年起，中國經濟又進入了持續高速發展時期。GDP從1991年2萬億元，到2001年突破10萬億，2006年突破20萬億，2007年超過26萬億元。中國改革開放頭30年，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9.8%。這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2011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為9.2%，總量達472000億元，躍居世界第二。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後，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長。2013年至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高於同期世界2.5％和發展中經濟體4％的平均增長水平。2013年至2016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以上，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居世界第一位。

2016年，我國GDP為744127億元，摺合113916億美元 。2017年中國GDP達82萬多億元，越來越接近美國的經濟總量，而把第三的日本拋得更遠。與此同時，中國發展協調性不斷增強，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教育事業明顯加強，文化繁榮發展呈現新氣象，健康中國建設加快推進，等等。

鄧小平南方談話距今已經26年，鄧小平逝世已經21年多。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和26年以來的情況，我們完全可以説，沒有鄧小平1992年1月的南方談話，就沒有中國的新一輪改革開放，更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二；沒有媒介的新聞輿論推動，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不可能那麼快速、廣泛地傳播，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更加曲折，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都可能要改寫。

1992年1月23日，鄧小平在蛇口碼頭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8月20日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的座談會上指出：“鄧小平同志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是歷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於有鄧小平同志的卓越領導，正是由於有鄧小平同志大力倡導和全力推進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欣欣向榮，中國人民才能過上小康生活，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以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

（本文刊於《世紀》雜誌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