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不起也租不起：住無定所這件事，望“房”興嘆的民國人有話説_風聞

來源：獨家網

近日，各位的朋友圈可能都被“房租暴漲”的消息刷屏了，以前想着奮鬥一下買房的人，現在想到租房這件事可能都要愁到脱髮了……畢業季的學生望“房”興嘆，上班族也不堪其憂，不少人心裏可能都有感慨：“房子難道一直是這麼難的事嗎？”

可能還真是的，至少民國是的……

早在民國的時候，“買不起房”就已經成為許多人的夢魘了。實際上，在民國，不僅是買不到房，連租房都租不起，甚至你有錢都不一定能找到房子租。

《邪不壓正》中民國時的房頂

中國歷史上至少有四個時期鬧過“房荒”，包括唐朝中期、南宋前期、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前三十年。在這四個歷史時期，過半數的城市居民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他們不但買不起房，甚至連租都租不起，即使租得起，也未必租得到，因為空閒住房實在太少，遠遠滿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在這四個時期中，又以民國時期的房荒最為明顯，尤其是從1945年日軍投降到1949年大陸解放那段時間，堪稱是中國有史以來居住問題最為嚴重的時期。

在1934年6月17日的《申報》中，報道了由上海減租運動委員會發起的《減低房租運動今日起總動員》的文章：“本市的減租運動，近來已高唱入雲。照目前的趨勢，減租問題，已成為社會一最嚴重的問題了……住在上海的一般市民除少數地產階級和資本家外，無一不在含辛茹苦中求生存，而平均日常生活費用，房租一項往往佔百分之三十或五十……於是一般市民和商店，都不能繼續擔負此過高之房租，便發生了減低房租的要求。而減租運動會，便日益擴大起來了。”

從這條“總動員”中我們可以看到，房價成為普通民眾都市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房客團體將利益博弈的矛頭指向了房東。

《七十二家房客》劇照

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距其宣告成立已經進入了第8個年頭，某些“國粉”將其稱為“黃金十年”，但當時的社會情況卻並不如想象中的這般美好。包括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社會矛盾最為突出。

在上海社會局《社會半月刊》1934年第一卷第一期中，刊載了了一篇《半月間大事記述·減低房租運動》的文章，其中這樣描述：“本市自（1932年）一·二八以後，瘡痍未復，益以世界性之經濟不景氣之攻襲，工商蕭條，百業凋敝。”

太平天國戰役開始的時候，戰火燒到了南京、蘇州等地，燒得江南有錢人紛紛逃難，上海作為租界，自然成了好去處。這些有錢人把攜帶過去的部分資金砸在租界的地皮上，或者買地，或者租房，需求再次暴增，房租和地價一起飛漲，連帶着上海的非租界區域也紅火起來，寸土寸金，一屋難求。辛亥革命以後，眾多滿洲親貴和前清遺老逃到上海，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下野軍閥和失意政客也紛紛逃到上海，日軍侵華後，其他淪陷區的難民還是紛紛逃到了上海。總之，當時人人都把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當成避難所，當成避風港，當成熊熊戰火之中的一個和平孤島，這樣一來，上海的房價漲得如此離譜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這其中還有另外的原因吸引着各方人士投奔到此。上海開埠早，發展快，工業、商業和服務業都很發達，吸納資金的能力和集聚勞動力的規模都超過全國任何一個城市，即使在和平年月，即使上海不作為和平孤島而存在的時候，人口也是源源不斷地湧過來。有洋人不遠萬里來上海炒地皮，有內地實業家不遠千里來上海開工廠，有蘇北和安徽的農民來上海拉黃包車、當保姆、或者進廠做工，甚至連扒手、打手、騙子、苦力、乞丐、拾荒者等等也都把上海看成是天堂。

1947年12月在上海蘇州河旁貧民窟晾曬衣服的女人

民國時期的上海並不設進入門檻，也不會要你辦理居住證或者暫住證，買房子也不需要你必須持有本地户口。但正因為政府不設門檻，所以市場就設了門檻：過高的人口密度自然抬高了居住成本，而過高的居住成本自然把沒能力解決居住問題的人羣拒之門外。

抗戰前，上海老城的人口密度就曾達到過每平方公里三萬人，至於公共租界更是達到了每平方公里五萬人，人口比今天還稠密，而民國的建築技術卻遠沒有今天發達，住宅區大多是一排一排的雙層或者三層石庫門，哪怕里弄和天井佔地再少，容積率也是很低的，如此一來，房屋的緊張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住房的人多，能提供的住房很少，僧多粥少，居住成本自然上升。據《上海居，大不易》一書考證，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市區一間七平米的亭子間，月租一般在十塊大洋以上，而在同時期的故都北平，這樣的租金可以租一所佔地兩三畝建房幾十間的大型四合院了。到了抗戰勝利以後，由於房地產市場上瘋狂的投機，上海居住成本達到了最高點。據1946年4月21號《申報》刊登的由民國學者陳仲明撰寫的《解決屋荒的合理辦法》一文中指出：“頂屋費用動輒需黃金數條乃至數十條之多，租金多以美鈔、英鎊計算者，似此金樓銀閣，非法勒索，除少數富商大賈問津外，一般平民莫不感到居住壓迫的痛苦。……各種事業機關與一般公教人員因覓屋困難，棲息無所，以致焦慮頻仍，工作無力。”看看吧，不僅僅是低收入人羣租不起房子，連公務員都租不起了。至於買房，對絕大多數人來説更是天方夜譚。

《七十二家房客》劇照

1947年12月5日，《大報》第四版寫道：“通都大邑，房荒極為嚴重，公教人員及薪水階級最受威脅？國民政府特制定房屋租賃條例，凡可供居住之房屋，現非自用，且非出租者，該管政府得限期一個月內命其出租。”相對於老百姓的居住需求來講，市面上的住房供應實在太少，所以政府不得不出面調控，強迫家有餘房的業主儘快把房子租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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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府對抗戰後的住房市場實施最嚴厲的調控政策，一方面強制業主出租空房，另一方面又限制房東抬高房租。但是這兩個政策並沒有解決“房荒”的實際難題，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真正的房東並不能從房屋出租中得到多少實惠，倒是轉租房屋的二房東或者三房東可以任意加價，向後來的房客收取幾根金條甚至幾十根金條的轉手費。

如果您覺得，租不到房子僅僅出現在上海，其他城市就不會有，那您就錯了。在1945年第81期的《西風》中曾經有過這麼一段描述：“在重慶，找房子比找工作還難，三個月可找着一個工作，三年還找不着一間房子。”而在漢口市社會局1947年6月編寫的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在武漢，人口眾多，房屋稀少，致房租高昂，現在漢口之房屋租金不收法幣，多至數十銀元至百餘元，至少需銀元十元，一般市民因收入太少，不能負擔，數家聚住一屋，苦力勞工則連數家聚住亦不可得，只好搭窩棚住宿。”

當時的房子甚至到了搶的地步。1946年第23期的《文飯》雜誌描述過權貴們四處搶房的現象：抗戰勝利後，陪都重慶的各部大員飛到上海、廣州和青島，把日軍的房子佔了，把漢奸的房子佔了，還不罷休，還要“調查餘屋”，把市民家裏超過居住指標的空房騰出來，讓他們的親戚去租住，而實際上並不租住，只是為了加價轉租給真正需要這些住房的老百姓。

同期復旦大學自辦的刊物《復旦》還提到國民黨軍隊也在搶房：“本校江灣校址狹小，不敷使用，租用若干房屋後，因重慶員生多未復員，一部分空屋曾幾度被軍隊佔用。學期結束後，滬地學生均須還家，空屋被佔之可能性更大，為保持各空屋免於被佔，決定開辦暑期學校。”這段話的意思是説，過去一放暑假，空出來的學生宿舍立馬就被當兵的給佔了，開學後想要都要不回來，今後復旦大學要在暑假裏辦補習班，好讓宿舍不至於空置，以免再被人搶走。

對於一個普通的城市居民來説，如果在抗戰前沒有買下房子，或者在抗戰中被日軍炸燬了房子，那麼抗戰勝利之後是無論如何也買不起一套房子的。抗戰勝利以後，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城市常住居民靠租賃住房來解決居住問題的比例超過九成，行政院救濟總署像救火隊一樣到處興建“平民住所”、“勞工住宅”、“善救新村”等廉租房,依然杯水車薪，國民政府出台的把農曆收租改成公曆收租這條法令也仍然不能解決廣大無房者的居住需求。絕大多數的市民當時並不奢求能買到房子，只是盼望有一天可以租到一所大房子，從此不用再跟其他家庭拼租，並有能力負擔得起高的嚇人的房租。

説道拼租，就有點像今天的“羣租房”。這也是當時居住成本過高下的產物，在舊上海，拼租之風非常盛行。夏衍話劇《上海屋檐下》裏五户房客同租一所住宅，跟當時現實比，毫無誇張之處。

在1934年2月22日《申報》的一則廣告上，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尋求合租的情況：“茲有夫婦二人，欲在附近北四川路、崑山路一帶，分租餘屋二間，以有抽水馬桶、浴室、電話及廚房者為合格。願分租者，將地址、房價及其它細目，函知法租界薛華立路一百零三弄四十九號雷榮君收。”而在這年5月12日的報紙上，一個叫摩尼的作家寫到，他朋友開設了一家南貨鋪，因房價昂貴，只租了一間半房，前面一間做店面，後面半間存貨物。夥計加老闆一共六個人，住宿就“只能店堂裏早攤夜捲了”。

在住房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也只有權貴、富商和大明星敢於買房，但是就連大明星買房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影后胡蝶在上海住的是租來的石庫門，名伶吳素秋在上海也是租房居住，曾經跟孟小冬齊名的曲壇大腕童芷苓不但租房，而且還住在小小的亭子間裏面，京劇演員李世芳抗戰時在北京椿樹衚衕租房，抗戰後搬到無量大人衚衕租房，後來看中了兵馬司前街的房子，一問價，居然要二十萬美元，在美元十分值錢的當時，他只好望房興嘆，繼續租住。

其實民國明星的收入並不算低。上世紀三十年代，唱京戲的名角一天可以拿到幾十塊大洋到幾百塊大洋的“包份兒”，相當於絲廠工人半年的工資，跟梅蘭芳齊名的京劇演員程硯秋一個月能掙八千塊大洋，是著名作家魯迅月收入的幾十倍，是普通技工月收入的幾百倍，是農村保姆月收入的幾千倍！因此如果在抗戰前，很多明星大腕都住着豪宅，普通老百姓買不起，他們買得起。但是抗戰後就不一樣了，房價飛漲，貨幣卻在迅速貶值，靠工資吃飯的公務員和教師餓了肚子，越來越少的人可以進得起戲園子、買得起電影票，如此一來，這些靠觀眾吃飯的明星，收入自然也開始暴跌，所以凡是抗戰前沒有買房的演員，抗戰後就別打算再買房了。

只有極少數明星敢於在抗戰後置業。1947年，從上海返回北京定居的梅蘭芳從北平電車公司手裏狠心買下一所二手的四合院，花了法幣整整七億元！當時法幣已經貶值，但七億法幣仍然是絕大多數民國市民一輩子也掙不到的鉅款。

抗戰八年，消耗了中國太多的人力物力，而日本軍隊也毀壞了眾多的城市道路和房子，原本可居住的房子就比戰爭前少了一半還多，而戰後返回家園的難民和復員軍人又急需住房。另外，抗戰結束後，迅速進入了國共內戰時期，財政赤字巨大，國民黨幣制改革失敗，法幣迅速貶值，物價一天比一天高。為了能將手裏的財富保值，一些有頭腦的有錢人就開始囤積商品，這其中就包括了地皮，這也使得大量房屋聚集在了少部分人的手中，加重了“房荒”的嚴重性。

結語：

看到民國“房荒”的您有沒有感覺，生活在各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不易。歷史上“房荒”發生在特殊的歷史時期，而現在租房、買房難的癥結又是在哪裏呢？

房租的暴漲必然擠壓其他方面的消費，租房是很多青年在最後的退路，不只是買不起房，如果連房租都佔據收入的大半，那幸福感也就無從談起了。房租作為社會複雜系統的一部分，有市場“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也需要政府部門的監管，壓制壟斷、調控投機。房屋作為一項剛需，希望不會成為人們一個長久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