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場泄露之謎:密探稱代表中有人告密_風聞
世纪杂志-2018-08-23 16:53
【作者 蘇智良】
921年7月30日,酷暑中的上海,氣温高達37攝氏度。就在這悶熱的晚上,一些代表陸續來到法租望志路的一幢石庫門——李公館裏,他們將參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會議,也就是最後的閉幕式。不料會議開始不久,就有一個“穿灰布長衫”的不速之客從弄堂進來直接推開後門,闖入了會場。他藉口尋找社聯的王主席,張目四探,隨即匆忙離去。富有地下鬥爭經驗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中止會議,馬上轉移,從而改變了中共一大的會議進程。
闖進李公館的密探究竟是誰?經考證,此人乃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程子卿是怎麼闖入一大會場的?人們又是何時認定程子卿就是闖入會場的密探?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黃金榮的把兄弟?他的人生結局又如何呢?
誰第一個確認了這個密探的身份?
多位一大代表對密探闖入會場有過回憶。出席中共一大閉幕式的總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瀉沒有出席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兩人。綜合各位代表的回憶,關於會議場所,各位均認為在李公館的樓上,取得了一致。關於時間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體鐘點上有小的分歧。而闖入者的服裝,包惠僧的回憶最具體,“穿着灰色竹布長褂”。陌生人的態度很好,“對不起”是幾乎所有回憶者都聽到的,顯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驚蛇。
這個“陌生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代表們撤離後不到15分鐘,巡捕房開來兩輛警車,派來了1個法國總巡、2個法國偵探、2箇中國偵探、1個法國兵、3個翻譯,共9人。**他們包圍了李公館,然後衝進公館翻箱倒櫃,嚴密搜查,並盤問了留守的李漢俊和陳公博。最後因為沒有搜查到有價值的東西,只好怏怏而去。
那麼,世人是何時知曉程子卿就是闖入一大會場的密探?誰第一個確認闖入一大會場的“包打聽”就是程子卿呢?
▲作家葉永烈先生(圖/圖蟲創意)
**作出這一貢獻的是作家葉永烈先生。1990年,葉採訪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薛畊莘後揭開了這一謎底。**葉在《名人歷史現場》中回憶道:
很偶然,我的長子有一回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中叔皇家去。中叔皇問及我最近在寫什麼。
他一聽説寫的是關於中共一大的長篇,馬上就説可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我於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訪薛先生。薛先生已經八十有六,看上去卻只有六十來歲……薛先生是混血兒,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英國人。他生在上海,九歲時到比利時,英語、法語都極為流利。母親對他説:“你應當愛你父親的祖國。”他後來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報工作。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進入這個巡捕房的社會科工作。他談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種種見聞。
我問及他是否瞭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館的情況,他説,他聽上司程子卿講起過。
那是上世紀30年代末的時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館搜查——當時只知道一個外國的“赤色分子”在那裏召集會議。首先闖入李公館偵察的便是程子卿。
此後,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學者對薛畊莘進行了口述採訪,並公開發表。
1991年,葉永烈的《紅色的起點》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闖入一大會場的人。
中共秘密開會的消息如何泄露的?
那麼,法租界的密探怎麼會這麼快知曉中共開會的呢?
已有的史料披露,馬林這位世界職業革命家於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領取前往中國簽證時被捕,獲釋之後就成了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標。他在動身來華後,行蹤處於嚴密監視之中,所以他在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這些情況迫使馬林在6月3日到滬後就向荷蘭總領事館登記(否則就有被驅逐的危險),並以《地方經濟學家》雜誌駐上海記者身份公開活動。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蘭總領事一信,報告馬林的行蹤,馬林已乘船到達上海,並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東方飯店。
▲原上海法租界(圖/圖蟲創意)
**所以,馬林到上海後,密探們已把他的行蹤查得清清楚楚,並記錄在案。**實際上,租界警方當時已得到共產主義組織要在上海開會的情報。日本警視廳6月底就得到情報説,“上海支那共產黨”近期將召集各地代表開會。這份報告雖然把預定開會日期誤作“6月30日”,但開會地點卻是“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不見得是虛報。這份報告沒有涉及情報來源,我們還不知道日本警視廳是通過何種渠道搞到這份情報的。但是,按照當時的外交慣例,日本警方的情報肯定是來自或者通報給了在上海的各國當局。所以馬林來到李公館開會時,就已經引起了法租界當局的警覺。
法租界當局還立即制定了一個條例,這很可能是已經提前偵知共產黨要開一大會議的相關信息,加強警戒的一個步驟。這就是上海報紙報道的《取締集會條例》。條例規定,自8月1日以後,凡集會須於48小時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長許可,秘密集會或不申明集會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處罰。
於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進入李公館偵察見機行事。
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產黨人?
而薛畊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釋比較特別:
1921年6月底的一週,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薩坡賽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邏時,攔下兩個形跡可疑的人:他們操着一口北方話,緊接着在他們身上搜出兩顆手雷。帶回巡捕房政治組後,我們對這兩人進行審問,最終了解到,這是北京政府許諾,如果能將這兩顆手雷扔到共產黨開會的地方,就給他們一萬大洋。
他們還透露,即將在7月開會的12位紅色政權領導人中的一人,將開會的信息出賣給段祺瑞元帥,而這天被認為是共產黨的成立之日。根據這些情況,我將此事報告刑事組長查扎爾先生,希望能夠通知共產黨領導人轉移中共成立大會召開的地點。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圖/圖蟲創意)
薛畊莘在他的法文版回憶錄裏説,闖入會場的事情程子卿對他説過很多遍,因此記憶非常清晰。他甚至認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產黨人:
闖入會場的插曲載入史冊,説的就是“一個穿灰色長褂的法國巡捕密探”打斷共產黨事先準備的會議議程!事實上,很可能就是這個密探挽救了他們。法國巡捕們都很清楚,如果那個密探想抓住那些開會的人,他們一個都逃不掉。而事後人們津津樂道那個穿長褂的密探,我是十分了解的:就是程子卿!程子卿終年身穿舊式的長褂,夏天單穿棉布長衫,冬天在裏面襯上雙層棉夾襖。
但對薛的回憶,目前尚無其他史料能加以證實。
**由於程子卿的闖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後移至嘉興南湖召開了最後一天的會議。**程子卿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闖入中共一大的事情卻使他在歷史上出了名。
上海灘的“黃老大”和“程老三”
程子卿是江蘇鎮江人,生於1882年3月3日,初中畢業,在當時文化程度算是比較高了。後因家貧在鎮江的米店當學徒,天天拎米包,練就了過人的臂力。1900年前,程子卿從鎮江到上海謀生,在十六鋪碼頭做搬運工。根據葉永烈的敍述,薛畊莘曾出示過他當年穿警服時與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以看出程子卿身體相當壯實。他在那裏結識了幫會首領兼“包打聽”黃金榮和丁順華,“他們三人因氣味相投,結拜為青幫弟兄”,人稱“黃老大”(黃金榮)、“丁老二”(丁順華)、“程老三”(程子卿)。
**薛畊莘曾回憶:黃金榮、程子卿、丁順華為結拜兄弟。**早年他們在鄭家木橋一帶做壞事。當時,洋涇浜裏船隻很多,浦東的商人划着船來此經商,黃金榮等便經常敲詐或搶劫。在法租界敲詐了就跑過洋涇浜,逃到英租界去。反之,又跑回法租界。後來,法國人為了“以毒攻毒”將黃金榮引入巡捕房。後來,果然租界的秩序正常了。
黃金榮於1892年進入巡捕房。有資料表明,1908年經黃金榮介紹,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那年他才26歲。程子卿儘管不懂法語,但為人機警,辦事能力強,官運比把兄黃金榮要好。**辛亥革命前後,黃金榮經人介紹曾與時居法租界的孫中山相識,並曾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有所援助,因此程子卿也跟隨黃金榮結識了孫中山。**他不僅負責保護孫中山的安全,且與孫中山的關係更進一步,參加了國民黨。所以他在簡歷中標明入國民黨的地點為上海,入黨為“孫總理代辦”。政治組專門負責處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組長為法國警官薩而禮。程子卿背靠黃金榮,又是青幫中人,他“利用探長的身份,與居住在法租界內的國民黨各派人物都有聯繫,更有楊虎、陳羣,同為青幫人物,引為好友”。
▲第二排左二黃金榮(圖/圖蟲創意)
薛畊莘回憶,與黃金榮關係密切的程子卿,也參與了“四一二”政變。事後經楊虎保舉,國民政府頒發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勳章。胡漢民、汪精衞各贈他親書字軸一幅,程子卿把字軸掛在薛華立路(今建國中路)和平坊4號廂房會客室中,以為榮耀而自豪。
1920年代末,程子卿與楊景德女士結為連理。程楊兩人皈依了天主教,育有兩女一子。
**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時也為共產黨、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參與了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並予以保護;一些中共黨員被捕,經宋慶齡等向他“疏通”而獲釋;國民黨特務曾在法租界綁架鄧演達,被巡捕房破獲後,程子卿曾請宋慶齡轉告鄧演達:“切戒一人隨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護,以防不測。”
程子卿曾表示“我現在也是教徒,願追隨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這些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右翼分子的不滿。
解放後他命運如何?
筆者手頭有一張程子卿警察證的影印件,從中可以解讀出一些歷史的信息。程子卿的法文名字為ZengCseKing,供職於法國領事警察局,即法租界巡捕房,警號為631號,等級為偵探督察長,編號為501號。發證時間為1943年。就在那一年,汪精衞偽國民政府“收回”了法租界。**由此可見,程子卿並沒有在1939年退休,程子卿自稱“在法捕房35年”。**法租界被收回後,8月6日程子卿擔任了汪偽市政府的督察處處長。1944年4月2日起改為簡任三等警監。8月17日起,他派任偽上海市政府督察處第二督察區主任督察長。是年12月1日,又轉第六督察區擔任主任督察員,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職候用。抗戰勝利後,據説程子卿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掛職,拿份乾薪,但並沒有什麼職務和職責。薛畊莘則認為,程子卿並不是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正式軍官,沒拿過什麼薪水。
▲程子卿(中)(圖/百度百科)
新中國成立後,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歷史上的政治問題,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審查,他便向宋慶齡求助。宋慶齡出面向有關部門作了説明,程子卿沒有被捕。知情者薛畊莘指出,“由於他對人民做過一些好事,解放後被審查時,幸蒙宋慶齡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間,才未予關押”,“也沒有被懷疑是帝國主義買通的間諜”。此後他賦閒在家,所以解放後登記的職業為“年老無業”。但生活頗不錯,上世紀50年代他家裏仍僱有3名傭人,還有一位奶媽。程子卿雖沒有職業,但兒女均學有所長,成為醫生、技術人員,孫輩環繞膝下,安享天倫之樂。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於建國中路家中,終年79歲。他夫人楊景德於1980年因肺炎病故,終年83歲。
解放初,人們並不知道程子卿就是闖入共產黨成立會場的“不速之客”,否則也許會留下更多的一手資料。不過對於程子卿來説,這或許是值得慶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