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島戰役後韓先楚與鄧華有何“是非”可言？_風聞

百 祺

一、爭議的由來

曾著有《鄧華將軍傳》的羅印文先生【1】，發表了一篇“海南島解放戰役後的是是非非”的文章【2】，經人轉載在網上流傳，該文提出“隨着時間推移，宦海浮沉，世事變化，海南島戰役進程、戰役指揮中的是是非非，越來越模糊，甚至出現‘揚韓貶鄧’，‘揚40軍貶43軍’的趨勢”的驚人之語，其中涉及我軍名將韓先楚、鄧華之間所謂“是非”功過。由於作者從事過軍史研究，並有相關著作，有一定影響力，其語言火爆，因此撩撥了一些網友的獵奇之心，各種議論、猜測、甚至抹黑紛至沓來，產生了不好的社會影響。為了維護我軍形象及軍史研究的嚴肅性，筆者認為，應在充分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將海南島戰役的主要來龍去脈、重要爭議點，作一番清晰地梳理，去偽存真，對歷史作出真實交代，對英模給出公正評價！

海南島戰役的作戰方針，從最初的運籌，到多次變化及修正、完善過程中，15兵團、40軍和43軍指揮員，就渡海作戰的時機、規模、運載工具和渡海作戰的方式方法等重大問題，多次向中央軍委及第四野戰軍(後簡稱“四野”)領導提出了建議。在捕捉戰機的緊要關頭，中央軍委認可了40軍軍長韓先楚持續不斷地拼命苦諫——立即發動大規模渡海作戰，海南島戰役大勝！隨着時間的流逝、人間世事的沉浮和相關史料的缺失，真實、準確地還原其過程，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為此，筆者曾系統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相關文獻資料，通過瀏覽、梳理，結果發現，許多戰後回憶、著述，由於年代久遠、當事人記憶差異、看問題角度不同等原因，對同一事件、人物的記述，存在着一些矛盾，引發不少爭議。還有人趁重要當事人均不在世，撰文標榜自己在戰役中，大仙般的“神算”和不為人知的“傑出貢獻”，後被人戳穿……。另外，一些專門研究海南島戰役的文章，對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戰役指導方針，便大書特書；對不太周全、不太妥當的決策，往往視而不見、予以“忽略”。為了真實地還原歷史，筆者通過參考一些戰時電報、戰役總結、軍史戰史等可靠性較高的原始材料和戰事記錄，將各種文獻資料相互對比、分析，從多種角度客觀地求證不同論述的準確性。如，有貌似“權威”的個人回憶，其中多個重要事件的論述，與權威的戰史記錄不符，或與眾多親歷者的記述相左；因此，該材料的價值就要打上問號了。

在對各種材料的研究中，主要苦於在關鍵的高層決策內容方面，缺少相關史料佐證，即使在權威的軍史戰史中，也是語焉不詳；這可能是受當時的環境條件所限。隨着時間的推移，政治環境的寬鬆，筆者終於發現了新的線索，並與已掌握的材料互為印證，這為科學嚴謹地研究海南島戰役提供了可靠依據。筆者想通過還原真實的海南解放歷史，讓各種所謂“是非”、爭議不辯自明，讓一些歪曲歷史、醜化英模的蜚短流長不攻自破！

二、海南島戰役的真相

1949年10月，我軍攻擊金門島失利，損失慘重。11月3日夜，我軍又對登步島發動突襲；由於缺乏有效偵察手段，對敵情判斷失誤(以為敵人只有4個營)，我軍以5個營兵力2500餘人, 與有海空軍支援的國民黨軍6個多團激戰兩天三夜, 佔領島嶼大部, 雖傷亡1487人, 卻斃傷俘敵3200多人。基於兵力相差懸殊,不可能完成攻佔全島的作戰目標，我軍主動撤退，避免了重大損失。11月14日, 毛澤東致電粟裕並告陳毅、饒漱石:“鑑於金門島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島作戰的失利, 你們須嚴重注視對定海作戰的兵力, 部署, 準備情況及攻擊時機等項問題。如果準備未周, 寧可推遲時間。”(上述“定海附近某島作戰”, 即指登步島戰鬥。)根據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 三野司令部決定推遲發起攻擊舟山羣島的時間【3】。12月18日, 毛澤東又致電承擔解放海南島任務的四野司令員林彪:“渡海作戰,完全與過去我軍所有作戰的經驗不相同”,“三野葉飛兵團,於佔領廈門後, 不明上述情況, 以三個半團九千人進攻金門島上之敵三萬人,無援無糧, 被敵圍攻, 全軍覆滅。你們必須研究這一教訓。”【3-5】 

經過慎重考慮，1950年1月10日，毛澤東從正在訪問的蘇聯發回電報，將原定春節前後進行的解放海南作戰計劃推遲，“爭取於春夏兩季解決海南島問題”【4-5】。1950年2月1日至2日，15兵團司令員鄧華、政委賴傳珠在廣州主持召開作戰會議，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到會作了重要指示。鄧華等人最早提出用偷渡辦法進攻海南島，會議對此進行了充分地討論，決定採取“積極偷渡、分批小渡與最後登陸相結合”的戰役指導方針；同時還作出了兩項決策：渡海登陸工具以改裝機器船為主，渡海作戰時間延後到6月【4-8】。2月9日，15兵團在給軍委、毛主席的報告又提出“最好不限制，以爭取1950年完成任務為原則”【5-7】。

對此，韓先楚卻另有想法，他覺得作戰時間推遲數月，延長戰備時間，會使部隊鬆懈；改裝機帆船難度很大，需時更長、也不現實，應立足於木帆船渡海作戰。他通過老漁民瞭解到，在穀雨（4月20日）前一段時間，常有北風或東北風可利用，帆船順風順浪，一夜可抵對岸；過了穀雨，南渡便是逆風了。延遲渡海、夜長夢多、後事難料。韓先楚機斷專行，他在軍黨委會上提出，關於6月份登陸作戰問題，不向下傳達，解放海南島的時間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準備工作必須在3月份前完成。軍黨委一致同意，並做了決議；在韓先楚帶領下，40軍一直在抓緊準備渡海作戰工作。

是早打還是晚打？這個問題上的分歧、爭議比較大。韓先楚、解方(40軍第一副軍長)是主戰派的代表, 他們主張經過一兩次小型偷渡後即可實施大規模渡海作戰；因為儘早發起海南戰役，可乘敵立足未穩，打亂其海上部署，以更小的代價，換取更大的勝利，使海南同胞早日解放。

3月20日，韓先楚和副軍長蔡正國聯名致電15兵團及四野司令部（同發解方），主動請戰：“大規模登陸作戰，在有力的內應條件下，我兩軍就在風向季節（舊曆二月底三月初清明前）各以主力由正面並肩作戰，估計無大問題……不知四十三軍準備工作及意見如何?”然而，電報不見迴音。

3月31日，韓先楚以40軍黨委名義致電15兵團：“大規模渡海作戰條件已經成熟”，無果。穀雨眼看就要到了，但四野司令部依然要繼續偷渡。

韓先楚心急如焚、朝思暮想、夜不能寐。4月6日晚，由韓先楚口述，40軍作戰科長尹燦貞記錄，完成韓先楚獨自署名的長電文；4月7日凌晨，分別致電15兵團、四野、軍委【5】，要求立即發起海南島戰役，並立下“軍令狀”：“如果43軍未準備好，我願率40軍主力渡海作戰。”他已下定破釜沉舟的決心，就是用一個軍，他也要拼死一搏全力拿下海南島！

韓先楚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建議，甚至越級建言，重點做了四野首長的説服工作，其陳述要點為：現在繼續偷渡，敵已加強防範，風險增大；而且船隻有去無回，難以為繼。既然之前的小規模偷渡都能成功，那麼大規模登陸，兵力大、火力強，登陸突破更有把握；現部隊海練基本成熟，求戰心切、鬥志旺盛，應一鼓作氣，全面進攻，徹底解放海南島。如果錯過時機，解放海南島的任務將長期拖延下去，後果難料。一直對常勝將軍韓先楚欣賞有加的四野首長終於被打動了，當即批示“按先楚同志意見辦！”毛主席也表示同意【9-11】。4月10日，中央軍委下達大舉強渡作戰命令，告知15兵團立即實施【11-12】。決策見證人羅榮桓曾對陳雲説：“海南戰役……在戰役指揮上韓先楚同志起了主導作用”【13-15】。

    與此同時，鄧華司令員也接受了儘快發起海南島戰役的建議。《第四野戰軍戰史》記載：“3月21日至4月7日，第40、第43軍領導根據第一、第二批偷渡成功和島上守軍情況，向第15兵團和第四野戰軍司令部提出了集中力量，實行第三次強行登陸作戰，避免兩軍各自以少數部隊單獨作戰，以便給島上守軍以更大打擊的建議。鄧華根據兩批偷渡和兩軍船隻準備情況，採納了兩個軍的建議。”【16】由於43軍是按廣州會議決定佈置作戰計劃的，臨戰時只得倉促改變計劃，盡全力也只能勉強保障近2個團渡海作戰；只是因為40軍事先有相應的準備，可以出動2個師6個團參戰，這才基本接近毛主席關於1次至少運送1個軍兵力的要求。4月15日，15兵團司令員鄧華下達強渡瓊州海峽、大舉登島作戰的命令。4月16日19時30分，12兵團副司令員兼40軍軍長韓先楚、第一副軍長解方(12兵團參謀長)，率領該軍6個團，乘300多條雙桅篷木船，從雷州半島南端準時啓渡。43軍副軍長龍書金率該軍2個團81條帆船也同時起航。

瓊州海峽戰火紛飛，炮聲隆隆，槍聲大作，敵艦炮彈從指揮船上空呼嘯而過，敵機丟下的炸彈在船旁海面爆炸；韓先楚站立船甲板，沉着鎮定，親自指揮“土炮艇”擊退敵阻攔艦隊，並將敵第三艦隊司令王恩華中將擊斃（這是國民黨軍在海戰中陣亡的最高將領）。當船隊已逼近海岸時，遭敵強大火力更猛烈的攻擊，軍指揮船桅杆被敵炮打斷，韓先楚奮不顧身地指揮部隊加速前進，船離岸還有五六十米，他跳入水中和戰士們一起登陸衝擊，僅用三個多小時，全軍登陸完畢，國民黨名將薛嶽苦心經營了幾個月的“立體防線”被突破。

海南全島解放的日子是1950年5月1日；其後不到2個月，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若將解放海南作戰時間推遲到6月以後，美軍同樣也會切斷瓊州海峽，那麼海南島就成為“第二個台灣”。禍不單行的是，我軍多次偷渡上島有8000多人，加上瓊崖縱隊（1950年1月以前為1.5萬人，後為配合渡海作戰大力擴充發展，至全島解放已達2.5萬餘人**——**《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86頁）【16】，共3萬多人，在孤立無援的處境中，將遭受滅頂之災！驀然回首，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觸目驚心！我們確實是擦着險境邊緣走過來的！正是由於韓先楚將軍特有的戰略眼光，以及毛主席、四野首長在關鍵性時刻，對韓先楚鍥而不捨、執着求戰意圖的理解和支持，才使新中國驚險地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挫折！

百戰名將韓先楚！為了海南人民早日解放，而置個人生死和軍事榮譽於度外，血膽忠魂天地可鑑！著名軍事學者金一南將軍曾感慨道：“我們過去説過，萬幸有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今天還要加一句：萬幸有韓先楚這樣的戰將。”【11】其敬佩之情溢於言表！

三、討論

羅印文先生出於對鄧華將軍的敬仰之心，要為崇拜的英雄“出頭”，爭一口氣。但整篇文章，能拿出來的，只有兩件事。首先韓先楚與鄧華曾有兩次爭論，羅先生認為：“這兩次爭論，難免給雙方留下不愉快的記憶。”然而，作為我黨忠誠戰士、我軍著名戰將的韓先楚、鄧華，在進攻海南島的戰機選擇上產生爭論，這在戰爭年代是常有的、很正常的現象，是對革命事業負責的表現。鄧華作為戰役負責人，自然要聽從四野司令部的指示，不得隨意更改作戰計劃。韓先楚唯恐錯失戰機，求戰心切，也是難能可貴！為此出現矛盾、發生爭論，為的都是勝利的目標；最終意見統一，取得了海南島戰役的勝利。當年的威遠堡戰鬥，與韓先楚發生過激烈爭論的羅舜初將軍，在戰後總結會，號召大家好好地向韓先楚學習。但是“這絲毫也不影響這一對老搭檔在後來的歲月中繼續爭論，據説有時爭論得更激烈，簡直是面紅耳赤。這是兩個共產黨人純淨心靈的披現，是兩個傑出的將軍聰明才智的盡情發揮。”【19】這是長期研究軍史的學者張正隆採訪當年的見證者，所留下的記述；在“四野”將領中，類似情況比比皆是，沒人當個問題。第二件事，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軍委擴大會議，據説韓先楚對鄧華“攻得很兇”。但那是什麼年代？當時為了維護領袖的威望，大家都參加過批判，都説過頭話。然而，人們也看到了一個俠肝義膽的韓先楚；彭德懷在廬山出事後，唯有韓先楚和黃克誠去看望了彭老總。許多人對此由衷地敬佩！楊得志撰文回憶：“1959年的廬山會議，先楚、世友和我都是後來趕去的……先楚的話語尖鋭，心中的不平溢於言表。有一天晚上，他去看望了彭老總。這種舉動，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多麼難能可貴！”【20】韓先楚在看望彭德懷的同時，也看望、安慰了黃克誠。黃克誠復出後，曾多次稱讚韓先楚，在那種非常時刻也不説過頭話【21】；因此和他保持着深厚的情誼。誰想到，他們曾是“積怨甚深”的“冤家”啊！早年，因部下有人叛逃，韓先楚遭猜疑，並與黃克誠產生矛盾。後來，韓先楚憤然申請離開最熱衷的戰鬥崗位，到延安學習多年。抗戰勝利後，上級安排歸心似箭的他，回原部隊，黃克誠卻讓他吃了閉門羹；韓先楚又受委屈，隔閡驟升。廬山會議黃克誠落難，在他最孤獨、最無助時，韓先楚捐棄前嫌，對昔日的戰友伸出了温暖的雙手。其後還專程探望、慰撫；落難時刻見真情，黃克誠非常感動！韓先楚的俠義及胸襟，不是常人可以想象和理解的。

另外，羅先生的文章中，所述鄧華與韓先楚兩次爭論的情況，也有些不合情理。所謂見證人當時的身份是作戰科長，當兩位高級首長激烈爭吵時，下屬能不迴避嗎？他敢不迴避嗎？他在指揮機關工作多年，連這點規矩和常識都不知道嗎？實際上，張正隆在《戰將：韓先楚傳》中就有類似的記述：“鄧華來40軍視察，與韓先楚談論期間，鄭需凡被叫了進去，見兩位4野名將都鐵青着臉。鄧華問他：你敢保證穀雨前有北風、東北風？錯了殺你頭!”【6】他們鐵青着臉，顯然有爭論，但沒人聽到爭吵的內容，因為首長們閉門爭執，迴避下屬。“殺你頭”只是泄憤的氣話；但也可以知道，如果在生氣的首長們面前充當“電燈泡”，會有多麼大的“風險”！因此，當時不可能在現場，卻自稱兩次都是現場唯一見證人，其相關的描述與真實情況有大多的出入，那只有天知道了！但這一切，絲毫不會減損韓先楚將軍的形象。綜上所述，通過對海南島戰役清晰、細緻地梳理，事實證明，韓先楚和鄧華都是海南解放的大功臣！他們之間，由於性格原因、言語不合，有過不愉快，那不是原則問題，絕無對錯之分、“是非”可言。羅印文先生好心“幫忙”，結果適得其反，有人誤解韓先楚，也有人質疑鄧華，“是非”越來越多；這是有悖於英雄本意的多餘之舉。而且，“出現揚韓貶鄧等趨勢”屬主觀臆斷，缺乏事實根據。今天，海南島戰役的真相大白於天下，羅先生應該可以解開多年的心結了。

英雄們已離我們遠去，其精神風範、卓越貢獻，普潤萬物、惠澤天下！每一個有良心、知感恩的中國人，都不會無謂地去驚擾英雄的在天之靈；願英雄安息！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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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軍史探秘》-電子圖書館**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724/20/55392858_7729502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