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的意識形態領域_風聞

四十年來的意識形態領域

分享到：    時間：2018-08-23 10:31•來源： 北航老胡之閒話•作者： 胡懋仁•瀏覽：53評論：0字號： 大 中 小過去在新自由主義的干擾下，改革中所付出的成本多由廣大底層勞動者所承擔。當然，有些成本是需要多數人承擔的，但其中有些不該讓他們承擔的，也讓他們來承擔，這就不夠公平。現在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多的是要讓大多數勞動者能夠享受改革的成果，讓廣大勞動者對改革有感。這是與新自由主義猖狂時期完全不同的兩種思路。而這樣的改革才是真正為廣大勞動者所歡迎和接受的。

關於改革開放四十年，發現有很多事是需要清理，或者梳理的。有些問題，如果沒有梳理清楚，可能會有不少困惑。

以前在一篇文章寫過，改革開放是舉國自下而上共同的需要和願望。這一點至今也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當時的那些動機可能比較直接，也比較簡單，就是要改善大家的生活，讓普通老百姓能過上更好更富裕的日子。然而在改革開放的進行過程中，很多事並不完全如人們原來所希望的那樣，總會出現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了中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做法，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這一點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廣大羣眾就已經有這樣的希望了。只是後來搞了個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這項轉變被中斷了，但這反而更激起羣眾對這個願望的更為強烈的要求。所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迎合了全國人民共同的願望，是民心所向，並不為過。

要實現這樣的轉移，在思想觀念中的變革同樣是不可缺少的。1979年展開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是這種思想觀念轉變過程的一個必須。突破僵化的思想框框，讓原來被禁錮的觀念獲得解放，確實讓廣大人民羣眾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原來這個世界並不是像人們曾經所認為的那樣，還是有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

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對於極“左”的、僵化的觀念展開的批評得到廣大了人民羣眾的支持和呼應。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偏差的出現也是在所難免的。那種藉着批判極“左”，而把矛頭指向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觀念也開始露頭。一時間，有些人以為，對這些方面的批評也成了批判極“左”和僵化的共同方向。

但是，鄧小平一下子就看出了問題。在1980年的理論務虛會上，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思想的提出，對於當時那些以批判極“左”和僵化名義的錯誤思潮是一個較大的衝擊。他們不甘心，總是在極力反撲。所以從那以後，這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念，與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觀念之間展開的鬥爭就一直沒有停止。

1981年出現的對電影《苦戀》的批評，1983年對所謂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的批評，都與這樣一場鬥爭有着直接的關係。不過應該承認，雖然今天看來，對所謂《苦戀》的批評，總的方向上沒有什麼問題，但在具體的做法過還是顯得過於粗糙，其説服力還是有限。所以這個批評沒有完全達到預想的效果。

人道主義的提出，是國內一部分人根據文革中出現的錯誤，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反人道的做法。這種對文革的批評可能有那麼一點道理，但是這種用人道主義來指責文革還是很膚淺的。而且這種批評大量引用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很多觀念，結果在一些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當中，就造成了似乎資產階級的東西更合理、更有説服力的印象。

人權的問題也有類似的情況。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以及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所強調的一直是要維護廣大勞動者羣眾的權利和利益，沒有抽象地使用過人權的觀念。從某種程度上説，維護勞動者大眾的利益，比抽象地空談人權更為有力，更為具體，也更有針對性。但是，當時在國際上，用資產階級的觀念來指責中國的所謂人權問題，讓當時的決策者們一時無法適從。雖然後來也接受了所謂人權問題的説法，但這其中總歸有一點不那麼適應。現在時間一長，我們也開始懂得如何用資產階級之矛來攻資產階級之盾了。但是，在我看來，堅持維護大多數勞動者大眾利益的觀點仍然是更為鮮明和有利的。

所謂異化，本來是德國古典哲學中的一個概念，黑格爾用過，馬克思在青年時代也用過。後來，馬克思認為，這個觀念還是比較表面，不能深入説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問題，馬克思後來也就很少用到這個觀念的。青年馬克思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用過勞動異化的概念。在八十年代初，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把異化概念上升到更個普遍的範圍，認為整個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可能存在異化，就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其言外之意，就是社會主義產生異化是不可避免的，而異化的結果就是損害了大多數人們的利益。

這個觀點本來沒有太多的根據。但是由於當時很多人並不瞭解其中更為具體的情況，因此一時也有點發懵。在批判所謂人道主義和異化的過程中，有些問題講得也不是太清楚。所以這樣的批判雖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是對於批判本向，人們還是有點不甚了了。

在這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爭論過程中，經濟建設所涉及的政策開始真正進入到社會領域中來，由於當時投資普遍的展開，造成物價有了較快的增長，人們開始討論通貨膨脹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最嚴重的是在1988年。那時的特價漲幅確實很大也很快，但更多的是人們心理的恐慌。因為有各類小道消息説，中央準備完全放開物價，任由物價自己漲落，政府不再幹預。雖然當時的政府並沒有做出這樣的決定，但這種消息的傳播足以造成龐大的恐慌。全國和地一股瘋狂的搶購潮迅速擴展。

在這個問題上，涉及的其實就是包括物價在內的經濟因素，政府到底要不要加以管控。按照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觀點，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政府完全沒有必要管控物價。這種觀點認為，只要到了一定的階段，物價就可以自動調節，無須政府的干預。但在實踐中，這樣的狀態似乎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特別是在當時那種投資遍地開花的時候，指望市場自動控制物價，無異於天方夜譚。

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派別第一次向中國的改革開放所進行的激戰，當時那些自稱為改革派的人們，幾乎都是站在新自由主義這一邊。所謂改革派的一方把反對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另一方稱為保守派，似乎只有他們才是堅持改革的一方。這種觀點很快被西方媒體接了過去。在西方媒體中，所謂改革派是他們所要支持的，而所謂保守派則是西方媒體所要打壓的。

改革開放本身也是一個過程。剛開始，人們只知道要改革。可是到底要改什麼，很多人自己也未必能説得清楚。當然，也許是因為要改革的東西太多了，需要理出一個頭緒，按部就班地來進行改革。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最初並不是一個規劃中的改革項目，是農民自發搞起來之後，由中央認可的。不管要改什麼，首要的是要把經濟搞上去。在搞經濟工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的開放除了引進外資、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和技術之外，我們更需要這個國際的大市場。而要想與這個國際大市場相銜接，我們就要接受和遵循其中的規則。這就把我們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方面引導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課題。

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引進外資，擴大內資等一系列環節連接了起來。市場與資本一向就是天然融合的。而市場與社會主義則需要一個較長的磨合過程。然而一旦把資本引進來，就會出現資本有意無意地要與社會主義唱對台戲的可能性。有時甚至不止是要唱對台戲，而是取社會主義而代之。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在引進國外資金、技術、設備的同時，國外的管理體系也被引了進來，同時，與此相聯繫的國外社會研究領域的理論也開始進入中國大陸。這裏不乏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基本沒有任何準備和應對的情況下，這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進入，一開始就打着所謂科學理論的旗號，來侵蝕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的頭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們似乎沒有任何防範，而只是一味地全盤接受。

這就是最終導致己巳年風潮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資本與國內迎合勢力已經認為時機已到，可是大張旗鼓地來奪取權力，完成資本在中國的一統天下的目標。在這個忘乎所以的資產階級進攻面前，中國共產黨突然猛醒，發現勢頭不對，立即反擊。幸好全國人民對文革的記憶還沒有完全喪失，知道國家的動亂對國家和老百姓意味着什麼。所以這場風潮最終被擊退，也真是一件幸事。

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宣佈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圍繞這個問題，兩種觀點、兩個階級的鬥爭也拉開了新的序幕。改革開放之後一些出國留學的經濟學的學者們，帶回來了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也帶回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他們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他們嘗試西方資產階級理論的試驗田，用資本主義的理論來圍剿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基礎，那就是藉助國有企業的改革，來試圖把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達到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釜底抽薪的作用。

不幸的是，他們在一定範圍內得逞了。大批國有企業被分割被肢解，被半賣半送給了私人，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大批工人下崗失業，收入急劇減少，生產質量急劇下降，引發社會上此起彼伏的不間斷動盪。情況是嚴重的，形勢是危險的。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決議》，才初步扭轉了這個危險的局面。

人民對於這樣的情況是非常不滿的，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一波又一波抗爭。雖然當時沒有明顯地收效，但畢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到了2001年，中央正式決定展開對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思潮的批判，同時對於國有企業改革中所存在的這種大量被資本侵吞的情況展開了回擊的動作。2004年，中央政治局決定對所謂管理層收購的MBO堅決予以停止，剎住了國有資產進一步流失的勢頭。

這場鬥爭真是驚心動魄。如果再不採取這種堅決果斷的措施，那麼中國的國有企業就完全可能與解體後的前蘇聯一樣，所有的國有企業全部垮掉，中國再想搞什麼社會主義就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性了。當年，哈佛大學的專家們所提出的休克療法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做出的。他們説就是要讓改革不可逆轉，意思是，把前蘇聯的國有企業全部搞掉了，即使共產黨再重新執政，也搞不成社會主義了。這就是他們的險惡用心。他們也想對中國照方抓藥，但沒想到，中國共產黨人不吃這一套，他們的陰謀沒能得逞。

在曾經的一段時間內，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幾乎佔據了所有媒體的陣地，無論是報刊還是電台、電視台，都是他們活躍的舞台。而那些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和觀點，要批評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們，居然找不到一塊可以發表自己意見與觀點的陣地。人們不禁懷疑，彼時的中國媒體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堅守的陣地嗎？難道這些陣地不是已經失守了嗎？

在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下，馬克思主義者終於獲得了一塊又一塊陣地，新自由主義的代言人畢竟覺得理虧，或者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理論威力面前，畢竟沒有多少還手之力。雖然他們心不甘，情不願，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能夠做出任何有力和有效的反駁。説他們氣數已盡，可能為時尚早，但畢竟已經開始顯露出下世的光景來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是核心概念，是牢牢扣住市場經濟的金箍。對此，新自由主義的擁躉們是很不滿的，已故的董輔礽就一再要求去掉社會主義這項帽子。當然，這種要求是荒誕的，沒有人答理他。

過去在新自由主義的干擾下，改革中所付出的成本多由廣大底層勞動者所承擔。當然，有些成本是需要多數人承擔的，但其中有些不該讓他們承擔的，也讓他們來承擔，這就不夠公平。現在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多的是要讓大多數勞動者能夠享受改革的成果，讓廣大勞動者對改革有感。這是與新自由主義猖狂時期完全不同的兩種思路。而這樣的改革才是真正為廣大勞動者所歡迎和接受的。

【胡懋仁，察網專欄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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