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張維迎文章：對西方某些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學不是科學， 而是宗教_風聞

今日在微信上閲讀到張維迎教授的一篇文章，從理念和領導力角度解讀改革開放。

其認為，中美之間的衝突更多的是理念的衝突，而不是真實的利益衝突。

張維迎強調理念的重要，馬克思和毛澤東也強調思想的重要。可是張維迎的理念是形而上學的，馬克思、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理念是辯證的。

比如計劃和市場、自主和開放，什麼時候採取什麼對策，要審時度勢，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以不變應萬變。

如果敵人四面封鎖，不搞自主，無條件開放，行嗎?

中國搞兩彈一星，無法用市場方式引進技術，不搞計劃和全國大協作，行嗎？

即使今天美國對中國封鎖高科技，如果不自主協作研發，還在做市場交易的夢想，無疑是紙上談兵。

可惜奧地利學派在美國掌不了權，否則，世界人民也許能實現沒有帝國霸主的市場烏托邦，當然也不會有今天的貿易戰。

凱恩斯比哈耶克更懂現實政治，可惜中國的空想資本主義信徒難以在現實面前改變信仰。

對西方某些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學不是科學， 而是宗教。所以無需考慮歷史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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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維迎

來源|微信公眾號“原子智庫”

標題|張維迎：從理念和領導力談改革開放

利益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

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的行為都是由利益支配的，每個理性人都知道其利益所在，並且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由此我們所有觀察到的人的行為都可以解釋為理性人追求利益的結果。100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Francis Y. Edgeworth講過：經濟學的第一原理是每個人的行為都是自我利益驅動的（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這句話準確地概括了上面講到的經濟學基本假設。

把這個範式用於分析社會變革，經濟學家認為，所有的變革都可理解為利益的博弈。變革當中必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如果受益的人能夠主導變革，那這個變革就可以進行下去；如果受損的人主導變革，那變革就會受挫。這是經濟學家分析改革的基本框架，有關中國改革、蘇聯東歐改革的大量經濟學文獻，都是基於這樣的分析框架。

不過，遵循這個範式，我們會面臨很多困惑。一個困惑是為什麼要有經濟學，為什麼要有社會科學？按照傳統經濟學的假定，無論經濟學家在説什麼，現實中的每個人都知道自身利益所在，所以其行為不會受到經濟學家理論的影響。更大的困惑是，這個框架無法解釋歷史上很多重要的變革，無法解釋歷史上的倒退，也無法解釋人類為什麼會犯下很多錯誤。

一個新的分析框架：理念和領導力

我在五六年前曾提出過一個分析中國改革的新框架，這個框架有兩個維度：理念和領導力。理念可以正確，也可能錯誤；領導力有強弱之分。理念和領導力的不同的組合對改革的影響是不同的。

先説説理念的重要性。200多年前英國啓蒙思想家大衞·休謨就説過：“儘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行為都是由觀念支配的。”

幾十年前，凱恩斯也講過類似的話：“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我們大大地誇大了，而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論正確與否，其實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從長遠來看影響人類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與凱恩斯唱對台戲的米塞斯也講過：“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頭腦的理論、學術、信條和心態的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除開心智之外，沒有一物是真實的或實質性的。”

哈耶克也講到，“從長遠而言，是觀念，因而也是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着歷史發展的進程。” 他還説，“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米塞斯還説，一般認為，社會學説的衝突是利益集團的衝突，如果這種理論成立，人類合作就沒有希望了。這句話非常重要，我們看到現實社會中存在好多衝突，如果把這些衝突都理解為利益衝突，那人類最後是沒救的，因為那意味着一個人要爭奪自己的利益就要損害另外一個人的利益。變革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很多衝突並不是利益的衝突，而是觀念的衝突，觀念的衝突可能使我們陷入一個兩敗俱傷的境況中。

上述所引的這些經濟學大家，他們的經濟學可能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點，都強調理念是支配人的行動的重要力量。事實上，強調理念的重要性，一直是自由主義學者的基本信條。

再看一下歷史事實。人類歷史上很多變革，不是一種利益戰勝了另一種利益，而是一種主義戰勝了另一種主義，新的理念戰勝了舊的理念。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説變革就是理念戰勝了利益。許多變革表面看來可能是利益的勝利，其實是理念的勝利。

比如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他沒有選擇當皇帝，總統也只做了兩屆就退了。這顯然不能從利益的角度解釋，而是理念在起作用。一般人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法國大革命中的啓蒙思想家大部分都是貴族，知識階層中的很多人也來自於貴族。如果出於利益考慮，他們為什麼要起來革自己的命？

鄧小平在1978年發起了改革開放，也不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而是出於一種理念和信念，即中國只有實行市場經濟和融入國際社會，才是最有利於廣大民眾的，最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和興盛的。

上述例子都説明了理念的重要性。當然，強調理念的重要性並不是要否定利益，不代表利益不重要了，只是經濟學家對利益的強調已經夠多了，現在有必要換個角度看問題。

理念為什麼重要？

為什麼理念是重要的？我總結有兩個原因：

第一，支配人的行為的利益並不是客觀利益，而是主觀利益，或者説，是人們感受到的利益(perceived interests)。理念則幫助人們去構造他們對利益的理解。對於“什麼是你的利益，什麼不是你的利益，什麼有利於你，什麼不利於你”，人們是通過理念來理解的。

以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為例，如果我們認為貿易是零和博弈，那麼在國際貿易中就會主張貿易保護主義。200多年前的重商主義就是零和博弈的意識形態，認為多出口，少進口，這樣黃金儲備增加，對本國有利。

但如果我們接受了亞當·斯密和大衞·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學説，就會認為貿易是正和博弈，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都會有利於貿易的雙方，我們就會贊成自由貿易政策。再看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如果認為他們之間是零和博弈，工人受資本家的剝削，那工人為自己的利益考慮，就應該琢磨着怎麼推翻資本家，消滅企業家。但如果認為是正和博弈，有了企業家才可能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對工人是好事，那麼工人和政府所採取的行為和政策就會很不一樣。

第二，同樣非常重要的是，經濟學強調的利益主要是物質利益，而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真正的利益不僅包括物質利益，還包括非物質利益，如別人怎麼看待我們，我們在社會中的相對地位、名聲，甚至在歷史上會留下什麼遺產。這種情況下，每個人就不會僅僅考慮什麼行為有利於自己的物質利益，還會想怎麼樣有助於提高自己的聲望，使別人更尊重自己。這依賴於每個人怎麼理解公正和正義。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正義的，你是一個公平的人、誠實守信的人，別人就會更尊重你。

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我們更希望交往一些有類似理念的人，而不是那些僅考慮自己利益的人，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前一段時間美國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科恩突然辭職了，為什麼呢？他有自己的理念。儘管在白宮工作令人尊重，有社會聲望，但他的理念和特朗普不一樣，就只能辭職了。

國家之間的交往也是如此，不能只考慮物質利益，也要看各方持有什麼樣的理念，這對處理國際衝突非常重要。或者説，國際關係中不僅要講厲害，也要講是非。就我理解，中美之間的衝突更多的是理念的衝突，而不是真實的利益衝突。

領導力為什麼重要？

除了理念，我還想強調領導力的重要性。經濟學不研究領導力，管理學家研究的比較多。為什麼呢？因為經濟學本身的假設就排除了領導力。技術給定、資源給定、偏好給定，再假定每個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學的任何問題都可以轉換成給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計算，自然不需要任何領導力。

但回顧歷史上那些重要的變革，無論是經濟政策的轉變還是政治制度的改變，其實並不是芸芸眾生推動的，而是由一些重要的傑出人物來發起、領導，最後取得了成功。

所以，我認為“歷史決定論”是錯誤的。所謂的“歷史決定論”，是説該發生的事情一定會發生，不強調個人的作用。我不接受這種觀點，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有沒有鄧小平非常關鍵，領導力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領導力如此重要？因為，無論革命還是改革，都不是在給定的遊戲規則下行動，而是要改變遊戲規則。傳統的經濟學思維是“箱內思維”（within-the-box thinking），變革是“箱外思維”（out-of-the-box thinking），這是很不一樣的。什麼樣的規則要保留，什麼樣的規則要被替代，這是變革中最重要的選擇。要做出這樣的決策，決策者需要豐富的想象力。想象力非常重要，是企業家最重要的素質之一。一般人都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做選擇，但領導人要改變約束條件。經濟學家喜歡假設，企業家和領導人則要改變原有假設，或者使假設變成現實。

還有一點，變革可能由少數人發起，但只有變成大眾的行動才能取得勝利。這就要求領導人具有組織才能、動員才能，惟其如此，才有人願意追隨他。任何變革都會遇到阻力，因為變革意味着跟傳統觀念分道揚鑣，有些人的觀念沒轉過來，自然就會加以阻礙。利益受損的人往往也會反對變革。變革要想取得成功，主導變革的人一定要有堅忍不拔的意志，要有大膽的冒險精神。所以，我們可以將變革的領導人稱之為制度企業家或者政治企業家。

理念與領導力的四種組合

變革一定是理念變化的產物，某個社會的理念發生了變化，傳統的理念就處於危機中，這時如果有強有力的領導力出現，變革就會發生。但理念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而處於最重要位置的人，其領導力可能強，也可能弱。

基於理念和領導力這兩個要素，可以有四種不同的組合。

如果用二維的圖來表示，橫座標就是領導力從弱到強，縱座標是理念正確或錯誤。以數學的順序來講，第一象限就是理念很正確，而且領導力很強，這是最理想的狀況。第二象限是理念正確但領導力比較弱，所以這時正確的事情也無法推動，最後變革效果不理想，甚至會失敗。第三象限是理念錯誤，領導力也弱，社會就不會往前發展，甚至還有所倒退。第四象限是領導力很強，但理念是錯誤的，這時候容易出現可怕的情形。

我們可以用這個框架回顧一下人類歷史。凡是某個國家處在第一象限，有強的領導力和正確的理念，就能沿着正確的方向取得很大成就。凡是某個國家處於第四象限，領導人很強勢但是理念錯誤，就會出現災難性後果的變革，社會走向錯誤的方向。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有強有力的領導人，他們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但由於計劃經濟的理念是錯誤的，結果適得其反，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這都是第四象限的狀況。中國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有很強的領導力，同時也有正確的理念，他把中國帶向了完全不一樣的狀態，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重要的是絕大部分中國人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這是第一象限的狀況。

​從理念和領導力看改革開放四十年

下面用一些具體的例子來分析，理念和領導力怎麼支配着中國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限於篇幅，我只講前25年，也就是從1978年到2003年這一段。

首先講講農村改革。農村改革首先是觀念突破。原來認為搞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是最好的方式，那時很多農村吃不飽飯，農民也不願意幹活。當時的體制沒有辦法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改革開放後，土地交給農民自己，從包產到組再到後來包產到户，農民家庭成為生產主體。

這是一種理念的變化，許多經濟學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理念變化中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領導力，也很難推進。當時對於包產到户，反對聲音非常大，還有些既得利益者，包括當時農村黨支部書記，也持反對意見。《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大篇文章，以羣眾來信的形式批評包產到户。最後鄧小平拍板，包產到户逐步推開到全國，沒過幾年中國就不缺糧，1984年還出現了糧食過剩，農民賣糧難的情況，農民花在田間的時間卻比以前少。過剩的農村勞動力要出來找事幹，這就有了鄉鎮企業發展。

對外開放也是觀念變革的產物。新的觀念就是對外開放比閉關鎖國好，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廣東、福建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兩個省，設立四個經濟特區，之後還有一系列的開放措施，包括十四個沿海城市的開放，大量外資進入。但最難的是一開始，這也要靠有領導力的人推動。開放之初的爭議非常多，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領導力和正確的理念，不可能進行下去。

再看有關個體户和私營企業的爭論。

個體户在文革期間是違法的，改革開放後個體户大量出現，市場活起來了，很多原來買不到的小商品開始出現了，政府漸漸開始鼓勵個體户。私營企業也是這樣，1988年之前不合法，但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私營企業在很多方面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所以1988年的《憲法》承認了私營企業的合法性。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曲折的故事，有些人反對是因為理念不同，有些人是因為利益受損。

怎麼破除這些難題呢？需要魄力。很多人知道炒瓜子的年廣久，當時因為僱的人多了，違反了當時法律規定，在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下面的人誰也不敢做決定，最後報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説一個年廣久也不會撼動社會主義，這救了年廣久一命。其他個體户的生存環境隨之寬鬆。温州是私有企業最發達的地方之一，當時有八個最有名的個體户，被稱為“八大王”，1982年時因為風向不對就有七個被抓，一個逃跑了，1984年又給他們平反了。

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也有很多曲折。企業經營自主權、承包經營、股份制改造等改革措施，都有很強的反對聲，中間經過了很多觀念的變化。到基層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時候，阻力更大。當時山東諸城市市長陳光把市屬的58家國有企業都進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就是將企業賣給內部職工或外部人，所以得了一個綽號叫“陳賣光”，轟動全國，爭議很大。最後國務院派出調查組，結果説沒有問題。

中國加入WTO的過程也爭議不斷。加入WTO之前，學術界、政界都有爭議。當時有人説，怎麼能讓那些西方國家的企業自由地進入中國，我們的企業這麼弱，怎麼競爭？還有人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因為一旦加入WTO以後，很多國有壟斷企業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或者自己的產品沒有競爭力賣不出去。最後是高層領導下定決心，中國於2001年11月加入了WTO。這對中國來説意義非凡，包括現在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等很多成就，如果沒有加入WTO是做不到的。

鄧小平很了不起，他有關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理念是對的，又有很強的領導力，很果斷，敢擔當，敢冒風險。如果沒有鄧小平，我不認為中國今天會有這樣好的狀況。如果沒有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中國可能完全不一樣。

（本文根據張維迎教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智庫品牌論壇【朗潤·格政】上的演講整理。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