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需要科學化_風聞

【作者 汪濤 曾為中興通訊國際市場管理體系的奠基人，現為析易船舶總經理】

歷史學的測量基礎

任何一個領域的科學方法都是有共性的，首要是通過對研究對象的測量獲得被研究對象的精確信息，即測量基礎問題。在這方面，傳統的歷史學是相對比較成熟的，這就是歷史考古和發掘等工作。歷史學的測量基礎已經有相當成熟的、可還原為物理學的方法。常見的有碳14測年法、鈾鉛測年法、鈾系測年法、樹木年輪測年法，另外還有考古地磁、地層沉積磁性、熱釋光等測年方法。另外質譜儀、顯微鏡、X光鏡等通用的化學儀測量工具也都可用於對歷史考古資料進行測量。通過衞星、飛機、熱氣球、無人機等進行遙感考古，DNA考古等都對考古技術帶來巨大影響。GIS（地理信息系統）、4G網絡等技術也對考古信息化和效率提升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很多考古資料的獲取，的確是按照一定的歷史理論有意識選擇目標區域進行搜索的結果，但也有很多是意外之喜。即使按一定理論的有目的考古行為，也未必一定有收穫。由於考古等歷史學測量基礎不是實驗方法，它必然會有不同程度的偶然性，甚至是有很大運氣成分。有很多是城市建設施工、挖礦、種地時深翻土地、搞水利工程等過程中意外挖出來的。例如成都金沙遺址就是城市建設施工過程中意外挖出。

促使南非古人類學家R.達特教授提出人類非洲起源説的南方古猿頭蓋骨化石，是南非約翰內斯堡附近的石灰岩礦施工過程中挖出來的。但肯尼亞著名古人類學家利基發掘出的大量古人類化石一般都是根據理論“有意為之”。有些發現是在有意無意之間，2009年，業餘文保愛好者袁成兵在青碓遺址聽專家講解時，學會並記住瞭如何辨別“夾炭紅衣陶”。

2011年4月，原種滿茶樹的浙江省衢州市龍游縣湖鎮鎮馬報橋村大路邵自然村的荷花山一帶正計劃種植中草藥，當推土機剛翻出新土時，袁成兵辨認出了“夾炭紅衣陶”。他馬上打電話給龍游縣文化旅遊局副局長黃國平，黃又致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2011年9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長期從事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的蔣樂平開始主持發掘荷花山遺址，一個9000年前人類最早期的稻作遺址就此係統地出土面世。

2013年9月13到15日，“龍游荷花山遺址暨錢塘江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研討會”上，中國考古界權威專家確認了這一發現。類似的事例在考古界並不鮮見。2009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龍游縣寺後村的吳正章將珍藏了40年的石鏃，通過龍游縣文化旅遊局副局長黃國平，捐獻給了龍游縣博物館，由此發現青碓遺址。袁成兵就是由此接觸了新石器的文物知識。文物普查就是充分利用業餘人員極大增加發現考古文物資料機遇的重要方法。

最先發掘出考古資料的歷史學家往往擁有了解釋相應歷史的優先權，因為即使對發掘過程進行了詳細科學的測量記錄，很可能不在記錄範圍的發掘過程、周邊泥土、其他環境等數據也會成為影響相應歷史解釋的證據。這些數據不可避免地全都存在於最初發掘者的頭腦中，其他人難免信息不完整。

做這方面工作的屬於職業的歷史學者。大量自然科學領域則情況與此稍有不同，例如，在物理學領域，很多理論物理學家並沒有去從事實驗和測量工作，而從事實驗和測量工作的物理學家也未必就按自己的實驗結果去建立相應的理論，兩者有一定程度的分離，雖然也有很多物理學家是理論與實驗都擅長的，如居里夫人等。 

歷史學的科學理論與認識誤差來源

歷史科學的另一個方面是根據以上測量數據儘可能恢復出歷史原貌（儘管不可能完全恢復），這個結果常被稱為關於這個歷史對象的“理論”，不過嚴格説不能算“科學的理論”，因為它只是解釋單一歷史對象的，依然屬於測量基礎意義上的數據恢復。

真正科學的理論應當是根據多個恢復的歷史原貌，形成具有普遍解釋能力的，可以應用於所有歷史對象，甚至預測未來發展的、描述一般歷史變化的理論。當然，最科學的做法是形成數學化的嚴格理論。在這個問題上，歷史研究的科學性顯然遠遠弱於其測量基礎。這種薄弱不僅僅是歷史資料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歷史理論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它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歷史作用或功過的價值判斷。

2.目的與過程的一致性。

3.歷史名稱對象的高度變化與理論闡述簡明性的矛盾。

4.“就史論史”與理論普遍性要求的矛盾。 

歷史作用或功過的價值判斷

在這方面歷史是最容易引起各種爭議的，特別是很多情況下現實的人們往往是“借古喻今”，將現實中不便於表達的話，通過討論歷史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樣一來難免就會對歷史進行相當大程度的“包裝”，以符合其所要體現的並非針對歷史，而只是針對現實的某種觀念。甚至在古人記載歷史的時候，就已經體現出這種借歷史記載影射當年的現實而進行的“包裝”問題，從而使其本身的準確性受到影響。但這些歷史記載又不可避免地是我們今天研究當年歷史的最重要證據。對歷史的作用判斷和評價就更是容易受個人喜好、以歷史為藉口的其他目的等影響。

微信公眾號“歷史袁老師”（該號“功能介紹”就是這麼説的：“抹黑正史，愉悦小夥伴”）2014年12月30日有一篇文章《騙局！中國歷史根本不存在“元朝”》，該文以元代和清代是外族統治，所以否認中國歷史包含元朝和清朝。在我的中學同學羣中，熊藝問北大歷史學羅新教授此文觀點對錯，羅教授説：“觀點無所謂對錯，專業與業餘的區別不是觀點本身，而是論證觀點的過程。”我説道：“歷史從來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身體都一樣，只是衣服和包裝不同。只有事實存在對錯，觀點和包裝不存在對錯。如果作者能通過考古發掘出證據説根本就不存在元朝，那就真牛了。

一塊鐵板，有人説這塊鐵板很偉大、有人説它很普通，還有人説它不正經……，其實鐵板的重量，尺寸等屬性完全一樣，這都是實在搞不出新的學術成果了，可以簡單寫文章的路徑。 一本書，你願意把它放到書架上，它就在書架上；你喜歡把它放抽屜裏，它就在抽屜裏。書本身都一樣，但就可以變成‘書架上的書’與‘抽屜裏的書’之爭了。可以討論的不是放書架上對不對，而是後果影響是什麼。放在書架上容易找，但又容易落灰；放在抽屜裏不容易落灰，但想要的時候可能找不着。

認為元清的歷史屬於中國，這有助於中國的統一；認為元清的歷史不屬於中國，這有助於讓中國分裂。不過，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中國人有些過多地從歷史角度來看待今天的領土問題，以及民族的統一問題。但是像美國和俄羅斯等，這些國家就不是太多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歷史上大多時候能打得贏領土就是自己的，打不贏領土就不是自己的了。所以中國的歷史學家可能自己過多地承擔了責任，有些本來是軍隊該解決的問題，歷史學家老想自己來解決。

如果以為靠歷史學家動動嘴就能多得些領土，另外一些人就會以為他們動動嘴就能讓中國少得些領土；如果以為歷史學家動動嘴就能讓中國各民族更加團結，另外一些人就會以為他們動動嘴就能讓中國更加分裂。”過多地讓歷史研究直接承載當下的責任，不僅解決不好，反而會使歷史研究本身受到過多幹擾。

經濟學博士李曉鵬先生研究歷史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問題：中國歷史上記載歷史的多是通過科舉考試上來的“東林黨人”，而皇上週圍還有兩個很龐大的羣體，通過嬪妃形成的外戚集團和為皇帝服務形成的宦官集團。

十年寒窗才換來一個官位的東林黨人，往往對僅僅靠伺候皇上吃喝拉撒和玩便獲得寵信的宦官心理難以平衡，但寫史書的工作全是由這些東林黨人承擔的，因此在記載歷史的時候對他們有意無意地貶低就是可以理解到的事情。李博士因此通過研究明史（因為史料較多可以較容易相互佐證）寫下《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的系列歷史研究著作，以圖澄清歷史記載中因以上因素而導致的偏差。這一工作得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博士生導師、明史研究權威毛佩琦教授相當程度的認同，其有一個重要原因耐人尋味：“李博士作為非體制中人，説話可以更為方便。”

另一個影響是不同國家的歷史學家，在考證不同地區的歷史時，容易產生抬升自己國家民族和文明地位，輕視其他國家民族和文明地位的問題（參見《實驗測量與科學》第十六章“情感誤差”）。如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和古典文學教授伊恩·莫里斯在其《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力圖證明地理等因素決定了西方在近代必然在科學和工業文明上領先世界。

李約瑟被認為是高度認同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英國學者，但他提出的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依然是站在英國角度看問題的。很多中國歷史學者不明白這個因素，單純地就直接來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中國的學者何嘗不是如此，當中國河南省舞陽賈湖文化遺址中發現了龜甲等器物上契刻的符號，至少有21個，經碳14檢測，年代距今為7762年（+-128年），一些中國學者熱情地傾向於認為這是人類最早的文字，年代“距今8600年——7800年，它比殷墟甲骨文早5000多年，甚至比蘇美爾和古埃及的文字還要早3000多年”，但一些西方學者不太贊同，甚至嚴詞抨擊。

當然，一些較保守的中國學者對此也持保留態度，大多稱他們為“賈湖刻符”，還不確認這就是文字。很難認定的關鍵原因是這些刻符都是單個出現在相應器物上，沒有多字成文地出現。當然，這樣的刻符被認為是對研究中國文字起源有重大價值卻是較為公認的。

如果有多個刻符有序地同時出現在同一器物上，並且被解讀成功，那它被看作文字就沒有任何爭議了。其實，它不是嚴格的文字，同時卻又是可以確認的遠古人類有目的刻上的刻符，不是更為有力地説明它是中國文字產生的原始形態和源頭嗎？

賈湖刻符

也有一些中國學者提出“西學中源”説，認為所謂的“西方文明”最初是從中國傳過去的。這個觀念在明清之際就出現了。清代數學家梅文鼎就説整個幾何學就是勾股術。清朝有些大學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繼續發揮“西學中源”説。

提出這種觀點部分出發點是好的，想解決中國人的排外和自卑心理，但事實上它是封閉心理的另一種反映。現在有一些中國學者開始否定西方文明史中的很多基本觀點，甚至認為古希臘文明是編造的，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是偽造的等等。

這些觀點顯然離譜，並且以這種方式減輕接受科學文明的難度，打擊西方文明以抬升中華文化是毫無意義的。中國的確對科學文明的發展起到過巨大作用，但科學內容本身與歷史上中華文化的內容顯然極少關聯。

僅僅以一些對西方文明發展史上技術性困難的懷疑就做出結論，並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如以羊皮紙很貴，紙草很難保存，就認為出身貧寒的荷馬寫出七百萬單詞的《荷馬史詩》是不可能的。中國古代文獻因竹簡技術問題不得不採用字數極省的文言文體，進而認為亞里士多德竟寫出數以百萬字計算的著作也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最初以口傳的史詩記載歷史是很多民族的共同特點，中國藏族的史詩《格薩爾王》有100多萬行，2000多萬字，最初也是口口相傳，並沒有記載到紙上，至今能找到有書面記載的只有40萬行。這部史詩比古代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荷馬史詩》（《伊利亞特》15693行、《奧德賽》12110行），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20萬行）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為什麼要用詩的方式？就是容易記。

中國少數民族還有另外兩大史詩，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20萬行），蒙古族史詩《江格爾》（10萬行）。這些最初靠世代口傳的史詩規模都不亞於《荷馬史詩》。古代的史詩達到這種規模根本就是一個普遍現象，到了有紙張的時代才被記錄下來，怎麼會在技術上有任何問題呢？那時的人們根本沒有今天互聯網時代這麼多的信息，靠演唱這些史詩吃飯的藝人從小到大整天整年地都在背這些詩。

已辭世的《格薩爾王》説唱老人桑珠生前曾創造了一項紀錄，他説唱的每部故事平均50個小時，個人累計錄音超過2000小時，內容基本涵蓋了《格薩爾王傳》的故事全貌。這就是説如果桑珠每天唱5到6個小時，把整個史詩全唱完要一年多時間，這些龐大到難以想象的內容全在這些史詩説唱藝人的腦子裏存着。與此相比，總計區區不到3萬行，700萬字的《荷馬史詩》被創作出來有什麼不可克服的技術困難可言？

相傳荷馬是盲人詩人，這顯然表明他不可能把史詩寫在羊皮紙上。別説那麼久遠的事情，就在幾十年前中國“文革”只能看八個樣板戲的年代，很多小姑娘都可以把樣板戲裏的台詞和唱詞大段大段地完整背下來。即使到了今天，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很多人還能把其中最有名的比如《沙家浜》裏“軍民魚水情”“智鬥”等唱段完整不漏地唱完。

荷馬史詩中著名的特洛伊城

這些史詩本身是否為真實的歷史事實，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這些史詩本身主要是藝術作品，甚至是神話，它們只是多少會反映當時社會的一些風貌和歷史。例如《三國演義》是一部小説，但其大背景的確是三國時期的真實歷史。

歷史學家們能獲得的早期歷史資料奇缺，只能借用這些藝術作品當史料進行當時社會歷史的還原，當然精確性會差很多。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當時的歷史，正如我們不能因《三國演義》是文學作品就否定三國的歷史存在一樣。對此歷史學家只能通過發掘其他史實來補充和修正。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説科學是那些有閒暇的人從事的事情，科學之所以起源於古埃及，就是因為那裏的僧侶階層特許有閒暇。什麼叫有閒暇？就是財務已經自由了。亞里士多德屬於逍遙學派，財務不自由能逍遙嗎？羊皮紙的確比較貴，也只是相對的貴，不是貴到只有貴族能用的程度。

但如果只是貴的話，對有錢人也就不是問題。如果有錢也不能解決的問題，那就只能想別的辦法從技術上解決了。中國的甲骨文和竹簡，本質上是屬於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技術，要半天才能刻一個字，就算找僕人刻字，幾本書就佔一輛車、一間房，體積太大又太重了，就算再有錢當然也要惜字如金。中國成語“學富五車”就是因竹簡體積太大而來的。

下面是對幾種主要的古代信息記載工具技術指標的簡單比較。看完這個技術比較，人們就會明白那些“西學中源”説的學者們對歷史研究是何等地想當然的了。

 表1 幾種主要的古代信息記載工具的技術指標比較

由表1簡單比較分析可見，竹簡除了在材料成本和存儲時間兩項上有可取之處外，在其他方面都遠遠不如羊皮紙和紙草，尤其存儲速度、存儲密度（含體積密度與重量密度，重量密度差距更大）兩項與其他技術差距巨大。而羊皮紙和紙草除材料成本一項外，其他方面都非常接近中國紙。因此，中國紙的確有全面的綜合技術優勢，但相比羊皮紙和紙草主要解決的是材料成本和傳播成本問題。在存儲速度一項上其實是差不多的，存儲密度差距（尤其與紙草相比）也不是太大。在存儲時間一項上甚至還略低於羊皮紙。羊皮紙、紙草是第三代信息技術，竹簡則是第二代信息技術，差了一個大的技術時代，這是刻畫記錄方式與書寫記錄方式的根本差別。中國紙是在第三代的書寫信息技術上的變革。

作者本人是從事了幾十年IT行業的專業人員，對以上歷史進行專業信息技術角度的分析比較工作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但問題並不是以上持“西學中源”觀念的學者對基本的科學常識和歷史知識無知，而是這些觀念是典型的“社會系統誤差”作用下的產物。

一些中國古人類學者提出人類進化的多起源説，認為中國是人類起源地之一。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金力教授最初也是興高采烈地以為，採用最新的分子遺傳技術可以給中國是人類起源地的學説提供最堅實的證據，但最後的實際測量結果卻是意外發現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遺傳基因樣品都顯示中國人全部來自非洲。

科學的測量證據是最有價值的，金力教授儘管未能實現最初意願，卻因此在分子遺傳學古人類研究方面獲得有價值的成就。因此，問題也不在於人類認識必然存在社會系統誤差，有些天然的本性人人都是類似的，區別只是在已經發現的科學測量數據面前的態度。

以上這些問題會在本書第十四章的“社會領域常見的五大主體誤差”中做更系統和深入的討論。在這裏只説明一點：“社會系統誤差”與一般自然科學測量過程的系統誤差相比既有一定特殊性，也完全符合測量的一般規律。社會系統誤差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們往往會是認識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常常會帶來認識的系統誤差。

這種情況在自然科學測量過程中其實也很常見，如測量儀器電源系統有可能會存在紋波干擾等。從動力的一面來説，這些社會因素有其合理性。如本章第一節所述的發現龍游青碓遺址和荷花山遺址的案例中，都有龍游縣文化旅遊局副局長黃國平的重要作用。黃國平是負責旅遊的政府官員，怎麼總是和考古發生關係呢？這其實在中國已經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很多地方政府為尋求本地的經濟發展驅動因素可謂絞盡腦汁，能夠找到有分量的考古遺蹟，那將是本地發展旅遊經濟和招商的重要名片。

這個社會需求與考古科學本身當然是無直接關係的，但卻對考古科學的發展有動力和支持資源意義上的重大價值，這對科學發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具有積極意義的事情。但是，如果因此動力驅使而影響考古對象的科學認識內涵，無視對自身動力方向不利的科學證據，甚至公然造假，它又很可能會帶來認識的社會系統誤差。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這些因素的存在就直接否定對方，但的確需要有一套規範的方法以修正這個潛在系統誤差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