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峯：我在廬山參加九屆二中全會_風聞

【作者  李雪峯 李海文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文革”前期的李雪峯

廬山會議開幕

1970年8月16日中辦來通知，讓我們上廬山參加九屆二中全會。18日我和陳毅等一起坐飛機飛漢口。陳毅當時在石家莊下放。我們到漢口稍事休息飛九江，由九江乘車至牯嶺。上山時，路正在修，還未完全修好，遇到車子不能走的地方，我們下車一起走路。當天住在牯嶺。陳伯達住熊式輝的房子，我住在他的下面，隔一條路。李富春、陳毅都住在我們的上面。我和陳毅都不瞭解情況，去了之後還休息了兩三天。19日上午遊仙人洞，下午到含鄱口。19日晚會餐，華北組到齊。華北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我是組長，吳德、解學恭是副組長，我的秘書黃道霞兼華北組的秘書。

21日大會發了６個文件，關於憲法草案和計劃工作。22日召開了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總理介紹了二中全會的議程，康生介紹修改憲法的過程。

後來批判林彪時我才知道22日晚政治局常委在主席的住處開會，決定第二天開幕式主席主持，周總理、康生髮言，林彪並沒有説要發言。林第二天在大會發言是突然襲擊。

23日下午４時半，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主席主持，林彪坐在主席身邊，林彪對主席説，他想講話。主席把手重重地從上向下一揮説：你講。看樣子主席已有準備。林彪講了一通，説毛澤東思想偉大等。他的講話沒有涉及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然後總理講會議議程，議程有三項：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三、戰備問題。康生講憲法修改情況。

23日晚８時，總理召開政治局委員和各大區召集人開會，總理住在樓上，會議室設在樓下。裏面擺了一圈沙發，外面兩旁是桌子。我坐在沙發上，靠着進門的地方。關於計劃的文件很大，只好放在腿上。天氣很熱，我用扇子扇着。江青挨着我坐，就來干涉：我怕風，你別扇了。我趕快拿着文件坐到後面，將文件放在桌子上。

 總理還是按原計劃，討論計劃工作。會議進行得很順利。總理宣佈散會，人們都站起來，吳德已向外走，走到門口了。突然，吳法憲來了個動議，他提議：林副主席今天講話很好，很重要，提議明天我們討論學習一下，要求會議再播林副主席的講話錄音。

總理馬上喊住大家，同志們又都回來，有的坐下了，有的未坐下來。總理宣佈了一下，誰也沒有表示異議。

24日上午在禮堂開大會，總理、葉帥都去了。總理坐在台下，汪東興請總理主持，總理要他主持。所謂主持就是放錄音。錄音並不長。錄音聽了兩遍，並通知各組，從下午起分組討論林彪的講話。

陳伯達、汪東興的活動

下午分大組討論林彪的錄音。我們華北組討論時出了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都入座了，我已宣佈開會，陳伯達、汪東興一塊進來。一個是政治局常委，一個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塊來，這是過去沒有的。

 陳伯達來了就對我説：我要講話。本來，馬福全已在發言，當然他要講嘛就只好草草結束，由陳伯達講了。他就講天才論。他講，汪東興插話，兩個人一唱一和。他講完了，汪東興又發言，汪講的內容就是國家主席的問題，他堅持要設國家主席。他説：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陳伯達插話：“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説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高興得手舞足蹈。”他一邊講一邊做動作。   

到會的同志很難知道上面是怎麼回事，有什麼內幕。他們這麼一講，一下子將會場的氣氛煽動起來。開始討論，只有十幾個人發言。大家發言的內容自然受到這兩位中央領導人的影響。後來批判時説鄭維山第一個發言，其實他是第七個發言。錢學森等人先講的。陳毅也講了話，他説：我不信，我犯了錯誤，我連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權利都沒有了！？我當時感到突然。我一直沒有講話。幸虧沒有講話，講了就糟了。但沒講也糟了！

 陳伯達講完後就把稿子交給記錄，説單獨發他講話簡報。一會他又説要改，又把講稿要走了。臨散會時，記錄的同志向陳伯達要稿子。陳説還想改改，説完了就在桌上改。過了一會兒又説：等着，要拿回去改，晚上再給。記錄説：晚上出簡報要用，最好早點給。陳伯達説：不行。記錄又和他定時間，什麼時間去拿。記錄又同他商量是專出，還是出綜合簡報。他講專出。這樣６號簡報上用括號註明陳伯達參加了會，單發他的簡報。直到晚間12時左右，簡報同志還給陳伯達的秘書打了電話催過，但仍然説沒改好，先等着。因此６號簡報沒再寫陳伯達的講話內容，因為陳的單發，免得重複。

會議結束後，汪東興又有活動。

散會了，我們都往外走，陳毅找汪東興要説什麼。汪揮揮手説：你走吧，沒有你的事。

汪東興甩開陳毅，追上我、吳德、解學恭三個人説：“同志，情況嚴重呀！筆桿子、槍桿子。筆桿子要整槍桿子，筆桿子要壓倒槍桿子。”這個意思很明顯，文革小組是筆桿子嘛。

我們一聽，心想，出了大事了。我們三個趕快站住，急忙問：“主席知道嗎？”

他答：“知道。”他講完就走了。誰知陳伯達騙了我們，汪也騙了我們。

留下我們三個人，心中很不安，心想：這麼就糟了。我還想：不像啊，昨天晚上開會沒有什麼跡象，怎麼一下子就變了。

原來通知晚上開政治局會議，這時説停開了。又開大組會討論。討論結束，吃夜宵，別人都休息了，我們三個人一直坐在那，都講：怎麼回事？誰鬧騰呢？誰也沒有更多的話。各人想各人的，三個人都有所猜測，沒有一個人講出來。因為大家都懂得黨內鬥爭的紀律。誰都覺得事情來得太突然，而且誰敢在會上反對毛主席呢？

“文革”初期李雪峯夫婦在自家院中

當時的情況是迷信加毫無信息。

我們三個人坐到深夜12點多了，黃道霞拿着綜合簡報來找我們。我們説：有事。他在外面等了一會進來，説陳伯達的稿子一直沒有拿到，他要專出一期。現在綜合簡報寫好了。本來，簡報晚上8點左右就寫出來了，當時在會場要交我時，我叫他等等。因為我當時正在主持會，沒法看；同時，也考慮情況嚴重，得再看看，再想想，所以已經拖了三四個小時。

我接過簡報沒有看，交給解學恭。他也沒有細看，只是將陳毅的話單列了一段，把括號裏面説陳伯達簡報單獨發勾掉了。又交給我。我看了以後，交給吳德。吳德説：還要看？我説：按照規定還要簽字。吳德説：不看了，籤個字吧。就這樣大家簽了字。 

這個簡報送到會議的簡報組，簡報組是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負責，由中辦主任汪東興全面負責的。他們專門召集簡報組同志開過一個會，要求簡報要及時、快、簡單明瞭，好話、壞話都要上，有文必錄，不要報喜不報憂。這份簡報從大會排是６號簡報，從華北組排是２號簡報。簡報稿深夜１時才送到中辦，可是編號超前，並壓下已編號的４號、５號不排，６號提前排印，大清早五六時就發到一些人手上了，到今也沒弄清楚這是中辦什麼人這樣快印快發的！

毛主席的手冰冷

25日午間，主席通知開會。我將主持大組會議的工作交給吳德，就到主席那裏開會。

這個會十分有趣，現在只有東北軍區司令陳錫聯、李德生、汪東興和我四個人知道了。

葉帥、南京軍區許世友、東北軍區的陳錫聯到了，總理晚到一會兒，康生、陳伯達來了，中央文革小組、林彪那一夥也都到了。原來６個大區書記，柯慶施死了，劉瀾濤、陶鑄、李井泉、宋任窮都垮了，只留下我一個人。這次參加會議的是政治局常委加各大組的組長。汪東興是這次會議的主角。我去得比較早，我進去時許世友已到了，他到主席那。這時其他人陸續都到了。

許世友從主席那出來説：他來時一看會場沒有人，他在門口踱步。主席發現他來了，就喊他：“你來，你來。”他走過去和主席握手，發覺主席的手很冷。主席説：“你看我的手。”汪東興站在旁邊。許説：一看就是主席和汪東興吵了架。

主席對汪東興説：“你是我身邊的辦公廳主任，你講話人家就容易信。”

汪説：“我算啥，我不過是小小辦公廳的主任嘛。” 

主席説：“你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噢！我給你講了好多次，不設國家主席。”

汪東興説：“我思想不通嘛。”

許世友跑到汪東興跟前説：“老汪，你不要講話了，你看主席氣成什麼樣子了。”汪東興不管。

許世友講到這，汪東興從後面出來了，他來了就解釋，説：“咱們國家應該有主席，主席就是國家主席。” 他剛和主席吵了架，現在仍在堅持自己的意見。

康生勸汪東興：“我們給主席反映東西，主席傳達指示都是經過你的。主席講他不當國家主席，你給我們説的嘛。”

汪仍説：“我思想不通嘛。”

總理也講：“是啊，主席指示是你傳達的。”

 汪堅持自己的意見：“我思想不通嘛。”

這時林彪到了，他一瞭解到這個情況，馬上就到後面主席那。誰也不知道林和主席談了些什麼。

過了一會兒，林從後面回來，林講了一番話，他是從正面講，沒有涉及到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不是針鋒相對。他那個位置，那個水平是不會講得那麼露骨的。

他還未講完，主席來了，來了就問：“你講什麼呢？”

林彪打住了。

主席説：“你講嘛，你再講嘛。”

林説：“我已講完了。”

主席説：“講，大家講。”

 陳伯達站起來要解釋，剛開口，主席一下子也站起來：“我不聽你的謠言詭辯！”

我和陳伯達挨着坐。主席對他講完就對我説：“你們那個組搶先出簡報，你當組長就不管事？！”

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沒有講話，也無法講話。

其他人都沒有講話，表態也不好表，也搞不清楚

情況，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主席宣佈散會。

我馬上請示問：怎麼辦？因為大組的小組會還未完。

 總理、林彪請示主席。

主席説：“６號簡報停發。會議停開，簡報收回。”

散會時我跟在總理後面，想和他談談，看見總理和林彪邊走邊商量，我也未聽清人家説啥。

這就是毛主席説的專政二天半的情況。

散會後，我一直想簡報發後各地有反映。主席批我搶先出簡報，簡報送到他那是早上５點。其實我們沒有搶先嘛，我們怎麼能搶先呢？什麼人批准印，什麼人批發我都不知道，都是汪東興掌握着。主席講：你當組長不管事，這是對的。我沒有把住關，我也沒有把關，根本沒有細看。

晚上９點，通知我們：政治局在總理那開會。後來又通知我們等着。一直等到凌晨４點，陳錫聯來個電話，問我有何消息。我説也沒有消息。他説：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入睡了。我一直等了一夜也未開會。以後據説，總理找林彪談話，又到主席那裏彙報。主席講了話，他又去找林彪，再向主席彙報，來回穿梭。他們之間究竟談了些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總理十分緊張，搞了一夜，原定的政治局會議不但沒有開，而且都來不及通知不開會。

1968年，李雪峯兒子應徵入伍女兒畢業分配到農場，全家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

河北４人發言反康生

25日下午我到主席那開會時，華北組開會又出了一件事。

劉子厚未到，尤太忠到了。中央委員王國藩、呂玉蘭、石家莊的馬福全、候補中央委員唐山的樊德玲，這４個人都是從基層來的，大部分是勞動模範。他們不知從哪聽來的，説康生反對毛主席，這是會上的小道消息。他們火了，説：“康生是壞人，那和他幹，和他幹！”呂玉蘭十分激動，拍着屁股跳起來。當時大家的思維模式是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反對誰。

尤太忠覺得這樣做不對，趕快和劉子厚講了。

劉子厚一聽急了，馬上到我這來，説：怎麼辦？點名可是件大事，對中央的同志怎麼能隨便點名。講事可以，點名可不成。這些年輕人不懂的。

我一聽了很惱火，這些年輕人！我和吳德、劉子厚等人開會商議，我出了個主意：要劉子厚做這４個人的工作，等明日開會時，康生的秘書來參加會，讓這４個人在會上檢查，這樣不就把話傳給康生了嗎？最後我説晚上在總理那開會，我再向總理報告一下。25日晚上我到總理那，一看別人都未到，吳德已先到，我向總理談時，總理表示已知道了。他知道還不是吳德報告的。我要向總理講，是自我批評的口氣，吳德講是告狀的口氣。

 可是到華北會議時，這些統統栽到我的頭上。我有８條罪狀，第一條就是反康生。

陳、汪檢討

８月26日晚上總理要開政治局會議，定在９點開會。八九點鐘，陳伯達派秘書找我的秘書，要請我去一下。以後知道，陳先找了解學恭，因為陳在天津蹲過點。解可能有些發覺，藉故説要看電影，就沒有去。他也可能沒有發覺。

我説：不去。秘書認為離開會還有一段時間，陳離我們住的地方也很近，勸我去一下吧。

​

我去了之後，個子高的秘書出來了，他回去通報。我聽到陳的秘書在隔壁房間裏議論。

陳來了之後請我坐下。秘書要走，陳説：你不要走，坐在這。然後陳對我説：“主席找我談話，批評我。我負擔很重，頭很暈。”他也不講他和主席講什麼了，主席批評他什麼了。我沒有講話，等他下文。

陳又説：“我要到華北組作檢討。”

陳翻來覆去就是這麼兩句話。我藉故開會出來。他請我向總理轉達：我身體不好，今天不能去了。

我到了總理那裏，和總理一講，總理説：他已經來了電話。

我和陳伯達接觸就是這麼一點，前前後後半個小時。

又過了一兩天，汪東興給我打電話，他已請示主席，他要來華北組作檢討。他提了一個名單，各小組召集人，等於是各省市負責人。他説河北可以多來一個人，就是革委會副主任劉子厚。因為我兼着華北組的召集人。我馬上向總理報告，總理只問了一下：“主席講的？”

我答：是他説的。

 總理也沒有再講其他的話。

周恩來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

過了幾天（大約是９月２日），汪東興來了一趟。約到我住的地方，沒有讓秘書們參加，參加的人有鄭維山、河北劉子厚、內蒙尤太忠、天津解學恭、北京吳德、山西的陳永貴。他來了之後，沒有檢討，説來説去還是為他自己辯護。小組會又把他攻了一下。大家的意思是：主席講了話，都明白了，問題很簡單，按照主席的指示辦就完了。開會的時間不長。鄭維山發了牢騷，鄭、汪兩人還頂了幾句。

會後我向總理彙報了，沒有書面的。因為秘書沒有參加，彙報只是口頭的。

黃永勝、紀登奎在北京值班，沒有上山。事發後２９日黃永勝上了山，參加了兩次會。有一次他在華北小組會上表示：我沒有在，我在也要犯錯誤。後來揭露出來，他的發言是在山下預備的。

《我的一點意見》

８月29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陳伯達、吳法憲、汪東興做了檢查。

９月１日大會休息，毛主席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點了陳伯達的名字，説：“我和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從來就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説很好配合。”“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９月１日將主席講話發給我們。

２日開政治局擴大會，晚上開憲法起草委員會，張春橋給我打招呼。３日上午小組會，下午、晚上大會討論。４日上午大會討論，晚上主席召集開會。５日 上午傳達，討論公報。９月６日大會閉幕，通過憲法修改草案和全會公報。當天我下山，飛機經安慶回到石家莊。

10日人民日報發表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公報説：“全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進行必要的籌備工作，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四屆人大。全會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全國計劃會議和197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全會批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

公報號召“全黨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提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公報強調“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毛主席路過河北打招呼

1970年９月９日毛主席下山回京。９月中旬河南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勳從鄭州給我打電話，説：主席來了，還是廬山上説的話，主席講你們對陳伯達都不瞭解。

過了一兩天，９月19日主席到了石家莊。我、革委會副主任劉子厚、河北軍區司令馬輝（他是一方面軍的幹部，1955年的少將）、政委曾美、27軍軍長閆川義、政委馬傑（閆川義是打仗的。馬傑是好人，他在抗戰初期是縣以下的區幹隊的政委）６個人去專列上見主席。馬輝等４位軍隊幹部均未參加廬山會議。

主席和汪東興在專列的辦公室。開會時，要給主席開電扇，主席説：不要機械主義，還是個人主義吧。（意思是自己拿着扇子扇吧）主席的氣已消了，講話心平氣和。他講：陳伯達其人你們不瞭解。（主席以陳指林）重要的是５個宣傳員。主席沒有點名，汪東興警覺性很高，坐不住了，馬上為自已辯護。主席説：沒有你，你不算。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左圖為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右圖為毛澤東寫的《我的一點意見》

主席講：６號簡報好凶呀，千刀萬剮。流氓語言！造反派語言！你在北京犯了錯誤，人家也沒有把你這樣。

我沒有講話，心裏比較緊張。五個宣傳員，如果汪東興不算，就可能有我。因為黃永勝是２９日上山的。但是我並沒有發言，沒有宣傳什麼。汪東興是掛帥的，陳伯達和他的論點同林彪是完全一樣的，似乎完全是商量好的，不知他們怎麼搞到一塊了，一唱一和。五個宣傳員是不是講錯了？

因為過於緊張，忘記請示是否要傳達主席的講話。下車後才想起來，又沒有返回去再問，主席已回到卧室車，也不好再問。

主席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主席下山後又算打了一個招呼，主要是講陳伯達其人。聽説主席轉了一圈，具體到哪些地方我們也不清楚，後來聽説有湖北、河南。

主席講話時我們因為弄不清楚，也不敢記。回來後我和劉子厚商議，我們怕忘記，我主講，劉子厚補充，儘可能地回憶，把主席講的主要內容都記下來。我們議定保密，留個底子，只留一份，存在秘書那，嚴格地保密。

我們不敢傳達，因為傳達了是禍。廬山會議明確傳達的就是兩個文件，第一是《我的一點意見》；第二是會議公報，其他都不傳達。毛主席講了五個宣傳員，講了公報，你如果傳達了人家一定要問，你講不講。那時規定的紀律是很嚴的。

70年代末我從安徽隔離回到北京，陳錫聯告訴我，我被隔離後，總理曾對他説：“雪峯是個好人，就是簡報沒有送給我看。”

為什麼別的組都不出簡報？我想這些是他們事先商量好的。華北組的這個簡報一出使毛主席瞭解了情況。

後來王良恩因此而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