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too young，中華先賢跟你聊聊經濟學_風聞

文/ 田國強（世説經語：shishuojingyu123）

許多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理念是從西方灌輸過來的。其實不然，早在從上古中華文化起，中國就有許多思想家崇尚樸素的自由市場經濟，給出了許多激勵相容的辯證治國方略，總結得異常深刻。

事實上，現代經濟學的幾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設及基本結論，如個體自利性假設、經濟自由、看不見的手的無為而治、社會分工、國富與民富及發展與穩定的內在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國古代先哲們差不多都論及到了。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方面的例子。

姜子牙的“國富論”

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認為，“避禍趁利”乃是人之天生本性。

姜子牙

姜尚説，“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從而説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的以民為本的民富國定，民富國強的辯證統一思想和治國的根本規律，給出了政府要以天下之利為利、以天下之害為害、以天下之樂為樂、以天下之生為務的根本治國方略，達到使天下人與之共利害的激勵相容的結果。

姜子牙對國富和民富的順序關係也給出了精闢的答案：**“王者之國，使民富；霸者之國，使士富；僅存之國，使大夫富；無道之國，使國家富。”**文王在其建議下開倉濟窮，減税富民，西周日益強盛。

聽管仲講講“看不見的手”

春秋時期，管仲洞察到許多深邃的經濟學思想。其經濟思想的核心是“自利論”。

管仲

《管子·禁藏篇》對個體逐利的社會經濟活動給出了形象而深刻的解釋：“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莢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這基本上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一個非常形象表述，但早了2000 多年。

管仲在《管子》一書中給出了需求法則：“夫物多則賤，寡則貴”，也給出了民富則國定、國安、國治、國富、國強的基本結論：“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所以指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窮責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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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信息經濟學大師

“兵聖”孫子的《孫子兵法》“始計篇”雖説談論的是兵法，但與現代經濟學基本分析框架高度吻合，完全可將其放在做事業的情境下。這也是治理好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企業或單位，做大事，辦成事，決策正確和在競爭中能勝出的法則。

孫武

 他同時也給出了信息經濟學基本結論：信息完全情況下，才有可能達到最優（“the best is 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對稱的時候，至多隻能得到次優結果（“the best is second best”），也就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兵法》）。

太上老君是自由主義者

老子在《道德經》中給出了成大事者應明白的綜合治理最高法則：“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道德經》第57 章）

老子

這是治理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的根本之道，通俗地説，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要政府少干預，無為而治。老子將“道”看作為無形的自然規律，而“德”則是“道”的具體體現。他認為，治國御人應採用天道、地德、無為的管理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25 章）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孔子也肯定了在遵守社會倫理道德規範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的正當性。他説：“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

孔子

就是説，國家政治清明而自己貧賤，這是恥辱；國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富貴，也是恥辱。孔子在此鼓勵人們追求正當的物質財富。《論語·先進》篇記載：**“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表達了孔子對身為商人的弟子子貢的讚賞。

秦國要自強，商鞅説先把產權弄清楚

到了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就曾以野兔為例闡述了建立私有產權的極端重要性，產權明晰界定可以起到“定分止爭”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助於市場秩序的建立。這個結論比科斯關於產權的重要性的結論早了兩千三百多年。

商鞅

商鞅在《商君書》中講道：“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為可分以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騖而逐之；名分己定，貪盜不取。”其大意是，眾人之所以追逐野外奔跑的野兔，並非因為可以對野兔分而得之，而是因為無主的野兔給大家提供了積極爭取所有權的動力，即便堯、舜、禹、湯在世也會如此。被捕獲的野兔在市場上出售，因為其所有權既定，他人就不能隨意盜取。

太史公論“經濟人”和社會分工

到了漢武帝時期，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更是寫下了石破天驚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千古名句，這和管仲的自利論的思想一脈相承，並且提出了與斯密非常類似的，建立在自利基礎的社會分工實現社會福利的經濟思想。

司馬遷

司馬遷考察了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意識到了社會分工的重要性，他認為由農、虞（掌管山澤的官）、工、商所組成的整個社會經濟，應該合乎自然地發展，而不需行政命令來加以約束。

他進一步寫道：“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自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大意是説，人們在市場上自由買賣、自由競爭，日夜不停，像流水一樣自然。不需要行政命令干涉，各種產品就被生產出來，這實際上就反映了經濟學的基本規律。

中國古代思想中也不乏至今仍閃爍着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學，對經濟自由的重要性和幾種基本的制度安排的排序。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總結的非常精闢：**“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其喻意就是，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無為而治，其次導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規定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就是與民爭利。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古代經濟學思想異常深邃，亞當·斯密等人所論及的，各位先哲（本文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司馬遷，也於耶穌降生前幾十年就去世了）早已論述到。雖然只是些經驗總結，沒有形成嚴格的科學體系，但仍不妨礙我們從中汲取豐富的養料，助力當下的改革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