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科研領域“××之父”濫用_風聞

來源：中國科學報

長期以來，一些科學家被冠以“××之父”的稱號，以凸顯其在某個科學研究領域作出的開拓性貢獻。

然而，作為對科學家個人貢獻的一種評判方式，這一稱呼是否嚴謹？它為何會常常伴隨着諸多爭議？科學共同體內部又是如何評判和看待“××之父”的？如今滿眼的“××之父”稱呼是否有濫用之嫌？

這些都是“××之父”一稱背後值得釐清的問題。

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

如今，科學研究領域“××之父”的稱呼常常見諸報端。

其實，這樣的説法早已有之。

在今年3月出版的《科技重塑中國》一書中，作者、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黃慶橋就講述了50多年前關於“中國原子彈之父”討論的幾樁舊事。

“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説法是個舶來品。

1965年7月，核物理學家錢三強收到法國營養學校原秘書、督學巴杭德郵寄的法國《科學與生活》1965年6月號上的一頁剪報文章《在中國科學的後面是什麼》。

文中寫道：“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是由中國科學院領導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領導人是曾在巴黎大學Sorbonne部學習過的物理學家錢三強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國原子彈之父。”

“這是目前所見‘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最早版本。”黃慶橋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説，在當時，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從外國寄來的，都要由組織上收拆。

巴杭德的這封來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後報“科委八局”，再轉二機部七局，最後批轉給錢三強的秘書。“這麼一圈批閲下來，我們可以確定，‘中國原子彈之父’説從1965年開始就已被圈內人知曉並在國內傳播。”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6月18日，法國法新社科學編輯賽爾日·貝爾發表文章寫道：“人們認為錢三強是中國的核彈之父。”

第二天，相關的消息和電訊就被轉載到新華社編髮的《參考資料》上。

由此，“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説法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認可和傳播。不過，對於“中國原子彈之父”的稱號，錢三強本人一直持極力反對的態度。

黃慶橋曾多次訪談錢三強的秘書、中國工程院首任秘書長葛能全。

葛能全談到，錢三強曾在不同場合對中外記者、身邊工作人員等説過類似的話：“中國原子彈研製成功絕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外國人往往看重個人的價值，喜歡用‘之父’‘之冠’這類稱謂。”事實上，“中國原子彈之父”確實不但沒給錢三強帶來榮譽，反而給他帶來了很多煩惱和傷害，最大的煩惱就是被人認為自己是在“爭功”。同時，自“中國原子彈之父”這一説法出現開始直至今日，有關此説的爭論不絕於耳，出現了諸多説法和版本。

除了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社會認可度最高的錢三強之外，鄧稼先、聶榮臻也被認為是“中國原子彈之父”。

還有觀點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一個羣體，或者乾脆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並不存在。人們在這一問題上觀點的多元化，在黃慶橋看來，恰恰有着深入探討的價值。“重要的不是我們要給出‘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討此類問題的過程中，更加深入地體會、認識每一個科學家在這一大科學工程中的獨特貢獻。”

科學、技術與工程不能混淆

“‘之父’説起源於西方，是對人類歷史上在某一領域作出過特殊貢獻的歷史人物的譽稱。”黃慶橋介紹説，在科學技術領域，這一稱呼體現了科學共同體內部對某一研究領域的開拓者或者某個大科學工程領導者的一種公認的認可。然而，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曹則賢看來，對“之父”一稱並不能籠統看待，其在科學、技術與工程中呈現出顯著的區別。“比如，中國原子彈製造是一項工程，我們可以説‘中國原子彈之父’‘巴基斯坦原子彈之父’，這種概念是沒錯的。但在科學研究領域，我們不可能説‘中國量子力學之父’或者‘巴基斯坦量子力學之父’。”在2016年5月出版的《一念非凡——科學巨擘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曹則賢歷數了科學史上30位巨人的思想與成就，其中不乏各個領域的開拓者。

但他説，在科學研究領域，其實很少有“××之父”的説法。“這是因為，科學研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條綿密的思想的河流，是慢慢彙集而成的。正如羅素所説，一個思想可能在某個時期內會朦朦朧朧地出現在許多頭腦裏，直到在某一個頭腦裏結晶出來。在差不多同一時期，或許會有幾位科學家提出同樣的思想，比如數學家希爾伯特幾乎與愛因斯坦同期提出了廣義相對論的引力場方程。但提出者不見得有能力把這種思想發展起來，這種發展往往也不是由某一個人完成的。所以等到一種學問已經成形，並顯示出其偉大時，人們會發現對其作出貢獻的不止一個人。”曹則賢説。以量子力學為例，曹則賢解釋説，有人將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奉為“量子力學之父”，但量子的概念並不是普朗克提出來的。1877年，玻爾茲曼假設能量有單元得到了麥克斯韋統計；1900年，普朗克按照這一路子得到黑體輻射公式，不得不接受光能量單元為hν；1905年，愛因斯坦假設光按能量單元被吸收，這才有了能量量子概念的確立。而量子力學一詞建立要等到1924年，光子的概念和量子力學第一個方程——薛定諤方程的產生要等到1926年。狄拉克、薛定諤、玻爾、海森堡都被稱為量子力學的奠基人。當然，也有一些科學概念是明確來自一位科學家，比如四元數概念來自數學家、物理學家哈密頓，集合論是數學家康托爾一人貢獻的。“但這種例子太少了。而且即便這樣，也很少有‘四元數之父’‘集合論之父’這種説法。反而在技術領域，有一些確切和公認的‘之父’，比如‘計算機之父’馮·諾依曼、‘人工智能之父’圖靈。”曹則賢介紹説。

如今“××之父”更難判定

如今，談論科技領域“××之父”更有難度。“其實自20世紀以後，就很少有科學家或研究者真正嚴肅地對待‘之父’這個稱呼了，尤其是二戰後我們進入了大科學時代。”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揚宗告訴記者，“在大科學時代，學科分化非常厲害，科學家個人能夠開創新天地的案例非常少。當然在有些領域，比如高分子科學領域，有兩三位科學家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但他們也是從其他學科轉過來的，學界也並不習慣稱他們為‘高分子之父’。‘之父’常被看作一種比喻性的説法。”此外，如今學術傳承的模式也與以前有了顯著的區別。

“如果説以前的學術傳承是樹型的，樹根在哪裏、經過多少年長出多少樹枝這些關係都比較明確的話，那麼到了20世紀，學術傳承變成了多人交叉的模式，需要用學術網絡來描述，而且這個網絡越來越複雜。”王揚宗説。“20世紀以後的大科學工程是一個複雜系統，涉及眾多科學家。要論其中誰的貢獻更大一點，也容易產生爭議。”黃慶橋説。但即便如此，黃慶橋仍認為，“××之父”一説有其積極意義。“在大科學工程時代，‘之父’説涉及我們如何看待科技領軍人才的重要問題。大科學工程往往需要有靈魂人物，缺乏帥才，這種複雜系統的大科學工程就很難做成。如何解除對個人發展的束縛，如何讓傑出科學家脱穎而出，對‘之父’的探討可能會帶給我們一些啓示。”在黃慶橋看來，“之父”一説有別於東方社會強調集體的力量與貢獻，帶有一定的西方個人主義色彩，是對個人突出貢獻的放大，或許這可以看作是“之父”説的某種侷限性。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傑出人物往往發揮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往往能夠促成歷史發展方向的改變。強調傑出人物的特殊作用，並不是要宣揚英雄主義和英雄史觀。

警惕“××之父”的濫用

在科學共同體如何看待“××之父”之外，目前更為令人擔憂的是“之父”的濫用。“對於公眾來説，‘之父’這一稱呼顯然更能吸引眼球，能達到宣傳效應，就像‘標題黨’一樣。”王揚宗説。在曹則賢看來，我們現在使用“之父”的稱呼太過隨意，而這或許是緣於對科學創造過程的一種誤解。“這就顯露出我們當前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當我們談論科學的時候，我們只知道現成的結果，至於科學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往往是不瞭解的。這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我們對科學的敬畏感已經缺乏到了很嚴重的地步。科學精神中除了求實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對學問基本的敬畏心。”談及這種敬畏心，曹則賢對英國劍橋大學物理學教授、《牛頓傳》作者理查德·韋斯特福爾的一段話印象深刻。

這段話的大意是：作為劍橋大學的物理學教授，我常常覺得自己還可以。當有學者來劍橋大學訪問時，我就常會在心裏產生跟人家比較的念頭，我雖然不如他們，但可能是他們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我研究牛頓30年，腦子裏從沒有出現過與之比較的念頭。

“而且，評價某位科學家是‘××之父’的人，是否有作評判的資格？我們在報道科學家個人貢獻的時候，常常喜歡去作價值判斷。但《科學》《自然》雜誌報道里，引用的一定是同行的評價。”曹則賢説，“而且現在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對於某些鋪天蓋地的‘××之父’的説法，我們常常很難找到確切的源頭。”

在王揚宗看來，這種現象也與我們當前希望趕超國際、希望有大科學家的心態有關。“整個社會對科學的期望比較高。正是因為缺少大科學家，我們才越喜歡拔高，這樣引起的社會效應才會更大。”《人民日報》資深記者趙永新對此有着深刻的體會。

2011年，趙永新採訪榮獲2010年度國家科技最高獎的師昌緒時，一個細節讓他記憶猶新。

那天上午採訪快結束時，有記者問師昌緒：“稱您為‘高温合金之父’可以嗎？”

“這個不對，因為國外早就有人研製高温合金了。”

師昌緒斷然否認。“‘中國的高温合金之父’總可以吧？”記者又問。

“中國的也不對，因為國內也有比我早的，只能説我作過比較重要的貢獻。”他糾正説。

師昌緒嚴謹求實的作風，令在場記者肅然起敬。“實事求是是做任何工作的基本原則，科學研究尤其需要堅守這一原則。科學家更應潔身自愛、行為世範，對不符合事實的各種桂冠主動請辭，不該來者不拒，甚至是常戴不讓。”趙永新説，“當然，‘××之父’之所以滿天飛，除了少數科學家的虛榮心作怪，也與有關部門、單位的管理不到位和媒體記者的作風不嚴謹大有干係。特別是一些媒體和記者為了吸引眼球、增加收視率，動輒給採訪對象戴上諸如‘××之父’之類的高帽子，好像非如此不能彰顯報道的分量。殊不知，這樣做的結果，不僅違背了事實、誤導了公眾，而且對採訪對象造成得不償失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