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_風聞

1]第1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

波蘭

第一個倒下的多米諾骨牌

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

1993年1月4日，瓦文薩總統夫婦在王宮大廳會見各國駐波使節夫婦。圖為劉彥順大使和夫人李惠娣參贊（左二和左一）同瓦文薩總統夫婦（右四和右三）互致新年祝賀。右二為蘇霍茨卡總理，右一為斯庫比舍夫斯基外長

徐鵬堂（以下簡稱“徐”）：劉大使，您好。執政40多年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在1989年6月4日的議會選舉中突然失利，此後，波蘭政局急轉直下，團結工會“和平地”獲得政權，建立了以團結工會為主體的新政府。波蘭統一工人黨始則淪為參政黨，終則停止活動，不復存在。這種劇烈的變化之所以發生，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的。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執政地位不斷地在弱化，而反對派，尤其是團結工會卻在不斷地壯大，這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您能否詳細談談波蘭統一工人黨最後10年衰亡的歷史和團結工會逐步坐大的過程？

劉彥順（以下簡稱“劉”）：這是一個需要歷史學家深入研究的問題，我現在只能談幾點粗淺的印象和看法。

波蘭統一工人黨在議會選舉失利後，前政府總理、波蘭統一工人黨最後一任第一書記拉科夫斯基曾形象地説，波蘭統一工人黨是步履維艱地參加此次大選，是“揹着石頭爬山”。拉科夫斯基認為“過去幾十年所犯的錯誤”，是波蘭統一工人黨背上的一塊沉重的巨石。我認為，拉科夫斯基的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這就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政能力的削弱，絕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過去幾十年所犯的錯誤”長期積累的結果。

説到過去的“錯誤”，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想到1948年波蘭工人黨內反對右傾民族主義的鬥爭，想到1956年“波茲南事件”和“十月事件”、想到1970年“十二月事件”。這些被稱為“政治和經濟危機”和“信任危機”的事件，長期以來在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和人民羣眾之間掘開了一道鴻溝，播下了不信任的種子。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説，這是一種致命的內傷。

1980年7月，波蘭爆發了戰後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罷工浪潮。政府在不可抗拒的經濟壓力下宣佈大幅度提高肉和肉製品價格，成為此次罷工的直接導火線。這幾乎是重新上演了一幕十年前的“十二月事件”，也真是重蹈覆轍了。但其結果卻與“十二月事件”截然不同，在1980年工潮的聲浪中，團結工會運動應運而起。自此之後，在波蘭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團結工會和波蘭統一工人黨兩軍對壘之勢，雙方展開了一場持續近十年之久的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雙方之間攻守態勢的變化和力量對比的消長，直接影響和決定着波蘭國家的命運和前途。

團結工會興起後，波蘭統一工人黨也隨之改朝換代。蓋萊克退出舞台，卡尼亞在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的支持下出任波黨第一書記。1981年2月，雅魯澤爾斯基兼任政府總理，形成卡、雅聯手執政的局面。不久，是年10月，卡尼亞辭職，雅魯澤爾斯基繼任，並集黨中央第一書記、政府總理、國防部長黨政軍三權於一身。

[2]第2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2)

從團結工會興起到波蘭統一工人黨終止活動，雙方鬥爭的發展變化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團結工會運動迅猛發展階段。波蘭統一工人黨提出“革新與和解”主張，團結工會則無視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呼籲，準備通過全國總罷工奪取政權。第二階段為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戰時狀態”（即軍管）階段。當局對團結工會“動外科手術”，團結工會轉入地下，瀕於消亡。第三階段為1983年7月至1987年11月，相對穩定階段。當局結束“戰時狀態”，團結工會雖有地下活動，但影響微弱，政治和經濟生活逐步恢復，社會的相對穩定達到頂點。第四階段為1987年11月至1989年6月，攻守再易位階段。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經濟改革方案在全民公決中受挫，波蘭統一工人黨試圖從政治改革中尋找出路，採取退守的姿態，團結工會利用1988年4至5月和8至9月兩次工潮東山再起，展開積極的攻勢。1989年2月，雙方通過圓桌會議達成妥協，團結工會合法化。第五階段為1989年6月至1991年1月，政權更迭階段。1989年6月，團結工會奪得議會大選的勝利，9月組成以團結工會為核心的新政府。波蘭統一工人黨拱手讓出政權，波蘭成為東歐劇變中第一個倒下去的多米諾骨牌。1991年1月波蘭統一工人黨終止活動，退出歷史舞台。

團結工會自成立之日起，即向波黨展開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攻勢，不斷地動搖波蘭的社會主義大廈。是用政治手段還是用武力來解決團結工會製造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始終是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層反覆斟酌和爭論不休的問題，也是波蘇矛盾的癥結。1981年7月，波蘭統一工人黨舉行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為代表的黨內温和派的主張佔了上風，大會確定了“協商、和解和社會主義革新”路線。對這條路線，團結工會置若罔聞，而黨內的強硬派極其不滿，蘇聯更深表懷疑，並向波蘭施加強大的壓力，一再要求波蘭改變九大路線，實行軍管。

徐：當時蘇聯如何向波蘭施加壓力，能列舉幾個典型的事例嗎？

劉：蘇聯領導人插手波蘭內部事務，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波蘭統一工人黨九大前夕，1981年6月蘇共中央致信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點名批評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在敵人（團結工會）面前缺乏原則性，指責他們口頭説鬥爭，實際無行動。這封信是蘇聯領導人對卡尼亞投下的一張不信任票，在它的鼓舞下，波蘭統一工人黨內親蘇的強硬派在黨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上發起對卡尼亞的攻擊。九大前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中央全會，休息期間，黨政治局開會。當時親蘇的強硬派代表人物政治局委員格拉布斯基離開會議室去打電話，返回後當眾聲言：“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即卡尼亞），你已經失去了盟國的信任。沒有這種信任，就不可能在波蘭進行統治！”強硬派有恃無恐的氣焰由此可見一斑。1981年7月初，蘇共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蒞臨華沙，同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會談，葛羅米柯要求“必須把格拉布斯基保留在領導層內。”卡尼亞陳述了格拉布斯基電話事件，葛羅米柯表示不相信，反問一句：“真是這樣説了嗎？”雅魯澤爾斯基立即作證説：“整個政治局都聽到了。”

[3]第3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3)

波蘭統一工人黨九大後，新當選的中央第一書記卡尼亞同政府總理雅魯澤爾斯基於1981年8月赴蘇，在克里米亞同蘇聯領導人會談。勃列日涅夫親自出面向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施壓，他直言不諱地把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層分成左、中、右三派，説九大是右派佔了上風，要求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保護左派，疏遠右派，修改“九大路線”。勃列日涅夫的邏輯是“和解嗎？好啊，可是你們同什麼人和解？同敵人能和解嗎？讓步已經夠了，革命必須善於同反革命進行鬥爭”。回到波蘭後，雅魯澤爾斯基對朋友説，參加這樣會談，自我感覺頗壞，是“去聽訓斥”。

1981年9月18日，在團結工會舉行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發表聲明，斷言“在波蘭不斷加劇的反蘇主義已經達到危險的邊緣”，波蘭領導“在國內外反革命的壓力下步步退讓”，因此蘇方要求波黨必須“立即採取堅決和果斷的措施，制止惡毒的反蘇宣傳和敵視蘇聯的行徑”。這是公開對波蘭事務的干涉，幾乎是向波蘭下達指令了。

整個1981年蘇聯向波蘭施加的壓力是多方面的，多渠道的，持續不斷和逐步升級的。蘇軍多次在臨近波蘭東部邊界地區集結，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波蘭是華沙條約成員國，華約總司令蘇聯元帥庫利科夫頻繁地蒞臨波蘭，在一年內會見雅魯澤爾斯基多達22次。雅魯澤爾斯基不無感慨地説，“那一年，我同庫利科夫在一起的時間超過了同妻子和女兒家庭團聚的時間”。庫利科夫態度強硬，説什麼“妥協，如果有效果，還好；如果沒效果，那就是災難。如果蘇軍受到威脅，我們的回答是：手不會發抖”。是年12月初，庫利科夫再來波蘭，帶來了整個參謀部，“待下來不走了”。

徐：可否説蘇聯向波蘭施加的壓力是促使波蘭實行軍管的外部因素？

劉：我認為，這樣的判斷是合乎邏輯的。1981年在波蘭當局、團結工會、蘇聯三者之間，波蘭當局的處境十今尬尷。團結工會擺出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勢，一再拒絕波蘭當局關於和解和安定的呼籲，不斷挑戰波蘇之間的同盟關係。雅魯澤爾斯基左右為難，他既怕團結工會咄咄逼人的奪權攻勢，又怕蘇聯虎視眈眈的入侵威脅。他一方面要舉着同團結工會實行“和解”的旗幟，一方面又要兑現向蘇聯許下的“同反革命進行鬥爭”的諾言。到底是“和解”，還是“動外科手術”，在兩者之間遊移不決。隨着時間的推移，雅魯澤爾斯基對蘇聯的恐懼更甚於對團結工會的恐懼。他説過兩句足以表明其心態的大實話：第一句，“我的歷史使命是防止蘇聯的干涉”，第二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押往莫斯科”。看來，1968年蘇聯武裝鎮壓“布拉格之春”和杜布切克遭遇的厄運，像幽靈一樣不斷地在雅魯澤爾斯基眼前遊蕩。

1981年的波蘭政局險象叢生。團結工會不停地開展攻勢，意在奪權；東鄰蘇聯不斷地進行干涉，陳兵邊境，虎視眈眈，隨時準備“給予兄弟般的幫助”；黨內派系鬥爭激烈，親蘇的強硬派咄咄逼人；受命於危難之時的雅魯澤爾斯基極力校正波蘭的航向，試圖在暴風雨中挽巨輪於將傾。應該説這就是波蘭實行軍管前形勢的特點。

[4]第4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4)

徐：1981年12月13日，雅魯澤爾斯基以救國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宣佈在波蘭實施“戰時狀態”（即軍管）。一夜之間，團結工會的領導人幾乎被一網打盡，波蘭統一工人黨前黨政領導人也全被拘留監禁，波蘭的形勢急轉直下，朝野兩大勢力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雅魯澤爾斯基掌握了主動權。軍管持續19個月之久，直至1983年7月21日方始結束。您可否談談軍管期間波蘭形勢的主要特點，軍管的得失和雅魯澤爾斯基奉行的政策。

劉：在波蘭實施軍管，贊成者説這是雅魯澤爾斯基肩負起歷史賦於他的重任，但反對者則斷言這是“執政者對人民的宣戰”。對波蘭軍管的得失，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甚至極其對立的認識和評價，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些認識和評價也會發生不同的變化。我這裏只想説説雅魯澤爾斯基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雅魯澤爾斯認為，為了“拯救國家免於崩潰”，他走了“最後的一條道路”。他使用波蘭自身的力量解決波蘭自己的問題，避免內戰，避免蘇聯的“兄弟援助”可能引起的大規模的流血，這是在大壞事和小壞事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是“諸壞中的小壞”。但“較小的壞事也是壞事”。因此，他從不認為他做了一件值得誇耀的事。軍管前，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雅魯澤爾斯基説，“一個政黨在執政36年之後還要用武力來維持政權，這是一件極其丟人的事”。多年後，雅魯澤爾斯基認為，軍管的實施，從軍事的角度看是“勝利”，但從政治角度看則是“失敗”。

雅魯澤爾斯基走到軍管這一步絕非心血來潮的魯莽，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周密準備的。他設想通過軍管，在兩三年內取得牢固的立足點，然後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把波蘭建設成為安定的、經濟和政治組織有條不紊的、保證不再發生危機的國家。他希望通過軍管，針對兩種人，築起兩座堤壩。第一是針對那些“想以民族和國家為代價、試圖倒撥歷史時針和推翻社會主義的人”，築起反對社會主義的敵人的堤壩，清除無政府主義。第二是針對那些“利用工人對事業的忠誠，變得狂妄自大的掌權者”，築起反對那些玷污社會主義理想的人的堤壩，清除官僚主義。雅魯澤爾斯基要嚴厲地教訓這兩種人，期望在大亂之後取得大治。

但軍管後的實際情況又是什麼樣子呢？不管雅魯澤爾斯基的主觀願望如何，客觀形勢的發展卻不以他的個人意志為轉移。如果用俗話所説的“按下葫蘆浮起瓢”來形容軍管後的波蘭形勢，恐怕是再貼切不過的了。也就是説，軍管使當局控制了局勢，由退守轉入進攻，達到了預期的制止動亂和防止外來的“兄弟援助”的策略目標，但軍管卻未能從根本上根除團結工會藉以產生的土壤，和徹底肅清團結工會的思想和影響。雅魯澤爾斯基擺脱了舊的困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國內的威脅和來自國外的壓力錶現出新的形式和內容。

[5]第5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5)

首先，在國內，當局的處境陷於孤立。羣情冷漠，“萬馬齊喑”，社會四分五裂，民心不順和黨心渙散不斷加深。自團結工會運動興起以來，黨員退黨者多達70萬，軍管後退黨趨勢並未停止。團結工會中未被拘留的骨幹分子轉入地下，成立臨時協調委員會，伺機開展多種形式的地下活動，維繫其在羣眾中的影響。當局同教會的關係趨緊，一些教堂成為團結工會地下活動場所，成為團結工會骨幹分子的庇護所。其次，是國際環境的惡化。來自蘇聯的壓力減輕了，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卻加大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經濟制裁為手段，向波蘭提出了難於接受的政治要價。他們要求波蘭取消軍管，恢復團結工會，為團結工會撐起一把保護傘。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聲援團結工會的地下活動。在布魯塞爾成立了團結工會國外協調局。再次是以美國取消波蘭的最惠國待遇為最嚴厲的經濟制裁，使本已陷入危機的波蘭經濟雪上加霜。

徐：在波蘭實施軍管的時候，西方國家也對蘇聯實行了經濟制裁。

劉：是的。波蘭實施軍管後，西方國家指責蘇聯策劃和支持波蘭軍管，1981年12月29日，歐共體國家即宣佈對蘇聯實行制裁。西方國家遷怒蘇聯的行動表明，波蘭國內的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同國際上東西方兩大集團的爭奪和鬥爭是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的。波蘭實施軍管後，這種爭奪和鬥爭以新的形式在繼續、深化和發展。軍管後的波蘭形勢就好像噴發的火山似已熄滅，但火山口下仍在積蓄和翻滾着潛在的能量。波蘭國內對立雙方的攻守態勢雖然易位，但變得僵持和持久。顯然，這是雅魯澤爾斯基始料所不及的。

徐：從軍管的第一天開始，人們就提出什麼時候取消軍管的問題。對此，雅魯澤爾斯基是怎樣設想的呢？

劉：雅魯澤爾斯基説過，“但願儘快取消”，但何時取消，要取決於現實條件。雅魯澤爾斯基深知，他走上軍管之路，歸根結底，是走上了爭取民心、爭取羣眾的艱苦路程。為了恢復國內的正常生活，他必須解開幾個難解的死結。但怎樣才能解開這些死結，並不是一開始就有一個現成的方案。雅魯澤爾斯基也是“騎虎容易下虎難”。

未來的工會怎麼辦？有近千萬的工人羣眾參加團結工會造反，是保留還是取消團結工會？是維持還是改組瀕臨瓦解的親當局的傳統工會？軍管當局遲遲拿不出答案。直至1982年10月，議會才通過以“零點選擇”為出發點的工會法，取締團結工會，解散原有的傳統工會，規定了組織新工會的條件。直到1984年才成立了支持當局的波蘭全國工會協議會（全波工協）。對於團結工會會員，雅魯澤爾斯基主張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孤立和懲處極端分子，對羣眾既往不咎。他提出的口號是：不問你來自何方，只問你走向哪裏。

黨怎麼辦？有人主張或者中止活動，或者解散並重建新黨。雅魯澤爾斯基不同意這兩種意見，他認為黨應沿用原有的名稱，應同前任領導集團的錯誤和罪過劃清界限，不能恢復1980年8月以前的“惡劣的執政方法”。他試圖繼承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優良傳統，賦于波蘭統一工人黨一個新的面貌。他的口號是：黨還是原來的那個黨，但不是原來那樣的黨。

[6]第6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6)

九大路線怎麼辦？還要不要“諒解”、“革新”和經濟改革？雅魯澤爾斯基的回答是，要藉助軍管為實行九大路線和推進經濟改革創造出一個安定的有秩序的社會環境。針對黨政高官的違法亂紀和官僚主義，他倡議成立國務法庭和憲法法庭；為了廣泛聽取各界意見和尊重民意，他倡議在黨政最高領導部門成立各種諮詢委員會；為了動員和團結社會大多數，分化、瓦解反對派和消除團結工會的影響，他倡議掀起民族復興愛國運動，成立新的統一戰線組織。

可以説，雅魯澤爾斯基領導的軍管班底為取消軍管絞盡了腦汁。當1983年7月21日雅魯澤爾斯基在議會宣佈取消軍管時，當他聲言軍管已完成為國家“復興創造條件”的使命時，他深知軍管只達到了“制止危險趨勢”的基本目標，卻未能克服經濟中的危機現象。他告誡説，前面的道路“並不是筆直、平坦和安全的”，“不會從明天開始就會出現奇蹟”，“輕率的樂觀主義不是最好的顧問”。

徐：從1983年7月軍管結束到1987年11月波蘭的政治經濟生活進入了恢復時期，同軍管前比較，政局相對穩定。這幾年您正在使館工作，請您談談對當時局勢的看法。

劉：我想首先介紹一下雅魯澤爾斯基對軍管後的波蘭局勢的看法，當時他概括為三句話：危險的趨勢已經制止，正常的生活尚未恢復，危險的局勢遠未扭轉。我覺得他的概括是貼近實際的。

為了解決動亂遺留下來的問題，雅魯澤爾斯基堅持走民族和解和體制改革之路，做了幾件想辦而又能辦的事。1985年順利地完成了第九屆議會的選舉，1986年成功地召開了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波蘭的政治生活逐步地走向正常化。與此同時全波工協和民族復興愛國運動也向前發展了，團結工會地下活動的影響也在削弱，社會的相對穩定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但相對的穩定並不等於動亂的根源已經徹底根除。波蘭歷史學家的判斷是：當時波蘭的局勢“沒有出路。當局雖然制止了社會上羣眾性的反抗，但並未能消滅反抗。雖然掌握着能夠捕滅任何抗議的實力，但無法引導國家擺脱日漸加重的衰落。社會不滿的原因不僅存在，而且仍在加深，羣眾性的反抗隨時隨地都可能突然爆發”。另一方面，“社會已經睏倦、分裂和失望。反對派的精英們的影響範圍有限，既難於提出可以擺脱僵局的現實的綱領，也難於把業已分裂的社會重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可見，在恢復時期，朝野兩大勢力的對峙處於一種僵持狀態之中。

徐：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幾件影響波蘭形勢發展變化的大事。有波別烏什科神父事件，還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問波蘭時公開干涉波蘭的內政，尤其是保羅二世訪問波蘭引發的宗教狂熱。這些事件對波蘭形勢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劉：這些事件的最終結果就是有利於團結工會的復甦。1984年10月19日，內務部警察製造了綁架和殺害波別烏什科神父事件。相對穩定中的社會平靜被這一突發事件打碎了。執法者公然踐踏法紀，引起社會的震驚和憤怒。波蘭各地羣眾打出團結工會的旗幟，成羣結隊地前來華沙蔘加被害神父的葬禮。瓦文薩在葬禮上公開講話，強調被害神父是為團結工會獻出了生命，可告慰死者的是“團結工會還活在世上”。當局雖然調動大批警力監督葬禮現場，但未乾預。神父的葬禮證實，團結工會對社會的影響並未因軍管而消失，團結工會的支持者動員起來了，不僅表明其存在，而且顯示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