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港獨”真的“證據不足”？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 大公網”

“香港民族黨”和該黨召集人陳浩天不斷鼓吹“香港獨立”，而且得到外國勢力的支持。有論者説，不允許“民族黨”註冊成合法社團或公司就可以了，毋須控告陳浩天“煽動罪”，因為現在沒有太多人響應其煽動，所以證據不足。

陳浩天

“證據不足論”實際造成的效果是，陳浩天不必起訴，戴耀廷也不必起訴，黎智英及組織訓練街頭暴力行為的鄭宇碩更不必起訴，因為香港並未曾出現“港獨”；要形成“港獨”的效果，才能説明證據充足。

這種論調，其實是廢除了《刑事罪行條例》第9、10條“煽動罪”的武功，放任“港獨”勢力繼續擴大其聲勢和影響力，有計劃、有步驟地分階段推動“港獨”，將化整為零的“港獨”勢力結集起來，最後發起總攻擊，這樣再也沒有辦法起訴煽動分裂國家的“港獨”分子了。

“證據不足”是逃避責任藉口

為陳浩天説項的人不乏官場中人，他們感到現在政治壓力巨大，於是四出遊説建制派支持其“證據不足論”，以便自己退居幕後逃避責任。

香港市民很清楚地看到，2014年非法“佔中”的最大目的就是要癱瘓特區政府，實行長期圍困，幻想最終達至廢除《基本法》，讓香港“變天”。

當時背後勢力也是採取了分階段切割辦法，首先在2012年佔據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發起“反國教”運動，迫使政府放棄推行國民教育。下一步，他們就策動非法“佔中”，藉爭取所謂的“真普選”，企圖癱瘓特區政府運作，實現他們的“港獨”目標。

戴耀廷

“佔中”的搞手、煽動者就是戴耀廷，他在金鐘大台宣佈提前啓動“佔中”。整個非法“佔中”過程，由籌備、宣傳、煽動他人蔘與，媒體都有相關報道，可説是證據充分。

“佔中”期間，警員不時受到滋事分子挑釁，甚至被人淋潑不明液體，相關施襲者已認罪服刑，為什麼警方至今仍未起訴身為煽動者的“佔中三醜”？是因為證據太多，需要時間整理？“佔中”已經發生四年了，起訴行動有如泥牛入海，“佔中三醜”仍舊逍遙法外，這説明不是證據不足，而是有人“雪擁藍關馬不前”。

有人説，由於沒有太多人響應陳浩天的“港獨”行動，因此是“證據不足”，即是可以毋須提出起訴了。其實煽動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疑犯只需發表過煽動的言行，就可以控告“煽動罪”，並非只有煽動使用暴力方可治罪。

雖然《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煽動意圖”的第1款第f項規定“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可以治罪，這僅僅是其中的一條，“煽動意圖”的第1款還包含了第a、b、c、d、e、g項，也可以起訴“煽動罪”。這些條文並沒有要求有“煽惑暴力”的行動，才算罪名成立。

只需要講過“要拿起武器來，對付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已經形成了“煽動罪”名。陳浩天也説過要“拿起武器，捍衞香港”之類的話，拿起武器就是“煽惑暴力”。即使陳浩天否認，也逃脱不了“煽惑暴力”的反證。

再舉一個例，威嚇性的言論，即使沒有發生暴力行為，也一樣可以控告意圖危害公安或者傷害他人身體或者恐嚇罪名，而不必等候有社會人士真正受到了恐嚇要發生的行動，才可以起訴。陳浩天的多次發言，的確有企圖分裂國家，而且給香港公眾造成了不安和惶恐，這已經足夠提出起訴。

譬如一名警員發現疑似竊匪的可疑人士進入一個私人住宅，警員基於防止犯罪發生，可在沒有法庭搜查令的情況下進入該單位拘捕疑犯。這説明了法律的條文，針對犯罪案件可能將會發生，事先可以進行預防性的執法行動。這正是普通法法律預防犯罪發生的必然邏輯。

言論有煽動性就可起訴

法律的制定，包括授權執法人員可以採取預防性的措施。“煽動罪”只要證明嫌疑犯講過煽動性的語言，就可以進行起訴，而不必等候他真正煽動出現了暴力效果，這就是預防性的法律的真正的作用。

所謂“證據不足論”，其實是魚目混珠，把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私貨當成了真正的香港法律，嚇唬香港各界市民。

彭定康

彭定康在迴歸前六個月，針對中央政府賦予特區政府自行訂立《基本法》第23條的憲制責任，企圖越俎代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由港英政府提出並通過《1996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其中對“煽動罪”增加“只有煽動暴力、擾亂公共秩序或引起公眾騷亂的，才能治罪”的條文。且把原來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9條第1款的a、b、c、d、e、g項全數取消。

該條文列明“《1996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第1（2）條規定：“本條例自保安司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由於中方的堅決反對，“煽動罪”新修訂並無刊憲，可以説是沒有完成立法程序。彭定康亦清楚知道，所有迴歸前搶閘通過的香港法律，在迴歸後均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備案程序，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違反《基本法》，有關條例立即作廢。

所以彭定康突然縮沙，並沒將新診訂的“煽動罪”刊憲，所謂的“要有煽動暴力，或者引起暴動的”才算煽動的法律，亦無疾而終。現在還有人一本正經找出廢除的法律為佐證，實在是對法律的無知。

1997年2月23日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特區《基本法》第126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對香港原有法律進行了審議，並沒有廢除“煽動罪”，港英時期的“煽動罪”自然可以過渡到迴歸後的香港，作為依然有效的法律。

“煽動罪”對犯罪手段是否使用暴力，對犯罪後果是否擾亂社會公共秩序或引起公眾騷亂，並沒有要求提出證據必須證明後果才可以入罪。當時還有其他旁證，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第3條的“叛逆性質的罪行”、第7條的“煽惑離叛”罪、《警隊條例》的“煽惑離叛”罪、《警隊條例》第62條的“導致警隊產生離叛情緒”罪等，也不需要證明有暴力，只要證明言論有煽動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