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國家化和兩極化在摧毀美國政治_風聞

法意****導言

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變革導致美國政黨力量的重組。7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兩極化與驢象兩黨同質化並存，美國民眾政治觀點的多樣性也遠非從前。特朗普的上台正是這種政治環境的產物。與此同時，美國民眾對於地方政治的興趣衰減，更加關心全國性政治。

本文於2018年7月2日發表於《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上，作者雅沙·蒙克（Yascha Mounk）是哈佛大學講師、“新美國”高級研究員，致力於研究自由民主的危機和民粹主義的興起，其最新著作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How to Save it近期在美國出版，並引發了熱烈討論。

作者|雅沙·蒙克（Yascha Mounk）

翻譯|吳彤

1960年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初選前不久，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一位親密盟友問洛根縣黨主席雷蒙德·查芬（Raymond Chafin）：買下他的支持需要花多少錢。“大約三十五個”，查芬説，他希望能發個三千五百美元的橫財。在當地一個簡易機場，查芬見到肯尼迪的特勤人員，並收到了驚喜——三萬五千美元現金。

網站文章截圖

正如所承諾的那樣，查芬利用他對當地政黨機器的控制，把這個州交給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新科參議員。“肯尼迪家族很清楚我們的政治品牌”，他多年後説，“我想這也是他們的品牌”。

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政治的真正權力並不在美國眾議院議員或參議員手中，而由控制地方財政的州長、市長和議員掌握。在很多情況下，像查芬這樣的人推舉人們當選國會議員，是為了獎勵他們多年的忠誠服務，或是為了擺脱野心勃勃的對手，但其對國家政治的影響相對較小。“那些對組織運作至關重要的政客們通常都呆在家裏”，當時的一位學者評論道。

在美國聯邦層面，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類似於不同利益的鬆散聯合，而非意識形態共同體。他們沒有多少資源，實際上也沒有任何手段來確保其成員的意識形態紀律。許多民主黨人甚至比共和黨人更加保守。

所有這些確有實實在在的好處：在上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國會是一個謙讓成風的地方，政客們經常在公共支出或司法任命問題上達成妥協。儘管美國人自己在從外交政策到搖滾樂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嚴重分歧，但高層政治相對來説並不是針尖對麥芒。

然而，普通選民也很難表達自己的心聲。西弗吉尼亞州有時被吹噓成肯尼迪克服其最大競選障礙的地方，因為他證明了宗教偏見與其個人魅力無法匹敵。但是，只有15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在1960年舉行了初選，其結果僅僅是諮詢性質的。在民主黨提名中，林登·B·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是肯尼迪最大的競爭對手，並沒有費心地參加其中任何一項。

美國政黨缺乏意識形態的定性，也使得其公民難以基於自己的良心投票。例如，一個強烈反對種族隔離的自由派可能會在大選中全心全意地支持肯尼迪，但也會投票給副總統候選人約翰遜。早在1947年，約翰遜就譴責一項反對私刑的法案，是“一場鬧劇，一個騙局——企圖以自由的名義建立一個警察國家”。

儘管約翰遜在1957年大力支持民權法案，但他允許通過使種族隔離和解難以執行的法案。只要美國的主要政黨仍然是務實的地方利益聯盟，主張社會進步的北方民主黨人就會與主張種族隔離主義的南方民主黨聯繫在一起。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為持之以恆地終結種族歧視而戰。戰後政治中相對缺乏黨派性，是以暴力排斥為代價換來的。

在評估組織薄弱和意識形態不一致的雙重問題時，美國政治科學協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在1950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試圖將鬆散的政治聯盟轉變成更類似於當今統一政黨的組織。美國一些頂尖學者認為，民主黨和共和黨需要“為選民提供適當的行動選擇範圍”。最後，每個政黨候選人都要在“美國總統初選”中確定，華盛頓領導人將獲得“處理叛逆和不忠的國家組織的額外手段”。學者們認為，為了解決美國政府的問題，政治必須變得更加全國化，政黨綱領也必須更加明確。

近70年後，他們的願望實現了。正如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政治學家丹尼爾·J·霍普金斯（Daniel J. Hopkins）在其新書《越來越美國：美國政治行為是如何並且怎樣國家化的》（The Increasingly United States： How and Why American Political Behavior Nationalized）中所記述的那樣：

美國政治已經完全全國化——選民們更加關注華盛頓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不是他們所在城鎮或州的情況。民主黨和共和黨已經變得更加同質化，在阿拉巴馬州提供了與佛蒙特州一樣的意識形態。在每次選舉中，美國人現在都面臨兩種明確界定的行動選擇。多年前由美國政治科學協會開出的藥方已被服用；問題在於，患者能否在副作用中存活下來。

肯尼迪遇刺後的第五天，這個悲傷的國家都在懷疑其政治綱領能否延續。甚至連內閣的關鍵成員都懷疑，約翰遜能否繼續支持民權法案。約翰遜在飛機上匆匆宣誓就任美國第36任總統，而在三個小時前其前任就是乘坐這架飛機降落在達拉斯。

但是，當約翰遜1963年11月27日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時，他向南方民主黨人提出了挑戰。“沒有任何紀念演説或頌詞，比儘早通過他為之持久奮鬥的民權法案，能夠更好地紀念肯尼迪總統”，他説。

肯尼迪遇刺現場圖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種族歧視終於結束了——自美國內戰（Civil War）以來，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盛行的高度地方性政黨制度也是如此。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不再把民主黨視為他們的天然家園。1968年，他們中的許多人支持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第三黨候選人資格，華萊士是阿拉巴馬州的前民主黨州長。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保守的民主黨逐漸向共和黨靠攏，而民主黨在經濟社會問題上第一次成為了自由派：在全國範圍內，民主黨現在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支持財富再分配和種族融合。

共和黨人也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在反對墮胎和同性戀權利的同時，對自由市場和低税收具有激進的偏好。與此同時，他們開始利用民主黨分裂帶來的選舉機會。從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開始，每一位入主白宮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都採用了某種形式的“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這聽起來頗為文雅，卻帶有欺騙性。

19世紀60年代，隨着雄心勃勃的民權立法重整美國政黨，一系列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變革重新將美國公民的注意力轉向首都華盛頓。多虧了戰後美國經濟的繁榮，公共職位看起來不如私人職位有吸引力，這就削弱了地方黨魁掌握的權力。

近來媒體的變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地方報紙和廣播電台，一度是國家信息的主要來源，彙集了國家、州和市政新聞。因此，那些主要對華盛頓發生的事情感興趣的美國人，仍然對他們的家鄉有很多瞭解。如今，選民們越來越多地從廣播網絡和有線電視頻道，或從社交媒體網站和在線出版物上獲取新聞，這些新媒體不太可能要求選民關注其市政廳或州議會。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政治學家就注意到，美國政治的本質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總統的權力已經大大擴展。全國性政黨對各州和地方性機構的控制權大大增加。“從某種意義上説，巴黎是法國的首都”，政治學家威廉·M·蘭馳（William M. Lunch）在1987年評論道，“而華盛頓正在成為美國的首都”。

華盛頓（資料圖/視覺中國）

從此後的幾十年裏，被蘭馳稱為“美國政治的全國化”現象只會愈演愈烈。正如霍普金斯所説，選民們認識到，州和地方政治可能會對他們的生活影響很大，比如，決定他們需要繳納多少財產税，或者決定他們孩子的學校有多好。然而，他們現在對地方政治關注甚少。

這種轉變可以解釋當代政治的許多特徵，否則就會令人深感困惑。例如，佛羅里達州、德克薩斯州和其他地方的州長們，怎麼能拒絕將醫療補助計劃擴大到本州的貧困成年人，即使聯邦政府（至少已經開始）支付了全部費用？霍普金斯提供了一個簡單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選民、捐贈者和活動人士更有可能根據是否通過了意識形態純潔度測試來判斷當選官員，而不是根據他們是否給所在選區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霍普金斯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美國人對州長的提名能力越來越弱，在地方選舉中投票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相對而言，他們現在對國家層面的選任官員更有興趣，比如參議員或總統候選人。如果他們可以選擇所在政黨是入主白宮還是當選州長，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前者。甚至競選資金捐助階層的關注也已全國化。從1998年到2012年，投入參議院競選的資金增加了一倍，而州長競選資金幾乎沒有變化。

從前，美國的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商店，有自己的本地產品。如今，像沃爾瑪（Walmart）和家得寶（Home Depot）這樣的連鎖店，在全國各地都提供同樣的商品。霍普金斯認為，各政黨都經歷了一個相似的同質化過程：“就像每家麥當勞裏的蛋餅一樣，美國的兩個主要政黨越來越多地在全國範圍內提供了同樣的選擇。”

美國人對地方政治的興趣不僅低於以往，其投票行為也不那麼取決於居住地或具體候選人的情況。誠然，可以根據選民家鄉或所在州預測其所支持的政黨。但是，正如霍普金斯所解釋的那樣，黨派歸屬更多地受到種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影響，而不是受地方利益或政治傳統的影響。對選民的人口統計信息及居住地的瞭解，對於預測其政治行為幫助甚少。一位有兩個孩子的美國福音派白人中年婦女，年薪5萬美元，如果她住在密蘇里州的斯普林菲爾德，那麼，她今天投票給共和黨人的可能性，幾乎與住在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一樣。

霍普金斯是引導人們瞭解地方政治衰落的可靠嚮導，他意識到事態發展可能帶來的風險。他指出，選民對全國性問題的關注，很可能會“排擠更多的地方關注”。因為大多數美國人對地方政治漠不關心，而且很可能投票支持任何與他們同屬一個黨派的候選人，市長和州長不再有足夠的理由將選民的需求置於特殊利益羣體的需求之上：“他們任職期間的行為，很可能辜負了那些最有可能推動他們事業發展的人們的願望，無論這些人是活動人士、捐贈者還是來自其他州的同黨。”

但是，霍普金斯並沒有意識到其論斷的最重要含義。任何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都會指責其反對者“叛國”，並將媒體污衊為“美國人民的敵人”，這可能使霍普金斯的書名讓人困惑。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關於全國性政治的強化和政黨分歧的深化對政治制度穩定的破壞，《越來越美國》一書卻鮮有提及。

當美國開國元勳們着手設計仍在支撐我們國家生活的制度時，他們完全有理由擔心其事業會以失敗告終。到了18世紀末，君主政體已經征服了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最後幾個在近代早期倖存的共和國，如威尼斯共和國（Serenissima Repubblica di Venezia），都陷入了國內紛爭，並受到來自國外的強大競爭威脅。那些以集體自治為目標的制度幾乎不復存在。因此，美國憲法起草者們在着手克服困難的同時，自然會問自己，在他們之前的許多共和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他們得出的結論很簡單：那些前朝舊事，比如雅典和羅馬、佛羅倫薩和錫耶納，已經被“派系暴力”（the violence of faction）毀掉了。正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所表述的那樣：

“考慮到平民政府的潛在危險傾向，其支持者對政府的性質和命運憂心忡忡……事實上，公共委員會中的不穩定、不公正和混亂，是平民政府隨處可見的心腹大患。”

麥迪遜解決了我們稱之為黨派之爭的問題，從根本上塑造了美國。他指出，許多政體只是試圖消除黨派之爭的原因：要麼破壞自由，這是一種他稱之為“比疾病更糟糕”的療法；要麼試圖讓每人都持有同樣的意見，這是一種他認為只要“人類的理性繼續犯錯”就是徒勞的做法。麥迪遜在其瘋狂的邏輯中，為美國的自由文化和政治生活奠定了基調。他堅持認為，美國應該通過增加政黨數量來解決黨派之爭問題：政黨數量越多，其中一個黨派獲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小。

儘管麥迪遜沒有預見到現代政黨的崛起，但直到20世紀末，美國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都遵循着他所設想的模式。肯尼迪當選時，南方民主黨人試圖延續種族隔離，與關注工人階級經濟狀況的北方民主黨人發生衝突，北方民主黨人與專注於商業利益的鄉村俱樂部共和黨人（country-club Republicans）發生衝突，鄉村俱樂部共和黨人與反對現代生活罪惡的社會保守派共和黨人發生衝突，等等。即使是來自美國不同地區的政客們也有其共同之處——一己私利和利益代表——這足以讓他們成為國家政治舞台上的競爭對手。（正如蘭馳所言，“戴利市長並不十分關心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所作所為，但他希望得到保證，當分配聯邦基金時，芝加哥能得到應有的一份”。）

詹姆斯·麥迪遜

如今，那種在眾多派系和利益集團之間進行縱橫捭闔的混亂過程，大多讓位於兩個對立陣營之間的直接衝突。根據政治科學家尚託·艾揚格（Shanto Iyengar）和肖恩·韋斯特伍德（Sean Westwood）最近的一項研究，美國人現在更可能出現基於黨派而非基於種族的歧視：如果要求在同等資格獎學金申請者之間進行選擇，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會更傾向於選取所在政黨的申請者。研究表明，白人不太可能因為膚色歧視黑人獎學金申請者，就像歧視對方黨派的獎學金申請者一樣。

正如莉莉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在一本發人深省的新書《非文明的協議：政治如何成為我們的身份》（Uncivil Agreement： How Politics Became Our Identity）（芝加哥）中所指出的那樣，階級、種族、宗教、性別和性取向等因素，曾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織。在較早時候，選民可能認為自己既是保守派，又是長老會教友（Presbyterian）。每一種身份都使其對不屬於同一羣體的人產生負面看法。但是，由於有大量非長老會保守派人士，以及大量非保守派長老會教友，這些“差異”相互牽制。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黨派、意識形態、宗教和種族認同已經形成了強大的聯盟”，梅森寫道。例如，宗教團體的政治多樣性遠非從前：“現在，一次投票就可以表明一個人的黨派偏好，及其宗教、種族、族裔、性別、社區和最喜歡的雜貨店。”因此，梅森認為，所有這些派系已經融合成兩個新的超級組織：民主黨和共和黨。

美國政治科學協會曾經呼籲，民主黨和共和黨轉變為真正的全國性的、意識形態上具有凝聚力的政黨。幾個月後，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發表了一篇充滿激情的反駁文章。他説：

“每個政黨都兼具自由和保守兩個方面，這難道不是國家力量和凝聚力的真正源泉嗎？……當然，其結果是，沒有任何一個羣體會有那種絕望的感覺，即由於對方黨派的獲勝，所有的選項都被排除，所有的權力之路都被堵死：在民主黨政府中總會有人支持企業，甚至共和黨政府也會在某些方面為勞工提供庇護。如果嚴格按照意識形態劃分黨派，那麼，每次總統選舉都是對國家統一的可怕考驗。我們必須記住，那次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在原則問題上毋庸置疑地達成一致的選舉，是186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施萊辛格的話被證明是預言。如果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勝選，將會永久性地阻止保守派掌權，這一信念是一些對特朗普主義持包容態度的最堅定支持者的核心觀念。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在發表於《克萊蒙特評論》（Claremont Review）的《93號航班選舉》（The Flight 93 Election）一文中認為，“沒有自由傳統、愛好或自由經驗的第三世界國家移民的持續湧入”，是對美利堅共和國生存迫在眉睫的威脅。安東對9﹒11恐怖襲擊事件中，93號航班乘客在絕境中與恐怖分子的鬥爭行為表示了支持，這架航班最終墜毀於賓夕法尼亞州斯托尼克裏鎮（Stonycreek Township）機場：

“要麼衝進飛機駕駛艙，要麼坐以待斃。反正可能會死。你——或者你的黨派領袖——可能會進入飛機駕駛艙，卻不知道如何飛行或降落。沒有任何保證。沒有別的可能：如不嘗試，必死無疑。”

自由派人士雖然對安東帶有種族色彩的言論感到震驚，但他們通常也認同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他們相信，現在民主的命運取決於下一次選舉。這令人擔憂：你可以拒絕這樣的觀點，即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同樣應該為美國政治文明的崩潰負責，或者説希拉里·克林頓同唐納德·特朗普一樣，都對自由民主的規則和標準構成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和共和黨雙方都認為，兩黨每四年面臨一次生死攸關風險的局面，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

正如羅伯特·A·達爾（Robert A . Dahl）所言，早期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往往通過將政治機構的參與限制在少數人範圍內，從而避免發生激烈的派系鬥爭。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一個又一個受排斥的羣體在這些機構中贏得包容，比如貧窮的美國白人男性、前奴隸和婦女。這種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所倡導的更廣泛的包容性，如今已引發強烈反彈。

人們很容易以此為證據，證實對美國的過去及其可能的未來作出極度悲觀的解讀：任何旨在糾正社會不公正的有效努力，都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那些擁有巨大特權的人扭轉進步潮流，甚至放棄他們對共同政治制度的承諾。但是，過去多數派的反彈並沒有完全讓時光倒流。

對美國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的抵制給這個國家帶來了無法容忍的種族隔離現實，但它並沒有重新引入奴隸制度。20世紀60年代對民權議程的抵制，使各種形式的經濟和政治歧視長期存在，但它並沒有重建嚴格的種族隔離制度。同樣，對女性、移民、性少數羣體和非洲裔美國人充分參與國家公共生活的抵制，可能也促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但它不太可能逆轉過去50年的巨大變化。

隨着美國政治越來越全國化，它已經解決了20世紀50年代初政治學家們抱怨的許多問題。人們現在投票是為了推進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為了得到一份公職。他們可以放心，他們對自由派總統候選人的支持，不會導致一位保守派副總統當選（反之亦然）。

但是，正如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所強調的那樣，只要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就也為共和國做出了重要貢獻。圍繞財產税和地鐵線路的鬥爭，導致了利益衝突和特殊聯盟，這有助於把麥迪遜關於通過派系激增來擊敗派系主義的邏輯，變成日常的政治現實。

美國人對地方政治的興趣衰減，真正的危險並不像霍普金斯所説的那樣，會導致道路或學校等重大問題被忽視。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模式下，所有美國人都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偉大國家戲劇中的演員，歡呼或嘲笑同樣的英雄和惡棍，這種政治更有可能把國家分裂成兩個相互敵對的部落。

美國政治全國化導致了兩極政治的崛起。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民主黨和共和黨註定無法找到共同點，也不意味着當前激烈的黨派紛爭永不停息。在過去，充滿敵意的時代往往伴隨着意想不到的平靜時期。與華盛頓的政黨相比，普通民眾的意見沒有那麼兩極分化，許多人認同中庸之道。而且，儘管在攻擊特朗普競選團隊中，少數族裔扮演了核心角色，但大多數美國人對與其種族、宗教或性取向不一致的同胞更加寬容了。

就像施萊辛格所預料的那樣，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嚴重分歧，正使其國家團結面臨嚴峻考驗。高度全國化和高度黨派化的美國政治，給美國政治制度造成的危險無疑是真實的。但是，我們既不能樂觀地認為，美國政治制度過去成功吸納了新的羣體，前景美好；也不能悲觀地認為，美國政治矛盾重重，腐敗不公，無可救藥。

翻譯文章：

Yascha Mounk, The Rise of McPolitics, The New Yorker, July 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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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7/02/the-rise-of-mc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