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與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_風聞

柏林牆與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巡視員、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研究,參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寫作、修改和統稿,並撰寫出版多部著作。為多部文獻紀錄影片總撰稿。）

1989年11月9日晚10時，聽到柏林牆即將開放消息的東柏林民眾，湧向位於伯恩霍爾莫大街（BORNHOLMER STRASSE）的邊防檢查站。鼎沸的人聲形成巨大壓力，迫使守衞檢查站的邊防警察，在沒有接到正式命令之前，就移開了檢查站的路障。

後來，1989年11月9日這一天的晚10時，被西方世界稱為“歷史性”的時刻。

從1961年8月13日開始構建，到1989年11月9日最終開放，柏林牆一共存在了28年零3個月。正如中國人愛説的一句話：廿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在這28年裏，不僅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在柏林牆兩側觸發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對抗事件，而且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也隨着時間的遞進發生着深刻變革。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這個世界顯得更加潮流縱橫：首先，新的科學技術革命，一點一滴地發生並很快席捲全球。它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無可爭議地改變了世界的經濟面貌，同時也衝擊着人們舊有的認知方式；其次，從六十年代初起變得更為激烈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冷戰對峙，一度使歐洲面臨核對抗。西方政治家鼓吹的所謂東西方“緩和”，並沒有真的發生，它反而刺激了一輪甚於一輪的軍備競賽。再次，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生的激烈爭論，讓以往親密無間的國家關係蕩然無存。曾經從易北河直到遠東的一大片“紅色”，被一條條深刻的裂隙隔離開來。最後，經過許許多多複雜的政治經濟轉換，一部分社會主義者最終為挫折所激勵、由落後而奮起，勇敢提出了對舊的社會主義模式實行改革的新命題。可以説，28年改變着人，改變着物，也改變着人和物賴以承載的社會。歲月前行中，柏林牆明顯變老了，脆弱了。它簡陋的鋼筋水泥結構，很難再抗對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

但是，柏林牆畢竟存在了28年。沒有人懷疑，風風雨雨中它鐫刻下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走向和最終命運。

建牆的遠因，要追溯到二戰結束和盟軍對德國的佔領。1945年4月，蘇聯紅軍和美軍會師易北河。這標誌着納粹德國終於被正義力量所打敗。與此同時，蘇軍佔領了柏林。根據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德國戰敗後，將由美、蘇、英、法四國共同實行分區軍事管制。“大柏林地區也將由四個國家分別佔領”。1945年6月5日，四個戰勝國發表《柏林宣言》，確定了對德國的佔領及管理體制。至此，四國佔領德國的格局被固定下來。但是，四大國對德國領土的佔領，並不是均分的。其中，美國和蘇聯各佔大約107，000平方公里，英國佔97，000平方公里，法國為40，000平方公里。而在柏林，蘇聯和西方三大國合起來大約各佔一半。由於蘇佔區包括了德國東部的五個州，這樣，柏林實際上成為蘇佔區之內的一個城市，儘管它的地位仍然是由四個佔領國軍事當局共同控制。

在柏林牆建立以前，東西柏林之間是通行的。在民主德國方面，除國家公務人員以外，老幼婦孺可以在柏林城內自由過往（需要簡單的辦理憑證手續）。但因為由蘇軍控制的東西德分界線禁止一般人通行，因此，東部德國人要想不經合法途徑到西部去，就大多先從東柏林跑到西柏林，然後再通過陸上或天空通道轉到西部德國。

1947年1月，美英法宣佈，三國在德國的佔領區合併為一。這樣，德國實際上就被分割為兩個部分。一是蘇聯佔領區，一是西方三國佔領區。這之後，東西雙方經過一系列政治、外交乃至軍事的縱橫捭闔，其中包括幣值改革、柏林封鎖等重大事件，直至1949年9月21日和10月7日，先後建立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此為歷史分界線，東西德國不再是領土的分割概念，而演變為兩個德國之間乃至整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對立和軍事對抗。也正因為這樣的政治軍事背景，柏林牆才能被設想和建立起來。

我們的故事就從柏林牆建立的那天開始講起。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凌晨時分，已經周密部署的民主德國特種部隊和安全人員，迅速有效地在東西柏林和西柏林與民主德國之間，布起了一道鐵絲網屏障。同時，穿越東西柏林的地鐵線路也被截斷，地鐵車站被封鎖。這是一個規模頗為浩大、組織必須嚴密的秘密行動。而它的代號卻有些浪漫：玫瑰。

柏林牆一共長155公里。它先是用鐵絲網圍起，之後被鋼筋水泥牆所代替。據説，開始用於建立隔離線的鐵絲網，是從中國進口的。

柏林牆高3.6米，是用一塊塊鋼筋水泥預製板拼接而成。這些預製板每塊寬1.2米，下部帶一個長2.1米長的橫託，就象每塊預製板底下都長了一隻“腳”，使它穩穩地站立在地面上。每塊水泥預製板厚0.15米，重2.6噸。在牆的頂端，順方向嵌入一個挨一個的水泥圓管，目的是防止人的攀爬。事實上，柏林牆並不是一道簡單的水泥牆，它是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在最外層也就是同西柏林面對的，是這道鋼筋水泥牆。在牆後依次縱深佈置有壕溝、巡邏線、照明區、觀察塔（共302個）、防坦克路障、帶警示燈的柵欄和隔離牆，總寬度應該有30-50米以上。牆建立起來以後，民主德國正式命名它為“反法西斯壁壘”（THE ANTI-FASCIST BARRIER）。

柏林牆在柏林市的東南方向蜿蜒穿過市區，然後延伸至它的北部，再回頭依次包圍西柏林的法佔區、英佔區和美佔區。這樣，西柏林就成了由一道防守嚴密的圍牆包裹起來的西方飛地。柏林牆穿過市中心區的部分最為複雜，因為它要越過城中美麗的施普雷河，經過縱橫交錯的街道和建築，在德國最具象徵意義的勃蘭登堡門前隔出分界。在有的地方，大樓臨街的一面就是界邊，樓下便道可能就是西柏林的領土。為此，整座大樓的住户和機構不得不被遷出，臨街的窗户也被封死。西方因此有人稱，柏林牆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一道牆把一個大都市和一個國家分離開的嘗試”。

那麼，民主德國為什麼要用這樣一種方式和花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一夜之間把東西柏林徹底隔開呢？作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最重大事件和冷戰中最著名的標誌之一，柏林牆的建造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動機呢？顯然，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

毫無疑問，建牆的直接動機是阻止大量東部德國人逃往西方，而背後隱伏着的，則是東部德國和西部德國、或者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死較量。

自二戰結束起，東部蘇聯佔領區的德國人，就開始流向西部。這其中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因戰爭被帶到東部；有的是為家人團聚；也有的則是“嚮往”英美資本主義的自由。但從兩個德國建立、德國的民族統一變得越來越遙遠渺茫時，東部德國人逃往西部的動機，大多出於經濟的或曰所謂生活水平的差距。有研究者斷言，在逃往西部的東德人裏，有95%是出於生活水準的考慮，只有5%的人是所謂投奔民主和自由。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1年柏林牆建立前，共有270萬東部德國人逃往西部（一説350萬）。這些去往西部的人，大多是青壯年和受過教育的。他們希望到西德過上好日子。

如果以1945年6月《柏林宣言》發表起算，東部德國的總人口為1664.1萬。即使計入以後的人口增長，在16年多一點的時間裏，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跑掉了，而且跑掉的都是社會勞動力的主要承擔者，這對民主德國政府和共產黨説來，無論如何不是小問題。如何阻止這個移民潮，可能最好的辦法就是設立屏障了。以後有人説，如果SED（德國統一社會主義黨）和民德政府當時採用比較緩和的措施，比如加強過境檢查等，而不採取建牆的辦法，可能會造成小得多的矛盾和影響。但這種事後假設雖有道理，卻象書生論兵，好聽而不濟事。面對洶湧的外逃浪潮，SED中央甚至華沙條約國和赫魯曉夫本人，如不採取措施果斷封閉邊境，幾乎別無選擇。

但是，如果説SED和民德政府在建立柏林牆之前，沒有意識到大力發展社會生產、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解決人口外流的釜底抽薪之策，那也顯得思維簡單。自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立以來，共產黨和政府先後實施了“兩年計劃”和“五年計劃”等大規模的建設運動。當時，由於嚴重的戰爭創傷，共產黨和政府號召人民優先發展國家強大最需要的機器製造、鋼鐵、電力、煤炭等工業門類。為此，共產黨提出了社會性動員口號：“只有生產好，才能生活好”。

德國工人階級是世界上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力量。東德工人階級也有很高的覺悟。他們為增加生產，曾發動蘇聯三十年代那樣的斯達漢諾夫生產競賽運動，實現了很高的勞動生產率。根據統計材料，民主德國在1957年曾經創造了工業生產8%的高增長率。1958年的上半年，這個增長率更是達到了12%。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裏，民主德國始終是經濟發展最快和基礎最穩固的國家。赫魯曉夫堅持認為，民主德國面對西方，應該成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櫥窗”。

然而，民主德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也存在着相當嚴重的問題。首先是人民生活消費品的供應不足。多年的戰火不僅消耗了德國絕大部分經濟資源，而且使生產設施幾乎完全被毀。戰爭結束後，不僅在東部德國，實際整個德國都是民生凋敝。人們無衣以禦寒，無食以果腹。當時，東、西德都不得不實行基本生活品的配給制度。

而在這時，有兩件事情對東、西部狀況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是從1947年開始，美國宣佈實行“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它將大量資金和物資注入到西歐，當然也包括西部德國。二是蘇聯要求的100億美元戰爭賠款，因西方盟國的抵制，絕大部分只能從東部德國獲取。蘇軍在東部佔領區拆運大量機器設備運回蘇聯，使原本已經百孔千瘡的東部生產設施，遭到更大的損害。位於德累斯頓的德國著名照相機蔡斯·依康工廠，也是在這時作為賠償而被運到蘇聯的。

在民主德國成立之前，德共和蘇聯軍事管制當局曾努力尋找措施，以穩定東部德國人民的生活供應。例如1947年10月9日由蘇聯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的234號命令，就採用了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做法，對工作在生產第一線如冶金、機械、煤炭和電力部門的工人，實行保障性的食品供應。民主德國成立後，政府繼續千方百計地擴大供給，解決民生問題。如提供低價配給的生活必需品，並同時設立高價非配給商店，以擴大供應，回籠貨幣，打擊黑市。一度，西部德國人大量跑到東部，在非配給商店購買物品，再回到西部倒賣。

經過努力，民主德國人民議會於1958年5月宣佈取消生活必需品的配給制；7月，德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社會進步計劃，名為“主要經濟任務”（MAIN ECONOMIC TASK），宣佈到1961至1962年在人均食品和最重要的工業消費品方面超過西德。

事實上，“主要經濟任務”的提出，也反映了正在出現、並不斷擴大的東西德國之間的生活差距。在西方強大的經濟援助支持下，西德通過貨幣改革，社會生產和生活都很快得到改善。從1949年到1952年，西德工業生產指數從83增長到146（以1936年為100）。1952年，西德首次贏得外貿順差，同時，社會失業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社會消費品方面，西德早於1950年就宣佈取消了配給制。在生活必需品如肉、蛋、奶、黃油、奶酪、蔬菜等供應方面，完全取消了限制。同時，代表社會生活水準的耐用消費品如電視、冰箱、電烤爐、自行車、摩托車、小汽車等，也普遍進入家庭生活。此外，西部德國的人均住房條件也遠遠超過了東部。五十年代中期，西德開始有了自選商店。人們的購物方式從而發生了質的改變。

無疑，在這片不足3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實行“兩國兩制”的共居（德國領土面積比我國雲南省小近4萬平方公里），要使“兩制”間的人們不存在緊密聯繫和相互影響，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西部的生活狀況通過報紙、無線電廣播、電視甚至走親戚等渠道，為東部民眾所知悉。當年的孩子們如今還可以回憶起，他們經常看到西部來的親戚們拿出誘人食慾的食品，聽他們説家裏又添置了什麼新“玩意”。在孩子的眼裏，西部的玩具都是先進和色彩鮮豔的。

毋庸諱言，東部的生活水平要相差很多。1958年以前，民主德國不僅生活必需品要靠配給，而且在很長時間內，人民所需的鞋、紡織品和基本服裝的供應也存在困難。而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吸塵器、摩托車和汽車這些耐用消費品，則遠未普及。1958年以後，人們生活因取消配給而得到很大改善，但標誌社會生活富足的耐用消費品仍然供應不足。例如居民購買電視，仍要經過很多層次的批准和長時間的等待。有時，這些消費品的質量也不穩定。比如當時有人抱怨，從商店買的奶酪吃起來像肥皂。

應該承認，在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些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理念是根本不同的。比如SED以“只有生產好，才能生活好”作為社會動員的口號，而西部德國卻對社會發誓：“只有生活好，才能生產好”。兩個口號表露出的動機和理念，正好針鋒相對。同東方落後國家不同，德國在兩次大戰之間，已經高度發展了資本主義並造就了與之相對應的社會生活方式。上世紀30年代，西方盛行“福特主義”。所謂“福特主義”，即通過標準化產品的低成本和高工資，來實現社會化的大生產和社會的高消費。其原理是，標準化生產使單一產品成本最小化；而高工資則維持了社會的高需求。這種源自美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三十年代也對德國產生重大影響。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組織曾派人到美國瞭解“福特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這些到過美國的人，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先進裝配線所打動，同時，他們也對美國工人的高消費留下深刻印象。作為一種帶有導向性的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福特主義”在德國工人或其他勞動階級中形成了某種固定的社會生活標準，是無可質疑的。

“勒緊褲腰帶”與增加工業生產，或曰國民經濟中消費品積累和基本建設積累之間的矛盾，在五六十年代曾經困惑過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只是各個國家的人民由於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的不同，對“勒緊褲腰帶”的反映也差別甚大。有的國家在黨的號召下可以比較長時期地堅持“緊勒”下去，有的則對“勒”和“緊”反應強烈。那些自認為可以憑能力改善生活的東部德國人，比如青年人和受過教育的人，對長期“勒緊褲腰帶”的生活方式難以接受。他們希圖改變生活狀況，於是就想方設法越過邊界，到西方尋求富足。

後來，SED黨中央第一書記烏布利希承認，當初提出“主要經濟任務”這一經濟發展計劃，是建立在聯邦德國經濟將很快停滯的設想上的。他説，但在事實上，情況並沒有象我們所想象的那樣發生。民主德國在提出這個重大的發展計劃後，仍不斷地面對來自西德的政治經濟壓力。西德的經濟發展，是每個德國人都看到了的。這構成了十年間多達200萬民主德國人離開我們共和國跑到西方去的“主要原因”。烏布利希第一書記1961年1月對赫魯曉夫説的這些話，至今聽起來仍讓我們感慨萬分！

還有一件事情對大量東德人口逃往西方起了推動作用，這就是民主德國在五十年代後半期加快了農業集體化的步驟。本來，自1953年東柏林發生羣眾騷亂後，SED黨和民德政府有意放慢了集體化腳步。但從1958年初開始，農業集體化步驟突然加快。到1960年1月，東德農業集體化率已經從1958年以前的25.2%達到45.1%；而從1960年1月初到當年5月底，農業集體化率一下躥升至83.6%。無庸説，急劇的集體化措施違背了相當大一部分農民的意願（儘管德國農民有合作化傳統），從而極大地影響了農業生產，引起了社會的震盪。它的副作用立刻便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上顯現出來：城市的肉、蛋、奶製品、蔬菜、水果等供應立刻發生緊張。而這剛好給已經取消了居民消費品配給制並正努力增加供應的政府職能部門帶來極大壓力。

多年之後，許多SED黨的高級幹部抱怨説，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經互會”，在很多時候並沒有起到它應有的作用。除了蘇聯在這個組織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以外，其他國家之間也沒有能很好地“經濟互助”。據説，正當民主德國政府為居民蔬菜供應短缺而萬分窘迫時，西德報紙卻刊登了西部市場西紅柿供大於求從而大幅降價的消息。原來，由於出口價格的原因，社會主義的保加利亞將大量西紅柿出口西德，以賺取西德馬克，而拒絕就近賣給民主德國。當然，此事一經披露，引起了民主德國黨和政府領導人的極大不快。

有人把民主德國比喻為“三明治”，意為它是夾在東西方兩個強大力量中間的“香腸”。儘管這個比喻並不十分貼切，但它還是多少反映了某種冷戰現實。為了同資本主義的西方對抗，民主德國不僅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組織，而且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武裝準備和軍事構築納入華沙條約國的整體戰略之中。如果從地理位置上看，民主德國顯然比任何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抵前接近冷戰最前線。1952年7月召開的SED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佈，民主德國將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並提出建立民主德國國防軍。這兩項決定意味着，SED黨所規定的“反法西斯和鞏固民主秩序”時期宣告結束，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將成為同西方資本主義對抗的政治軍事力量。“新階段”的直接任務是，對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進行國有化改造。這顯然是為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力”步驟。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則帶有強迫性質。其標準是沒收超過20公頃大土地所有者的全部土地，同時沒收那些沒有按時納税和交納應交產品的手工業者的資產，並將其納入合作組織。剝奪剝奪者，這本來是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但什麼時間剝奪和通過怎樣的中間環節來剝奪，則需因地制宜。經濟基礎脆弱的社會主義國家，首先需要的是整合社會資源，建立自己鞏固的社會經濟基礎，而不能罔顧現實條件硬性實施強力手段，付出社會穩定的大代價。同樣，建立國防軍對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非常必要。但從社會穩定機制講，建立國防軍顯然應兼顧社會經濟能力，考慮其巨大的財物力支出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無疑，只為對抗資本主義而不計代價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可是，鑑於民主德國“三明治”式的戰略狀態，它的確很難完全地自主決定什麼。

1958年深秋，一個爆炸性的事件最終導致了柏林牆的建立。當年11月，赫魯曉夫發表講話，要求西方各佔領國必須於六個月之內同蘇聯進行談判，達成對德和約和將柏林變為“非軍事化”“自由城市”的協議。否則，蘇聯將把管理全柏林包括控制從西德前往西柏林通道的權力，移交給民主德國。後來，人們將赫魯曉夫的講話冠名為對西方的“最後通牒”；而由此引發的事件被稱為“柏林危機”。

“柏林危機”的直接影響，是導致大量東部德國人的西逃。人們認為，如果在六個月內，蘇聯與西方盟國達不成（完全有可能達不成）協議，民主德國接管了城市全部控制權力，那麼，人們可能就再沒有機會跑到西方去了。根據統計材料，1959年，從東德逃往西德的人數是143，917人；到196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199，188人。而從1961年1月到7月，大約每月都有超過10萬人跑到西德。到了8月，即在柏林牆建立前的兩星期裏，共有47，000人逃過了東德邊界。難以否認，這股巨大的幾乎每日每刻都在發生的“逃亡潮”，對社會主義民主德國的政治合法性和人心士氣，都構成了極大衝擊。不想出對策已經不行了。

在赫魯曉夫“最後通牒”沒有得到西方回應和民主德國人口繼續大量外流的嚴重情況下，赫魯曉夫終於同意了SED黨中央關於建立柏林牆的請求。8月3日至5日，華沙條約國在莫斯科開會，批准了建牆決定。與此同時，民主德國安全部門也準備好了共485噸帶鐵蒺藜的鐵絲網。8月13日一清早，一道震驚了柏林人也震驚了世界的隔離牆，出現在柏林街頭。

在這之後許久，人們還在不斷思考和爭論：柏林牆的建立，到底象徵了社會主義的堅強還是表現了它的軟弱？這道牆説到底是保護了社會主義還是損壞了它？

當然，1989年11月柏林牆的最後倒塌，被普遍看作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的象徵。它還被人們當作冷戰結束的標誌。連遠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老布什總統圖書館裏，都被空運去一塊柏林牆的殘骸，以示館主人在這場劇變中獲得的榮耀。但所有這些，都是柏林牆建立28年以後的事情。它們不足以説明當時人的感受和決心。

那麼，當時人的感受和決心應由什麼來説明呢？

如果以下這句話的可靠性能被確認，那麼，它應該是最能表明當時社會主義陣營領導人的真實看法的。1958年8月，當蘇聯得知大量東德知識分子出逃西德時，赫魯曉夫據傳曾對SED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説了這樣一句話，他説：看來“我們不能以開放的邊界同資本主義進行競爭”（We can not compete with capitalism with open borders）。

不管是隨口而出還是出於深思熟慮，赫魯曉夫的這句話都頗值玩味。在某種程度上，它道出了當時社會主義者已經感到的壓力、窘迫、被動甚至危機。這些感覺意味着，在同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如果沒有任何屏障地、面對面地、自由地較量，社會主義似乎總處下風，至少，要贏得主動非常困難。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民主德國剛好處在同資本主義競爭的最前沿。它讓赫魯曉夫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想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才能擺脱被動？

但是，赫魯曉夫在1958年8月講出這樣的話，又讓人感到詫異。

1958年8月是什麼日子？那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在發動“躍進”，以趕超資本主義的轟轟烈烈的時代。此前一年，蘇聯發射洲際導彈和人造衞星成功。這個成就不僅使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歡欣鼓舞，而且讓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大為恐慌。毛澤東當年底在莫斯科會議上高興地説，你美國也把個山藥蛋拋到天上去試試看！赫魯曉夫當時提出，蘇聯要在15年內在鋼鐵產量和其他主要工業生產指標上趕上或超過美國。中國則提出在15年甚至更短的時間裏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民主德國不僅取消實行了十幾年的配給制，而且宣佈要在1961年或1962年全面趕超西德。

然而，即使有這樣轟轟烈烈的局面，赫魯曉夫的話和民主德國大量人口外逃的事實，還是讓我們看到了問題的另一面：不管赫魯曉夫還是烏布利希，他們都已經意識到，要超過和戰勝資本主義，決不是憑喊口號可以做到的。你必須拿出比對面資本主義還高的社會生產力和生活水準，才能吸引人民，才能對抗資本主義的誘惑。否則，你只能永遠被動。可以説，在批准建立柏林牆的那一刻，他們不僅看到了社會主義的薄弱和短處，也覺察出那個時代資本主義所表現出來的強大動力。

於是，一道綿延155公里的柏林牆被建立起來。當時SED黨和民主德國政府的確設想，用這道牆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分隔開。在牆的這一邊，社會主義可以利用時間，專心做自己的事，暫時杜絕西方資本主義的干擾和影響。如果説，這個設想在當時的確有道理也可行，那麼從長遠看，它仍然還是一個被動性的選擇。因為，人們還可以這樣設想：為什麼建牆的是我們而不是西部？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主動拆掉這道牆？可是，直到1989年10月，也就是柏林牆已在被撼動的一刻，SED黨總書記昂納克仍然強調：即使再過五十年、一百年，柏林牆還將存在！歷史邁進了28年，柏林牆也已建造了28年，可社會主義始終沒能由被動轉為主動，甚至，處在被動的位置上，還寄希望於牆再存在半個世紀以上。可以説，這是社會主義者的悲哀。表面上，柏林牆把西柏林孤立了起來；但在實質上，它是保護着被動並把社會主義自己封閉起來！

應該承認，柏林牆建立後，隔離功能立刻發生了效力，東德人西逃的數量大大減少。據統計，從1961年8月至1980年，成功出走西德的民主德國人只有17.7萬，這就是説，在20年裏外逃者的總和，還不足柏林牆建立之前兩個月的人數。

同時，研究也表明，柏林牆建立後的幾年內，是民主德國政治經濟生活最為平靜的時期。SED黨依靠原有的工業基礎，在相當程度上發展了社會經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這種努力也使民主德國始終處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水平的首位。從社會主義的現實出發，SED黨在柏林牆建立之後甚至提出了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思想。當時，烏布利希第一書記曾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獨立的社會制度，是一個獨立的階段。它不能馬上就進入共產主義。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説法，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中間有一個過渡階段。烏布利希則進一步指出，這個過渡階段是一個很長的相對獨立的階段。在這個比較長的階段中，社會中還應允許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SED黨中央還根據這種對社會主義的新理解，制定過一個過渡時期的經濟綱領。這個綱領中的一部分，特別提出要把計劃和市場聯繫起來，有目的地把市場因素髮揮出來。這就是民主德國有名的NEW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新經濟管理體制”）。

與此同時，民主德國政府寧願承擔當巨大的財政壓力，也始終實行對人民生活消費品的高額補貼和非常優越的社會福利制度。據説，柏林牆那一邊的西德政府，為了穩定社會民心，也曾學習和仿效民主德國的社會福利體制。

然而，如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現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所有的改革嘗試一樣，民主德國的改革思想也未能付諸實現。其原因是複雜而深刻的，這裏不做詳論。需要指出的則是，柏林牆的封閉作用（當然更多的是由於體制機制的原因），雖然緩和了由大量人員出逃引起的政治危機，但也隔絕了某種時代前進的信息。很多原SED黨的領導幹部反思説，當時黨和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相對有利的時機，牢牢把握已於五六十年代出現的科學技術新潮流和世界範圍內發生的新變化，與時俱進，成功發展自己。結果，同資本主義的差距越拉越大。事實證明，柏林牆的確封閉了社會主義本應具有的開放性、靈活性和先進性。

幾乎從一開始，柏林牆就被西方攻擊為罪惡的象徵。以牆邊的遇難者為説辭，它被冠以各種邪惡和非道義的名稱。在所有這些詬病中，以1987年7月美國總統里根的勃蘭登堡門演説最煽情。里根當時面對激動的人羣説了這樣兩句話：戈爾巴喬夫先生，如果你還有良知的話，請打開這道門（按指勃蘭登堡門），請撕開這道牆！

此時，戈爾巴喬夫正把蘇聯的“改革”和“公開性”推進到新高度。他更關注的自然是蘇聯自身的變化，而對東歐社會主義各國則不斷放出“空氣”：你們要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

而自1979年6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訪問波蘭和不久之後“團結工會”應聲而起，一個政治上動盪不已的時代，已在整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開啓了。在不斷出現的政治風潮中，匈牙利於1989年簽署了聯合國難民議定書。這件事觸發了自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來東歐各國廣泛存在的“難民”出走潮。民主德國自不能免。大量東德人又開始取道匈牙利、捷克和波蘭逃往西德。至1989年10月，總共已有3萬人分別從布達佩斯、華沙和布拉格出走到西部。人口外逃引起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再次成為民主德國的政治癥結。

作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整體之一員的民主德國，在左鄰右舍相繼發生政治劇變的影響下，左支右絀，風雨飄搖。而在11月9日柏林牆開放之前，戈爾巴喬夫早就私下對西方記者説，看來，德國的統一，已不可避免。説這話時，戈已然放棄了再去保衞民主德國的意願。比起他的前輩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顯然更缺乏社會主義的責任感。就這樣，民主德國，一個曾經有過輝煌但也屢經嚴重挑戰的社會主義國家，終於註定了自己的命運。

今天，柏林城還留下六處柏林牆的遺蹟。這是“勝利者”有意留下的。幾乎所有的旅遊者，都要被帶到這些遺蹟前接受“教育”。跨過這些遺址，人們還能依稀辨認東西柏林的不同風格。西面的建築自由揮灑，東面的建築整齊劃一。而它們的存在，留給後人一個不盡的思索：憑一道封閉的圍牆，能最終保護自己，戰勝對手嗎？

（本文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