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三）_風聞

13]第13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3)

全波工協和團結工會對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中全會表示的兩種對立的態度和看法，可以説，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內以及波蘭社會兩種不同立場和觀點的集中表現。

這時期的瓦文薩，曾於9月11日主持了團結工會領導層40餘人的會議，這是團結工會自軍管以來第一次召開的公開會議，會議公報説，如果允許團結工會合法化，團結工會將幫助政府實施其經濟改革計劃，“我們等待當局公開明確表示是否願意為團結工會合法化創造條件”。與此同時，瓦文薩還藉助與基什查克會晤獲得的政治資本，勸説卡托維茲“七月宣言”煤礦和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等地的罷工工人結束罷工。瓦文薩對波蘭工人黨採取了又幫又壓的做法。

徐：美國和蘇聯一向關注波蘭形勢和干預波蘭內部事務。他們對七中全會以來，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決意同團結工會妥協這一重大的政策變化的反應怎樣？

劉：對基什查克與瓦文薩會晤，美國和蘇聯反應迅速。似乎可以説，此時的美國已經喜上眉梢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説，長期以來美國一直鼓勵波蘭“走對話和全國和解的道路”，現在波蘭“向前邁出了值得歡迎的重大一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説，“東歐任何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沒有發生過波蘭這樣的事情。共產黨始終單獨地控制着政治進程。一旦團結工會得到正式承認，共產黨就會在波蘭失去對政權的壟斷。長期以來，政治學家們一直想知道，擺脱共產黨獨家統治的政治演變會以何種形式出現，現在我們目睹了波蘭的實例”。

此時的蘇聯也已改變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對團結工會性質和波蘭統一工人黨路線的看法。蘇共中央國際宣傳部長布什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波蘭的獨立工會“不是異端”，“參加了團結工會的人如今有更為重要的作用要去發揮”。蘇聯“正密切地注視波蘭的情況，但是，是作為學生，而不是先生”。布什林的這段話，既肯定，又温和，又謙虛。他反映了戈爾巴喬夫和雅魯澤爾斯基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波蘭總理拉科夫斯基曾對記者説：當局同反對派舉行圓桌會議，這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獨一無二的做法，他使我們黨成為起先鋒作用的黨。我們正在開創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1988年10月底我訪問莫斯科時，戈爾巴喬夫同我討論了波蘭和蘇聯的政治形勢。在這個正在進行的重大變革問題上，我們找到了共同語言。

徐：您剛才講到，從波蘭工人黨八中全會後，圓桌會議的籌備工作就開始了。內務部長基什查克負責同瓦文薩會晤，但經過了四次談判，都不能確立圓桌會議開會時間，雙方談判擱淺。這裏面具體遇到了哪些困難和阻力？

劉：為了籌備圓桌會議，1988年8月31日，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內務部長基什查克同瓦文薩舉行第一次會晤，此後又舉行過三次會晤，參加者還有波蘭羅馬天主教大主教董布羅夫斯基和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喬塞克等人。第一次會晤後，波蘭通訊社發表了一則簡短的公報，説會晤“討論了組織一次圓桌會議的前提和方式”。教會也發表了一份公報，説“與會者宣佈，凡會晤涉及的關於工會運動問題，都將在圓桌會議上予以討論，不存在任何禁忌的問題”。此後的三次會晤，雙方就圓桌會議的議程和參加者等重大問題進行討價還價。雙方爭議的主要問題是，第一，瓦文薩以何種身份參加圓桌會議，是反對派中的知名人士，還是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堅持，只有承認他是團結工會領導人，他才坐下來同當局會談。第二，圓桌會議是否把團結工會合法化列入議事日程？瓦文薩堅持，必須討論和承認團結工會合法化，否則“將把罷工堅持到底”。第三，團結工會的主要顧問庫龍和米赫尼克能否參加圓桌會議？當局認為他們兩人不屬於建設性的反對派，不能參加。瓦文薩堅持，他們兩人是團結工會的代表，當局無權干涉團結工會方面推薦什麼人蔘加圓桌會議。在這些爭議問題上，當局一一做出讓步，遇到的困難也因之迎刃而解。

[14]第14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4)

但應該説圓桌會議之所以不能按最初的計劃於1988年10月15日舉行，其原因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存在兩大障礙：一是內部思想不統一，認識不一致；二是全波工協反對團結工會合法化。前面已經説過，為了掃清道路，波蘭工人黨用了五個月的時間，從七中全會直至十中全會，使用了從説服到壓服的辦法，走向圓桌會議的道路方始暢通無阻了。

徐：波蘭政治舞台上在朝和在野兩大勢力的代表舉行的圓桌會議在1989年2月6日拉開了帷幕。他們圍坐在一個龐大的圓桌周圍，商討解決波蘭問題的方案。這在現代波蘭歷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請您詳細談談這次會議的情況。

劉：圓桌會議的參加者有正式代表57人，其中除了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的代表外，還有波蘭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代表——大主教社會會議的成員，以及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盟友——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的代表，全波工協的代表，其他世俗宗教團體的代表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工會方面的代表大約佔35%左右。

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基什查克首先發言，他提出了圓桌會議的任務以及會議進行的方式和方法。他指出，圓桌會議要達成一項新的社會協議，其基本點應包括：第一，勾畫出波蘭國家和政治生活的模式、結構及其職能原則。舉行非對抗性的議會選舉，使新的議會具有更深刻的多元化性質。建立一種新的制度，它既規定通過協商達成妥協，又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基礎不受損害。第二，尋找出一種能有效地保證實現改革的經濟秩序模式。第三，實行工會多元化。基什查克建議成立三個工作組進行討論並提出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三個工作組是：政治改革工作組，經濟和社會政策工作組，工會多元化問題工作組。

基什查克還對圓桌會議的國際背景和影響作了分析和闡述。他説：“國際形勢的順利發展也為波蘭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波蘭改革的‘工齡’相對比較長，以及改革的大膽進展，客觀上使波蘭成為‘試驗田’，成為席捲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刻改革的實際驗證地。這賦予我們雙倍的責任。我們可能以和解的成功來支持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革新趨勢。反之，我們的不成功也會削弱這種趨勢，會證明社會主義中的多元化只能意味着打鬥，甚至是災難。”

瓦文薩也講了話。他首先表示團結工會方面“接受基什查克提出的計劃和組織方面的所有建議”，接着他強調，“必須使波蘭擺脱癱瘓狀態，把波蘭從絕望中拯救出來”，而這一切又“必須從恢復團結工會開始”。瓦文薩也講到了波蘭的經濟災難和改革計劃，以及國家改革的方向。他指出，國家改革的方向只有一個，即必須走向民主制度、法治、民族主權和公民自由。

圓桌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後即轉入分組會議。政治改革工作組，由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雷伊科夫斯基和團結工會高級顧問蓋萊梅克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專家36人蔘加，前後舉行了9次會議。經濟和社會政策工作組，由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巴卡和大主教社會會議成員切恰科夫斯基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專家40人蔘加，前後舉行了13次會議。工會多元化問題工作組，由全波工協成員索斯諾夫斯基、團結工會高級顧問馬佐維耶茨基（此人後來成為團結工會執政的第一任政府總理），和政府青年部長克瓦希涅夫斯基（此人後來成為波蘭社民黨主席，1995年和2000年兩次當選為波蘭總統）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專家33人蔘加，前後舉行了10次會議。在三個工作組下面又設10個問題小組，總共參加圓桌會議工作組會議的人員為109人。就這樣，從2月6日開始，波蘭的政治生活就圍繞着圓桌會議的一連串大大小小馬拉松式的會議旋轉起來了。

[15]第15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5)

經過兩個月的緊張的會內和會外的討價還價，圓桌會議終於在4月5日宣告結束。圓桌會議的結果是，通過了三個文件：一、關於工會多元化的立場；二、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三、關於社會和經濟政策及體制改革的立場。根據這三個文件，非法活動7年之久的團結工會，將通過重新登記註冊的方式，獲得合法的地位。波蘭國家的政治體制將實行議會民主，增設參議院，並由總統制取代國務委員會制。波蘭將繼續進行改革，並建立新的經濟秩序。

為了實施圓桌會議的協議，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政府迅速地採取了行動。在圓桌會議結束前夕，即3月31日，波蘭統一工人黨舉行十一中全會，對圓桌會議“在主要問題上達成的一致意見”表示贊成，同時強調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目標是建設公民社會和社會主義議會民主的國家”。圓桌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即4月7日，波蘭議會立即通過了六項法案，使圓桌會議達成的協議法律化。接着，4月17日，華沙法院完成了團結工會重新登記註冊手續，團結工會實現了重新合法化。

在團結工會獲得合法地位後的第一天，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和政府總理拉科夫斯基——人們印象中的圓桌會議的倡導者和設計師，接見圓桌會議的主要對手瓦文薩以及根據圓桌會議決定成立的協商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這次接見把圓桌會議——波蘭統一工人黨稱之為“歷史性的大妥協”形成的民族和解氣氛推向高潮。拉科夫斯基總理評價雅魯澤爾斯基同瓦文薩的會見説，“這是圓桌會議的結果，也是和解的結果。如果夥伴們都肯承擔義務，放棄暴力行為，放棄毫無根據的不現實的要求，那麼我們將共同譜寫人民波蘭的新篇章”。

在波蘭統一工人黨政領導的心目中，通過圓桌會議，長期從事非法的地下活動的對手正在成為“譜寫新篇章”的合作伙伴。這使多年來一直與波蘭統一工人黨風雨同舟的全波工協的處境十分尷尬。全波工協難於理解和接受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政策變化，從而在行動上拉開了與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的距離。

徐：圓桌會議後，1989年4月和5月，波蘭進入了議會選舉運動時期。波蘭統一工人黨與統一農民黨、民主黨以及有關社團組成執政聯盟，同以團結工會為代表的政治反對派雙方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大較量，結果是團結工會大獲全勝。這對於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來説，是預料之中還是意外？波蘭統一工人黨掌握着執政資源，為什麼不能確保有利的選舉結果？

劉：根據圓桌會議協議，議會眾議院仍然保持傳統的460個席位，新設立的參議院為100個席位。對眾議院的460個席位，實行部分按比例分配和部分自由選舉的原則，即65%的席位（299席）劃歸執政聯盟，並按比例分配給統一工人黨、統一農民黨、民主黨和其他社團；餘下的35%的席位（161席）由執政聯盟各黨派同團結工會反對派一道進行自由競選。對參議院的100個席位，全部實行自由競選。換言之，這次議會大選在事先確保執政聯盟在議會佔絕對多數席位的同時，給予了團結工會反對派同執政聯盟各黨派一起參與競選眾議院161個席位和參議院100個席位的機會。圓桌會議的倡導者認為，波蘭統一工人黨採納了同其他政治力量進行競爭的原則，有意識地在議會中放棄了佔據半數以上的多數席位，主動地讓出對國家權力的壟斷，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取得的一項“成就”。

[16]第16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6)

徐：是不是波蘭統一工人黨認為，圓桌會議的協議已經把團結工會“納入”制度的軌道，希望此次選舉運動能在競爭的而不是對抗的平和氣氛中進行，才會有主動放棄席位的舉措？

劉：他們的願望應該説是這樣的。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希望通過這次大選在波蘭“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希望對議會進行的“更新和改革，其目的是維護而不是反對社會主義”。有人説，圓桌會議給團結工會這匹“野馬套上了一個籠頭”，可實際情況卻是另外的一個樣子。團結工會已經成為“脱繮的野馬”。它一反歷年來不斷號召抵制選舉投票的態度，以前所未有的積極性投入了此次選舉運動。

4月8日，瓦文薩將他領導的公民委員會改名為團結公民委員會，作為團結工會反對派籌備、協調和領導選舉運動的機構。4月23日，團結公民委員會通過了團結工會的競選綱領，共26條，內容十分廣泛。綱領宣佈，團結工會的目的，是爭取“民族主權和國家獨立，整頓共和國”，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是“利用議會鬥爭的合法活動”。所謂“整頓共和國”主要是：一、在憲法中刪除對任何政黨（實指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主導和領導作用的承認；二、軍隊為國家服務，而不是為某個政黨服務；三、結社自由，實行工會多元化和協會多元化以及建立政黨的自由；四、法院獨立於政治和行政機構，徹底修改刑法和民法；五、取消書報檢查制度和國家對電台、電視台的壟斷；六、取消任命制；七、改變所有制關係，改變經濟結構和管理機構。很明顯，團結工會的競選綱領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地位，和公開主張“通過演變和利用議會來改變現行國家管理體制”。

5月1日，官方決定在華沙只舉行節日的慶祝會而不組織羣眾性的集會和遊行。團結工會決定“反其道而行之”，組織了有20萬人參加的大遊行。遊行後則召開羣眾大會，向羣眾介紹團結公民委員會提出的眾議員和參議員候選人。這次遊行和集會，既是合法後團結工會一次力量的顯示，也是團結工會參加選舉運動的一次動員。羣眾呼喊着“我們要選舉議員，不要選舉蠢驢！”“我們要萊赫（瓦文薩的名字），不要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的名字）！”的口號。

官方一再對團結工會反對派把對抗因素引入選舉運動提出批評，指責反對派“自高自大”，“否定一切”；企圖“代表整個社會”；“惡毒煽動”和“攻擊”執政聯盟及其候選人。拉科夫斯基驚呼，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對待選舉的態度，並詰問，哪一種更道德？！圓桌會議達成的君子協議——選舉運動應是競爭性的而不是對抗性的，實際上成為一紙空文。

徐：據悉，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也插手選舉運動，在宣傳上和物質上支持和幫助反對派進行競選。波蘭當局對此是什麼態度？

劉：這是使波蘭當局最難於容忍的行為。對這種“損害波蘭主權的行為”，波蘭政府新聞局曾發表聲明予以揭露。針對有人接受外國金錢的事實，新聞局在聲明中回顧波蘭的歷史教訓説，過去在波蘭國家行將進入衰落時期時，常常發生過外強用金錢收買政治盟友的事例，而今天則可以提出一個問題，那些拿了外國金錢併成為外國債務人的議員，能代表波蘭選民的利益嗎？《人民論壇報》也著文提醒選民，要注意把選票投給什麼樣的波蘭，是投給波蘭人的波蘭，還是投給美國人的、英國人的、德國人的波蘭？

[17]第17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7)

1989年6月4日，波蘭議會選舉進行第一輪投票。團結工會一方提出的161名眾議員候選人中已有160人當選，100名參議員候選人中已有92人當選。執政聯盟一方提出的候選人紛紛落選。第一輪投票的結果表明，團結工會已經大獲全勝，執政聯盟慘遭失敗。

執政聯盟陷入困境。特別出人意料的是列入全國性眾議員候選人名單中的35人，竟有33人落選。在落選者的行列中，有總理拉科夫斯基，內務部長基什查克，國防部長西維茨基，中央書記巴卡，喬塞克，契萊克，統一農民黨主席馬利諾夫斯基，民主黨主席尤季維亞克等。原以為他們是當今波蘭政壇上叱吒風雲的代表人物，當選是天經地義的，沒想到他們居然在投票箱前碰壁了。怎麼辦？落選的這些人物能否繼續作為候選人蔘加第二輪選舉？在這個問題上執政聯盟不得不求助於團結工會了。經過“艱難的談判”，瓦文薩方面表示同意落選的拉科夫斯基等人蔘加第二次競選，但當事人出於威望、榮譽等考慮，均宣佈退出競選。最後，執政聯盟又推薦出新的候選人，列入全國性名單，取代已落選的拉科夫斯基等33人。

6月18日，進行第二輪投票。尚空缺的眾議員和參議員席位幾乎全部由執政聯盟派的候選人去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團結工會並沒有採取靜觀的態度，而是號召他的選民們去參加投票，並支持最主張改革的共產黨人，以此來鞏固自己的成就。顯然，團結工會已經開始在執政聯盟派中物色自己在未來議會鬥爭中的同盟者了。

由於第二輪投票具有補缺的性質，競選活動是低調的。結果是：在眾議院，執政聯盟派補足了按比例分得的席位，團結工會又奪去了允許他競選的餘下的1席。在參議院，團結工會又輕取7席，只餘下1席為執政聯盟派中的一位無黨派人士所爭得。

徐：那麼經過兩輪投票，團結工會聲威大震，而波蘭統一工人黨卻處境尷尬。在眾議院中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的力量對比表面上旗鼓相當，而在參議院中波蘭統一工人黨卻無一席之地，形成了團結工會一家獨攬的局面。這樣的選舉結果肯定是出乎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的意料。

劉：是這樣的。面對如此的議會選舉進程和結果，波蘭統一工人黨已經是迴天無力了。波蘭統一工人黨喪失了議會中的絕對優勢，今後只有密切執政聯盟的內部關係，才有可能維繫多數的地位。但執政聯盟是牢不可破的嗎？不能不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選舉的結果確實使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深感意外。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原以為召開圓桌會議和倡導議會民主會喚起羣眾的政治熱情，會動員至少80%以上的選民來參加投票，但事實表明，羣眾對政治生活的冷漠並未因實行議會民主而改變，實際參加投票的人數僅佔選民總數的62%，低於上屆議會大選的投票率（78%）。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原以為列入全國性名單中的35人是眾望所歸、萬無一失的，想不到他們竟紛紛落馬、威信掃地。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原以為團結工會不可能爭得多數選民的信任，不可能在眾議院和參議院自由競選的席位中奪得太多的席位，想不到團結工會卻一舉奪得了允許它自由競選的幾乎全部席位（只差參議院1席）。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原以為會有多數選民支持執政聯盟，想不到在參加投票的選民中支持團結工會的約佔70%，而支持執政聯盟的僅為30%。力量對比發生瞭如此驚人的變化，是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始料所不及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威望和執政資源，過低地估計了對手的 能量。

[18]第18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8)

這次選舉，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進行的一場關係到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政治較量。大選後首先提到議事日程的是，由誰來擔任波蘭國家的總統？由誰來擔任波蘭政府的總理？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大選中的失利給如何分配各黨派在國家和政府中的權力和席位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紗幕。此時議會大廳中的政治天平已經開始搖擺，失去了昔日的平衡。

徐：看來出人意料的議會大選的結果，打亂了圓桌會議設定的政治格局。新選出的眾參兩院本應在一個月內舉行聯席會議即國民大會選舉總統，但國民大會並未如期召開，原因是有關雅魯澤爾斯基作為唯一的總統候選人的默契遭到質疑。請問，這種危機局面持續了多久，又是怎樣解決的？

劉：當時的波蘭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果説在圓桌會議之前，波蘭統一工人黨還握有主動權，那麼在議會大選後，這種主動權則立即削弱和逐步喪失殆盡。

受到選舉勝利鼓舞的團結工會得隴望蜀，試圖染指總統寶座。反之，雅魯澤爾斯基則陷於困境。他在團結工會一些人反對的聲浪中，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三中全會上發表聲明，宣佈退出總統競選，同時推薦內務部長基什查克將軍為總統候選人。總統候選人問題立即變得複雜起來。

在此撲朔迷離的時刻，波蘭羅馬天主教會説話了。在波蘭朝野兩大勢力長期較量的過程中，教會貌似中立，實則站在團結工會一邊。但這一次主教團卻公開強調，總統候選人問題“是同波蘭國內和平與安定聯繫在一起的”，並勸説團結工會要遵守圓桌會議達成的協議，把雅魯澤爾斯基當作唯一的總統候選人。主教團之所以採取明確支持雅魯澤爾斯基的立場，自有其深謀遠慮。他們是擔心波蘭國內發生混亂，從而影響團結工會和平奪權的進程。

也恰於此時，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布什前來波蘭訪問，支持波蘭走“民主變革之路”。布什公開讚揚雅魯澤爾斯基的“智慧和勇氣”，肯定他“站在波蘭改革者的前列”，“在東歐改革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強調“波蘭的行動超出了所有的預料，因此受到我們的尊重”。布什還敦促瓦文薩發表一份可能促使雅魯澤爾斯基重新參加總統競選的聲明。布什之所以支持雅魯澤爾斯基，同波蘭天主教主教團的考慮如出一轍，目的是平息風波，穩住局勢，推動波蘭進一步的變化，避免在東歐地平線上業已出現的“和平演變”的勢頭因一招不慎而夭折。

送走布什後三天，波蘭總統候選人問題迅即明朗化。瓦文薩發表聲明，表示“國內和國際形勢”不允許執政聯盟以外的任何人蔘加競選。言外之意是，他本人不參加競選，同時準備同意雅魯澤爾斯基當總統。有了瓦文薩的聲明，團結工會的眾、參議員不再堅持提名瓦文薩，雅魯澤爾斯基也隨即收回不競選的決定。7月19日，雅魯澤爾斯基僅以一票之多勉強當選。

雅魯澤爾斯基當選總統後，隨即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三中全會的續會上辭去第一書記的職務。他的自我設計是，做一位“全民的和解的總統”，建立一個既能維護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執政地位，又能吸收一定比例的反對派參加的“大聯合”政府，大家一起承擔責任，一起管理國家。

[19]第19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9)

徐：雅魯澤爾斯基關於建立以波蘭統一工人黨為主體的“大聯合”政府的願望能順利地實現嗎？圓桌會議的設計者又怎樣自圓其説呢？

劉：8月2日，眾議院根據雅魯澤爾斯基的推薦，任命基什查克將軍為總理，授權組織政府。這項任命當即遭到團結工會公民議員團的反對。瓦文薩也明確表示，“過去我贊成基什查克將軍當總統候選人，現在我反對他當總理候選人”。瓦文薩還提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由團結工會同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結成朕盟，組建一個不包括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內的聯合政府。他還聲稱“將為此而努力”。瓦文薩的這一聲明，標誌着一場爭奪政權的最後決戰打響了。

波蘭統一工人黨方面譴責瓦文薩違反圓桌會議協議，踐踏議會民主原則，急於奪取政權。團結工會方面攻擊波蘭統一工人黨企圖維護一黨執政的政治壟斷，聲稱“一定要擯棄和打破”這種制度。雙方爭奪急劇升温，波蘭政治舞台上的各派勢力迅即分化和改組。原執政聯盟中的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的動向，一時間成為舉足輕重的因素，他們成為雙方爭奪的對象。波蘭統一工人黨竭力維持執政聯盟的團結，團結工會竭力製造執政聯盟的分裂。瓦文薩以封官許願為手段，加緊分化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的執政聯盟。

8月14日，基什查克被迫聲明將放棄組閣的努力，並建議由統一農民黨主席馬利諾夫斯基出任總理，試圖以此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執政聯盟。對此，馬利諾夫斯基本人不置可否；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的態度曖昧不明；團結工會則根本不予理睬。團結工會開始堅持7月初由米赫尼克提出口號：“你們的總統，我們的總理”，矢志奪取總理大權。

在此期間，波蘭天主教會首席紅衣大主教格萊姆普出面斡旋，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雙方舉行緊急的秘密談判，商討團結工會組閣條件和波蘭統一工人黨地位問題。經過緊張的幕後商議，瓦文薩降低要價。8月16日，團結工會公民議員團發表聲明，建議組成以瓦文薩為總理的、以團結工會同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結成政治聯盟的責任政府。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立即把波蘭統一工人黨拋在一邊，公開轉向，分別聲明響應和支持團結工會公民議員團的建議。

徐：這可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的執政聯盟終於瓦解了，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圓桌會議上精心設計的議會內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波蘭統一工人黨在議會中淪為少數派。

劉：8月19日，雅魯澤爾斯基總統不得不提名馬佐維耶茨基（瓦文薩的首席顧問、團結工會刊物《團結週刊》主編）出任新總理。24日，議會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馬佐維耶茨基的總理任命。9月12日，馬佐維耶茨基總理組閣成功，一個以團結工會為主體的、以團結工會同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聯盟為基礎的、有波蘭統一工人黨參加的“廣泛聯合政府”宣告成立。團結工會堅持的“你們的總統，我們的總理”這一口號付諸實現。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了執政的工人黨和共產黨向政治反對派和平讓權的第一例。

[20]第20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20)

在這個“廣泛聯合政府”中，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掌國防、內務、外貿和交通四個部門。波蘭統一工人黨最後一位第一書記、前總理拉科夫斯基自圓其説地強辯，“廣泛聯合政府”的出現，是什麼“建立大聯合政府的願望正在開始實現”。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這個“廣泛聯合政府”形式上有四個黨派的廣泛參與，實質上同波蘭統一工人黨主張的“大聯合政府”有着根本的區別，這就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失去了領導地位，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團結工會為總理的政府中淪為一個徒有虛名的小夥伴。

徐：在8月19日，也就是總統提名馬佐維耶茨基為總理候選人的那一天，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了十四中全會，討論和確定波蘭統一工人黨對成立團結工會政府的立場和參加團結工會政府的條件。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劉：可以。8月19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了十四中全會，在會上波蘭統一工人黨聲明，表示願意同團結工會進行“夥伴式的合作”，決定有條件地參加團結工會為主體的新政府。條件是：第一，波蘭統一工人黨在新政府中的地位必須同它在國家中的“政治實力和行政實力相符合”；第二，“新政府的綱領和政治結構”必須同波蘭統一工人黨共同商定。同時還指名地批評昔日的盟友——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説他們撕毀了合作協議，破壞了原有的聯盟關係，走上了同波蘭統一工人黨“對抗的道路”。十四中全會説的這些話，與其説是波蘭統一工人黨仍握有不可小看的“實力”，莫如説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已衰變為強弩之末了。

然而，人們也不難看到，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政治實力”始終處於團結工會及其政府的視野之中。自我聲稱“我絕不會同意成為一名傀儡總理”的馬佐維耶茨基，一方面再三強調不能把波蘭統一工人黨推向反對派的地位，一方面按照團結工會的競選綱領大刀闊斧地“整頓共和國”，迅速地無阻礙地實現了修改憲法，更改國名、國徽和國慶日，刪除了原憲法規定的有關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作用、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同蘇聯關係等條文，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消除了波蘭社會主義的一切特徵。通過了新的《政黨法》，規定在工礦企業、國家機關、軍警部門中取消政黨組織和禁止政黨活動，並據此改組國防部和內務部，實行軍隊和警察的“國家化”和“非政治化”，改組國防委員會，從波蘭統一工人黨手中接管了軍警大權。改組了司法機構，確保司法獨立。進行地方選舉，使原波蘭統一工人黨地方官員和積極分子紛紛落選。從中央到地方，團結工會全面地接管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權力。被架空了的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迫於形勢，採取了“不干預政府工作”的姿態，或沉默無言，或説了一個“不”字，也根本無人理睬。

徐：從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中全會到圓桌會議，到議會大選，到總統選舉，到團結工會派政府的組成，在短短的不到十個月的過程中，發生瞭如此眾多的變化，此時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內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

[21]第21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21)

劉：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主觀願望破滅了，波蘭統一工人黨精心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一次又一次地被嚴酷的現實作了徹底的無情的修改。黨內上上下下一片混亂。領導層內部爭論不休，跨地區的“橫向結構”（地區間的大串聯）應運而生，黨員羣眾迷失了政治方向紛紛退黨。黨中央領導指責和抱怨黨員羣眾“渙散”和“懶惰”，黨員羣眾批評黨中央政策失誤，説“圓桌會議協議給黨編織了一個送葬的花圈”。波蘭統一工人黨走向分裂，走向瓦解，走向衰敗。

1990年1月27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在華沙召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29日通過了《關於波蘭統一工人黨停止活動的決議》。40餘年一直居於執政地位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不復存在。隨後，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轉換為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大會，除少數人外，絕大多數代表表示贊成。亞歷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當選為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主席。

原波蘭統一工人黨在眾議院擁有173議席，該黨的議員團發生分裂。有100餘位眾議員宣佈不參加新黨，只有少數眾議員加入社民黨。原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團結工會派政府中有四位部長，是參政黨。這四位部長均未加入社民黨。雅魯澤爾斯基總統也未加入社民黨。社民黨成為在野黨。

戰後波蘭的歷史翻過了人民波蘭這一頁。波蘭統一工人黨退出歷史舞台；團結工會取得執政地位，掌握了政權；新成立的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樹起一面新的旗幟，試圖在困境中另闢蹊徑。

徐：有觀點認為，波蘭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前蘇聯強加的，你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劉：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政黨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答案。一種觀點認為，對於波蘭，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主義，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的制度。另一種觀點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人民之所以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絕非偶然。第一，這同19世紀下半葉波蘭工人運動的興起、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密切相關。第二，這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人民進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戰爭，從而獲得人民的擁護和信任密切相關。第三，蘇聯勝利進軍柏林，解放波蘭，深入歐洲腹地，則為波蘭工人階級政黨取得政權和鞏固政權，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條件和國際保障。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鬥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走向社會主義的根本的內在因素。蘇軍的勝利，毫無疑問，則是重要的起着關鍵作用的外部因素，他促使波蘭等東歐國家的社會發展變化水到渠成。我認為，這後一種觀點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徐：是什麼原因導致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權喪失和波蘭社會主義的挫折？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人對喪失執政地位是怎樣反思的？您對此怎麼看？

劉：波蘭統一工人黨最後一位第一書記拉科夫斯基説過一些值得注意的話。他説：“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主要原因。”

[22]第22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22)

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執政過程中“抄襲別人的做法”，“削弱和破壞了同羣眾的聯繫”。

“社會對執政方法的缺陷，對生活條件感到不滿，對當局許多不兑現的諾言感到失望”。

波蘭統一工人黨自身則由於“多年執政的舒適生活，已變得懶惰，面對反對派的好鬥性，卻對政治鬥爭感到生疏，懶於決鬥”。

波蘭統一工人黨背上有着沉重的甩不掉的歷史包袱，像“揹着石頭上山”一樣，已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

我認為，拉科夫斯基的這些論斷，是對波蘭統一工人黨失敗及其教訓的自我認識和概括。

雅魯澤爾斯基在談及波蘭劇變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時曾説，波蘭在80年代初實施戰時狀態“從軍事角度講，是一個勝利，但從政治角度看，則是一次失敗”。波蘭統一工人黨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戰時狀態後，波蘭統一工人黨“對局勢的評估太膚淺了，過分地安於樂觀的評估了”，是“自己讓雷鳴般的掌聲欺騙了自己，是自己被‘熱烈支持’的讚美聲給矇蔽了。可實際情況則是，大部分人民羣眾對局勢的看法和想法跟波蘭統一工人黨不一樣”。

我覺得雅魯澤爾斯基的這些話頗有分量和深刻。執政者的失策，就在於主觀主義地自我沉溺於周圍的一片讚美聲中。主觀唯心主義是執政者之大敵。脱離羣眾和脱離實際是執政者的致命傷。

徐：綜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歷史發展和1989年劇變的過程，透析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在劇變過程中的自我認識和自我表白，請您談談波蘭統一工人黨喪失執政地位留給人們的歷史教訓。

劉：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題目，需要我們不斷地探討和研究。在這裏我講講個人的粗淺看法。可以説，波蘭乃至東歐其他國家的劇變，是政治和經濟，歷史和現實，內部和外部，以及宗教和民族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執政黨自身的蜕變，起着不可忽視的關鍵性的作用，留下了歷史的慘痛教訓和發人深省的啓示：

首先要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執政的工人階級的政黨怎樣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這是關係國運興衰、人民福祉的根本問題。應該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根據本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民族特點、經濟發展等實際狀況，選擇與國情相適合的道路，切不可照抄別人的模式。別國模式，可資借鑑，不可照搬。

波蘭的實踐表明，他們接受蘇聯模式，在經濟建設上長期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比例失調，而長期的高積累和低消費，也與工業化的目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背道而馳。他們接受蘇聯超越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過早地提出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的任務，對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鉅性、複雜性沒有清醒的認識，急於求成，欲速不達，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使人民失去了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信念。

[23]第23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23)

為了擺脱蘇聯模式的束縛，“清除斯大林主義的殘餘”，波蘭試圖走改革之路。但他們又陷入了追隨蘇聯的窠臼，依然是犯了照抄別人的錯誤，受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影響，改革的大方向錯了，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其次要不斷地理順民心。執政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人民選擇的，沒有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就沒有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執政黨必須始終保持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傾聽羣眾的呼聲，體貼羣眾的冷暖，反映羣眾的意願。必須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必須始終堅持一切為了羣眾和一切依靠羣眾的根本觀點。

波蘭的實踐表明，他們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問題上沒有處理好黨羣關係，究其原因是：（1）他們的某些對內政策脱離國情，脱離實際，未能處理好發展經濟同改善人民生活兩者之間的關係。他們的做法，或超越羣眾的承受能力，或向羣眾轉嫁困難，常常引起羣眾的不滿和憤怒。（2）他們的理論脱離實際，他們的承諾不能兑現，他們誇大成績，掩飾缺點，不能在實踐中及時解決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問題，常常失信於民。（3）他們的對外政策，受華約集團和“大家庭”的約束，唯蘇聯之馬首是瞻，缺少獨立性，常常損傷羣眾的民族自尊心，引起人民羣眾的反感。他們有失於體察民情不深，瞭解民意不準，爭取民心不力。長此以往，在羣眾中滋生一種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不信任的情緒，埋下了混亂和動亂的隱患。一有風吹草動，加上反對派和西方宣傳的蠱惑，就可能發生信任危機，出現難於收拾的局面。

徐：波蘭統一工人黨同“團結工會”十年較量，説到底就是一場爭奪民心的搏鬥。但波蘭統一工人黨沒能打勝這一仗。中國古訓有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民心的向背，是執政黨命運之所繫，必須始終密切關注，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劉：就是這個道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脱離羣眾”，這是千真萬確的道理。

第三，要警惕經濟滑坡。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弱小國家中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其關鍵問題是，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調整和完善生產關係，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不斷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

波蘭的實踐表明，當經濟發展順利時，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就興旺發達，反之，當經濟失衡和滑坡，甚而發生危機時，社會動亂的爆發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波蘭1956年“波茲南事件”，1970年“十二月事件”，1980年“團結工會”運動的興起，均是典型事例。可以説，經濟滑坡是動亂之源。自然，波蘭的經濟，不是沒有發展，而是在發展過程中傷害了整體發展的機體，未能在人民生活的逐漸改善中充分地體現出來，致使經濟問題變為政治問題。

第四，要敢於和善於維護國家和民族權益。與社會主義建設要走自己的道路相聯繫，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在國際舞台上，要樹立起獨立自主的形象，要始終不渝地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和民族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戴。

[24]第24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24)

波蘭的實際情況表明，他們在與蘇聯相互關係中處於小國小黨的不利地位，這種相互關係的性質是不平等的。當國家和民族利益受到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侵害時，敢於頂一頂和爭一爭的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就有威望，得民心，否則，就會威望掃地。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旗幟，如果執政的工人黨不能高高舉起，勢必落入政治反對派的手中，成為政治反對派同執政黨爭奪羣眾和動搖執政黨社會基礎的有力工具。這種情況在波蘭的表現尤為突出。波蘭的“十月事件”是正面例證，而“卡汀事件”則是反面教材。

第五，要牢牢抓住黨的自身建設。國家興亡，關鍵在黨。這是波蘭劇變提供給人們一條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綜觀波蘭和東歐其他國家劇變的歷程，可以説無一例外的是：變化，始於黨內。

如何看待波蘭等東歐國家執政黨的變化，198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有一段切中時弊，切中要害的談話，他從正面論述中告誡東歐黨，不能丟掉、不能放棄我們制度的優勢。鄧小平説：“我們既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什麼是我們制度的優越性，鄧小平強調兩點，一是共產黨的領導，二是民主集中制。總之“這是我們社會制度的優勢，不能放棄”。1989年11月，鄧小平又説：“東歐的事情對我們來説並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

波蘭的實踐表明，他們恰恰是從黨的領導層開始，主動地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們在國家政治體制中，主動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黨的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中，主動拋棄民主集中制。他們在拋棄蘇聯模式的同時，也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這種錯誤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會導致何種後果，是不言而喻的。

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執政的共產黨，必須要有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堅定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不動搖，這個黨也就不動搖。必須要有堅定的信仰，立黨為公，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這個信仰不動搖，就會變成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必須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必須不斷地完善自我，不斷地提高執政和領導水平，不斷地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只有這樣，這個黨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堅持黨要管黨的原則和從嚴治黨的方針，“一定要以黨風廉政建設的實際成果取信於人民”。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這就是我們在認識和吸取波蘭統一工人黨喪失政權的教訓中，應該得出的最為重要的一個結論。

徐：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是否意味着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結論不再靈驗了？有人説，馬克思主義不靈了，失去了科學性。您現在是怎樣認識這一原理的？

[25]第25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25)

劉：毋庸諱言，當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東歐其他國家的執政黨相繼喪失政權的時候，確有人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懷疑，認為它不再靈驗了。但我認為不能這樣説，也不能這樣看。我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們不能因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就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髮生動搖，以至全盤否定。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可以説從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到1989年東歐劇變，和1991年蘇聯解體，在整整70多年的時間裏，我們看到了世界上社會主義事業經歷了一個從誕生到發展，從發展到挫折的曲折的過程。這期間社會主義也有過自己的輝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上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歐洲、亞洲乃至拉丁美洲誕生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時期。那個時候，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的。他們惶惶不可終日。但後來，特別是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會主義遭到嚴重挫折。社會主義因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而黯然失色，甚至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也產生懷疑，動搖。反之，反社會主義勢力卻一時間彈冠相慶，把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説成是社會主義的徹底失敗和消亡，説成是馬克思主義失靈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烏雲壓城城欲摧”的關鍵時刻，在反對社會主義的各種謬論甚囂塵上的時候，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站穩了腳跟，沒有迷失方向。我們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回答了時代的挑戰，回答了人們提出問題。我們的結論是：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並未失靈，同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一樣，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不容否認的，也是否認不了的。

確實，必須承認社會主義遭受到嚴重的挫折。在這種挫折面前，我們必須頭腦清醒。我們既要反對悲觀失望的情緒，不能喪失理想和信念，又要反對盲目樂觀的情緒，不能忽視存在的危險。同時我們還要檢討我們對歷史規律的理解和認識。挫折是壞事，但壞事可以變為好事，它使我們對歷史規律的理解和認識更深刻了，更切合實際了。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我們過去認識和實踐。我認為，我們説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在説人類歷史發展的總的趨勢，這種代替，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會一勞永逸。這種代替，其過程必將是漫長的、曲折的、不平坦的，走彎路和反覆將不可避免。鄧小平曾説：“從一定意義上説，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

可是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太不完善了，把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過程看得過於簡單了，沒有真正地看到歷史發展的複雜性、曲折性和長期性。我們曾經以為，只要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只要共產黨執掌了政權，江山就會永不變色，社會主義就會徹底取代資本主義。現在的事實證明，這種認識，和基於這種認識上的實踐，是不全面和不深刻的。從某種意義上説，我們患了一種急性病，我們急於求成，並把一種善良的願望當作歷史的真實，但事實的發展變化卻是另一個樣子。明白了這一點，我們自己也變得更實在了，更實際了。也就能真正腳踏實地、沉着勇敢地去迎接歷史的挑戰。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確是社會主義遭受的嚴重的挫折，但這種挫折並不等於社會主義的消亡和失敗。世界上相信社會主義併為之而奮鬥的大有人在。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是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

徐：您談得非常精彩，分析得很深刻，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