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男人味”已經成了全球性危機……_風聞

✪ Pankaj Mishra / 印度學者

✪ 黃永恆(譯) /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近年來，歐美國家的逐漸興起了對於男子氣概的狂熱追捧：越來越多的男性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在女性主義不斷覺醒並崛起的當下變得岌岌可危，便索性將女性樹立為對立面，由此成為特朗普、普京等樂衷於顯示自己硬漢氣質的政治人物的忠實擁躉。作者深刻而犀利地剖析了男子氣概浪潮每一次“襲擊”的起因與影響，認為隨着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演變，對男性主導力量的追求似乎也在循環往復、不斷重現，並深刻地塑造了當代世界的政治與文化。作者進而指出，男子氣概作為一個沉重的包袱和無法企及的期望，已成為巨大痛苦的根源，人們有必要祛除零和博弈式的性別認知，擺脱對於“不夠有男子氣概”這一評價的恐懼，以推動人類文明邁向良性的發展軌道。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對於如何成為一個強勢男人的重新關注在一些所謂的發達國家都佔據了主流。今年一月份，加拿大作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因其“西方已對男子氣概喪失信仰”的論調以及對由女性所擁護的“置人於死地的平等主義教條”的譴責而被紐約時報稱頌為“現代西方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

但願這只是一個誇張的説法。然而，有現象表明，自“9.11”事件以來西方的公共生活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對於男子氣概的狂熱追求；這種現象也似乎預示了有着連環猥褻行徑，並吹噓自己私處尺寸和核彈按鈕的現總統。“9.11”恐怖襲擊後的幾個星期後，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佩吉·努南寫道：“從‘9.11’的廢墟中誕生了具備男子漢氣概的美德”。對於彼得森的的“硬漢”之談十分推崇的努南如今也對“充滿陽剛之氣的男人，推動事態進展並且能夠力挽狂瀾的男人”，比如讓她渴望“撕開他的襯衫以顯露其胸口的超人S標誌的”小布什。諸如此類的情感迸發幫助小布什在任期之間將自己塑造成一位瀟灑有氣概的領導者形象，儘管他在“9.11”事件剛剛發生之時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在席捲英美的這場睾丸酮飆升中，許多久坐於辦公桌前的記者都將自己想象成無所畏懼的戰士。大衞·布魯克斯，另一名彼得森的擁護者，堅定地表示“我們將繼續毀滅無辜的村莊，聳聳肩，然後繼續戰鬥。”

隨着陽剛美德逐漸興起，西方對於女性，尤其是女性主義者的攻擊演變得幾乎與海外那些拯救受難的穆斯林少女的戰鬥一樣如火如荼。在發表於2006年的《男子漢氣概》一文中，來自哈佛的政治哲學學者哈維·曼斯菲爾德譴責了職場女性對於男人保護者角色的輕視。自詡為新帝國主義者的歷史學者奈爾·弗格森發出了“女孩子們不再玩娃娃”的喟嘆，並同時哀嘆女性主義者迫使歐洲進入人口減少的的進程。更為露骨的是，在芭芭拉·金索爾弗筆下，卡莎·波利特、蘇珊·桑塔格和阿蘭達蒂·羅伊等少數公開批評野蠻好戰之風的女性“被固定在公共鞭刑杆上接受來自愚蠢無知言論的鞭打”。與此同時，《名利場》雜誌在對於小布什政府的圖文專訪中將小布什評價為沉着冷靜，並稱贊其副手迪克·切尼是“堅硬的磐石”。

“9.11”襲擊後盛行的大男子主義無疑是由本·拉登對美國國民男子氣概的詆譭所引起的：自由而勇敢者已變得“温和”而“軟弱”。越戰羞恥也使得史泰龍和施瓦辛格等具有漫畫中超級英雄男子氣概的人物備受關注。在過去一直享有特權的男性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女性、同性戀羣體以及多元民族及宗教背景者的挑戰也成為了不爭的事實。伊萊恩·肖瓦爾特在《性別無政府時代：世紀末的性別與文化》（1990）描述了19世紀末許多男性因少數女性主義者取得的微小成就而產生的恐慌：“恐懼於（男性地位的）下降，渴望對於性別、種族、階級以及國籍的界限進行更嚴格的控制”。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列辛格便已經對女性“日益增長且具有攻擊性的力量”提出了警告，指出她們“像一支征戰的軍隊一般攫取領地”。史列辛格作為強勢自由主義最初的倡導者，對於”被閹割的“、擁有“對於受壓迫者有着女性的關懷與幻想”美國男性惱羞成怒，並希望美國曆史的“開拓者”都是“正兒八經的男人，並且對這一事實從不質疑。”

現代西方這些充滿雄心壯志的男性形象塑造者們如今卻被迫重新審視當今時局。同性戀者和女性在戀愛和婚姻的選擇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女性期待在職場、家庭以及兩性關係中創造更大的自我價值。特朗普可能擁有最大的核彈按鈕，可中國卻在最尖端的人工智能領域和最傳統的大規模生產上都獨佔鰲頭。除此之外，科技與自動化的發展都讓“推動事態發展並且力挽狂瀾”的男人們慢慢退出時代的聚光燈下。在西方，這種現象尤為嚴重。

許多白人異性戀男性感到自己被“自視甚高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性主義者，以及同性戀的健美運動愛好者、有陽剛氣質的女性和變性人所圍攻。這樣一來，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們如此輕信彼得森“傳統的家庭勞動分工的毀滅已經造成混亂”的論斷。這種對男性陷入弱勢狀態的恐懼和焦慮已經引起當今最占主導地位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的歇斯底里。

在英國，冷漠刻板的代表着帝國權利的冷漠刻板的英倫紳士們屈服於諸如鮑里斯·約翰遜這樣言語失禁的脱歐者。在眾多唱衰英式男子氣概的聲音裏，右翼記者道格拉斯·穆雷強烈譴責 “總體來説毫無男子氣概的意大利人，歐洲人和西方人”，並對於特朗普“讓西方人記起自己身上偉大之處”給予了高度評價。確實，不論是以核武器打擊威脅朝鮮，還是貶低殘疾人和猥褻受害者，這位美國總統都向世人展示了某些現代歷史上的贏家會不擇手段地去宣揚自己的權威感。

然而，西方對於粗野男子氣概的浮華展現，以及對於極右分子所稱的“阿綠”（由cuckold一詞而來，原義為綠帽子，這裏指不敵視女權主義的男性）和“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的瘋狂厭惡並非僅是對前述粗野的懦弱者所作出的回應。這種對於極端大男子主義的維護在現代歷史上重複出現，這種循環極深刻地塑造了亞洲、非洲以及拉美的政治與文化。

本·拉登認為穆斯林“已經被剝奪自身的男子氣概”，並且可以通過清楚美國權力的生殖符號來得以恢復。以哈里發的名義斬首、強姦無辜的人質，戴着黑頭巾的年輕伊斯蘭國士兵們明顯和犯下大屠殺罪行並宣稱自己有維京戰士血統的挪威人安德斯·貝林·佈雷伊格一樣有着病態的男子氣概。上個月，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告訴國內的女性異見者們“我們不會殺了你。我們只會朝你的陰道開一槍。”印度的種族優越論領導者們似乎着迷於通過折磨不幸的少數民族來證明“我們已經不是無能者了”，正如其中一位領導人在1998年的核試驗之後所説的那樣。

有關男子氣概的削弱、文明的衰落的消極認知將戈德森、施勒辛格與本·拉登、特朗普，以及許多其他大男子主義的頑固保守派聯繫起來。他們喜歡將女性氣質描述為“温柔”、“被動”，將男性氣質描述為“強勢”、“主動”；他們無比懷念可以理直氣壯、毫無顧慮地身為男人的時代。無論是印度教的沙文主義者，激進的伊斯蘭教徒還是白人國家主義者，他們對於自身形象的建構都依賴於將女性邊緣化。這就好比對於男性力量的幻想只有在和同女性弱勢的地方相比時才能得到最明顯的突出。這些怒氣衝衝的男人將女人等同於陽痿，併為自己成為“阿綠”而驚慌失措，並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流行於英美且似乎無計可施的男子氣概危機。

這場危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危機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往世界性的方向發展？我認為這種一再反覆的危機阻礙了現代世界的發展進程。危機隨着十九世紀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變革而發端：農業和農村社會被動盪的社會經濟秩序所取代，這種社會經濟秩序由工業資本主義界定，是通過新的性別和種族分工嚴格組織起來的。在當下這場危機似乎是全球性的，因為在西歐和美國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限制性的性別規範網絡已經覆蓋了地球上最偏遠的角落，因為它們正在經歷自己的社會經濟革命。

成為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有許多種方式。研究具有驚人多樣性的前工業化社會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不斷地揭示，生物構成和行為之間沒有明確的聯繫，男性和精力充沛的男性之間沒有聯繫，女性和被動的女性之間也沒有聯繫。印度人、英國殖民主義者十分厭惡去尋找、崇敬和卡麗一樣好戰和性慾旺盛的女神；他們的英雄是吹笛子的懶漢，如克里希納。印度大量的文學作品證明了男女性別可以互換，不管在精英階層還是民間都存在兩性同體以及同性性愛的傳統。到了十九世紀，當由剝削和排斥構成的、以性別和種族界限分層的社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當諸如國家建設，城鄉遷移，帝國擴張和工業化等現代性深刻衝擊徹底改變了人類認知的所有模式時，這些並不自知的傳統便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男人和女人便開始普遍被束縛在特定的角色中。

在西方種族優越論者的歷史觀裏，現代西方是世界平等與自由的捍衞者。實際上，正如瓊·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別與世俗主義》一書中所表明，“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的社會基礎”就是一種基於生物差異的性別（和種族）不平等概念。康德認為女性沒有能力運用理性，實行個人自治，做到客觀、勇敢和堅強。誕生於法國大革命和啓蒙運動的拿破崙則認為，女性就應該待在家裏生兒育女；《拿破崙法典》臭名昭著地規定女性必須服從她們的父親和丈夫，並被許多國家吸收並引入法典。美國國父之一托馬斯·傑斐遜曾稱讚女性“將家庭幸福置於一切之上”，並且“明智地不參與政治事務以避免額頭上長皺紋”。隨着現代世界的形成，這樣的偏見使得傳統的父權制被具有強烈排他性的男子主義氣概的理想所取代。

因此，女性被剝奪了政治參與權，並被迫在家庭和職場中擔任從屬角色。流行心理學家們通常堅信男性來自火星，女性來自金星，他們哀嘆彼得森所説的“傳統”勞動分工的解體，卻不承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和擴張主義社會需要新的分工，也不承認監督他們的白人男性認為女性由於身體或智識上的劣勢而不適合從事領土擴張、國家建設、工業生產、國際貿易和科學創新方面的工作。女性的身體註定是用來生育和保衞家庭、種族和國家之未來的；男性的身體就理應用來勞動和戰鬥。成為一個“成熟”的男人，就意味着要適應社會，履行養家餬口、為人父母和參軍效果的義務和責任。用西奧多·羅斯福的話來説，“當男人對工作和正義的戰爭感到畏懼，當女人害怕做母親時，他們便會在毀滅的邊緣顫抖。”隨着十九世紀時代進程發展，許多關於男性和女性身份的文化假設演變為永恆的真理。正如彼得森的狂熱擁躉所揭示的那樣，這些假設在今天比種族不平等的“真理”得到更有力的支持，而種族不平等的“真理”同時也只是以“自然”或偽生物學為基礎。

司各特指出，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定義的性別差異模式實際上有助於穩固“西方國家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種族優勢”。“白皮膚與‘正常’的性別認知系統相聯繫，而黑皮膚則被認為是與不成熟的甚至是變態性有關。因此，英國人認為信奉卡麗女神的印度人是一個沒有男子氣概並且幼稚的民族，不應該參與政治事務而自尋煩惱。中國人即使在西方的唐人街裏也被普遍認作是留着尾辮的懦夫。就連基督教世界令人畏懼的老對手穆斯林，也在帝國主義思潮達到頂峯的時候被嘲笑為“像女人一樣”。

甘地直截了當地顛覆了這些歐洲帝國主義者（以及模仿他們的印度教徒）的性別偏見：他們認為缺乏男子氣概就是具有女性氣質的表現。他摒棄西方對男性至上統治者的認同和對女性順從統治者的屈從，提出了一種基於嚴謹自我反省和具有母性關懷的積極政治。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甘地認識到了男性掌權者的動力是基於將女性想象為一個在退步的存在之上的——女性是一羣應該服從並被支配的人——以及這種病態的認知對於現代政治和文化的影響之大。這種認知最陰險的表現，就是征服和剝削被認為具有女性氣質進而比正常人低人一等的人——這樣的暴力在十九世紀成為常態。對於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來説，成為一名真正的男人就意味着成為一名激進的帝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即使像托克維爾這樣目光敏鋭的人物，也渴望他的法國男性同胞在與北非阿拉伯人戰鬥時認識到自身“好戰”和“陽剛”的本性，把家庭生活中的瑣碎事務留給女性去處理。

當世紀進程不斷推進，男性不斷在精神上受到來自工業化、城市化和機械化等無法控制又極度削弱男性的現象的打擊，他們也因此積極響應對於社會上追求男子氣概的思潮。強勢的自我、民族、帝國和種族被認作是強壯無畏的男子氣概的化身。為了實現這一令人生畏的理想，他們就必須徹底消除所有具有女性氣質的膽怯和幼稚。挫折與失敗激起了男性的自我厭惡——以及對暴力的渴望。羅斯福曾被“懦弱者”和“奧斯卡·王爾德”等不光彩的綽號嘲笑，對此，戈爾·維達爾曾經指出，羅斯福試圖通過“男子漢”的活動克服他的身體脆弱，其中最激動人心和最崇高的活動便是戰爭”。因此，對同性戀者的憎惡和對王爾德等犧牲者的追捕會在歐洲帝國主義最鼎盛的階段達到了頂峯。

在當今社會，所向披靡、肌肉發達的肉體成為所有試圖恢復失去的男子氣概的個體和國家關注的焦點。然而，對原始肌肉和純粹的大眾崇拜仍然塑造着政治文化。在特朗普吹噓自己某個身體部位的大小之前，普京還展示了胸肌——以宣傳俄羅斯在被一個軟弱的酒鬼鮑里斯葉利欽“閹割”後又重新獲得了陽剛之氣。然而，赤膊的猛男在戈德森口中“冉冉升起”的印度也只是一個引人注目不久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當印度教在印度被封為國教後，以前骨瘦如柴或胖乎乎的寶萊塢明星開始炫耀他們閃亮的堅硬腹肌和鼓鼓的二頭肌；羅摩衍那瘦骨嶙峋的英雄羅那，開始以酷似蘭博系列電影中的猛男形象在掛曆和政治海報上亮相。這些流行文化中結實的肉體預示着莫迪的崛起，他以56英寸的胸肌而自豪，並承諾為失業的散兵遊勇提供真正的國家後援。

這種具有復仇色彩的男性化民族主義是19世紀初期由德國人最初創造的，他們首先勾畫出了創造一個超級健康的民族的願景，並積極地接受了體操、健美操、瑜伽等典型的現代體育鍛煉形式以及裸體主義等時尚。但是，直到本世紀末，這種充滿力量的肉體才成為男性力量的“自然”體現。隨着西方社會變得工業化、城市化和官僚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有產農民和自營職業的工匠迅速成為了千篇一律的辦公人員和專業技工。馬克斯·韋伯在1909年曾發出警告：隨着“合理計算”成為人們侍奉的新的神明，“每一個人都成為了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並可悲地沉迷於成為“一個更大的齒輪”。工人階級越來越被剝奪了他們在現代化鐵籠中的舊技能和自主權，他們試圖通過發達的肌肉體現這些技能和自主權，以維護自己的尊嚴。

歷史學家們一直強調，被壓迫天性的自動化和時間管理等工業生產中的做法羞辱的男性工人，也開始通過咒罵、酗酒和性騷擾女性同事來顯示自己的男子氣概——這是在新自由主義長達數十年的統治時期，激進的硬漢文化深入藍領工作場所的開端。19世紀末，大量的男性開始投身於體育和健身運動，併成立了樂衷於挑起事端的足球運動員和拳擊手的球迷俱樂部。

不僅僅只有工人如此。美國和英國上流社會的家長開始把他們的兒子送進寄宿學校，希望他們的身體和道德品質在沒有女性氣質滲透的情況下得到增長。競技體育最早是在19世紀下半葉組織起來的，現在已經成為了一種非常受歡迎的先發制人的手段，也成為了大規模生產咄咄逼人的帝國主義者的一種手段。人們普遍認為，那些被認為是帝國締造者的人會因為在伊頓公學和哈羅公學的賽場上拼盡全力而筋疲力盡，無暇自慰。

然而，正因對男子氣概的嚮往，以及對權利的渴望，往往會使它們在追求的過程中變得更加難以企及；對被不透明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力量閹割的恐懼也會繼續加深。它把歐洲和美國的許多作家和政治家推向了種族民族主義的極端男性化階段，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國家、種族和個人被概念化為生物實體，一種可以被磨練得無懈可擊的有機體。對“種族自殺”的恐懼、對體育的崇拜和對“新人類”的白日幻想，以及對手淫的限制，都隨着僵化的現代性別差異意識形態傳到西方社會之外，並走向了全球。

歐洲殖民主義者繼續用法律的手段供奉他們惡毒的同性戀恐懼症，並促進異性戀婚姻和父系秩序的穩固。他們的偏見也在西方之外根深蒂固，成為印度批評家阿希斯·南迪所謂的“內部殖民主義”的受害者：歐洲帝國的被殖民者們承認他們的女性氣質，並決定迎頭趕上他們的白人統治者。

這就解釋了一個令人吃驚但卻鮮有人探究的現象：佛教、印度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所有主要宗教羣體的男性都同時在19世紀末開始哀嘆男子氣概的缺失，並呼籲不論是個人、民族和“烏瑪”，都必須建立堅不可摧、不可侵犯的機體。這些人中，有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提出“肌肉猶太教”概念的馬克斯·諾道)、亞洲的反帝國主義者(被莫迪視為英雄的斯瓦米·維韋卡南達，他鼓勵印度教徒鍛造“二頭肌”，還有幫助發展了“肌肉佛教”的阿納加里卡·達爾瑪帕拉，該教教義如今被緬甸的種族清洗者詮釋得淋漓盡致)，還有狂熱的帝國主義者，比如童子軍運動的創始人羅伯特·巴登-鮑威爾。

爭相效尤追捧大男子主義的風氣在二十世紀的頭幾十年帶來了最慘烈的後果。歷史學家喬治·摩斯是倡導男性氣質的先驅，他曾寫道:“男子氣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義時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 墨索里尼和羅斯福一樣，把自己從娘娘腔變成了一個勢不可擋的帝國主義者。同樣身體素質欠佳的法西斯主義者希特勒也宣佈“弱者必須被打垮”。因此，雅利安民族的這些狂熱分子將自己與懦弱的猶太人相對立，並通過屠殺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硬漢氣魄。

對男子氣概的追捧在21世紀繼續污染着全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在當今時代，經濟、社會和技術的迅速變化使大批背井離鄉而又對生活茫然無措的男性陷入了對男子氣概的執念。擴張舊帝國主義和建立優等民族的論調在當下已經沒有什麼市場。但是，在新自由主義治下的個人主義時代，極度分化、不平等的社會現實使得對男子氣概的訴求更加難以實現。白手起家創造輝煌的事蹟激勵着世界各地的男性對個人權力和財富進行視死如歸而又徒勞的追逐，並把婦女和少數羣體想象成他們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的男性試圖貶低和排斥女人以表現他們與生俱來的控制慾。

社會現實所帶來的沮喪和對女性化的恐懼助長了類似白宮“更衣室惡霸”所引發的具有煽動性色彩的政治運動。戈德森的有關男性氣概的陳詞濫調打破了甘地所堅持的剛柔並濟的傳統，而這種破壞的影響遠不止於印度。巴基斯坦的年輕人崇拜花花公子出身的政治家，認為他是最偉大的男性救贖者，並對惡批評伊姆蘭·汗輕率行為的評論予以惡毒的反擊。同樣，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他的追隨者眼中體現了一種所向披靡的男子氣概，他們認為埃爾多安是完美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則厚顏無恥地講有關強姦的笑話。

在現代化的歐洲和美國，許多男性對原始社會懷有嚮往，那時男性在社會鏈條的頂端，女性則安於自己的位置。這種嚮往導致厭惡女性的風氣在公共語境流行開來。不論是社交媒體上的言語攻擊，還是野蠻的人身攻擊，都充分展現了男性對於那些似乎侵佔他們領地的“被解放的”女性的厭惡。印度教的種族優越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偽傳統意識形態都從教義層面許可了這種厭惡，這些意識形態為亞洲和非洲許多受挫的男性提供了一種大男子主義的自我救贖：用舊式的父權制取代新自由主義所作出的虛假的機會均等的承諾。

蘇珊·法盧迪認為，許多美國人利用“9.11”襲擊來打擊女權主義運動所取得的成就，將女性推回被動的角色。近年來，西方出現了許多試圖恢復男性權威或重塑男性主導社會的嘗試中。其中，最新的嘗試就是彼得森的傳統主義，它的的主要觀點包括鼓勵使用“有震懾作用的暴力”，厭惡缺乏男子氣概者、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將小布什這樣善於裝模作樣的政治家塑造成超人，以及最終將特朗普送進白宮。

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對於粗野男子氣概的追捧熱潮可以看出，現代男子氣概的歷史就是一部充滿臆想的歷史。它描述了對一個穩定有序的世界的追求，但這種追求只不過是對不可抑制的人類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宣戰——一場儘管飽嘗潰敗但仍在週期性地重新爆發的戰爭。對女性和女性氣質的荒謬恐懼可能與男性長期以來在社會、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導地位有關。男性權威意識的受挫，或對被剝奪特權的不滿，都將繼續使許多男性易受特朗普和莫迪等販賣虛假陽剛之氣者的蠱惑。然而，當我們用同理心的視角來分析他們的憤怒和絕望後，我們不難發現，男性和女性一樣被人為的性別規範所束縛。

波伏娃曾寫道：“女人不是生下來就是女人，而是後來才成為女人。”同樣的話，對於男性也適用。“是整個文明造就了這一生物”，並迫使他陷入對權力的毀滅性追求。和女性相比，幾乎任何地區的男性都更容易酗酒、吸毒、發生嚴重事故和患上心血管疾病；他們的預期壽命已經大大降低，並擁有更高的自殺率。無論是在學校操場、辦公室、監獄還是戰場，主動追尋男權主導地位的男性最先傷害的就是他們自己。這種每天都會經歷的恐懼和創傷，使他們比大多數被男性剛毅形象神話所束縛的男性更容易將自己同女性聯繫起來。

當然，在這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世界，如果男性對這次無助的經歷進行否認或者輕描淡寫地帶過，他們也將浪費這次男子氣概的危機。男性權力總是難以捉摸，容易出現週期性危機、崩潰和驚慌失措的復辟。在這個一切都將歸於塵埃，即使表面上強大的國家也會時刻因被擊敗、被取代而提心吊膽的世界，男性權力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一種充滿控制慾的幻覺。男子氣概作為一個沉重的包袱和無法企及的期望，已經成為巨大痛苦的根源——對男人和女人來説都是如此。要理解這一點，不能只看到當下的全球性男子氣概危機。我們更要看到的是一種解決危機的可能性：擺脱對於“不夠有男子氣概”的荒謬的恐懼。

原題為“The Crisis in Modern Masculinity”，原載《衞報》(The Guardian)2018年5月17日，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