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二）_風聞

第7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7)

波蘭的外部環境發生變化。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總書記。他的“新思維”和他對東歐國家政策的變化，開始對波蘭產生影響。與此同時，在1986年和1987年之交，波蘭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開始逐步緩和。波蘭為了同西方國家實現關係的正常化，容忍了西方一些國家領導人在訪問波蘭時干涉波蘭內政的做法。西方國家訪波代表團，在正式日程外還特地安排會見瓦文薩，邀請團結工會領導人和反對派人士出席使館的招待會，和向被害神父墓獻花圈。這三項活動幾乎成為西方來訪者的必修功課，成為西方國家壓波蘭當局向團結工會讓步的新方式。波蘭雖然表示反對，但也無可奈何。

1987年6月，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第三次回到波蘭訪問，再次掀起羣眾的宗教狂熱，併為團結工會表示其存在提供了機會。利用教皇即將來訪的時機，瓦文薩在華沙邀請新聞、經濟、法律、文化各界代表數十人聚會，發表聲明要求獨立和民主，同時希望教皇訪問能夠“推動解決波蘭最困難的問題”。波蘭教會的主教團也一再呼籲通過“對話”克服社會危機。訪問期間，教皇所到之處，聚集的羣眾高呼“團結”、“團結”的口號，向教皇致敬，向當局示威。這次訪問的結果，波蘭統一工人黨認為“政治反對派更活躍了”。歷史學家的評估是，他“在某種程度上喚醒了社會的希望”。

顯然，在朝野兩大勢力僵持期間，局勢雖然全在當局的掌控之中，但團結工會的思潮和影響遠未肅清，蟄伏的政治反對派仍在伺機而動。他們因得到西方的公然支助而有恃無恐。

徐：但此時，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階段”時卻走了一着險棋。

劉：對。此時的執政當局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反對派的影響。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階段”時，確實走了一着險棋。這招險棋就是全民公決。事實證明，這招棋走錯了。

1987年年中，波蘭統一工人黨提出“改革的第二階段”的口號。為了爭取社會的同意和顯示改革政策的公開性，並把黨的主張變成全民的意志，波蘭統一工人黨決定就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問題舉行全民公決。當局試圖借鑑1946年全民公決的經驗，卻忽視了今昔社會情緒的變化。規定了公決的高門檻，贊成票必須超過有權投票人的半數，而不是實際投票人的半數。1987年11月20日舉行公決。由於團結工會號召“抵制公決”，結果這次公決出乎意料地失敗了。醖釀半年之久的關於價格體制的“根本改革”和“一步到位”的設想立即夭折。這是執政當局的“一次失誤”。

這次公決的失敗，為波蘭軍管後局勢的相對穩定時期畫上了句號。

徐：在軍管後的相對穩定時期，波蘭的經濟形勢如何，是否有好轉和發展？

劉：取消軍管後，雅魯澤爾斯基説過“危險的局勢遠未扭轉”，我認為這一論斷就包括他對波蘭經濟形勢的認識。7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導致政治危機。軍管及其後數年，波蘭的經濟形勢沒有出現根本的好轉，仍然存在着三個老大難問題。

[8]第8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8)

首先，經濟陷於長期的停滯，缺乏發展的活力和動力。1980年至1981年的經濟危機使波蘭經濟大倒退。1983年後雖然開始逐漸走出低谷，但回升速度極其緩慢，到1988年，創造的國民收入只接近危機前1978年的99.3%。其次，長期形成的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的短缺局面始終扭轉不過來。市場商品匱乏，供應緊張，物價連年上漲，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1987年通膨率為26%，1988年上升到60%。再次，是難以忍受的債務負擔壓得波蘭喘不過氣來。從1971年到1987年，波蘭總共借入自由外匯債務475億美元，同一時期歸還債務本息506億美元，債務餘額仍有392億美元。1981年底，由於西方對波蘭實行經濟制裁，波蘭不能借入新債，但負債額卻因利息轉為本金和美元貶值而年年增加，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間，債務要以每年33億美元的速度自行增多。雅魯澤爾斯基説，波蘭經濟酷似一位久病卧牀的患者，需要的是輸血，而不是抽血，但償還外債本息正像是抽掉病人身上的血液一樣。

面對災難性的經濟形勢和尚未理順的民心，1987年底全民公決失利後，波蘭統一工人黨推行的經濟改革陷入了前進有險阻，後退無出路的困境。

徐：1987年全民公決失利後，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政策取向如何？既然是後退無出路，又怎樣去克服前進中的險阻呢？在這之後波蘭形勢發生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是以何種形式實現的？

劉：毫無疑問，公決的失利促使波蘭統一工人黨進一步反思軍管以來的成敗得失。但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政策尚未立即發生變化，仍決心冒着風險推行“第二階段改革”，只是把“一步到位”改為“三年到位”，並於1988年2月出台了所謂的新的價格改革方案。

此次提價是實行“戰時狀態”以來的第七次提價。社會的最初反應並不強烈，但未過多久，在四五月之交和八九月之交，接連爆發了兩次工潮。

這兩次工潮一開始就暴露出鮮明的政治色彩，罷工工人不僅提出經濟要求，而且提出了工會多元化，恢復團結工會，釋放政治犯等政治要求，其中“團結工會合法化”成為一切要求的核心。這兩次工潮，打破了軍管以來持續七年之久的相對的社會平靜，打亂了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二階段改革的部署，並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改革路線提出了新的挑戰。朝野兩大勢力僵持的局面不復存在。

這兩次工潮，又恰恰發生在1989年議會大選之前，因此，第一，如何應對工潮的挑戰，第二，如何應對即將舉行的議會大選，便成為波蘭統一工人黨面臨的緊迫問題。波蘭統一工人黨不能不把如何處理同團結工會和政治反對派的關係問題，再次擺在政治生活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並試圖通過政治改革來尋找出路。波蘭形勢隨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劇變化。

這裏我想強調的是：變化，始於黨內；黨內，始於中央。

從1988年6月的七中全會到1989年1月的十中全會，波蘭統一工人黨用了半年左右的時間，從指導思想上改變了對團結工會的看法和態度，並在組織領導上做了與之相適應的人事安排。

[9]第9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9)

徐：半年左右的時間開了四次中央全會，這是很特別的。請您講講波蘭統一工人黨這四次中央全會的情況。

劉：好。1988年6月13日至14日波黨舉行七中全會，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代表政治局在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舉行圓桌會議的主張。雅魯澤爾斯基説，波蘭統一工人黨希望建立“最廣泛的聯合陣線”，“同尚未參加民族復興愛國運動的，但準備參加改革和諒解事業的集團協同行動”，因此，“同現有的和正在創建的各個協會的代表舉行圓桌會議是合理的”。為了貫徹新的主張，七中全會對中央領導班子做了一次大手術，它涉及政治局和書記處十位成員的升降和調動，其中拉科夫斯基的東山再起十分引人注目。人們認為，拉科夫斯基是波蘭統一工人黨新主張的出謀劃策人。七中全會標誌着波蘭統一工人黨政策調整和變化的開始。

在此期間，在波蘭的政治詞彙中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概念——“建設性的反對派”。據《人民論壇報》解釋，所謂建設性的反對派就是“制度內部的反對派”，他們“反對政府或政府在某一問題上的決策，但他們同時又贊成社會主義”。與建設性的反對派不同，還有一種“極端主義反對派”，他們是“具有反制度傾向的反對派”，他們“以秘密或公開的方式進行非法活動，其目的是掌握國家政權和改變制度”。與建設性的反對派一詞相聯繫，“納入論”和“放棄説”也應運而生。就是説，對待建設性的反對派，執政黨的政策是把他們“納入”社會主義制度的軌道，為此目的，執政黨將主動“放棄”對權力的壟斷。

1988年8月27日，波黨舉行八中全會。雅魯澤爾斯基強調必須轉變態度和走和解之路。他説，“我們的問題既不能通過罷工的武器，也不能通過高壓的手段去解決。……在波蘭的歷史上，兄弟之間相互爭鬥的現象出現過不止一次，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漸漸地並肩站在一起。現在大概是該走這條路的時候了”。雅魯澤爾斯基指出，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只有一條界限是不可越逾的，這就是波蘭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八中全會發展了七中全會的思想，進一步明確了舉行圓桌會議的主張，表示不排除瓦文薩參加圓桌會議的可能性，並授權政治局委員、內務部長基什查克同瓦文薩會晤，商談有關圓桌會議的籌備事宜。顯然，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把七中全會開始的政策調整和變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徐：八中全會説“不排除”瓦文薩，可瓦文薩本人同意參加圓桌會議嗎？

劉：早在八中全會前夕，當局曾請教會人士作為中間人同瓦文薩接觸，試探瓦文薩對舉行圓桌會議的看法和條件。瓦文薩的最初反應是，第一，準備開始進行無條件的，不限題目的會談；第二，強調衝突雙方都應該對教會代表參加會談感興趣；第三，要求團結工會合法化，並認為這是今後一切政治行動的關鍵問題。

[10]第10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0)

徐：為什麼瓦文薩要提出教會代表參加圓桌會議這一問題？

劉：我們説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朝野兩大勢力的對抗，這只是對波蘭政局的簡明的概括。實際上在這兩大勢力之間還存在着第三勢力，這就是波蘭羅馬天主教教會。他表面上標榜不參與政治，遊離於兩大勢力之間，實際上則偏袒和支持團結工會。波蘭統一工人黨七中全會後，波蘭羅馬天主教的主教們即在明山修道院舉行集會並發表公開信，強烈要求“必須放棄威嚇和武力，必須把對話作為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基礎”，要求政府允許建立獨立的工會。所以，瓦文薩強調衝突雙方都應該對教會代表參加會談感興趣，實際上就是給團結工會這方力量增加砝碼。

徐：據瞭解，當時波黨內部在團結工會究竟屬於哪種類型的反對派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並無一致的認識，而且隨着時間推移，觀點分歧和對立日益顯著。有關團結工會能否合法化問題，一時間成為黨內上上下下爭論的焦點和社會矚目的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全會上是怎樣統一思想的？

劉：自七中全會後，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就努力統一黨內的思想認識，但收效甚微。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又分兩階段舉行十中會議，採取強硬的手法壓制不同的意見。

十中全會前夕，波蘭政治生活中發生三件大事，顯示出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這兩大對立勢力之間攻守態勢的進一步的變化。第一件事，1988年9月，更換政府總理。新任命的總理拉科夫斯基是黨內著名的自由派。他主張吸收反對派人士入閣，組成聯合政府，但遭到反對派的拒絕。為了表示誠意，他還專門在政府中為反對派留下了包括副總理在內的四個職務。前任總理的提前“辭職”和新任總理邀請反對派一道組閣之被拒絕，是波蘭統一工人黨轉入退守的標誌。

第二件事。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後，基什查克同瓦文薩圍繞着圓桌會議的籌備問題舉行了四次會晤，但始終不能確定圓桌會議開會日期，雙方談判擱淺。其真正原因，與其説是團結工會方面提出過高的要價，莫如説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對團結工會合法化問題意見分歧和對立。

第三件事。恰恰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中全會開會前兩天，瓦文薩宣佈，在他的領導下成立了有128名知識分子、專家和工會領導人蔘加的公民委員會。西方評論説，“這是波蘭的‘影子內閣’，它使當局亂了手腳”。在公民委員會成立會議上，瓦文薩表示，除非當局願意正式承認團結工會，否則不同政府會談。

徐：團結工會真是採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勢。據説，雅魯澤爾斯基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中全會上的開幕詞，是一篇情緒激動的為波蘭統一工人黨政策進行自我辯護的講話。

劉：是這樣的。1988年12月20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中全會正是在外有團結工會重兵壓境，內有黨內意見分歧的險惡情況下，拉開了帷幕。雅魯澤爾斯基首先致開幕詞，他情緒激動地説：“有人説，黨投降了，正在同敵人談判，搞機會主義，缺乏原則性。也有人指責説，黨妨礙改革的進展，抱着過時的公式和教條，推行‘新斯大林主義的殘餘’。”“我在這裏明確地表示，我們絕不拿制度的原則去換取取消派的無聊的‘飾物’。我們將堅決擯棄一切過時的東西，繼續進行改革，……我們將剷除斯大林主義殘餘。促進民族和解的事業，目前正處於十分重要的轉折階段。……有人指責我‘實施戰時狀態’，也有人説我‘倡議召開圓桌會議’，我最近在議會説過，如果1981年12月13日不實施戰時狀態，如果這些年不搞革新的話，那麼在今天就不會有意義深遠的求實的對話。在危急情況下通過採取非常手段來拯救國家（指戰時狀態）和今天通過謀求和解來鞏固國家（指圓桌會議），兩者不僅不矛盾，而且是有利於波蘭的安定和發展的、彼此和諧的、符合邏輯的思想和行動。”雅魯澤爾斯基的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在黨內，甚至不限於黨內，存在着嚴重的分歧和尖鋭的鬥爭。有人在指責雅魯澤爾斯基“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雅魯澤爾斯基拒絕這種指責，同時承認“黨內出現了反常的危險的矛盾”，舉行十中全會的目的“正是為了解決這些矛盾”。

[11]第11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1)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奧熱霍夫斯基代表政治局在十中全會上作了題為《黨的改革——革新和改革戰略取得成功的條件》的報告，闡述了政治局提交給十中全會的有關黨的改革問題提綱的核心思想。奧熱霍夫斯基宣佈，為了大膽尋求促進改革的途徑和形式，“在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中，除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社會目標和波蘭國家利益的基本目標之外，其他任何東西今天都不是最終的和不可觸動的”。這就是改革的界限。從政治局的提綱和奧熱霍夫斯基的報告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的思想脈絡：為了尋找社會主義在現代的理想形式及其實施途徑和手段，波蘭決心走改革之路，決心擴大民族和解面，同教會和反對派謀求“歷史性的大妥協”。

十中全會的第一階段會議決定，在組織問題上再做一次大手術，前總理梅斯內爾等九名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離開了中央領導機構。

十中全會第一階段會議一結束，波蘭統一工人黨各省市組織立即舉行總結會議，討論政治局關於黨的改革問題的提綱。雅魯澤爾斯基等人分頭深入地方，參加會議，解答問題，目的是説服全黨按十中全會的思想統一行動。

1989年1月16日，十中全會第二階段會議開始。

奧熱霍夫斯基作了《關於就政治局提綱進行協商情況》的報告。他説，有近50萬黨員和預備黨員以及5萬多黨外人士參加協商討論。在一些問題上，廣大黨員幹部的看法接近一致，而在關鍵問題上，即關於團結工會合法化問題，大家看法分歧，“人們普遍表示擔心”。儘管如此，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的結論仍然是，“解決工會多元化的時機已經成熟”。

在奧熱霍夫斯基報告之前，雅魯澤爾斯基首先講了話，他用懇切的詞句呼籲“妥協”與“和解”。希望團結工會“對過去的所作所為進行反思，並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強調“和解，不應理解為誰輸誰贏，和解是一個機會，對於波蘭來説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大家都應珍惜這個機會”。

徐：雅魯澤爾斯基是這樣説的，可中央委員們是否也是這樣想的呢？堅持反對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的中央委員對雅魯澤爾斯基的這一提法肯定會有激烈的反應。

劉：事實表明，會場內的中央委員們對這個“大好的機會”確實各有各的理解，一場圍繞着團結工會合法化問題而進行的空前激烈的爭論出現了，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十中全會原定的議事日程也被打亂了。到了17日下午，會議非但不能準時結束，反而改為秘密進行。針對討論中明顯出現的兩派對立和僵持，雅魯澤爾斯基採取了“信任投票”的做法，聲明要辭去黨的第一書記和國務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拉科夫斯基總理、基什查克內務部長、西維茨基國防部長聲援雅魯澤爾斯基，也提出辭去黨政職務。面對這種辭職威脅，中央委員會中壓倒多數的人在秘密會議上向雅魯澤爾斯基投了信任票。

[12]第12節：訪談中國前駐波蘭大使劉彥順(12)

突如其來的信任投票，避免了一場黨內領導危機，使十中全會熾烈氣氛冷卻下來，持續17個小時的爭論到18日凌晨3時才告一段落。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事先準備好的決議在全會上得以通過，波蘭統一工人黨完成了從1988年6月七中全會開始的政策調整和變化。

十中全會的第一項決議，勾畫出波蘭統一工人黨對政治和經濟體制繼續改革以及党進行自身改革的藍圖。強調波蘭統一工人黨致力於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形式，堅決清除斯大林主義時期形成的官僚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和經濟管理體制的殘餘；主張建立以議會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公民社會為基礎的社會政治制度，實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制衡；發展與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的三黨聯盟，擴大民族和解，建立廣泛的贊成改革的聯盟；並將有意識地放棄以黨代政的做法，為承認憲法並在憲法範圍內從事活動的反對派提供議會席位。決議還指出，波蘭統一工人黨將改進黨內的工作機制和形式，將把全黨公決、選舉和競爭、橫向聯繫等機制引進黨內生活。

十中全會的第二項決議即《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的立場》，為禁止七年之久的團結工會恢復活動開了綠燈，打破了圓桌會議籌備工作的僵局，掃清了通往圓桌會議的道路。儘管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對雅魯澤爾斯基等四人投了信任票，但反對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的中央委員仍然大有人在，據透露，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央委員對此項決議投了反對票。

徐：可否説十中全會的決議之所以得到通過，是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採取了壓服方法的結果？黨內外和社會上的反應如何？

劉：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這樣説的。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未能做到説服全黨，而是把政策的調整變化強加給全黨。這種情況從合法的工會——全波工協，和非法的工會——團結工會的不同反應中就可以看到。兩者的反應截然不同，前者反對，後者歡迎，態度對立，涇渭分明。

1989年1月26日，全波工協在華沙召開理事會，對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公開表示不滿。説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中全會置工協於既成事實面前，工協對這項決定引起的後果將不承擔責任。全波工協主席苗多維奇説他自己好像“幹了一件不光彩的事，現在人家對我説，你可以走開了”。工協的幹部説，“我們受騙了”。顯然，十中全會的決議不僅使全波工協主席苗多維奇本人，而且使全波工協的許多基層骨幹產生了一種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失落感。

與全波工協相反，七年來一直處於非法地位的、從事地下活動的團結工會，對十中全會的立場表示滿意和歡迎，並開出了自己的要價。瓦文薩高興地表示要利用機會，他對記者説，“對方伸出了手，我們也應伸出手來回答。我們註定要達成諒解。和睦能促進建設，不和則導致破壞。我們必須仍然是自由和自治的。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組織。如果這一切是可能的話，那麼妥協當然也是可能的”。“政治多元化現在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我們希望1989年的波蘭人將更聰明，將很好地利用這一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