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波蘭前總理米萊爾先生_風聞

對話波蘭前總理米萊爾先生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作者：李向前

2007年5月，我訪問波蘭。在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參贊魏向陽的熱誠安排下，見到了原波蘭總理米萊爾。米萊爾先生61歲，面頰紅潤，體格健碩。特別是他那已經有些歇頂、但泛着智慧光芒的大頭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米萊爾1969年加入波蘭統一工人黨。在黨內幾經升遷，後來當選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年後，他曾出任波蘭政府總理，是波蘭有名的政治家。我和我的同事，就蘇聯東歐發生劇變的歷史，同他進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談話。

我們的談話圍繞着設計好的幾個問題進行。其中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後幾年在波蘭出現的軍管和圓桌會議。

米萊爾先生是這樣回答我們的：目前社會上對軍管的好壞評價不一。觀點基本是肯定否定各佔一半。我本人認為軍管是必要的。因為軍管可以避免蘇聯和華約方面的干預。勃列日涅夫已經決定干預，其程度比當年對布達佩斯的干預還要激烈。軍管中當然要有許多人員傷亡，但不軍管傷亡可能更多，經濟也會遭到破壞。波蘭那時非常困難。團結工會剛誕生時僅是一個工人運動的團體，後來發展為政黨性質的組織，準備奪取政權。由於它搞了一系列罷工，導致商店裏商品短缺，波蘭經濟面臨崩潰。而軍管制止了這種崩潰局面，也擺脱了外部可能的干預。波蘭局勢通過軍管走向了正常。

米萊爾接着説，為什麼前面宣佈實行軍管，而後來卻出現了圓桌會議？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黨內對改革發生意見分歧。一派人主張改革，另一派卻是保守的。一派認為必須實行市場經濟，不然不能適應競爭。要培植公民社會，要把權利下放到地方。但在另一方面，團結工會的力量不斷壯大，逐漸發展到可以同執政者平等對話的程度，以至到了再不能實行軍管的無可奈何的地步。

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已在實行改革。到1989年，即使波蘭再發生什麼事，蘇聯也已經不可能像勃列日涅夫時代那樣來干預了。波蘭只能尋找自己的方法擺脱困境，而不能指望別人來做什麼。在這樣的情形下，圓桌會議才召開了。這是史無前例的。電視播放了圓桌會議，執政者同反對派平等對話，雙方商定走出危機。1989年6月4日進行了選舉。這次選舉使反對派進入了議會。參議院中99%的席位為反對勢力佔據。而在眾議院中還是實行黨派的議席分配。統一工人黨及衞星黨即農民黨和民主黨開始還佔多數，後來農民黨和民主黨倒向團結工會，統一工人黨便成為少數。以後形勢發展的速度遠超過協議所設定的速度。一年半後，提前舉行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通過了一系列實行市場經濟和建立議會民主制度的法案。

現在執政的法律公正黨對上述事件持完全否定態度，認為圓桌會議是一個背叛。他們説，共產黨已經到了那麼虛弱的狀態，應通過軍事手段一下奪取政權，而不應談判。而左翼黨認為圓桌會議是史無前例的、沒有流血的、以和平方式實現社會的急劇變革。我個人認為，圓桌會議是17年轉軌的動力。

我問米萊爾先生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波蘭統一工人黨喪失執政地位問題。因為有人説，波黨喪失執政地位，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這是真實的嗎？另外，波蘭的國家轉軌，是怎樣一種情況。米萊爾告訴我們説：社會民主黨與原先的統一工人黨不是一回事。社會民主黨完全是一個新黨。因為統一工人黨在最後一次全會上，合理合法地終結了自己。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已不是原來的純粹政黨活動了，而是在議會民主的更寬鬆的政治環境下的活動。社會民主黨內有原來工人黨的黨員。我本人曾經是統一工人黨的政治局委員，也是社會民主黨的總書記。兩個黨的綱領完全不同。確切地説，它更像一個西方民主社會里的政黨。

過去，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地位是由憲法保障的。可實行了議會民主制度以後，憲法保障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體制下，黨的執政地位不能由憲法來保證，只能由民主來決定。隨着社會主義體制在波蘭的終止，統一工人黨就完全不能存在了。波蘭統一工人黨過去在體制上，是一個斯大林式的政黨。劇變當中，波黨上下一致認為，這個黨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米萊爾説，回想八十年代，那時誰也沒有預見到蘇聯社會主義會解體，預見蘇共會垮台。社會主義制度既然已經死亡，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就消亡了。八十年代發生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就像在兩百年中發生一樣，誰都無法預見。在圓桌會議上達成的席位分配格局，本來應該維持四年。這時統一工人黨和農民黨、民主黨還佔多數。可在兩個月內，農民黨和民主黨就倒向了團結工會。統一工人黨成了少數黨，團結工會成了提條件的黨，出現了團結工會的政府。團結工會合法化後，一百萬波黨黨員投向了團結工會。佔少數席位的黨的決定權就喪失了。

關於轉軌，米萊爾先生説，目前，社會民主黨主要向右翼發展，但從趨勢上慢慢會向左翼轉。這個過程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民主黨面臨的問題是歐洲性的。主要是對市場的干預度問題。如何把市場的高效和公正結合起來。西方國家的民主黨也面臨這樣的問題。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較量已經失敗。這麼大一個黨的垮台，就説明了問題。是讓自重壓跨了，誰也不願維護它。這是一種制度性的結果。黨內曾有不少人看到了西方的高效率和民主化的程度，提出應適應西方體制。國家的發展取決於市場化和公民化程度。

米萊爾先生説，私有化在波蘭是有基礎的。劇變前，雖然工業的主要部門為國有，由國家控制，但農村基本是私有為主。雖然也有一些國營農場，但更多的是私有土地。農村有很多小型私人的作坊。過去鮮花、水果的生產，都由小農進行。私有制的存在使體制過渡變得容易了。轉軌後，很多公民對私有制是熟悉的。從八十年代初開始，波蘭開始改革。允許海外波蘭人回國投資大型企業。私有經濟在國家經濟中一直佔較大的比重。公民很容易融入市場經濟，所以轉軌容易得多。

米萊爾又説到，他和一些專家都認為，中國模式不是誰都能模仿和照搬的。波蘭是統一的民族和宗教國家。而中國是多民族多語言和多宗教的國家。中國的多元國家模式，使得人們希望有一箇中央政權來控制。而波蘭統一的民族國家卻希望擺脱集權的控制。比如上海居民收入很高，很富有，它要建立一個小國家不是更好嗎？但這不可能，中央不會允許。因此中國需要中央的控制。但在波蘭，各地區幾乎沒有差別，因此在波蘭更需要自由，而不是中央控制。

不知為什麼，米萊爾先生在回答我們相當沉重的問題時，卻顯得很輕鬆。軍管、圓桌會議、喪失執政地位、轉軌，這些在我們看來都是命運關天的大事，可米萊爾相當輕鬆地就解答了它們。這迫使我們不得不問他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失去了政權以後，是否可以回望一下社會主義的波蘭，到底留下了什麼遺產。對此，米萊爾先生略微思考了一下説：關於社會主義的遺產，我首先要説，是人民的素質得到極大的提高和教育的飛速發展。在波蘭文盲已被掃除了。同時，波蘭國界也是穩定安全的。原來波蘭有三個鄰國，即東部的蘇聯，南部的捷克和西部的東德。現在你看，我們周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聯沒有了，變成了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還有立陶宛。南部變成了兩個國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面則統一為一個德國。儘管經歷這麼大的變化，波蘭卻還是統一的。體制發生了改變，國界卻沒有變化。還有，波蘭的對外關係也還是繼承了社會主義時期的做法。

可能是“遺產”問題觸動了米萊爾，他突然説到了卡廷森林案。他説，卡廷森林案對波蘭黨和蘇聯黨的關係產生了很大影響。案件成為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沉重歷史負擔。在很大程度上，人們不信任我們也仇恨蘇聯，都同這個案件有關。案件使公民們和社會認識到，波蘭社會主義政黨的確存在很多缺陷。

關於當前波蘭正面對什麼樣的難題這個話題，米萊爾説，波蘭左翼政黨現在面對的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公民政治的自由。波蘭現在有一種傾向，是犧牲民主自由來加強國家集權。但事實上，國家集權已經極大地存在了。公民是弱小的。波蘭政黨的左翼應當關心民眾的權利。第二，經濟活動的更加自由化。市場自由消除了官僚體制，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服務。第三，政教分離的社會自由。在波蘭，教會是具有引導社會走向的力量。但從信仰上説，它不應該成為這樣一種力量。在婦女地位、少數民族權利的問題上，在立法問題上，教會總是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説到此，米萊爾説了一件有關他個人生活中的“趣事”。這件事説明，在波蘭，宗教影響巨大。它不但左右政治，也深入社會思想、傳統禮數和生活行為。米萊爾回憶説：我出生在一個宗教背景濃厚的家庭。因為我是共產黨員，結婚時只進行了世俗婚禮，沒有舉行教堂儀式。結果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不承認我和妻子是合法婚姻。婚後，他們不願意讓我和妻子在一起。後來我和妻子説，我們還是舉行一個宗教結婚儀式吧。聽到這個消息，我的母親甚至激動地哭了。米萊爾説，在波蘭，這是經常出現的事情。但作為社會主義者，我是主張不信教的。在統一工人黨執政時期，大家對宗教持比較寬鬆的態度。儘管波蘭黨正式對外説，我們不相信上帝，但黨員去教堂也沒有任何限制。統一工人黨從來不在宗教問題上做文章。

但是，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從米萊爾先生這個非常“私人”的故事中想到，1979年6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對故土波蘭進行了一次訪問。他除了做彌撒和講經，也説了一些別的話。從那時起，團結工會即應聲而起。西方政界一般將教皇的訪問，看作是“共產黨政權終結”的開始。可見，在相當程度上，宗教在波蘭乃至在許多國家，並不是像米萊爾先生所講的，只是“一個傳統或儀式，而不是信仰”。

同米萊爾先生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坦白地説，此刻我們心情並不輕鬆。雖然，談話帶給了我們很多信息，也有政治角度的分析。但對波蘭發生的劇變，我們還是疑團多多。除去那些一般的、顯性的原因外，更深層的東西在哪裏？難道社會主義的遺產，就那麼一點點嗎？

波蘭是個有悠久工人運動歷史的國家。波蘭的工會運動，甚至早於蘇聯。在二戰中，波蘭作為被納粹最先侵佔的國家，人民遭到殺戮，財富蒙受巨大損失。1945年，在蘇聯紅軍和盟軍大反攻的關鍵時刻，華沙人民曾經舉行英勇的起義。戰後，波蘭統一工人黨成為執政黨。一度，波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是相當出色的。特別是，波蘭出現過最早和最有理論建樹的改革理論家，如布魯斯等。他們的改革理論，曾經深入地影響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思路。然而，波蘭又是典型的被“和平演變”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統一工人黨在社會建設、經濟模式和政治運作等方面，出現了一系列錯誤，最終導致在同“團結工會”反反覆覆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失去了執政地位，丟掉了社會主義。當然，在米萊爾等劇變當事人看來，波蘭的政治變革可能並非壞事，但在社會主義的實踐意義上觀察，波蘭事變至少提供了可以長久研究的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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