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教授一夕談（訪學東歐系列）_風聞

彼德斯教授一夕談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作者：李向前

赫爾穆特·彼德斯（HELMUT PETERS），原東德社會科學院中國問題研究中心負責人，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德國統一社會黨高級幹部。對這位“中國通”，我到德國後即有所耳聞，和他見面，自然放到了我的計劃之內。但直到9月下旬，我才有機會造訪他在柏林東南的住所。不想，這一夕談竟使我們成了忘年交。

按照德國人的習慣，每年7、8、9月，是休假的月份。大多數德國人，屆時會同家人一起，或國外或遠足，離開喧囂的城市，到外面休息一段時間。因此，在這三個月裏，一般很難安排會面。作為中國人，我初時不太理解德國人的這種“雷打不動”，為什麼非要大熱天的往外跑呢？後來，聽説過去民主德國“限制公民出國旅遊”的政策，曾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彈，甚至成為東德失敗的原因之一，我更是昏昏然。可時間久了，我漸漸“適應”了他們的這種習慣。我想，這大約是歐洲現代化的一種生活標準，他們過慣了。

大約在2007年9月初，彼德斯教授從老同事們那裏得知，有個留學柏林的中國學者，正在研究東德和統一社會黨問題。對此他頗感有趣，於是，便給我發來電子郵件，相約見面聊聊。在我，這當然求之不得。9月26日一早，我便乘車出發，由公交換地鐵，再地鐵而公交，終於找到了教授的家。

與所有原東德高級幹部的住所一樣，教授的家不大，是一排平層住宅中的一小套。儘管面積有限，但房間佈置幽雅，高大的書櫥背牆而立，滿屋都是書卷氣。

在把我帶去的一大束鮮花插進花瓶之後，教授斟上兩小杯咖啡，我們面對面地坐在書房的圓形茶几邊，開始了教授所説的“聊聊”。

教授開宗明義，一上來就説了兩句非常有概括意義的話：中國是那麼大的國家，有很多事情是前人沒有做過的；目前，資本主義也還在發展，還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接着，教授開始談他對民主德國、東歐社會主義和蘇聯失敗的看法。教授是這麼説的：黨的宣言固然非常重要，但更多的是要看黨的實際情況。我們的黨有絕對的權力。我們做了很多錯事，但還是説我們沒有錯，好像我們總是掌握着絕對真理。這是從斯大林開始的。黨有絕對的權力，這很不對。是個很大的錯誤。黨內會有許多的不同認識，應該一步一步地展開討論，而不應該誰的權力大，誰就掌握真理。第一書記是絕對真理，第二書記是相對真理。黨內缺乏民主。我們其實有很好的制度，但沒有很好的加以運用。比如，我們的總書記昂納克當時所説的話就被當作絕對真理。別人要反對，就會被開除出黨。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社會主義對社會有很大的推動力，這是不能否定的。比如我們的合作社，有很大的作用。現在德國的很多設施還是我們搞合作社時留下來的。南斯拉夫人就問過我，你們怎麼組織合作社？因為他們都是個體的。

教授接着分析到：東歐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很多。其實，我們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裏還是比較好的，還有捷克也不錯。列寧一開始實行共產主義的方法，但後來他改變了，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如果要談蘇聯東歐國家的失敗，主要原因還是國內的，這就是與社會主義模式有關，主要是超越了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沒有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化精髓，就像列寧説的，沒有這個基礎，就建不成社會主義。在不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上層建築，不能建立起民主體制。還有一個是，我們黨還有其他的共產黨，從結構上説都是一樣的，是一個權力金字塔，很穩固的等級制度。馬克思當時不是這樣設計的。我們黨最高的領導層是所謂核心，下面的黨員沒有什麼權力。就是一把手説了算，而且越來越嚴重。你們國家有的學者説，這叫“斷裂的社會”。

教授接着從體制機制的角度，用馬克思的一些基本觀點對現實社會主義進行了剖析。他説，馬克思、盧森堡他們都對社會主義説了很多的東西，但他們是在他們自己生活的條件下説的。現在條件變化了，很複雜。但我認為，黨的金字塔的結構不行。應該允許全體黨員在共同的立場來討論面對的問題，不能只由兩三個人説了算，這樣不行。黨的機關只是一個服務的機構，而不是權力機關。只有一兩個人的思想不行。實際上黨內沒有民主，是同一個黨所存在的社會經濟發展前提有關係的。蘇聯的問題並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如果沒有斯大林，別人也會這麼做。因此還是一個社會前提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前提不充分發展的反映。上層建築和黨的情況都取決於這個前提。過去我們對這個前提問題不大明白。我們要一步一步地建設這個前提。最後，我們黨就會改變這種狀況。

教授説：説到蘇聯的十月革命。當時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都反對列寧，説社會條件不成熟，不應該進行革命。而列寧堅持，既然無產階級有了奪取政權的機會，為什麼不利用起來呢？可以用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權力，用政權的力量來發展社會前提。列寧後來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在我看來，列寧是對的。因為他看出了問題，他承認了錯誤，因此他是偉大的。

教授又回到民主德國同西方的競爭上面。他説，西德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已經開始發展起來。我們當時提出要超過資本主義，超過西德，提出離共產主義還有300天，結果很快就不提了，失敗了。當時主觀主義很多。1957年、1958年時我們還向你們中國學習。當時我們提出儘快結束過渡時期。但後來我們發現，如果合作化進行得太快，農民也就是那些富裕的農民將大批地跑到西德去。這是1961年我們不同意你們在萊比錫農業展覽會上大肆宣傳人民公社的原因。你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

教授坦白地指出，東德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知識分子不好。昂納克根本沒有同知識分子們談過話。他自己雖然學習很努力，但沒有理論素養。東德生產的小麪包應該賣10分錢，但他命令賣5分錢，要給西德看看，我們是如何地發展。當時把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關係搞亂了。1960年也就是赫魯曉夫大搞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們還是有些自己的想法的。當時的總書記烏布利希保留了他自己的意見。因為我們隨時都要同西德進行對照。我們比他們情況要差，怎麼到共產主義呢？烏布利希認為社會主義還是很長的階段。他考慮了企業的經濟效益問題，從而發展出一個新的模式，同蘇聯的不一樣。我們在資源上對蘇聯有很強的依賴性。後來，昂納克得到蘇聯的支持，把烏布利希搞掉了。柏林牆建立起來後，東德穩定了一段。生活好起來了。但當時已越來越明顯地感到西德的社會生活高過我們。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問題就比較嚴重了。有經濟問題，也有黨和羣眾的關係問題。

教授認為，在經濟發展越來越糟的情況下，東德黨的狀況還不是很壞，還有很多人支持昂納克。但到了1990年，我們有150萬黨員一下子離開了黨。這説明什麼？説明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越來越少。老的黨員越來越少，那些想往上爬的黨員越來越多。工人中的黨員也是如此。老一代受過剝削的工人逐漸不在了，而新一代工人同老工人不一樣，很多人通過入黨來獲得利益。這同黨的金字塔結構模式有關係，因為黨有權力。1989年5月中央有一次會議。一個地區的黨的一把手對昂納克表態，説我們這個地區的黨員完全支持你。難道他不明白當時的情況嗎？如果一個黨的幹部不説真話，那就壞了，越來越危險。黨的領導人也不一樣了。原來在烏布利希時代，他同普通黨員沒有什麼距離。可以直接找你談話。我那時為組織支援西德工人的罷工，還直接找到他要捐款。他當場掏出50馬克給我。但到了昂納克時代，已經完全沒有這種情況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了。

教授説，關於建立柏林牆的目的，可以簡單地説一句話，就是試圖通過這樣一個東西來暫時解決某些問題，但最後結局不行。根本的還是要解決自己的社會體制問題，解決黨自己的組織結構問題，解決黨同老百姓的關係問題，黨和法治的關係問題。要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這不是建一道牆所能辦到的。柏林牆建起來之後還有一段好的發展，但最終還是不行。可以説，在建牆的那個時候，我們社會、我們黨內部的問題已經出現了。比如國家所有制同人民的關係怎麼樣？那個時候已經異化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工人階級中老一代人已經逐漸沒有了，新一代的工人階級覺悟比較低。生產組織得不好，計劃完不成，又不修改。整個的情況不行。所以牆不能最終解決問題。

因為是“中國通”，教授不僅對中國情況十分關注，而且相當瞭解，甚至在為中國的一些問題擔憂。但他的總體評價仍然是客觀的。他對我説，不能否定，你們的進步是很大的，包括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當然全變了。你們國家的國際影響也越來越大，但你們付出的代價也很大。所謂付出的代價，就是容忍貧富的差別。在今天的中國，貧富差別無疑是擴大了。當然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東部的人在道德方面也會出現變化。教授告誡説，應該在發展中解決人們的道德問題，解決資本主義影響問題。比如你們的太空技術非常先進，但在教育方面卻要多收費。説到這裏，教授似乎要做一個總結，於是我聽到了許多原德國統一社會黨老幹部們常説的那句特別真誠的話：在我所認識的共產主義者們當中，都對你們抱很大的希望。希望你們能穩定。你們是社會主義成功的證明。

對於世界社會主義的走向問題，教授做了這樣的解答：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的走向問題，比較複雜。德國共產黨有自己的傳統。從十九世紀以來，就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在你們中國也是如此，原來受共產國際的影響。比如在你們的大革命時期，陳獨秀下台也是來自共產國際的影響。斯大林認為，中國已經有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可以不斷革命達到成功。而像鮑羅廷這些人比較實際。他們認為中國很落後，比沙俄時期還要落後，大約處在中世紀的水平。無論你們的黨，還是蘇聯和我們的統一社會黨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都在評價自己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上存在問題，都是從政治性出發，而不是從經濟前提出發。比如在我們民德，説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不可逆轉的。但現在證明這是錯的。主要還是對發展的前提認識不夠。社會的文化基礎到底怎麼樣？比如黨和法的關係怎麼樣？沒有文化基礎，這些問題都解決不了。還是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我們的社會處在怎樣的發展水平上。教授説，我問過你們社科院的同志，在中國到底怎麼解釋社會主義？這位中國學者回答説：是共產黨領導。顯然這太簡單了。教授説，跟我的黨員同志們反覆説過，主要的不是看説什麼，而要看中國在做什麼，才能判斷它的社會主義性質。

教授的話使我深有觸動。自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敗亡、世界範圍內的冷戰也似乎隨之終結以來，特別是，當中國走上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之路時，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判別社會主義的爭辯，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們中間，便無時不已。在我接觸的原德國統一社會黨的老幹部中，有很多人既讚揚中國的改革，欣羨中國取得的成就，又擔憂中國出現的貧富差距、社會公正等問題。他們大多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研究當今中國的所有制成分和比例，從一些公佈出來的統計數字中，推斷自己的看法。的確，要使這些德國的老共產黨人透徹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確看待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由特殊國情所引申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有着一定困難。除非，他們能深入近代中國歷史和懂得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發展，否則，對起話來，總有一層隔膜。但我認為，彼德斯教授還是點到了問題的根本，這就是，在落後的經濟基礎之上，憑着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主觀意志，是建立不起真正社會主義的。

談話接近尾聲，我本想莊重地感謝教授一下並告辭，不想，教授這時卻隨意講起另一個我感興趣的故事。教授説，在1968年至1975年他任職民德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時，奧托·布勞恩，也就是在中國非常著名的李德，曾在他領導下工作。教授説，李德多次同他回憶起在中國工作的情況。李德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到中國。在離開蘇聯前，得知王明對斯大林説，中國的革命形勢很好，蘇維埃根據地很壯大。但李德到了上海，在仔細研究了中國的革命形勢和紅色根據地的狀況後，否定了王明的這個説法。他向共產國際如實彙報説，中國的蘇維埃根據地沒有那麼大、那麼多，形勢也很嚴峻。事實上，李德是第一個實事求是地評價中國革命的人。李德曾坦白地回憶，那時在他的思想裏，蘇聯是最重要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利益。他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爭，不應該把蘇聯捲進來，兩者要分開。如果把蘇聯捲進來，那對蘇聯將很危險。教授説，李德這是針對你們黨內當時希望轉向北方背靠蘇聯戰略提出的觀點。從共產國際的立場説，李德也似乎有他充分的道理。教授的介紹，使我多了一層對歷史的感悟。其實，我們習慣於從自己立場出發思考問題。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對稱的情況下，容易比較單向度地研究歷史現象。如果我們瞭解了李德上述這樣一個出發點，那對他當時如此固執地處理根據地政治軍事問題，就會多了一個解。好在共產國際的歷史檔案，正大量被譯成中文出版，許多歷史真相都逐漸顯露出來，這對李德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歷史的研究，必然是個很大的推進。教授告訴我，李德人很聰明，工作極其認真負責。他一直工作到七十多歲才退休。他去世時，統一社會黨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出席了葬禮，規格很高。大家都為這樣一個老革命家的離去表示真誠哀悼。

到了和教授告別的時候。我們像所有一見如故的老朋友那樣，依依惜別。後來，我們十分頻繁地通過互聯網書寫信件，交換看法。北京奧運會期間，彼德斯教授來信表示最誠摯的祝賀。當然，他也不斷地要我提供最新的中國經濟發展數字，以充實他對中國的研究。前不久，他的一部關於中國革命的書出版了，據説引起了德國左翼人士的熱烈討論。

祝福彼德斯教授，祝福我在德國結識的這位老共產黨人。